史料学研究的经典杰作[1]

——读《史料五讲》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收集丰富的史料是揭示历史真相的第一前提。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教授撰写的《史料五讲》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版的具有标志性的史学著作，我读后感触良多，启发极大。此书的出版无疑会对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和历史学教学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

齐世荣教授的《史料五讲》以讲稿的形式出现，以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为切入点，层次清晰，分析精到，举例论证恰当充分。正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综论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这两类文字史料，内容主要包括看待官书和私记的史料价值的三种观点，以及史学大师陈垣、陈寅恪对史料的认识与运用；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主要讲述日记、私人信函、回忆录类私人文件和小说的史料价值，并对文字类主要史料的优长、级别分类都有极其深刻的评述。附录部分虽是单写的两篇文章，但内容都与史料有关。该书的鲜明特点就是：正文和附录的各个部分分可独立为文，合则成系统严密的整体。

《史料五讲》以一流学者对史料的认识与看法作为论述的起点，对各位学者从自身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进行具体的点评，话虽不多，但语语中的，发人深省。例如，齐先生对万斯同、邓之诚重视实录、正史的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比较系统地汇集了大量的史料”[2]，但对其所坚持的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以朱棣三次重修《明实录》、“清列朝《实录》，直至光绪间犹修改不已”等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3]，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很有说服力。又如，他对梁启超重视账簿、小说之类的材料评价很高，说其“很有见解”，但针对其把“半通不通之笔记”与《史记》、《汉书》等同看待，则斥之为过于偏激。[4]因为在齐先生看来，野史、别史、杂史虽有“不太摆史官的架子，所记较正史为真切，敢于暴露史实的真相”等优点，但也有许多短处。这些短处主要包括：第一，所记有些来自道听途说，而非亲自闻见，不免失实，即使是作者亲历的事，后来回忆时也常有错误；第二，私家记载零散，不如官府文书之有系统；第三，私家记载挟恩怨，流于诬妄；第四，私记同官书一样有吹捧帝王将相的内容，因为作者大都是封建士大夫，他们不可能只揭露而无颂扬。[5]把正史、野史、别史、杂史的特点分析得越具体、越透彻，那么，其书的价值就越大，对读者的教育和指导意义也越明显。

二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本，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就“史料”自身的概念而言，一般仅从理论层面来加以阐述，因此，很容易让人读而无味，无法起到加深影响、传播知识的作用。《史料五讲》的作者显然对一些乏味的理论型作品研究得很透，所以在书写这部著作时以典型的中外名人日记、回忆录、书信所提供的生动、形象的案例来说明史料的优劣短长，让读者不知不觉地把握史料的内涵。应该说，这种书写方式很有新意，也很有效，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齐世荣先生显然是辩证思考问题的大家。他对第一手史料、第二手史料以及考据与历史总体目标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论述，可谓是辩证思维的经典。

我们先来看第一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之间的关系。齐世荣先生认为，一手史料与二手史料的区别是有弹性的。第一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6]官书中有第一手史料，也有第二手史料；私记亦如此。被认为属于第一手史料性质的，有时内中也有第二手史料的成分；被认为属于第二手史料性质的，有时内中也有第一手史料的内容。他以档案、正史、日记、回忆录为例，说档案历来被认为属于第一手史料，实不尽然。有些文件看似是第一手史料，实为第二手史料。正史是著作，一般被看作第二手史料，但正史是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档案、起居注、实录等）写成的，而且这些第一手史料后来大部分业已遗失，故历史研究者就只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它们看作第一手史料。私记中的日记、回忆录讲作者自己的事是第一手史料，讲别人的事，则是第二手史料。还有一种情况，某一材料从一种角度看属于第二手史料，但换一种角度看则变成了第一手史料。

我们再来看考据与历史总体目标之间的关系。齐先生将考据放入整个历史研究中进行考察，认为“考据在史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提供可靠的资料，它在整个研究中占有重要的辅助地位。考据与整个研究的关系，从过程看，是开始阶段（打基础阶段）与终结阶段（完成阶段）的关系；从范围看，是局部与全体的关系；从性质看，是原料（初步成果）与成品的关系”[7]。书中这些辩证的思考不时把读者带入更高的学术境界。

就是书中设定的许多问题，也同样带有辩证的性质。例如，当齐先生在探讨今天的生活经验与认识古代事物的关系时，他提出：“我们既不可能脱离今天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去了解古代，又不应当完全按照今天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去解释古代，那么，介于二者之间的分寸是什么呢？如何能做到对古人的‘真了解’呢？”[8]又如，他提出，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想古人之所想，更不可能有古人的生活经验。但古与今不是绝对割裂而是相通的。在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或多或少积淀着过去时代的东西。正由于此，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古代。[9]对于了解古代的途径，学界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没有标准的答案，但上述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辩证思维的结果，这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人物的评价，齐先生更是慧眼别具，新论迭出，可谓字字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例如，他认为，评价人物，有“盖棺论定”一说，意思是在一个人生命结束以前，我们对他无法做出整体评估，只有到了“盖棺”之时，才能最后定论。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那些大人物，还要在他们‘盖棺’以后，再过一段时间，史学家才能做出比较恰当、公允的评价。这是因为，对历史人物，既要看他和前人相比有什么新的贡献（或相反开了历史倒车），还要看他在当代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在‘盖棺’之时就可以立刻‘论定’的。”[10]这一观点显然是和历史辩证法相一致的。它的提出对于人们更为全面和科学地使用史料帮助很大。

三

齐世荣先生对陈垣、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怀有特别的敬意，对他们的学术风格也了如指掌。在《史料五讲》中处处可以看到齐先生对“南北两陈”史学思想的由衷赞赏。

陈垣先生是学术大师，被毛泽东称为“我们国家的国宝”。在史料问题上，陈垣先生提倡“搜集材料应力求完备，竭泽而渔”，而且身体力行，把史学研究尽量做到极致。齐先生认为：“陈垣对于他所研究的问题，在史料搜寻上确实是‘竭泽而渔’，掌握材料的丰富，少有人能与之相比。”[11]他举例说，陈垣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引证各类文献多达二百一二十种，《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征引书目也多达一百七十余种，其崇敬之情无以言表。

陈寅恪先生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也是学术大师。在史料运用方面，陈寅恪先生的原则，一是尽可能扩充领域，二是取材详备，宁详勿略。陈寅恪的著作史料宏富。“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方法的成功实践，更使其成就斐然。齐先生认为，“以诗证史”的方法不自陈氏始。其前人可追溯到黄宗羲，同时代人有刘师培和邓之诚。但陈寅恪的贡献则在于把这种方法系统化、完善化。[12]据齐先生统计，陈寅恪晚年耗尽心血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共引用了约六百种材料，包括正史、野史、年谱、志书、笔记小说和诗词戏曲文集。[13]齐先生认为，《柳如是别传》一书把诗文证史的方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14]

齐世荣先生多处提及陈垣、陈寅恪先生，固然与他敬重两位先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确实从两位先生的学术中找到了合理使用史料、合理解释史料的原则和办法。这种原则和办法经过齐先生的总结、解释和说明，都变成了极其生动的案例，从而使《史料五讲》的内容更显丰满，更具活力。

众所周知，史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它既是历史认识的基础，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详尽而又透彻地把握史料固然很难，但通过合理的方法解读史料更是一件不易的事。齐先生的《史料五讲》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史料的重要途径，可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教科书。

[1] 与陈凤姑合写。

[2] 齐世荣：《史料五讲》，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 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5～6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 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9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 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10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 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20～21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 齐世荣：《史料五讲》，21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 齐世荣：《史料五讲》，195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9] 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19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0] 齐世荣：《史料五讲》，190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1] 齐世荣：《史料五讲》，25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2] 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27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3] 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28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 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28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