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与心脏》这本书，以文章的标题作为著作的名称，这很贴合柳田国男在序文中提到的，即本书的动机之一是为了纪念。开篇的同名文章，既是柳田在这一领域的开拓之作，也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与尝试，终于确立具有独自特色的民俗学理论的宣言。而这个题目的意义，具体而言，当然是指开篇的文章中提到的“镜饼”重叠中高的状态及饭团子的三角形，是模仿了人类心脏的形状这一假说。而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认为以这篇文章为发端，由以后陆续成文的若干小篇汇集起来的本书，是柳田试图通过可见的“食物”，来理解日本人的“心脏”——潜藏着的心意、信仰——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伴随着柳田在民俗学各个领域的工作，从这个意义来说，本书绝非只是一本研究食物的书籍，而是柳田民俗学在饮食文化中的具体体现。

那么从这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柳田民俗学的哪些特色呢？

首先，是其对生活中各种细节的关注、敏感与学问使命感的结合。前者或许是诗人的强项，在告别诗坛之前，柳田曾是日本新体诗的先驱之一。而后者则是自大学起贯穿柳田一生的特色。有学者认为，柳田从文学青年变为农政官僚是第一次挫折，从农政官僚转向民俗学是第二次挫折。柳田的人生轨迹确实经历了这几个阶段，但我的理解稍稍积极一些，我认为不管是挫折下的无奈也好，或是本人主动的选择也好，柳田通过放弃文学或是政策的形式，终于在他自己塑造出的民俗学这个形式中，获得了最大的自由。无论是作为文学者的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对感情细微之处的体谅、对历史的想象力，还是作为农政官僚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生活的务实态度，都在其民俗学中获得了表现的空间。柳田关注的对象，永远是极为普通的，普通到几乎没有人会特意留意，而他要论述的问题，则永远是极为宏大的，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感受到数百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历史的脉搏。

其次，柳田的理论性文章慷慨激昂、洋洋洒洒，也许大家从开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有所感受，而一旦进入具体论述，其行文又是极为细腻的。几乎所有的论述文章，都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日本全国各地的事例。与后来一些省略了材料具体出处的文章不同，在主要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民俗学体系确立过程中及确立之初的本书的文章中，几乎所有的事例均标明了具体的出处，其中既有历史文献、笔记俳谐，也有地方志、方言集、乡土杂志、学者著述，还有一部分直接由其弟子或是地方学者提供，当然也包括柳田本人的亲身经历。从中可以看出，每一个看似细小的问题，从注意到其意义，到收集相关资料（应该是都制成了卡片），直至最后成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绝非灵机一动便能一挥而就的。而柳田对收集新资料（文中称“采集”）的强调，也正是出于其对既有材料几乎已经毫无遗漏的把握，但依然觉得不敷使用的实际体验。

再次，柳田民俗学的核心方法，是对民俗词汇，及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的相互关联的理解。在柳田的心目中，各地方言中除了明显的口音问题，其他都应该称之为“民俗词汇”，这是理解民俗现象意义的重要指标。而各地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日本全国的分布状态，成为追溯历史变迁的重要线索。就这一意义而言，每一个事例，都伴随着具体的场所，在柳田心目中的日本地图上占据一个点，无数这样的点的汇集成为有时间维度的变化过程。文中那些也许令读者觉得有些烦琐的某地、某郡、某村的说明，实际是柳田在读者面前一个点一个点地描绘在他心中已经被描绘过多次的图景。当然，这些图景并不完美，还留有许多空白，一些文章在文末号召读者加入，或是以附录的形式加以补充，也正显示了柳田对自己的学说还处于验证阶段的认识。对这种方法的优劣，自然可以探讨，但从本书的各篇文章中，相信大家可以充分体会到柳田的这种思路和方法。

柳田希望以民俗词汇为索引，来体系化地把握日本的民俗。从民俗学体系基本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初起，柳田以自己长期积累的民俗词汇卡片为基础，出版了若干《（习俗）语汇》集，尤其在1935年全国性的民俗学组织“民间传承会”成立后更为集中。1940年在本书出版之后，由于战争的各方面影响，柳田的民俗著作的出版受到较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综合民俗语汇》（1955年，平凡社）等优先出版，本书在序文中提到的《饮食习俗语汇》，实际上直到柳田逝去十多年后才得以问世。其他民俗著作的出版信息如下：

1932年，《山林语汇》，大日本山林会（1935年同《续篇》）。

1935年，《产育习俗语汇》，爱育会。

1937年，《分类农村语汇》，信浓教育会，《婚姻习俗语汇》《葬送习俗语汇》，民间传承会。

1938年，《禁忌习俗语汇》，国学院大学方言研究会，《服装习俗语汇》《分类渔村语汇》，民间传承会。

1939年，《岁时习俗语汇》，《居住习俗语汇》，民间传承会。

1941年，《分类山村语汇》，信浓教育会。

1943年，《族制语汇》，日本法理研究会。

最后，柳田民俗学的最终关心在于人的内心，也许可以称之为“集体心性”，而这往往是与信仰问题紧密相连的。柳田谈到生活，最重要的一对概念是“晴（hare）”和“亵（ke）”，通俗一点说是“非日常”与“日常”，不仅在时间层面上存在这一对立和相互转换，在空间层面上亦是如此，而“晴”的状态本身就含有浓厚的信仰意义。二者中，柳田所关心的无疑更倾向于前者。究其原因，一来就材料而言，在民俗现象所保存的前代信息中，这一方面的内容较多；二来柳田认为精神方面是核心，是长时期的缓慢变化，而日常的生活状态属于表层，是短时期的较快变化，理解过去与今天的接点，以及展望未来时，当然应该立足于长时期的核心。柳田民俗学重视信仰层面，是诸多论者都注意到的事实，而柳田并非以信仰为终极目标，在信仰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具有终极意义的“幸福感”的问题。本书中的《米之力》《幸福之木》中都涉及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正因为与幸福相关，信仰问题才如此受柳田的重视。

当然，柳田民俗学的特点还有其他一些，但在理解本书的内容和意义上，上面这几点也许更为重要。具体到本书的内容，相信各位读者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评价，在此就不一一展开叙述我个人的理解了。但本人出于对学术史的兴趣，觉得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本书的各章在出版时经过了重新编排，从提出问题的《食物与心脏》，以及承接“饼”及“米”问题的《米之力》《生死与食物——写在采集记录之前》，到《关于“mono morai”》至《幸福之木》的个别研究，《“田作”与“mana祝”》《“noshi”的起源——日本的folklore》关于海产品与“精进”关系的论述，最后是宏观展望的《食制研究》。但如果按照文章发表或完成的顺序，应该如下：

1932年1月，《食物与心脏》（《信浓教育》）

1933年7月，《生死与食物——写在采集记录之前》（《旅行与传说》“诞生与葬礼特辑”）

1935年6月，《关于“mono morai”》（《旅行与传说》，1940年1月附记）

1935年11月，《“午饷”与“间食”》（《高志路》，1940年1月附记）

1936年1月，《“饼naorai”》（《一桥新闻》）

1936年1月，《食制研究》（《旅行与传说》“食制研究特辑”）

1936年3月，《“酒mori”“盐mori”》（《口承文艺》）

1936年6月，《关于“身上饼”》（未发表，1940年1月附记）

1937年1月，《幸福之木》（《东京朝日新闻》）

1937年2月，《“田作”与“mana祝”》（《近畿民俗》）

1937年4月，《“tobi”之饼、“tobi”之米》（《旅行与传说》）

1938年11月，《“noshi”的起源——日本的folklore》（《因伯民谈》）

1940年2月，《序文》（未发表）

1940年3月，《米之力》（《新女苑》）

从文章撰写的时期，可以看出，本文收录的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柳田民俗学理论体系逐步形成的阶段，大约执笔于1931—1933年，提出了从民俗学角度研究饮食文化的基本思路和方向（2篇）：《食物与心脏》《生死与食物——写在采集记录之前》。

第二阶段，是柳田民俗学理论及组织体系建立的初期，大约执笔于1935—1937年，这一段时间对这一问题有较为集中的论述（9篇），形成了主要的结论。尤其是最后的《“noshi”的起源——日本的folklore》，充分利用了《生死与食物——写在采集记录之前》《关于“mono morai”》《“田作”与“mana祝”》等各篇的结论，又有着发展至后面《米之力》的内容，是有着承上启下意义的。

第三阶段，是准备出版本书的阶段，执笔于1940年年初，包括回应《食物与心脏》一篇中提出的关于私有财产及自由处分问题的《关于“身上饼”》，通过“力饼”“力饭”“力米”论述米具有的精神层面力量的《米之力》，本书序文等3篇文章，以及对早期文章《关于“mono morai”》和《“午饷”与“间食”》的2篇附记，充分体现了本书作为总结的定位。

而从发表文章的媒体来看，基本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是中央民俗杂志《旅行与传说》，在本书中共有4篇文章发表于该杂志，时间分别为1933、1935、1936、1937年，其中包括两个特辑，结合上面对研究阶段的分析，可以认为该杂志是柳田论述食文化的核心阵地。该杂志创刊于1928年，1944年停刊，其情况及对于日本民俗学发展的意义，本人在其他论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是地方民俗杂志，本书中也有4篇，分别是长野（《信浓教育》）1932年、新潟（《高志路》）1935年、大阪及神户（《近畿民俗》）1937年、鸟取（《因伯民谈》）1938年。日本民俗学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存在大量地方民俗研究者（组织）及杂志，柳田也特别注意鼓励、调动、指引其重视的问题及发展的方向。

第三是报纸及大众杂志，如《一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新女苑》等，这是柳田民俗学面对民俗学之外一般民众的重要窗口。报纸上的文章，注重选题新颖，贴近读者，言简意赅；杂志上的文章，则注重整体性，一般选择较为宏观的论述方式。

也许无论是研究阶段，还是柳田民俗学的媒体环境及柳田的具体利用方式，都可以作为理解柳田民俗学乃至日本民俗学发展史的重要课题。

当然，柳田的论述中也有并不精确的地方，比如他对汉字背后的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因而文中排斥中国影响或是突出与中国的差异时，多少有些为排斥而排斥的意味，也许反而因此失去了另一条接近历史的路径。这一条路径对柳田民俗学的假想能够有着怎样的修正或批评，关涉较大，本人在此也没有展开论述的积累和准备，但也许是今后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本人虽然学习日语多年，也曾长期留学，以日本文化、日本民俗学为专业，但本书的翻译，依然无论在语言上还是专业上，都对我提出了诸多挑战，我也因此有了深入体会柳田学问之种种细节的机会，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千辛万苦，但也受益良多。如果关心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或是日本文化的诸位读者，也能从本书得到某种收获，则实是译者之幸！最后，希望借此机会，感谢一直关心和支持本书翻译工作的我的导师福田亚细男教授，感谢促成本书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尤其宋旭景编辑。本书翻译中的不周不确，责任均在本人，也希望诸位方家能够不吝赐教！

王京

2017年9月17日于海淀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