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其意实与今日备受思想史家推崇的英国语言哲学家简·奥斯汀（John Austin）的“以词行事”（to do things with words）理论脉络相贯，而后者正是概念史研究的理论源头之一。何谓“正名”？《庄子·逍遥游》曰：“名者，实之宾也。”而“实”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名相所指涉的“语义”——按照结构主义的看法，它主要从语词的结构关系中产生，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任意的”；二是名相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它更多地取决于语言结构之外的政治、社会、文化等特定历史因素。“正名”即通过对“名”“实”对应关系的调整，以维护或推动一个理想社会秩序的形成，显然主要是在“意义”这一层次上发生的。

不过，《庄子》所言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由王国维提了出来。1905年，王氏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称中国人长于“实践”而短于“抽象”，乃“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的表现。由于缺乏抽象能力，“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何则？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114]

这段话可以对应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多个主题：新器日出对于汉语的压力（参看第一章）、汉语是否适合进行抽象的思辨（参看第六章），等等。不过，我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是为了凸显名实关系的另一面。具体来说，除了庄子注意到的“实至名归”之外，名实之间还有“实依名存”的一面。这样，“正名”就不只是一个使“名”趋于“实”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通过发明新的名相以唤起和创造一种新事物的过程。

本章讨论的中国近代标准语的两次“正名”过程，就同时包含了这两层意义：表面上看起来，“国语”和“普通话”似乎都是旧语汇，实则全是新发明。它们的提出，不仅是要追随时代变革的脚步，更是要召唤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现实。这两次“正名”活动和政治思想的波动、政治权力的更迭密不可分，表达了命名者和使用者各不相同的“经验、预期和行动”目标。这首先体现在从“官话”概念向“国语”概念的过渡中：前者是对前近代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既成经验的概括，后者则不仅是对现状的描绘，更是对未来的预期——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当然，这同时也是“普通话”一词的使用者们所欲达成的目标。不过，他们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与“国语”的使用者产生了分歧：这个统一的现代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不同阶级、地区、民族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最重要的是，要达成这一理想，应依赖哪种力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普通话”被从“国语”的近义词中挑选出来，承担起批判并超越“国语”的功能，就是要承载左翼人士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思考。至于他们的答案，则既受到不同层次的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和语言理论）的影响，也和不同时代变动着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普通话”的含义实可以新政权的建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颇有不同）。

如前所述，“官话”“国语”与“普通话”在“语义”上虽有一些微妙差异，但都指向一个大致相似的内涵，基本可被视为同义词或近义词。单就语言学本身讲，“正名”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理由。毕竟，一个语汇经过些许修改，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得以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正名”的理由只能从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中寻找。这种“意义”很可能主要只是象征性的，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更不能因此忽视它们产生的实质性后果。

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历史和传统，也是标准语“正名”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在早期的语言统一思潮中，朝野双方都沿用了“官话”一词，这不能简单地看作他们把性质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一方面和这些词汇之间的语义相似性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时人有意无意地感知到甚而强调了中国的现代与传统的连续性（尽管其时趋新之风已盛）——用前引史密斯的话说，就是在“族群”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民族”。这一特点也被“国语”的提倡者们继承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把从“官话”向“国语”的转换看作自然而然的过渡，只有少数人试图在“国语”与“官话”之间划出（并不清晰的）界线。在这个意义上，“国语”对“官话”的取代，犹如一次政权的“禅让”。

从“国语”向“普通话”的转变过程，则要复杂一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化人竭力强调二者的歧异，将它们放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以“普通话”取代“国语”，不啻发动了一场“革命”；而这一态度还影响到了他们对“官话”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官方对“国语”的批判力度在表面已经弱化，但实际只是权宜性的容忍，“国语”最终无法逃脱被淘汰的命运。与此同时，官方对“官话”的态度却得到了明显缓和，甚至欲以“普通话”直承“官话”之后。盖此时的“官话”已经足够遥远，经过了时间的“消毒”，焕发出别样的历史光芒；“国语”却因距离太近，“以紫乱朱”的危险尚未消失，必须予以隔离。不过，这同样是临时性的。时过境迁，“国语”作为标准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地位还是获得了认可。由此，现代中国再次被放回一个绵延久远的“记忆传统”基座上。

通过“正名”，人们可以发动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也可以缝合由此带来的历史裂纹。正是通过类似的一次又一次的“言语行为”，那个“成文的”“标准的”，同时也是线性的国族叙事被不断修改，又不断成形——尽管言说并非塑造历史的唯一方式。

[1] 凌远征：《新语文建设史话》，4～2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34页。此外，亦可参见王理嘉：《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载《语文建设》1999年第6期，22～25页；林焘：《从官话、国语到普通话》，载《语文建设》1998年第10期，6～8页。

[2] 市川勘、小松岚：《百年华语》，1～2页（篇页）。近年的讨论参见丁安仪、郭英剑、赵云龙：《应该怎样称呼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从英汉对比看“汉语”、“普通话”、“国语”与“华语”等概念的使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96～102页。

[3] 转引自伊安·汉普歇尔-蒙克：《引论：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见《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 在既存成果中，与本章主题最为接近的是白莎（Elisabeth Kaske）：《官话、白话和国语——20世纪中国“国语”概念的出现》，见朗宓榭（Michael Lackner）、费南山（Natascha Vittinghoff）主编：《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上册，李永胜、李增田译，271～30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不过，她没有讨论从“国语”到“普通话”的改变，而且在“官话”和“国语”的变化方面，她的关注点仍然放在二者的连续性上。

[5]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请定国语标准推行注音字母提案》，1917年10月1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770页。

[6] 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3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 钱玄同：《文字学音篇》，见《钱玄同文集》第5卷，8页。

[8] 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145页。

[9] 钱穆：《论语新解》，180～18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0] 缪钺：《周代之“雅言”》，见《缪钺全集》第2卷，20页。

[11] 梅维恒认为，《论语》中的“雅言”一词，“顶多不过是一种标准读书音”（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王继红、顾满林译，见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389页），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只有这样理解，与“《诗》、《书》、执礼”的语境才是吻合的。

[12] 吕叔湘：《文言和白话》，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84页。

[13] 不过，为了表述方便起见，本章有时也在功能的层次上，粗略地将“官话”称为“标准语”，下文不再一一说明。

[14] 陈辉：《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话之嬗变——以语音为中心》，269～27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5]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55、53页。

[16] 这方面，陆费逵的一段回忆可以提供一个有趣的事例。他自言其家人乃至仆人，籍贯不同，经历不同，使用的方言亦不同：“我家的说话，可算得国语标本了。然而家中公用的言语，没有经过标准的审订。故这一句是北方语，那一句是南方语，这一句是北京话，那一句是上海话，发音更不相同了。”（陆费逵：《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见《陆费逵教育论著选》，199页。）按：陆费逵此处所云“国语”，实际上就是“官话”（也可以理解为“中国语”），而他所说的“标准的审订”，就是本章所谓“国语”和“官话”的一个重大区别。

[18] 关于“标准音”和“正音”的区别，张玉来已经明确提出，详论参见张玉来：《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问题》，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29页。陈辉提出：“‘正音’、‘官话’和‘读书音’三者是同义词”，而官话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口语音”，多受“各自乡音”的影响，“形成各地的官话发音特色，即‘蓝青官话’”。他引用董建交的博士论文说：“明代官话的口语没有想到语言学意义上的标准音。”（陈辉：《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话之嬗变——以语音为中心》，271～272页。）如是，则官方公布的所谓“官话标准”乃是“读书”所用，而在口头上确如钱玄同所言，并无一个明确标准。当然，这也不能理解为前人毫不注重口头语言（包括发音）的问题，比如，平田昌司就关注到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世家大族人士在这方面郑重其事的态度。（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5～26页。）不过，这些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例证，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更普遍的规范。

[19]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1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7册，28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1] 俞正燮：《癸巳存稿》，见《俞正燮全集》第2册，369～370页。

[22] 汪晖甚至据此提出：“以语音为中心的运动并不仅仅是现代民族主义的特产，而且也是帝国时代的遗存。”[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部，1494页（作为附录）。]

[23] 平田昌司举出一些例子，揭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文教时使用或教授“官语”“官音”的情形。（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46～247页。）不过，这些政策的施行范围有限，且所谓“官语”和“官话”是不是同一概念，还值得再做推敲；而其中有关“官音”的材料，明显是针对“字音”的。总之，这些例子绝不能代表时人已经具有明确的统一口头语言的意识。

[24] 孙锵鸣：《谕孙诒泽书》，见《孙锵鸣集》上册，303、304、307页。

[2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七日（1902年11月6日），588页。

[26] 胡明扬：《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见《语言学论文选》，159、1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7] 佚名：《国语教育讲演稿》，1935年2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档案，档案号：J2-3-00302。

[28] 佚名：《论统一国语之方法》，载《大公报》，1910年11月30日，第6页。

[29] 赵元任：《国语统一中方言对比的各方面》，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39页。

[30] 一般认为，1913年所定的国音标准乃是南北混杂的产物，叶宝奎则云其仍属明清官话音系列。（叶宝奎：《民初国音的回顾与反思》，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44～50页。）但即使如此，赵元任所言也是成立的。

[31] 沈步洲：《言语学概论》，173页。

[32] 朱自清日记，1944年4月3日，见《朱自清全集》第10卷，28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33]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12～14页。

[34] 黎锦熙：《国语文学史代序——致张陈卿、李时、张希贤书》，见《胡适文集》第8册，16页。

[3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1036页。

[36] 梅维恒认为，这个词是受到印度“方国之语”的概念启发而产生的。（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见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383～386、392页。）不过，他并没有举出直接而坚实的证据。实际上，为何近代之前的“国语”一词总是和非汉人政权联系在一起，还值得进一步考察。

[37]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395页。

[38] 温锡田：《国语广播讲义》，载《国语周刊》第194期，1935年6月15日，2页。

[39] 在这个意义上，村田雄二郎将这两种“国语”放在同一个进程中考察（Murata Yujiro，“The Late Qing ‘National Language’ Issue and Monolingual Systems：Focusing on Political Diplomac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49，No.3，2016，pp.108-125），恐怕是有问题的。

[40] 《乡试笑柄汇志》，载《大公报》，1903年10月19日，第4页。

[41] 据说钱玄同直到1913年还认为“国语”不成名词（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43页），但这显属特例。

[42] 佚名：《教育普及自划一语言始》，载《大公报》，1909年9月30日，第2张第1版。

[43] 《学部分年筹备事宜清单》，载《申报》，1909年5月3日，第4张第2版。

[44] 吴稚晖：《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56页。

[45] 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17页。

[46] 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250～252页。不过，把“官话”当作“官”话，却也是长期流行的见解。胡以鲁就说：“吾国向所称为北京官话者，官吏用语，非公共语也。官与民隔，官话不及于民。”（胡以鲁：《国语学草创》，97页。）他是读音统一会的会员，此言似是直接针对前引王照的话而发（参看第三章、第七章）。直到近年，意大利学者马西尼还说，官话是“官员使用的口语”；英国史家彼得·伯克更将其归入“行政语言”（administrative idioms）之列。（分别参见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2页；Peter Burke，“Introduction”，in Peter Burke and Roy Porter eds.，Language and Jargons：Contributions to a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p.8.）按：西人将“官话”误解为官吏用语，大概源自明末耶稣会士。（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248～249页。）

[47] 《学部改订筹备教育之纲要》，载《申报》，1911年2月13日，第1张第4版。

[48] 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113～1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9] 张洵如（魏建功）：《“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国语问题小丛书”第一种），台北现代周刊社印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301。

[50] 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见《胡适文集》第2册，165页。

[51] 钱玄同：《给黎劭西的信》，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376页。

[52] 刘儒编著：《国语教学法讲义》，4～6页。

[53] 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4页。

[54] 乐嗣炳：《国语概论》，12页，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间不详。

[55] 芳：《读书问答·〈民众教育〉》，载《进修》第3卷第13、14期合刊，1934年，43页。又如《安徽省筹备国语统一会推广国语办法草案》（日期不详，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省公署档案，档案号JC23-1-30820）称：“如小学教员，即非教授国语者，亦以能用普通话为宜。”

[56]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成立纪事》，载《晨报副刊》，1924年2月12日，第4版。

[57] 振德：《交大来的消息》，载《智慧》第19期，1947年，19页。

[58]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38页。

[59] 聂绀弩：《“国语运动史纲”》，见《语言·文字·思想》，116、118～120页。这在其时的左翼人士中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毛泽东（1893—1976）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亦有同样的评论：五四运动“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而这显然是不够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7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但洪长泰已经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说的“平民”，主要指农民，“而不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1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60] 何容：《再论“官僚的所谓国语”》，载《国语周刊》第61期，1932年11月19日，2页。

[61] 瞿文发表后，茅盾以“止敬”的笔名提出，上海工人的“通用语”呈现出“上海土白化”的趋势。故“即使在一地的新兴阶级有其‘普通话’，而在全国却没有”。[止敬（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115～11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对此，瞿秋白的回答是：这并不能否定普通话的存在，“只是证明全国范围的普通话”还处在“初步的阶段”而已。（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49页。）

[62] 魏猛克：《普通话与“大众语”》，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57～58页（类页）。

[63] 鲁迅：《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8卷，214～215页。

[64] 也有人完全接受瞿秋白的观点，如任白戈：《“大众语”底建设问题》，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100页（类页）。

[65] 编者：《答覆几个问题》，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9月24日、10月12日，均在第6版。

[66] 郑伯奇：《大众语和普通话》，载《新语林》第5期，1934年10月5日，10～11页。

[67] 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2～3页（类页）。

[68] 鲁迅：《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8卷，218页。

[69]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92页。

[70] 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34～35页。

[71] 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8页。

[72] 刘大白：《文字学概论》，1～2页，上海，大江书铺，1933。

[73] 姚华：《翻切今纽六论》，见《弗堂类稿》，242页。

[74] 国人：《国音国语的讨论》，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6月17日，第4张第1版。

[75] 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见《胡愈之文集》第2卷，39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标点略有改动。

[76] 其时对苏联民族政策加以肯定的并不止左翼文化人，接近国民政府的胡政之（1889—1949）就在1937年6月30日为范长江（1909—1970）《塞上行》所写的序里说：“我们非常羡慕苏俄能大胆地将国内无数不同的民族解放开来，为之发扬其固有的文化，钻研其神秘的史迹，充分重视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又能巧妙地拿主义思想把他们熔成一片，这实在非中国历代对少数弱小民族威慑羁縻的方法所可望其项背。”（胡政之：《〈塞上行〉序》，见《胡政之文集》下册，113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7] 陈达：《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1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8] E.萧（E.Sjao）：《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焦风译，载《国际每日文选》第12期，1933年，9页。

[79] 杨慧已注意到，瞿秋白的说法与列宁（1870—1924）对“国语”的否定有关，并将其与“无产阶级联邦制”的国家构想联系起来。（杨慧：《“口语”乌托邦与国家想象——论瞿秋白的汉字批判与国语批判》，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94、96页。）不过，他批评瞿秋白“机械地把中国的方言当作前苏联的民族语言来看待”，则是不公平的，瞿氏的论述中实已包括了对“民族语言”的思考。另外，瞿秋白在嘲笑国语运动以北平音为标准音时又说：“学院主义派的学者，他们尽管跟着旗人笑，大多数的普通人还是仍旧说他们的‘蓝青官话’。”（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29页。）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段话里实际蕴含着另一种歧视。

[80] 胡绳：《文学创作上的用语——大众语：方言：拉丁化》，载《清华周刊》第42卷第9、10期合刊，1934年，6页。

[81] 应人：《读了〈我对于拉丁化的意见〉之后》，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75页。

[82] 不过，在一个问题上他的见解和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者通常的主张有一定的距离（但并不矛盾）。他认可了汉语的标准语地位，强调这不是“单靠政治力的优越”所能造成的，而“蒙古人满洲人曾经统治中国好几百年，结果反为汉语所同化，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施効人：《方言写作与国语统一（上）》，载《现代教学丛刊》第4期，1948年，37页。）

[83] 教育部公函，1939年1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0。

[84]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会议记录》，具体时间不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85] 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编：《中华新韵》，144页。

[86] 黎锦熙：《发刊辞》，载《国语周刊》第1期，1931年9月5日，1页。在此文中，黎氏声言，《国语周刊》“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里头几个人们主办的”，故“带有一点儿半官报的性质”。那么，这个定义也带有“半官方”的性质了。

[87] 黎氏1931年何以把朝鲜语和日本语也列入“国语”中，殊难理解。因为这实际已突破了政治“国家”的界限。有可能的是，此说系其受到九一八事变的刺激所做的反弹，借以强调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日本的影响。

[88] 黎锦熙：《基本教育中国语教育的范围和特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7。

[89] 黎锦熙：《国语新文字论》，载北平师大《文史丛刊》第1期抽印本，1949年，1～2页。

[90] 王均：《介绍〈广东人学习国语法〉》，见《王均语言学论文集》，330～3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1] 俞敏：《谈民族标准语问题》，载《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13页。

[92] 刘泽先：《普通话和标准音》，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5期，4页。

[93] 刘进：《谈民族共通语》，载《中国语文》1953年第12期，16页。

[94] 俞敏：《谈民族标准语问题》，载《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13～14页。

[95] T.C.色拉泽尼泽：《语言的分化和统一》，楚图南译述，载《中国语文》1952年第2期，29～30页。

[96] 傅婧、刘璐：《民族与语言——少数民族语文讲话之一》，载《中国语文》1952年第2期，21页。

[97] 曹德和：《恢复“国语”名称的建议为何不被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中的探讨和思考》，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0期，113页。其实，不仅是“国语”，1949年之后，一系列以“国”字开头的名词如“国术”“国医”“国剧”“国学”等都被废止，亦出于同样的考虑。也许不是巧合的是，首次提出这一主张的，也是瞿秋白。他在以“笑峰”为笔名发表的《笑峰乱谈》中，以反讽口吻说道：“这样一回事的昆曲真是‘国曲’，值得和‘国术’、‘国医’……一同保存着！”（瞿秋白：《笑峰乱谈》，载《北斗》第1卷第2期，1931年，80页。笔者是受到前揭杨慧文的提示注意到此文的。）而《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中所收此文，删去了此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字头词语都遭到此命运，“国旗”“国徽”“国歌”等词汇依然存在，而且事实上也有人以此为理由，要求把“普通话”的称呼恢复为“国语”。但颜逸明专门指出：“语言是民族的，汉民族共同语虽然可以作为我国各民族的代表，但民族不等于国家，把‘国语’之‘国’与‘国旗、国徽、国歌’之‘国’等同起来是欠妥的。‘普通话’是普遍通行之话语，既通俗又不会混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岂不更好？”（颜逸明：《“普通话”不必改称‘国语’——答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征询意见信》，见《颜逸明文集》，595页。）这里很明确地将“国”字头的词汇分为对应于“国家”与“民族”（汉民族）的两类，将此问题揭示得非常清楚。

[98] 《中国语文》编辑部：《“国语”和方言问题》，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4期，43页。

[99] 黎锦熙：《从汉语的发展过程说到汉语规范化》，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9期，12页。应该注意的是，早在1919年，黎锦熙已经提出，中国人对言语一科，向来有术无学。“所以国语二字，向来只是左丘明一部书名。辽金元清四代，虽有国语，乃是示别于汉文的名称，其实是契丹语、女真语、蒙文、满文。本国文字，谓之国文；本国语言，谓之国语，都是近年发生的新名词。”（黎锦熙：《国语学讲义》，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虽然根据的是同样的史事，但1919年的文章显然并没有否认“国语”合理性的意思。

[100] 王力：《论汉族标准语》，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6期，13～14页。

[101] 周祖谟：《根据斯大林的学说论汉语标准语和方言问题》，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6期，21页。

[102] 鲍明炜：《略论汉族共通语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6期，5页。

[103] 陈原曾说，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左翼语文工作者奉马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神明”，“都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必定有阶级性”。但他们大多没有读过马尔的原著，而是通过一些二手评介了解马尔的理论的。参见柳凤运、陈原：《对话录：走过的路》，35、37页。

[104] 马叙伦回顾道，马尔的学说在20世纪30年代被传入中国，“正好碰上‘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倡时期，这样就立即为一部分语文工作者应用到文字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马叙伦：《学习斯大林的语言学说》，载《中国语文》1953年第6期，3页。）

[105] B.B.维诺格拉多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彭楚南译，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6期，32页。实际上，斯大林最初是马尔学说的赞赏者，也正是在他的庇护下，马尔才成为苏联语言学界的权威，但后来斯大林又成为其批判者。关于这一段公案，参见罗伊·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斯大林与语言学——苏联学术史的一个片段》，刘显忠编译，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75～81页。更详细的描述，参见M.B.戈尔巴涅夫斯基（M.B.Gorbanevscj）：《世初有道：揭开前苏联尘封50年的往事》，杜桂枝、杨秀杰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

[106] 王力：《论汉族标准语》，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6期，13页。

[107] 《中国语文》编辑部：《学习〈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问题解答（一）》，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6期，19页。

[108]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语言学界长期受到斯大林学说的影响，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傅懋勣于1984年发表的《论十一到十四世纪英国的双语制和诺曼贵族所说的法语是不是阶级语言的问题》（见《傅懋勣先生民族语文论集》，428～441页）。

[109] 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12期，9～10、13页。

[110]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载《中国语文》1956年第1期，6页。

[111] 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288～289页。

[112] 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12期，9～10页。

[113]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载《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第1版。

[114]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静庵文集》，116～11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