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关于国语运动中人物的介绍有不少是通俗作品，此处仅列出一些研究性的著作：王尔敏：《近代科学与民主先驱沈学之短促生命光华》，见《近代经世小儒》，432～45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夏俊霞：《王照与官话合声字母的创行》，载《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93～95页；曹述敬：《钱玄同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6；卢毅：《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载《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71～75页；徐瑞岳编著：《刘半农年谱》，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曹达：《魏建功年谱》，载《文教资料》1996年第5期，3～34页；顾启：《〈魏建功年谱〉早期部分订补》，载《文教资料》2001年第6期，63～69页；詹玮：《吴稚晖与国语运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一些重大史实，如近代“国音”的形成，参见叶宝奎：《民初国音的历史回顾》，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220～232页，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关于读音统一会，参见崔明海：《制定“国音”尝试：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载《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111～115页；吴锦娟：《民初读音统一会与注音字母》，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关于“京国之争”，参见崔明海：《语言观念的变迁：北京语音如何成为近代国语标准音》，载《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96～101页。

[55] 最近的研究有湛晓白：《拼写方言：民国时期汉字拉丁化运动与国语运动之离合》，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1期，164～179页。

[56]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144～2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65～82页。周质平：《晚清改革中的语言乌托邦：从提倡世界语到废灭汉字》，载《二十一世纪》2013年6月号，28～43页。W.K.Cheng，“Enlightenment and Unity：Language Reformism in Late Qing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Vol.35，No.2，2001，pp.469-493.张仲民：《世界语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想象——以刘师培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143～157页。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111～1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部，1134～114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252～2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程巍：《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见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347～40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57] 王风：《晚清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催发的国语思潮》，见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辑，170～186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见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594～616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赵黎明：《五四歌谣方言研究与“国语文学”的民族性诉求——以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的活动为例》，载《学术论坛》2005年第12期，167～171页。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再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吴晓峰：《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袁红涛：《“白话”与“国语”：从国语运动认识文学革命》，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67～71页。桑兵：《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78～90页。蒲丰彦：《寻觅下层民众的书面语言——清末至民国》，鞠霞译，见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编：《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1辑，38～6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朱晓江：《语言与思想：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提出、受抑及转向——以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歧为参照》，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122～135页。

[58] 这方面的成果众多，不再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增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涉及性别、科学等各种新观念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与本书主题最为接近。

[59]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霍利·汉密尔顿-布利克利（Holly Hamilton-Bleakley）：《语言哲学与〈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见A.布雷特（Annable Brett）、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H.H.布利克利：《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22～36页，胡传胜、邵怡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伊安·汉普歇尔-蒙克（Iain Hampsher-Monk）主编：《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0] 事实上，欧洲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者相信，“政治结构（political structures）深植于语言之中”，因而“社会与政治改革最好通过语言改革实现，也只能通过语言改革实现”。参见Richard Marggraf Turley，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Romantic Literatur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p.xv，2.

[61] 较早注意及此的是罗常培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3分，1930年，267～338页。研究在华基督教史的著作，对此问题都多少有所涉及，此处仅列出几部近年的成果：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陈辉：《耶稣会士对汉字的解析与认知》，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77～84页；吴义雄：《〈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137～144页；李奭学：《近代白话文·宗教启蒙·耶稣会传统——试窥贺清泰及其所译〈古新圣经〉的语言问题》，见《明清西学六论》，178～248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关于日本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参见王中江：《中日文化关系的一个侧面——从严译术语到日译术语的转换及其缘由》，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141～154页；李运博：《中日近代词汇的交流——梁启超的作用与影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虾名良亮：《以对宋平子新字的历史定位为中心——关于江南知识分子的日本趣味》，见高柳信夫编著：《中国“近代知识”的生成》，唐利国译，195～2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2] 昝涛在论述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的著作中，从语言和国家统一关系的角度，对凯末尔的语言文字改革和土耳其的“语言民族主义”做了简述。参见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148～149、154～15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63] 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见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27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64]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2页。

[65] 关于日本，参见铃木贞美：《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魏大海译，52～7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关于朝鲜（韩国），参见施恩德（Andre Schmid）：《脱离“中央王国”：1895年到1910年间朝鲜民族主义思想中的中国问题》，见卜正民（Timothy Brook）、施恩德编：《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陈城等译，108～112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Ki-Moon Lee and S.Robert Ramsey，A History of the Korean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Chapter 7，esp.pp.287-292。关于越南，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119～120页。有学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注意到中国和日本的书写系统在历史上的交流互动过程，详见Ivo Smith and Michel Hockx，“Introduction”，in Michel Hockx and Ivo Smiths eds.，Reading East Asian Writing：The Limits of Literary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p.Ⅻ-ⅩⅤⅢ.

[66] 滨下武志：《朝贡和条约——谈判时代的海洋性亚洲和条约口岸网络，1800～1900》，见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实际上，按照葛兆光教授的研究，中日韩三国从17世纪以来就已经“渐行渐远”（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147～148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则19世纪之后这个趋势只是加强了而已。

[67] 引号中的话出自葛兆光：《互为背景与资源——以近代中日韩佛教史为中心》，见《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222～2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8] R.Po-chia Hsia，“The Catholic Mission and Translations in China，1583-1700”，in Peter Burke and R.Po-Chia Hsia eds.，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39-51.

[69]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6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0] 这当然不是现代汉语所特有的现象。用一位英语世界的学者的话说，英格兰的文化“主体”（subject）就是通过“翻译”建立的。参见Liz Oakley-Brown，“Translating the Subject：Ovid’s Metamorphoses in England，1560-7”，in Roger Ellis and Liz Oakley-Brown eds.，Translation and Nation：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pp.48-84.

[71]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44～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引文在第55页。在后来的著作中，刘禾进一步提出“衍指符号”（the super -sign）的概念，详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12～13页。

[72] 在这方面，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已经做了不少记录；早期的情况和有关文献亦可参见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国民政府推行注音符号述略》，北平，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1931。近年值得注意的成果有：于锦恩：《民国注音字母政策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07；黄晓蕾：《注音字母：民国时期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见周庆生主编：《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405～4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实践方面的研究有于锦恩：《试论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汉语拼音的推行》，见张宪文主编：《民国研究》2008年冬季号，89～9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另外，阮桂雅（Christine Nguyen Tri）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教学课本和教育学》（王菊译，见《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讨论了清末学堂中的国语教育情形（第315～316页），阮桂君的《民国时期国语的传播》（载《长江学术》2007 年第 3 期，112～120页）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对国语普及做了探索。

[73] 对国语运动方言观的大体勾勒，参见崔明海：《“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载《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173～179页。关于方言文学，参见王丹、王确：《论20世纪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9期，140～145页。国民政府对粤语电影的管控，最受学者瞩目，如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刘辉译，108～1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李培德：《禁与反禁——1930年代处于沪港夹缝中的粤语电影》，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辑，170～18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范雪：《电影“国语”与三十年代有声片》，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90～104页；吴国坤：《语言、地域、地缘政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泰??电懋的都市喜剧》，见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305～32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4] 郑亚捷：《国语运动视野中的“边疆特殊语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4期，68～75页。于逢春：《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115～135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赵峥：《清末民国时期西康藏区语言文字政策的演变》，载《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101～110页。林士铉：《〈满蒙汉合璧教科书〉与清末蒙古教育改革初探》，载《辅仁历史学报》第32期，2014年3月，123～173页。

[75] 有关台湾，史料集有张博宇编的《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研究论文包括仇志群：《台湾推行国语的历史和现状》，载《台湾研究》1994年第4期，77～82页；黄英哲：《魏建功与光复后台湾国语运动（1946—1948）》，见刘柏林、胡令远编：《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中岛敏夫教授汉学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290～31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鲁国尧：《台湾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和〈国音标准汇编〉》，载《语文研究》2004年第4期，1～8页；马学磊：《语言中的政治：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72～77页；崔明海：《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的开展及其社会影响》，载《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85～97页。近年来也有文章关注到日本在台湾推行“国语”的情形，如陈培丰：《殖民地台湾国语“同化”教育的诞生——伊泽修二关于教化、文明与国体的思考》，载《新史学》第12卷第1期，2001年3月，115～153页。有关广东的情况，参见喻忠恩：《“两广事变”后的广东国语运动》，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66～73页。近些年有些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台湾、广东、北京等地的国语推行情况，质量参差不齐，此处不再著录。

[76] 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与黎锦熙、罗常培书）》，载《国语周刊》第77期，1933年3月18日，1页。

[77] 吴敬恒（吴稚晖）等：《全国国语教育协会缘起》，日期不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4。文件后发起人署名吴敬恒，文中有“锦熙等”的字眼。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一份文件中更简洁地将此四条方针总结为两种“含义”：“统一国语”和“帮助识字”。参见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推行国语教育计划（复中央设计局教育组）》，日期不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85。

[78] 石室：《中国拼音文字运动的意义》，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6月11日，第6版。

[79] 实际上，“国语”一词也有广、狭二义。其广义泛指中国各种语言，特别是汉语；其狭义又有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分别，前者指“标准语”，后者尤指白话文。这些概念之间关系复杂，很容易产生混淆。周作人（1885—1967）曾说，白话一词“可以解作国语，也可以解作方言”；而在另一处又提出：古文实际“也是国语，不过是古人的言语，现在没有人说的罢了”。（周作人：《十堂笔谈》，见《立春以前》，13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国语改造的意见》，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9页。）显然，前一个“国语”是狭义的，后一个“国语”是广义的。吕叔湘（1904—1998）的一段话意思大体相近又微有不同：“文言和白话是两个不很确切而又很有实用的名称。……‘国语’和‘国文’在字面上是显豁得多了，但国文不一定只指文言，白话也不见得等于国语。国语偏重口说的，白话多指笔写的；国语偏于现代的，白话的界限较宽。”（吕叔湘：《文言和白话》，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不过，这些差异通常可随上下文察知，并不影响对文意的掌握。本书使用的“国语”一词则以狭义为主（而且主要限于口头语），偶尔也会涉及其广义。进一步的讨论见第十章。

[80] 不过学界对此也有不同意见。王理嘉就将国语运动的开端定为1903年。（王理嘉：《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载《语文建设》1996年第6期，22页）。颜逸明为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撰“国语运动”词条采用通行说法，而在2005年又提出：“‘国语’运动是在1919年‘五四’白话文运动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但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就基本上停顿了。‘国语’在大陆的推行期不到20年。”（颜逸明：《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国语运动》《“普通话”不必改称“国语”——答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征询意见信》，见《颜逸明文集》，521、59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1] 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将国语运动划分为四期（截至1934年5月），即切音运动时期（1892—1900年）、简字运动时期（1900—1911年）、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1912—1923年）、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期（1924年以后），影响很大，但似过于细碎。此外，倪海曙也从汉语拼音运动史的角度，将之分为四个阶段：切音字运动（清末）、注音字母运动（辛亥革命后）、国语罗马字运动（五四运动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见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写在前面”，1页。

[82] 李宇明曾指出：“切音字”一词有广狭二义，广义即拼音文字，狭义则特指清季所制订的各类方案。（李宇明：《切音字的内涵与外延》，见王铁琨、王奇、沙宗元编：《一生有光——周有光先生百年寿辰纪念文集》，16～33页，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本书所谓“切音字运动”，自是取其狭义；进入民国之后，则统称之为“汉语拼音化运动”。

[83] 关于“语言政策”及其相关概念，参见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张治国译，6～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4]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5] 钱玄同等：《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载《晨报副刊》，1923年9月13日，第1版。

[86] 1928年，北京改名北平，1949年改回北京一名。本书也随时段不同，分别使用这两个名称。不过，在引用史料原文时，本书不加改动。

[87] 本段主要参考凌远征：《新语文建设史话》，8～1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88] 黎锦熙曾将1926—1928年称为国语运动的“蛰伏”期，1928—1931年称为“龙飞”期，而1931年之后则被他称为“龟走”期。不过，他说“龟走”二字取典于“龟兔竞走”，因而这二字未必就是贬义词，至少也带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前回的‘龙飞’，其气象不算坏，但实际也不见得好。此后惟有学‘龟’不学‘兔’，才能使这国语运动史走到光明之路。”在叙述1931—1934年的工作时，他更明言：“最近三年间的国语运动，表面上沉寂得很，骨子里的准备也不见得充分”，但无论如何，“总算是‘推进运动’初步的完成”。（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251、257页。）

[89] 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会务报告》，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84。

[90]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订定推行国语教育方案请讨论案》（文稿），日期不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301。

[91] 吴敬恒（吴稚晖）等：《全国国语教育协会缘起》，日期不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4。

[92] Usojev：《苏联各民族文字拉丁化与汉字书法拉丁化》，冈林译，见文逸编著：《语文论战的现阶段》，280～287页，上海，天马书店，1934。

[9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中国字的拉丁化运动应注意之点》，1938年3月9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47；陕西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陕西省政府档案，档案号：84-2-408；武汉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武汉市政府档案，档案号：18-10-151。吴稚晖：《积极推行注音识字运动期于五年内普及注音识字彻底扫除文盲以宣扬三民主义促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案》，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52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彳亍（疑为桓力行）：《我们要推行国府制定的新文字——“国语罗马字”》（原发表于《东方日报》1938年5月30日第2张第2版《汎香港国语运动特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8。

[94]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4～13页。类似的论述亦参见Ping Chen，“China”，in Andrew Simpson ed.，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s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49-150.

[95] 陈平教授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参见Ping Chen，“Languages in a Modernizing China”，in Kam Louie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98-217.

[96] 在这一点上，白话文占尽风头，掩盖了汉语拼音化的声光，以至于唐德刚（1920—2009）会以为“语文改革运动”乃是“白话文运动的附庸”。（唐德刚：《国语·方言·拉丁化》，见《胡适杂忆》，166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其实二者基本是同时并起，说它们具有同样的思路则可，说一个是另一个的附属物则不可。

[97] 王东杰：《中国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与知识革命》，见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第1辑《感官媒介与认知方式的转变：中国当代艺术研究》，48～8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98]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见《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10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9] 伽达默尔：《语言的表达力》，见《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15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100] 参考罗伯特·沃迪（Robert Wardy）的简释：“修辞术是说服他人的能力；或是这种能力在实践中的实现；或者至少是为了说服而做出的尝试，无论成功与否。”（罗伯特·沃迪：《修辞术的诞生：高尔吉亚、柏拉图及其传人》，何博超译，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101] 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3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02] 彼得·伯克曾推荐过社会语言学家约书亚·菲什曼（Joshua Fishman，1926—2015）为“思想传播方式”下的一个定义——“谁在什么时候对谁讲何种语言的研究”（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胡秋红等译，1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研究视角。

[103] 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王启龙、邓小咏译，5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04] 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刘成富、张艳译，30～31、4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布尔迪厄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多，在我所读到的文献中，这一本小书是最为简明的。

[105] 斯特拉斯曼（Dianna Strassmann）：《经济学故事与讲故事者的权力》，见麦克洛斯基（D.McCloskey）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刘健芝、罗永生等编译，18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06] 王铭铭：《“在历史的垃圾箱中”》，见《漂泊的洞察》，10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原话出自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

[107] 实际上，根据我阅读档案的印象，到了20世纪40年代，国语教师中已经有不少女性；我也从不少语言学家的精彩著作里了解到“女国音”现象的存在（胡明杨：《北京话“女国音”调查（1987）》，载《语文建设》1988年第1期，28～33页；朱晓农：《亲密与高调——对小称调、女国音、美眉等语言现象的生物学解释》，载《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3期，193～222页）。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108] 在这方面，平田昌司的《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一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