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国语运动的思想地图，需要建立在对有关各方使用的话语进行深度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就本书主题而言，我们首先应该区分两重“语言”：被谈论的语言和谈论语言的语言，或者说“作为讨论对象的语言”和“作为讨论过程的语言”。这两个层面并非镜像关系，后者不一定是对前者的正确反映。彼时中国语言学尚在起步阶段，许多概念尚缺乏严格的整理和界定；参与国语运动的争论者又未必都是语言学家，对概念的运用并不讲究，有时兴之所至，不免信口开河，有时看似在说语言问题，实则项庄舞剑，意有别指。仅从字面看，常常令人困惑，必须将其带入历史的上下文，才能明白其言论的具体旨趣所在。这不仅给今人造成理解障碍，也常使时人彼此误解：他们有时虽共用同一词汇，却分指不同意义，宛如聋子之间的对话，又争得不可开交。

因此，书中所引时人论说，有不少在今贤看来可能充满讹谬，不过这并不重要。我无力亦不欲以今日语言学的研究结论，衡量彼时人们的专业水平。我关心的是历史的实相：过去的人想些什么，怎样思想，意欲何在，效应如何？我希望用当时人的视角、思路、用语去解说他们的取向、态度与立场。即便是“聋子的对话”，也会展现出一种立场的差异，提示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中的一些深层欲求。历史研究者无权用预先准备好的“正确”观点对史料加以剪裁。如果历史本身是毛茸茸的，那就保留它毛茸茸的状态。

倘若我们同意，国语运动不是一群专家组成的封闭讨论圈，它也面向社会和公众，那么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必须包括语言学外行或普通人。他们的认知可能错误百出，但自有意义。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把“国语”当成“北平话”（参看第七章、第十章）。尽管不断有专家出面澄清，但误会始终存在，而许多思想、社会与政治冲突，就立足在这误会之上。就此而言，这些误会为我们破解史实提供了线索。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曾说：“尽管已经有了伽利略和哥白尼，但对世界进行修辞学的解释仍然是我们首要的任务，我们仍然总是说‘太阳下山’（就如前哥白尼的天文学认为是不言而喻的那样），我们不会说地球在转动。”[99]“太阳下山”是个错误，可是它建构了我们的生活感受。同理，除了关注对语言的科学解释，我也希望注意对它的“修辞学”解说。一味为“科学”立场所迷惑，有时不免出现“代人民痛苦”式的一厢情愿（参看第十一章），而错失从另类视角理解课题的机会——话虽如此，本书对此也还只是偶尔一瞥，集中讨论只能是另一本书的主题。

在大多数情形下，我倾向于从“修辞术”角度理解有关辩论（当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思考角度）。不过，这里说的“修辞术”和伽达默尔所谓“修辞学”不同，伽达默尔指的是一种从人的直接感知出发理解世界的方式，此处则指一种“说服”的技术。[100]离开这种“修辞”，任何论辩都是不可能的；而论辩的战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修辞能力的高下。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搬弄言辞的技巧，而是想知道，他们为何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孟子曾云：“我知言。”何谓“知言”？“诐辞知其所蔽，**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知言”二字，应悬作历史研究的鹄的。不过，今人“知言”不是要和昔人辩论，而是要从其“蔽”处、“陷”处、“离”处、“所穷”处看到发言人的社会性、时代性、文化性。修辞的背后是历史。

在这方面，林·亨特（Lynn Hunt）对语言和政治、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阐发，可以用作一个指南：“革命语言不是简单地去反映革命变化与冲突的现实，而是将自身转化成了一种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工具。因此，政治语言不仅表达了由下层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有助于形成对利益的感知，从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总之，它“是劝服的工具，是重新构建社会世界与政治世界的方式”。[101]这番话原是针对法国大革命研究而发的，但无疑具有普适性。在根本上，国语运动各方之立论与他们对社会和政治利益（这里的利益，并非通常所谓“自私自利”，为公也是一种“利益”）的判断有关，对“国语”的不同诠释，实际描绘出他们各自理想中的不同“中国”。辩论者通过重新构造听众“对利益的感知”达致此一目标；而为了实现各自心中的利益，他们也必须诉诸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诸如爱国、平等、民智、民主，等等——这些和民族主义一同输入的新词汇，在相互支撑中不断刷新20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

国语运动的参与者自然都是要改革语文的，但出于文化、政治和社会立场的差异，兼以身处不同论述位置，不同的人面对许多具体问题也都各有己见，有些甚至自诩为“国语运动”的反对派。从最激进的废止汉字到更温和的注音识字，各种主张交错离合，嘈杂喧嚷。我们与其说国语运动是一个边界明确的思想和实践运动，毋宁说它是由彼此具有亲缘关系的各种主张构成的一个“意见家族”，其成员之间既相互呼应和支持，也存在彼此竞争乃至互相反对。争论者并不是每次都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同侪（对话人、竞争者、反对派）的存在，在很多时候，他们的言论似乎并未聚焦，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提出自己的观想而已，但细看又知不是自言自语，而是面对同一情境，生息于同一个概念的屋檐下。这些争论充满了张力和活力，也因此焕发出智识的魅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自己研究的是作为讨论“过程”的语言（而不是作为讨论“工具”的语言）。国语运动是一个不断改变形状的动态过程，各方在回应场内对手质询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场外局势（如政治环境等）的改变，并有意无意地随时调整自己的立论位置。[102]为了描述这一点，我想从生物学那里借用一个术语，把一个时代某一论域中的种种主张，看作一个“思想生态圈”，每一特定主张就是其中的一个“物种”。它们地位不同，各有利益，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尽量吸取各种资源（如社会影响力等）为我所用。其中哪一个可以强大起来，取得实质性胜利，既受制于社会和政治条件，也取决于生态圈的内部构成；而后者又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每一次思想论争，每一个新议题、新主张、新论点的提出，都可能导致其发生微妙甚至是结构性的变化，从而使得某些“物种”地位上升，竞争力增强，另一些“物种”地位下降，乃至消亡。本书第五章讨论的白话文之争对于汉语拼音化运动的影响，就是一个显例。

更复杂的是，如前所述，从主题来看，国语运动由若干个目标相近而又不尽相同的“子运动”构成，它们之间有时也不无紧张。白话文和汉语拼音化还可说是平行关系，汉字改良和汉语拼音化就是一对时和时吵的孪生子了：前者尚承认方块字自有其价值，后者则根本否认此一价值的存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它们就是相互矛盾的，有人通过将之视为不同阶段的任务，试图在不同的方案间做一调和。此前的研究虽然也把这些“子运动”纳入同一主题，但多采取平行处理方式，“思想生态圈”的概念则有助于我们在一个非线性的网络体系中绘制它们的变动轨迹。而这个视角也可以用在更宏观的范围内。比如，同是民族主义的分队或友军，国粹主义和汉语拼音化、方言识字和语言统一之间，皆因各自具体目标的差异，而有时侵入对方边界，擦枪走火（参看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七章）。

将问题放在一个非线性的动态场景中，也便于理解国语运动的一个有趣现象：某些议题好像交响乐的旋律一般，在不同乐章反复出现。前一阶段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隔了一段时间，又在辩论场上露面，其基本主题和具体观点都一如往日，仿佛它们乃是金庸笔下的天山童姥，可以自动更新，永不衰老。当然，局面也有变化，那常常发生在人的层面：上一轮的革命家，在下一轮往往沦为被征讨的对象。一方面，这和中国现代思想日益激进化有关：“先进人物”凭借提出激烈口号走上历史舞台，但主张越激烈也越难实现，乃不得不在站稳脚跟后调整策略，趋于平稳，然而在更年轻的一代看来，这便是退步，应该打倒。另一方面，它也和现代语文改革运动本身的政治色彩有关。起起伏伏是政治的本性，“学术”随之起舞，势难自定主张；争论是否有效，取决于政治需求，参与者别有怀抱，本不能以学理衡之，分分合合，更无足异。不过，这个解释也近乎事后聪明，因为当事人并不做阴谋之想，实际是真的相信问题犹在，而此前的革命者，此时已经堕落。但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它都提示我们，思想史上的问题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的（实际恐怕也并不总是以“解决”为标的），而会不断回潮，需要我们分别处理，不能当作老调重弹，归入另册了事。

李方桂在晚年被问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工作和国语运动的关系时表示：“历史语言研究所没有研究国语，因为是语言学。”记录人在“语言学”三字下加了着重符，注明：“加重语气”。[103]李方桂显然是想强调，作为纯粹“科学”的语言学和带有明确实用目的的国语运动是两码事。可是实际情况未必尽然。现代语言学的引入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桩大事，但无论其动力、运作还是影响，有不少都与政治议题桴鼓相应，而在其间穿针引线的，正是国语运动；反过来，国语运动的目标也有一部分必须通过语言学研究才能实现。因此，“语言政治”势必会延伸到“语言学政治”之中。

即使抛开中国现代语言学和国语运动的同源关系，我们也必须注意布尔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域”问题。在人文与社会诸学科中，语言学享有相对较高的“自主程度”，并不完全由外在政治和社会导向所决定。不过，“完全摆脱任何社会必然性的‘纯粹科学’”是不存在的。在“自主程度”较高的场域中，“外部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的限制往往被“折射”得“面目全非”，可是，它也不能完全免遭外力影响。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即使是最‘纯粹’的场域”，也具有“模棱两可特征”：“声望与权力，科学功能与服务功能”，永远并行。[104]民国时期，社会对语言学“服务功能”的需求远超对其“科学功能”的需求，语言学家遂不得不直面那些“非学术”的压力。对汉语进化地位的讨论和对汉语方言范围的界定（参看第六章、第八章）等课题，就只能在此情形中得到理解。

而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语文运动更是直接参与到对语言学话语权力（包括布尔迪厄所说的学术“声望”）的争夺之中，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的竞争（参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章），实质就在于此。因此，面对他们的思想交锋，我们就不能不跳出圈外，思考一下：在这场论战中，“谁获准参加，谁被拒之门外？谁听、谁讲？谁决定哪些论据优、哪些论据劣？”[105]

出于我特殊的问题意识，在本书中，学术文本和宣传文本的区别多少被淡化了。当然，它们的性质的确有异——目的不同，读者不同，语言风格和修辞手段都不一样，但在有些情形下，它们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方式，因而也必须部分地采取相同的分析策略。被今天的语言学家当作学科“不成熟”阶段的残留物而忽略不计的因素，对我来说可能更加重要。套用一个人类学家的话，我有时是“在语言学的垃圾箱中”找材料。[106]

但这只是出于我个人学术兴趣的需要，绝不意味着语言学的专业视角在此问题上是无足轻重的。答案恰好相反。要体会一些专业用语背后微妙的“政治”含义，理解诸家论说的具体所指，在在离不开语言学的专业知识。尤其因为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段中，许多专业术语并未完全定型，很多语言现象尚缺乏细致的研讨，同一概念所指的事物甚至完全不同，所以必须根据上下文进行判断，而这已超出笔者的学力。在此过程中我也常向一些语言学家请益，以求稍补不足。他们有时出于对外行的宽厚，不免高抬贵手，而我对所有瑕疵，都应后果自负。

这里就涉及科际整合的问题。之前我也曾逐人牛后，大唱“跨学科”的高调。后来有次听到定宜庄先生对这三个字的质疑，我才回过神来：每一个成熟学科都有其悠久传统，必经严格训练，才有入门资格，不是一个外行可以随意“跨”过去的。真正的科际整合实际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合作的结果。合作的前提是分工，每个人先要立足于学科本位，才能为“跨学科”提供实质贡献。但这不是敝帚自珍，拒人千里；也非自轻自贱，唯人是从。站稳自己的脚跟，是为了提供独特的“观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座庐山，多重视角，各自表述，其景观意义岂不更加立体，更为丰裕？因此，在其他角度下观察到的国语运动，势与本书不同：我的讨论更加集中在“语言政治”议题上，但语言还有科学的、伦理的、审美的，以及最基本的交流维度。我没有描述其他面相，不等于它们不重要。我希望看到视野更为多元的描述，而不会假装我笔下的叙述乃是国语运动的唯一面貌。

事实上，即使在我本来的计划中，也有一些议题还没有触及。比如，我注意到国语运动的领导人、追随者，但基本没有展示那些“被运动者”的想法和行动；书里出现的大都是男性，我也曾设想从性别视角审视一下有关问题，包括女性在国语运动的理论争论和具体实践中的角色[107]，以及男性学者的性别意识如何在不自觉中参与了他们对国语的构想（其中的一个例子是第七章里提到的，吴稚晖对“雄壮”的浊音的偏好），不过最后还是因为精力不济而暂时放弃了。此外，世界语和国语运动的关系、汉语语法的自主化和“语法政治”（the politics of grammar）、建设“理想”国语的设想与实践、“翻译”在国语运动中的作用、国共两党的语文斗争、国语运动和少数民族等问题，虽然多少有些涉及，但留白远多过着墨。另外，要正确把握国语运动的“现代性”，就必须对“前现代”的情形进行深度了解，我的努力显然也是不足的。[108]更明显的是，我的研究对于某些基础性的因素缺乏深入辨析，如经费的投入（事实上这的确限制了国语运动的开展和成效）等。不过，持续十年之久的研究，对我而言早已成为一场疲惫不堪的跋涉，现在有个歇脚机会，我又何乐不为？

[1] Roy Porter，“Introduction”，in Peter Burke and Roy Porter eds.，Language，Self and Society：A Social History and Langua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1.关于语言社会史研究的通论性概述，一个较为简明的文献是Peter Burke，“Introduction”，in Peter Burke and Roy Porter eds.，The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17.值得一提的是，彼得·伯克不但是语言社会史的积极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他的研究中《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李霄翔、李鲁、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与本书论题关系最为密切。

[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语言的牢笼》（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合刊本），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不过詹姆逊的说法具有结构主义的思想背景，我的意思要更为宽泛一些。

[3] 韩礼德：《语言与社会》，苗兴伟、董素蓉、赵卫译，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 布尔迪厄主要强调的是被统治阶级在话语上的无力：“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用途”所具有的“强制合法和审查作用”，使得“被统治者的发言人”也不得不将它们“默认为政治观点的合法表达方式”。对被统治者来说，这种语言实际上“剥夺了它被认为要表达的说话人的经验”，甚至使得发言者远离自己的阶级所面对的“问题”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体验”。详论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册，刘晖译，731～7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 韩礼德：《语言与社会》，15、6页。

[6] 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 这里涉及语言学家关于语言和认同关系问题的争论，可参考大卫·伊文斯的概述（David Evans，“The Identities of Language”，in David Evans ed.，Language and Identity：Discourse in the World，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p.15-34）。伊文斯本人则将语言视为一把双刃剑。在他看来，通过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竖起一道界墙，语言就将人们的认同“局限”在了一定的范围内；但它也会“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人们得以“跨越界线”，从而也使得认同获得了“解放”。（参见他在前述书中“导言”里的论述，第4页。）

[8]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见《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4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9] Tony Crowley，Standard English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3，p.56.

[10] 试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的一段描述：“几百年间建起来的多语种大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解体了——那广袤的区域一度受治于伦敦、伊斯坦布尔、莫斯科、马德里、里斯本、海牙、维也纳、巴黎，甚至亚的斯亚贝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远距民族主义》，见《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7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请注意“大帝国”前边的“多语种”这个修饰语。

[11] Kyra Giorgi，Emotions，Language and Identity on the Margins of Europ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4，p.103.此书将捷克的语言民族主义追溯到17世纪初，详论见第103～107页。

[12] 一组多方位的研究参见Tony Judt and Denis Lacorne eds.，Language，Nation，and State：Identity Politics in a Multilingual Ag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4.

[13] Ronald Wardhaugh，“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见林精华、Ken Henshall、Xiao Hong主编：《民族认同和语言表述》，1～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Máiréad Nic Craith，“Languages and Power：Accommodation and Resistance”，in Máiréad Nic Craith ed.，Language，Power and Identity Politic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17.

[14] 屈勒味林：《英国史》上册，钱端升译，264～2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此外，该书还有多处注意到英国历史上的语言状况。

[1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66～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引文分别在第66、75页。我同时参考了其英文本，参见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Thetford Press Limited，1986，pp.66-79，esp.pp.66，75.

[16]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14～15、38、5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7]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15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8] 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195～1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9] 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11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0] 有关“根基论”与“工具论”，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0～2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1]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London，Weidenfled ＆ Nicolson，1987，p.146.

[22] 有关论述参见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见《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20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3] 有关论述参见卡尔·休斯克（Carl E.Schorske）：《世纪末的维也纳》，黄煜文译，258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24] 雅克·杜加斯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黄艳红译，1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5]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19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6] 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1928—2016）主编的《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一书所收录的不止一个案例表明，语言的区分和族群的区分并无对应关联。参见弗雷德里克·巴斯：《帕坦人的认同与维持》、卡尔·G.伊西科维奇（Karl Gustav Izikowitz）：《老挝境内的邻居们》，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106、132页。

[27] Philippe Chassy，“How Language Shapes Social Perception”，in David Evans ed.，Language and Identity：Discourse in the World，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47.

[28] 乔治·斯坦纳：《K》，见《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1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9] 梁漱溟把“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定义，不过仍认为有可以参考之处。

[30] Jane Kamensky，Governing the Tongue：The Politics of Speech in Early New Eng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5，9.

[31] 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D.Mignolo）：《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魏然译，2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2] Dominique Arel，“Language Categories in Censuses：Backward- or Forward- Looking？”，in David I.Kertzer and Dominique Arel eds.，Census and Identity：The Politics of Race，Ethnicity，and Language in National Census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92-120.

[33] Dennis Ager，Ideology and Image：Britain and Language，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3，p.107.

[34] 这方面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5] 菲利普·佩迪特：《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于明译，148～1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启蒙运动时期的另一些思想家则强调语言和“社会”的关系，他们把“社会”放在“国家”之前。参见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启蒙运动的再思考》，关依然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38页。

[36] 本书虽然关注的是语言民族主义，但语言统一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特有问题。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等提出，在15世纪的西班牙，语言已是“帝国得心应手的工具”。（Joseph W.Esherick，Hasan Kayali and Eric Van Young，“Introduction”，inJoseph W.Esherick，Hasan Kayali and Eric Van Young eds.，Empire to Nation：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Oxford，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6，p.3.）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也指出：“在伊朗，波斯语一直就是历史上决定政治共同体的准则。”（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导论，12～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法国大革命的语言观亦受到此前天主教教会观念的影响，参见David A.Bell，“Lingua，Populi，Lingua Dei：Language，Religion，and the Origins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No.5，1995，pp.1403-1437.

[37] 早期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Karl W.Deutsch，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66 [1953]； Joshua A.Fishman，Charles A.Ferguson and Jyotirindra Das Gupta eds.，Languag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Nations，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Inc.，1968.

[38]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224～22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不赞同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单纯的“近代”现象，而要在传统社会寻找其踪迹和根源。葛兆光教授认为，在宋代，与“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同时，“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他视此为“近世民族主义”的“远源”。（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见《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131～15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与此思路相类，梅维恒（Victor H.Mair）把现代国语和白话文追溯到中古时期的佛教翻译及变文传统。（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王继红、顾满林译，见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358～4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这些追溯性的思考当然有其道理，不过，比这些古今相似性更重要的是，19世纪末以后中国人“自觉”地向西人学习民族主义，已经使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同意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转述的一个看法：一个思想传统的“特征”并不一定体现为它具有任何独一无二的“组成元素”，它们都可能在其他思想传统中被找到，可是，当这些元素被某一“统领性的观念”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格局”，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在其他任何布局中都没有的意义”。她主张，民族主义的特性在于它的“思想风格”。（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祖国霞、魏万磊等译，导言，2页，注释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这提示我们，重要的是观察“特殊的格局”而不是其组成“元素”：由于“民族”这一“统领性”概念的引入，许多古已有之的元素发生了“化学反应”，最终形成近代“民族主义”。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前近代的“类民族主义”现象，正是它们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根基（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会导向“民族主义”）。这两个（或许还有更多的）历史层次如何互动，应是今后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事实上，“族群象征主义”就认为，现代民族是在前现代的集体文化认同语境中兴起的。详论参见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8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9] 任公（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清议报》第95册，1901年10月22日，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40] 赵炳麟：《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见赵炳麟著，余瑾、刘深校注：《赵柏岩诗集校注》，153～154页，成都，巴蜀书社，2014。

[41] 中国现代语汇中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一个是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而言的，另一个是在今日所谓“五十六个民族”的意义上而言的。为区分起见，本书将前一意义上的“民族”统称为“国族”（但“民族国家”一名仍保持原貌），而用“民族”称呼第二种意义。不过，若不是特定针对中国而发，以及在“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表述中，就仍沿用习见的“民族”一词。

[42] 语言学家陈力卫教授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很有价值，参见陈力卫、曹南屏：《历史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和越界——陈力卫教授访谈》，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155～160页。

[43] 黎锦熙：《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见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61～17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国语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通史性质的著作或资料，还可以参见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台北，“国语日报社”，1965；Peter J.Seybolt and Gregory Kuei-ke Chiang eds.，Language Reform in China：Document and Commentary，New York，M.E.Sharpe，1979；方祖燊：《国语运动简史》，见《方祖燊全集》第6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潘悟云、邵敬敏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主要是对语言学学术史的讨论，也极具参考价值。

[44] 黎泽渝：《黎锦熙先生年谱》，载《汉字文化》1995年第2期，55～62页。曹述敬：《黎锦熙先生著作目录系年》，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20～31页。

[45] 国民政府教育部第36622号部令，1941年11月2日，见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国语推行重要法令》，8～9页，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1942。

[46] 罗常培：《罗常培个人工作计画及韵书研究组工作计画》（傅斯年致蔡元培，1929年1月31日，附件二），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184～18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吴敬恒（吴稚晖）：《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见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25～60页。温锡田：《中国之罗马字拼音流变述略》，载《国语周刊》第136期，1934年5月5日，第1版。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陈望道：《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上海，中国语文教育学会，1939。拓牧：《中国文字拉丁化全程》，上海，生活书店，1939。周有光：《汉字改革运动概论》，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载《文字改革》1958年第1期，15～16页。

[47] 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收录自明末到民初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和有关史料20余种，未署编者名），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1958；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其个人著述有：《中国拉丁化运动简表》，上海，中国拉丁化书店，1941；《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1979；《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48] 马西尼（Frederico Masini）：《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陈昌来：《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袁晖、管锡华、岳方遂：《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49] Eric 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10.

[50]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写在前面”，2页。

[51] 关于德范克的生平，参见德范克教授的朋友们：《追念John De Francis教授》，吴文超译，载《语文建设通讯》第92期，2009年4月，1～4页。

[52] John De Francis，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viii.按：该书完成于1947年，初版于1950年，这里参考的是其重印本。此书出版后，李方桂（1902—1987）、杨联陞（1914—1990）等都写了书评。李方桂书评的译文收入《汉藏语论文集》（560～56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杨联陞书评的译文收入《汉学书评》（196～1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3] 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见《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195～338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村田雄二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赵京华译，见王中忱、刘晓峰主编：《东亚人文》第1辑，135～1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汉字简化浅论——另一个简体字》，见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2辑，292～30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The Late Qing ‘National Language’ Issue and Monolingual Systems：Focusing on Political Diplomac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49，No.3，2016，pp.108-125。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里峰、李霞等译，231～23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