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一封信》

1902年10月18日，霍夫曼斯塔尔在柏林发行量很大的《日报》（Der Tag）上发表短篇小说《一封信》（Ein Brief），或称《菲利普·钱多斯爵士致弗朗西斯·培根》。小说采用书信体形式，寄信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钱多斯，这一人物在历史上无从考证，收信人则是著名历史人物、英国哲学家培根。钱多斯的信是对培根信函的回复，培根先前因为这位年轻朋友两年的无创作而探问其情，担忧他是否陷入“精神上的呆滞”[1]。这促使钱多斯打破沉默，解释自己休笔两年的原因。他从语言危机和感知碎片化讲起，谈到在这无创作的黯淡生活中也有瞬间亮点，即霎那间的天人合一，当此之际，他得以暂时弥合克服世界与自我之间的分裂。

钱多斯的两年沉默意味着文学创造的中断，这在培根看来是令人遗憾的偏离正道。他以疾病作为比喻，将之划入反常态的范畴，以对“病人”的关心语气流露由价值观所引发的期待，即希望“病魔”（E 82）很快消失，钱多斯能恢复“正常”生活，继续文学创作。钱多斯在回信中一方面沿用培根的疾病推断逻辑，甚至自诊为：“我的精神是古怪的、不成体统的；您未尝不可称它是病态的”（E 83）；另一方面抗拒这位父亲般朋友的治疗建议，宣告这种状态将长此以往，此“病”不可愈。他的这封信随之成了沉默之宣言，具有自白和辩护词的双重性质。

伴随着“疾病”演变为沉疴，这位先前的文人彻底告别文学创作。他在致培根的信中触及极其充满伤痛的个人话题，以书信方式向朋友推心置腹，和盘托出一个典型病例：“一句话，我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连贯地考虑或表达任何东西的能力。”（E 86）他还细致描述语言瓦解的各症候，屡屡使用比喻，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在研究中常被摘引的句子：“抽象词汇像腐烂的蘑菇一样在我嘴里烂掉了。”（E 87）[2]

源远流长的语言屋宇变得腐朽，自我被抛出语言保护伞，这一保护伞曾建构和表达出自我与世界的统一。先前对存在统一体的迷醉感被解剖式目光打破，这一目光将世界离析为越来越小的部分和混乱的漩涡。切割式的感知展现出一个被祛魅和陌生化的世界，自我与之相分离。钱多斯随之经历一场感知和创作危机，既不能复活先前的感知与情感，也难以理解他之前所写的文字。他与昨日之我被切断开来，他的内心陷入空落、无支撑的迷惘状态。

在这番关于感知危机的报道之后，钱多斯描述这黯淡生活中的瞬间亮丽，其中关于老鼠的故事极具代表性。在他的安排下，地窖里的老鼠被毒死。就在他之后驰马田间时，老鼠的垂死挣扎骤然浮现在他脑海。尽管这番死亡场景发生在他眼力所不及的昏暗地窖里，在他的想象中却超越空间距离而历历在目。他对在绝望中求生路的鼠群感同身受，因动物的求生意志深受震撼。这消弭了人与动物、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日耳曼学学者里德尔（Wolfgang Riedel）将钱多斯对老鼠的感同身受视作对叔本华一体化哲学——自然囊括所有生灵——的演绎，认为钱多斯由此达成对生命之爱的体验，指出故事的伦理蕴涵，即钱多斯因下令毒死老鼠而忏悔。[3]其实作品并不关涉道德主题，钱多斯的想象画面中没有出现对自己行为的反思或罪责感。他在信中讲述的另一则故事，即卡苏斯因金鱼死亡而流泪，同样超越伦理层面，他在阐释中力图剥去故事的道德外衣，强调其审美内涵。

关于人与动物感知合一的另一个显著例子可见于霍夫曼斯塔尔的短篇小说《关于诗歌的谈话》（Das Gespr?ch über Gedichte，1903）。作品里的虚构谈话讲述了一则关于祭祀起源的故事。人因惹怒上帝意欲自尽，在迷狂状态中用刀割向他的牲口的喉咙。杀戮过程意味着动物替人而死，而这一替代的前提条件是人感知自己与动物的合而为一：“他必须在一瞬间死于动物之中，只有这样，动物才可能替他而死。”（E 81）杀戮者与被杀戮者的界限在此被弥合，这则故事所关涉的也并非道德范畴，而是美学框架下的感知顿悟。

老鼠故事之所以震撼钱多斯，不在于动物的死亡恐惧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壮观悲剧。生命的弥留之际并不等同于生命意志的衰竭；恰恰相反，生命意志在生死关头达到绝对值，临死者竭尽全力抗争，按叔本华所言：“生命遭到威胁者的全部身心迅速转变为对死亡最绝望的抵制反抗。”[4]抗争注定以失败告终，其负面结果奠定这场搏斗的悲剧性。在钱多斯的想象中，老鼠的拼搏类同于被毁城市阿尔巴隆加居民的反抗，具有史诗般的波澜壮阔。他由此体验到面临死亡之际的生命冲动，“最丰盈、最崇高的此时此刻”（E 89）。这符合康德关于崇高的论述：“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它的感动不是游戏，而好像是想象力活动中的严肃。”[5]崇高感不仅意味着被吸引，还包括反感，蕴含着不愉快。可是，审美判断力可以融合性地消解崇高中的不可预料因素，将之导入自我反省的世界秩序。感性经验将崇高视为与目的相左，判断力则发现新的合乎目的性，这就产生愉快。康德指的虽是人关于自然的印象，这却也适用于钱多斯所体会的崇高感，即所有生物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其生命意志所展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由此可见，老鼠故事所昭示的并非世纪之交的人类学转折，而是审美范式的转换：“在此被算作‘美好时刻’的是一次可怕经历。这再次证实，经历所引发的幸福感与可能引发快感的‘美’的事物没有关联。”[6]老鼠通常是令人厌恶的现象，鼠群的垂死挣扎更是如此，不能成其为美景美文，在此却被抬升为崇高现象。这样的美学逆转还与钱多斯“化腐朽为神奇”的审美体验相呼应：

在这种时刻对我来说，任何区区细物，如一条狗，一只老鼠，一个甲虫，一棵枯萎的苹果树，一条蜿蜒山丘之间的鸡公车路，一块铺满苔藓的石头，都强似与我共度良宵的忠贞不渝的绝色爱侣。这些一声不吭的，有时一动不动的造物那么充实，带着此时此刻的爱，赫然呈现在面前，我幸福的目光无暇光顾周围的毫无生机之处了。（E 91）

钱多斯由此经历到与万物融为一体的美好时刻，在其中看到伟大的启示，与此同时，身体与精神、自我与世界的分裂被扬弃。值得注意的是，启悟（Epiphanie）不由高妙非凡的精美艺术品引发，而由寻常物件触动。粗糙凡尘里神性尽显，这也是世纪之交文人与自然、底层社会长期分裂所致，表达出作者返璞归真的渴望：“危机意识中的现代人也许只有凭借‘静物’中的‘语言’，‘观看’中之‘启迪’，才能艰难地尝试走出困境。”[7]而且，启悟这一对充盈当前的存在性感受，“这种奇特的陶然魔境”（E 91）是不可预见、不可安排、不可把持、不可挽留的，美妙瞬间骤然而至，倏忽消逝，与困顿荒芜的精神状态不是前后阶段的更替关系，而是持续黯淡中的偶然例外、间或亮点。这说明，关于绝对性的启悟在世纪之交不再是为主体所稳定拥有的心态，而是成了突如其来的偶发事件，仿佛降临主体，主体犹如在被动地遭遇，是感知承受和启悟接收者。

钱多斯在信中以私密的语气向培根这一唯一读者倾吐衷肠，短篇小说《一封信》则由作者投入寄达大众媒体的邮箱。钱多斯的信虽有历史性的关联框架，却难以掩盖作者的自传色彩，即写信者与作者之间的情形类似。这在霍夫曼斯塔尔致友人的信中可以一再读到：

是我28岁生日时，我想应该这样理解我的创作力近两年以来让人害怕的持续停滞状态：是从青春年少向成熟男人创作的艰难过渡；是深刻的内心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向外仅仅可以感受为痛苦和迟钝。[8]

霍夫曼斯塔尔在1902年9月19日致好友安德里安（Leopold von Andrian）的信中写道：“这个作品不是文学性的，而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其中一部分你读起来会觉得像是我写的信，就仿佛你在另一个人的书桌上发现了这封信。”[9]霍夫曼斯塔尔通过小说《一封信》回顾自己刚刚经历的创作危机，即1899—1901的两年创作间歇，借助对语言瓦解的诗学反思，通过实验性的书信体笔法探索新的语言形式和文类。这部作品一定程度上是作者自我疗救、克服创作危机的有效手段，并成为其创作的转折点，即告别自言自语，迈向对话式的戏剧表现，标志着作者从抒情诗歌向戏剧创作的变迁：“选择信函体裁展现出霍夫曼斯塔尔对沟通和对话的寻求，赋予该文本与另一种趋势相抗衡的力量，即对抗沉默和自我中心主义。”[10]

钱多斯的信为霍夫曼斯塔尔打开通往戏剧的路径，这同时意味着弃绝诗歌创作，因为由细节组成的新的世界经验形式呼唤新的诗学。钱多斯没有迎接这一挑战，在信末宣告他将罢笔。停止写作，甚至包括与培根的通信，这既可理解为语言上的溃败，也可被视作出于坚守的沉默。由于缺乏合适的表达形式，语言危机无从被克服，钱多斯给自己下了弃笔的律令并提及，他因语言危机而不得不放弃的创作计划包括对古希腊文学的改编：“我原本想开启古希腊罗马人所留下的寓言和神话小说，将之作为蕴含隐秘和无穷智慧的象形文字”（E 84）。在此意义上，霍夫曼斯塔尔通过1902年之后的悲剧创作，尤其是《艾勒克特拉》（Elektra，1903）和《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dipus und Sphinx，1904），履行了钱多斯所未竟的文学遗愿。

[1] 本文引文均使用魏育青的译本：《钱多斯致培根》，载刘小枫选编：《德语诗学文选》（下卷），第8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个别处略有改动。

[2] 这句话展现出言说无语所形成的吊诡，即“常被观察到的矛盾，德语文学中没有哪一处像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钱多斯信里一样，如此雄辩地解释出于失语的沉默必要性。”Ernst Osterkamp：Die Sprache des Schweigens bei Hofmannsthal.In：Hofmannsthal-Jahrbuch （1994/2）.S.104。

[3] Wolfgang Riedel：Homor Natura.Literarische Anthropologie um 1900.Berlin，1996.S.48.

[4] Arthur Schopenhauer：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II.In：Arthur Schopenhauers Werke in fünf B?nden.Zürich，1988.S.410f.

[5]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84页，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 Gerald Bartl：Spuren und Narben.Die Fleischwerdung der Literatur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Würzburg，2002.S.57.

[7] 魏育青：《末世的辉煌：“世纪转折期”德语文学一瞥》，载张玉书：《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六卷），第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8] 引自霍夫曼斯塔尔1902年2月14日致亚历山大·施罗德的信。In：Hugo von Hofmannsthal：Briefe1900-1909.Berlin，1937.S.67。

[9] Briefwechsel.Hugo von Hofmannsthal-Leopold von Andrian.Hg.v.Walter H.Perl.Frankfurt/Main，1968.S.157.

[10] Jacques Le Rider：Hugo von Hofmannsthal.Historismus und Moderne in der Literatur der Jahrhundertwende.Wien/K?ln/Weimar，1997.S.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