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实用取向带来了社会科学的新形象，也带来了社会科学家的新形象。新的机构出现了，包括工业关系中心，大学的研究部门，企业、空军和政府中的新设研发分支，安置了这种非自由主义的实用取向。它们并不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饱尝打击的人们，如惹是生非的坏小子、有失检点的烂女人、居无定所的流动工、尚未归化的移民。恰恰相反，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幻想中，它们都关联着社会的顶层，尤其是那些通晓事理的工商经理和掌握大笔预算的军队将领。社会科学家们和远超福利机构和县府农业家政顾问[9]的高层级公私权力结成了专业上的关系，这在其各自的学科发展史上都是头一遭。

他们自己的定位从学院转向科层，他们面向的公众从改良运动转到决策集团，他们研究的问题从自己的选择转为新主顾的要求。学者自己在思想上的叛逆对抗往往趋于和缓，更加迎合行政管理的实用考虑。他们大体接受了体制现状，倾向于从管理者相信自己面对的那些困扰和议题中梳理出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研究的是不安现状、缺乏士气的工人，考察的是“不理解”管理人际关系艺术的管理者。他们还兢兢业业地服务于传媒广告业的商企目的。

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管理技术专家，和给作为权力体制的工商企业提供的新的正当性辩护而言，需求都大大增加了，而新型实用取向就是学院对此趋势的回应。对于人员和意识形态的这些新需求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国社会里的一些具体变迁，如工会兴起成为竞夺效忠的核心，以及萧条期间公众对于工商业的厌憎；也因为现代企业权力的规模庞大，高度集中；还因为福利国家愈益扩张，得到公众接受，并加强了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诸如此类的发展趋势也都体现在商界高层的转化中，他们从所谓经济上讲求实用的保守主义，转向了政治上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

实用保守主义者还带有乌托邦式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意象，从未真正接受工会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必要属性或有用属性。一俟可能，他们就会敦促解散工会或对工会加以限制。在这里，就现在，实用保守主义者的公开目标一向是争取私人获利的自由。这种直言不讳的观点依然盛行于许多小型企业圈，尤其是零售商，但在大型企业那里也是如此。其中最大的几家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相较于其他大企业而言，往往更明显地体现出它们所称的保守主义的那种“实用取向”。纵观历史，实用保守主义有赖于一点：事实上，商人从未觉得需要有什么新创的或更老于世故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广泛流传、不受质疑的公共观念的内容可谓水乳交融。

当新的权力核心尚未合法化，尚无能力用既有的权威符号来掩饰自己，却已逐渐兴起时，就需要有新的意识形态来给出正当化辩护。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的特点，就在于用着自由主义的符号，却是为了保守主义的目的。他们的源起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工商业正受到专注揭露丑闻的调查人员和一意清除积弊的新闻记者的攻击。在大萧条的氛围之下，加之通过了《瓦格纳法案》[10]，他们再度得到发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他们开始占据支配地位。

与右翼实用主义者的普通成员截然相反，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赢取利润所面临的新的政治条件：在当下的经济体系里，强有力的工会与强有力的工商联盟针锋相对，共处于不断膨胀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管理框架中。他们迅速看出，在这个时代，当工会和政府彼此竞夺工人和公民们的忠诚时，就需要有新的符号来为自己的权力提供正当化辩护。

在新型实用取向下，工商业者的关注点通常显得一目了然。但教授们呢？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呢？与工商业代言人不同，他们首要关注的并不在于实用取向的赢利性、管理性或政治性等方面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诸如此类的结果基本只是通向其他目的的手段。我认为，其他目的最终汇聚在他们自己的“生涯”上。诚然，有了新的研究活动、新的咨询业务，自己的薪酬也可能有些许增长，教授们肯定也会欢迎的。他们不一定满足于帮助管理者在管理其工厂的时候，挣的钱更多，惹的麻烦更少。他们帮着为既存的工商权力打造更可接受的新型意识形态，自己的权力也不一定会大幅提升。只要他们还是学者，那些学术之外的目标就不一定聚焦在这样的满足感上。

工商业和政府总体规模得到扩张，也愈显科层特征，企业、政府和工会之间也出现了新的制度关系，这两点趋势都促生了新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学者们的参与就是对此做出的回应。这些发展趋势意味着对专家的需求不断增长，与此相应，职业生涯不仅在大学内部，也在大学外部开启了。为了回应这些外部需求，高等学术中心愈益倾向于生产看似不涉足政治的技术专家。

即使那些留在学院中的人，也已经可以选取一种新式的职业生涯，不同于旧式的教授。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式企业家”的生涯。这类雄心勃勃的顾问，通过确保大学外部的声望乃至小规模的权力，也能推动其在大学内部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在校园内设立一所财源可观的研究与教学机构，将学术共同体带入与现世人事的鲜活接触。这群新式企业家置身自己那些更固守书斋的同事中，往往可能成为大学校务的领导者。

我想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学术职业常常不能够使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满足于单纯的学术生涯。这门职业的声望尚不能抵消往往连带着的经济上的牺牲。许多学者所得的薪酬以及由此铸就的生活方式常常颇为凄惨，再加上他们意识到，相比于已经赢得其他领域里可以获取的权力与声望的那些人，自己往往聪明得多，这就更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在这些闷闷不乐的教授看来，社会科学的管理应用方面的新发展提供了能让人满足的机会，这么说吧，可以不必当上院系老大，去当经理好了。

不过，即使在愈发急切的年青一代里面，也时不时有证据表明，这些新式的职业生涯能把教授们拖出学院陈规，也完全可以把他们丢进至少同样令人不快的某种境地。无论如何，这一切令人担忧，新式学院企业家常常显得并不清楚自己的新目标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就连可以从哪些方面界定成功实现了这些模糊目的，他们也往往显得心里没谱。这不正是导致他们深陷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心境的根源所在吗？

美国的学术共同体作为整体，在道德上是对自己已然涉足其间的新型实用取向开放的。无论大学内外，处在学术中心的人们都成了行政管理机器里的专家。这无疑使他们的关注，使他们原本可能有的政治思考格局趋于狭隘。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作为一个群体大规模地参与政治，这种事情就算曾有，也是相当罕见的。而转向技术专家角色的趋势更加固了他们与政治无涉的姿态，减少了（就算可能有）他们的政治涉入，由于弃之不用，他们就连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也往往弱化了。你经常会碰到一些新闻记者，相比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我要遗憾地说，相比起政治学家，他们在政治上都要更为敏感，更有见识。之所以如此，上述趋势也是原因之一。美国的大学体制就算能提供政治教育，也是非常少见的，它很少教学生如何评估现代社会中整体权力斗争的事态。对于共同体中叛逆反抗的这些部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很少甚或毫无持久接触。不存在一家左翼出版社，能让一位普通的学术从业者在其职业生涯当中，与之结成相互教育的关系。不存在一股运动，能为政治知识分子提供支持，赋予声望，更不要说给份工作了。而在劳工团体中，学术共同体即使有什么根基，也是微乎其微的。

凡此种种，意味着美国学者的处境如斯，使其有可能不经过任何意识形态的切换，不背负任何政治上的愧疚，就欣然承纳新型实用取向。因此，要是说什么人在“出卖自己”，未免既欠妥当，也太天真。要知道，只有当真有什么东西在出卖的时候，使用这类尖刻的言辞才是恰如其分的。

[1] 这两段引文转引自Barzun and Graff，The Modern Researcher （《现代研究者》），New York，Harcourt，Brace，1957，p.217.

[2] 比较《商业周刊》上有关经济学家的报道，见Business Week ，2 August 1958，p.48。

[3] 1958年4月12日在美西政治学会（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上的讲演。

[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tember，1957.

[5] 参见Mills，“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Social Pathologist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eptember，1943.

[6] “社会问题”原本是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在学院里的主要落脚点，但就连这个专业方向也已经体现出实用取向的新旧类型的转换。“社会解组”课程已不再维持原状。到了1958年，践行这类价值的人对于自己秉持的价值有了更为成熟的自觉意识。从政治上说，这块领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整体意识形态，成为福利国家中的关键压力群体和行政辅助中的一员。

[7] 有关“梅奥学派”（The Mayo School）的详细描述，参见Mills，“The Contributions of Sociology to Studie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社会学对工业关系研究的贡献》），in Proceedings of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 ，Cleveland，Ohio，1948.

[8] 当然，也不能就设定，社会科学家在这块研究领域里的表现丝毫不比研究工厂人际关系的这个学派高明。正相反，已经有了许多出色的研究作品问世，而更多的研究目前还在进行，如下列学者的作品：查尔斯·E. 林德布罗姆（Charles E. Lindblom）、约翰·T. 邓拉普（John T. Dunlap）、威廉·福姆（William Form）、德尔伯特·米勒（Delbert Miller）、V. L. 艾伦（V. L. Allen）、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罗斯·斯塔格纳（Ross Stagner）、阿瑟·科恩豪泽（Arthur Kornhauser）、威廉·H. 怀特（William H. Whyte）、罗伯特·迪宾（Robert Dubin）、阿瑟·M. 罗斯（Arthur M. Ross）……就聊举数例吧。19世纪社会科学的重大论题之一，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中，人们被结构性变迁推动着，陷入缺权少力的境况，同时又在心理维度上变得躁动不安，索求过度。据此可以构想出历史发展的核心脉络：随着理性自觉和知识的扩散，工人们会以新的集体联合的方式觉醒，摆脱异化，发展成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士气。卡尔·马克思有关结构性变迁的讨论大多非常正确，只是对于变迁的心理后果，他看走了眼，也不够充分。在士气这个观念中，工厂社会学的理论问题达到了学术上和政治上的极致，同时也成了要去探讨异化和士气的几种类型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考察权力的结构，考察其对于工人的个体生活具有的意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它要求我们考察心理性转换会在多大程度上相伴结构性转换而来，两者各自的起因又何在。正是在这类方向上，蕴含着有关现代人的工作生涯的社会科学的承诺。

[9] “county agent”，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合聘用，为各县农民提供农业和家政方面的咨询指导的人。——译注

[10] 《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正式名称是《国家劳工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为美国在20世纪通过的最重要的劳工立法。来自纽约的参议员、民主党人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提出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是劳资关系的管理者，也是最终仲裁者。法案设立常设的全国劳工关系局，保护工人组织自己选择的工会的权利，并鼓励集体谈判，禁止雇主推动建立内部独立工会和解雇或歧视组织或参加工会的工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