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抽象经验主义，目前流行两种辩护。如果我们接受这两种辩护，就意味着这种风格的结果的单薄贫乏，与其归咎于“方法”本身的内在特性，不如怪罪到“次要的”原因，也就是资金缺少、时间不够。

首先，人们可能会说，由于这类研究通常耗费巨资，要对提供经费的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必然会受此影响；不仅如此，这些利益集团拢在一起，问题可谓零散细碎。因此，研究者在选择问题时，还不能够实现结果的真正积累，也就是说，以更具显著意义的方式汇总结果。他们已经尽力而为，只是无法关注能够带来成果的一系列实质问题，这样就不得不专注于发展方法，无论实质议题是什么，都可以付诸研究。

简言之，求取真理的经济学，即研究的成本，与求取真理的政治学，即通过研究来阐明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并使政治论争更贴近现实，两者之间似乎相互抵触。结论是：只要社会研究机构在国家科学基金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如四分之一，只要它们可以如其所愿地自由支配这笔钱，那情况就会大有好转。必须承认，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合理的期待。但其他人也不知道，虽说对于我们当中那些行政管理型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坦然地为了造势上位，放弃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想必持有上述的信念。不过，如果单单揪住这个话题，会使思想批判无法切中要害。不仅如此，还有一样事情是非常清楚的：由于“方法”耗费昂贵，其践行者往往会涉足自己研究的商业性和科层性运用，这的确会影响研究的风格。

其次，人们可能会想，批评者只是缺乏耐心，但我明白，所谓“科学的要求”的管理话语可不是最近几十年来才有的，而是存在了数百年。你可以说，只要“循序渐进”，这类研究自然会积累起来，使我们有可能概括出有关社会的具有显著意义的结果。在我看来，从这种思路来给出正当化辩护，等于假定把社会科学的发展看作一项奇特的筑砖成墙的努力。它假定，究其本质而言，诸如此类的研究能够作为“基本单元”，在未来的某个时节被“加总”或“接合”，从而“构筑”有关某个整体的可信赖并可验证的形象。但这并不单纯是一种预设，而是一项明确的政策。拉扎斯菲尔德断言：“经验科学必须研究具体的问题，将众多琐碎、细致、耗时的调查的结果汇总起来，构筑更为广泛的知识。有更多的学人转向社会科学，这当然值得赞赏，但并不是因为这种趋势会在一夜之间拯救世界，而是因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快最终发展出一门整合性社会科学的艰难任务的进程，而这样的科学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控制社会事务。”[15]

这里提出的规划在政治上的含混暂且按下不表，它是要假设，研究的结果能够被“汇总”，并进而成为“一门整合性社会科学”，从而将研究局限在“琐碎”的调查上。要说明这种看法为何有欠缺，我不能只谈这些研究者所获的结果为何如此单薄贫乏的外部原因，而必须转向他们的风格和规划所内在固有的某些原因。

我的第一个观点必须探讨理论和研究之间的关系，探讨社会科学家考虑问题时应当采取的策略：较为宏大的观念与可以细致阐发的领域，孰先孰后？

当然，在社会科学的各个流派里，所谓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数据就是茫然无绪，而没有数据支撑的理论就是空谈无物，当然都是泛泛之论。但我们还要比哲学层面上的花样文章更进一步，要考察研究实践及其结果。这正是我在此的努力所在。在像拉扎斯菲尔德之类的比较直白的陈述里，“理论”和“经验数据”这样的操作观念意思非常明确：“理论”成了解释统计结果时有用的那些变量；而被强烈建议并在实践中被清楚表明的所谓“经验数据”，仅限于那些能够在统计上确定的事实与关系，也就是为数众多的、可以重复的、可以测量的事实与关系。鉴于理论和数据都是十分有局限的，再看有关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的那种豪气，似乎就削减成了单纯的口惠，事实上，根本就没什么可认可的了。如前所示，这样严格限定这些术语，并没有任何哲学理据，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当然也没有任何理据。

要核查和重塑一个宽泛的观念，就必须给出细致的阐发，但细致的阐发并不一定就能汇总一处，构成一个宽泛的观念。你应当挑选哪些内容来进行细致的阐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汇总”又是什么意思？人们认为，用语轻松寻常，使任务也显得机械照办就好，其实并非如此。我们谈宽泛的观念与具体的信息（也就是理论与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我们还必须谈问题。在陈述社会科学的问题时所诉诸的观念，通常关联着社会历史结构。如果我们认为这类问题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对小范围领域进行任何细致研究，就确实显得不明智，除非我们事先有充分理由相信，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研究都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有用的推断，便于解决或澄清具备结构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预设一种视角，把所有的问题都看作针对零散细碎的个体及其零散细碎的情境，以统计方式或其他方式，产生零散细碎的信息，进行零散细碎的探寻，这可算不上“转译”具备结构意义的问题。

就观念而言，你从任何真正细节性的研究中得出的观念，在极少情况下能多过你融入这些研究中的观念。你从经验研究本身中得到的就是信息，而你能用这样的信息做些什么，在相当程度上要看你在研究过程中，是否选择了你手头具体的经验研究作为更大的理论构筑的暂停检验节点。当科学制造者忙着将社会哲学转变成经验科学，并建立起研究机构以容身其中，也就炮制出了大量的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原则或理论在指导他们如何选择这些研究的主题。我们已经看到，“幸福”可能是一个主题，市场行为也可能算一个。人们径直假设，只要使用了“方法”，零散地分布在埃尔迈拉、萨格勒布[16]和上海的研究的结果就可以加总，最终汇成有关人和社会的“充分发展、组织有序的”科学。与此同时，实践活动又推进到下一项研究。

我主张，这些研究或许不能以“加总”的方式得出更具重要意义的结果。我这么说，是考虑到了抽象经验主义实质上偏向的那种有关社会的理论。任何风格的经验主义都涉及某种形而上学的选择，选择什么是最真切实在的。现在我们必须来看看，这种特定的风格究竟要求怎样的选择。我认为，有一点颇具说服力，可以用来声言，这些研究往往例证了人们所知的那种心理主义。[17]这个主张可能基于以下事实：它们的根本信息来源乃是对个体的抽样。这些研究中所问的问题是从个体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提出的。这就要求我们预设，社会的制度性结构，至少就以这种方式来研究的制度性结构而言，是能够经由有关个体的这类数据得到理解的。

要想弄清楚有关结构的问题，弄清楚它们对于说明即便是个体行为的重要意义，就需要有一种视野远为开阔的经验主义风格。比如，在哪怕是美国社会的结构中，尤其是某一时间的某个美国城镇（通常这就是所谓“抽样区”），也会存在如此众多的社会维度和心理维度上的共同特性，以至于社会科学家必须纳入考虑的行为多样性完全无法获得。只有当我们拓宽视野，涵盖比较性、历史性的多种社会结构时，才能获得那种多样性，并由此正确地梳理问题。但抽象经验主义者由于抱守认识论上的教条，系统性地采取了非历史、非比较的视野。他们探讨小范围的区域，偏向于心理主义。他们无论是界定自己的问题，还是说明自己的微观发现，都不会对历史性社会结构的基本观念有任何切实的运用。

即便是作为对于周遭情境的研究，也不能指望这类研究具有深刻的洞察。根据定义，也基于自己的研究，我们知道，处在特定情境中的人们（受访者）对于所处情境中的许多变迁的原因往往是不知晓的，只有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才能理解这些变迁。当然，这种总体视野与心理主义正好构成两极对立。它对于我们的方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似乎是一目了然的：细节性研究所选择的情境，应当切合具有结构性意义的问题。在情境中被分离出来并被加以观测的“变量”，应当是我们考察结构后已经发现的很重要的那些类型。当然，针对情境的研究和针对结构的研究之间，应该有双向互动。如果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像是分散自处的一群妇女，各自缀补一床大被的一小部分，可不是什么高明的想法。这些小碎片无论多么精确设定，都不会如此机械、外在地关联一体。

但在抽象经验主义的实践中，通过多少标准化的统计分析，“拿到数据”，“跑一下数据”，通常由那些半熟练的分析员来做，这根本不算什么稀奇之事。然后一位社会学家，甚至是一组社会学家就会被雇用，“真的来分析它”。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论点。

在抽象经验主义者当中，晚近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经验研究之前，先来上那么一两章为序，概述“问题的相关文献”。这当然是个好兆头，我觉得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既有社会的研究学科的批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工作几乎都是在数据已经收集并“成文”后再来做的。不仅如此，既然这项工作耗时颇费，又磨人耐性，在有一堆事儿的研究机构里，就往往转交给同样有一堆事儿的助手来做。然后，他搞出来的备忘摘录会被重新打磨，努力使经验研究披上“理论”的包装，并“赋予其意义”，或者，如同人们常说的，“从经验研究中攒出个更好的故事”。即便只是这样，或许也聊胜于无。但这的确会经常误导局外人，后者可能贸然认定，这项具体的经验研究经过了谨慎选择、细致设计、精心实施，在经验上足以检验更为宽广的观念或假设。

我不相信通常做法就该这样。事实上，那些认真对待社会科学的“文献”的人，会基于“文献”本身的角度，花费足够的时间，去把握其所包含的观念、理论和问题，只有经过这些人的手，才能确定什么是通常做法。只有到那时人们才能领会，可以不用丢弃这些研究的问题和观念，而把它们的意义转译到适宜于“方法”的更为具体、范围更小的问题上。当然，所有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在做的就是这类转译，尽管按照他们的理解，“经验的”这个术语并不局限在有关一系列同时代个体的抽象的统计信息，而“理论”也不只是汇集“解释变量”。

在这样的讨论中，颇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把戏。如果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我所考察的这类研究揭示出，用来解释和说明“数据”的那些“耐人寻味的概念”，几乎总是指向：（1）高于访谈所利用的层面的结构性、历史性“因素”；（2）低于访谈者所能了解的深度的心理“因素”。但是关键在于，无论是结构的概念，还是心理深度的概念，一般都不是用来梳理研究、搜集“数据”的用语。这些用语也许会约略指向其中某个方向，但并不属于这种研究风格通常确认的那些特指的、“清洁的”变量。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似乎很明显：在实践中，作为基本信息源，多少是被框定的访谈通常需要有一种奇怪的社会行为主义。鉴于研究在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实情，这种状况几乎无法避免。这是因为，充其量不过是半熟练的访谈员，通过短短20分钟，甚或是持续一整天的访谈，也是无法获取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深度材料的，那得靠训练够多、耗时够长的访谈才能得到，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18] 而我们所知的适当从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中可以获取的那种有关结构的信息，也是不可能从寻常的抽样调查中得到的。

然而，有关结构和深度心理的观念还是被生硬地搬用到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中。它们诉诸一般性的观念来说明特定的观察。一般性观念被用来阐述结构或心理方面的问题，作为一项研究的“成文”的“起首”。

在有些研究行话里，当细节性的事实或关系被宽泛的假设颇具说服力地“说明”时，有时会使用“聪明”（bright）这个词。当细碎的变量的意义被拓展，用来说明宽泛的问题时，结果就可能被指为“漂亮”（cute）。我之所以提这个，是要表明，正在兴起一套“行话”，来遮掩我说的这些步骤。

凡此种种，等于是用统计结果来刻画一般性论点，又用一般性论点来刻画统计结果。一般性论点既没有得到检验，也没有变得具体。它们只是被调整以适应数据，就像数据被安排调整以适应它们。一般性论点和说明可以结合其他数据使用，而数据也可以结合其他一般性论点使用。借助运用这些逻辑把戏，研究被赋予了结构性、历史性和心理性的意义，而那些研究就其抽象处理的风格本身而言，恰恰消除了诸如此类的意义。照着以上所示的方式，以及其他一些方式，就有可能既抱守“方法”，又试图掩盖其结果的琐屑。

在给定章节的起首段落，在所谓“概述”章节，有时在某个“承上启下”的“解释性”章节，诸如此类的步骤的运用实例比比皆是。在此我并不打算细致考察给定的研究，只希望提醒读者，便于他自己更敏锐地审察这些研究。

我要说的其实就是：任何类型的社会研究都是靠观念推进的，事实对它只起到了约束作用。无论是对于有关“人们为何像这样投票”的抽象经验主义的调查，还是对于历史学家有关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所处位置与所持立场的阐述，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前者遵循严格步骤，往往更加精致烦琐，当然也更加矫揉造作。但两者的结果在逻辑上的地位并无二致。

最后，对于抽象经验主义所获结果为何通常显得单薄贫乏，还有一种说明，或许最好表述成一个问题：那些真实但并不重要的东西，与那些重要但并不一定真实的东西，两者之间是否必然存在张力？这个问题更好的问法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工作者应当乐于解决哪一个层次上的证明？我们当然有可能变得如此一丝不苟，乃至于必然只剩下巨细靡遗的阐发，除此无他；我们也有可能变得非常模糊含混，最终只剩下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

那些囿于方法论上的约束的人，往往不愿意谈论任何有关现代社会的事情，除非经过“统计仪式”（The Statistical Ritual）的精致打磨。常听有人说，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就算无足轻重，至少真实无误。我对此不能苟同，更愈益怀疑其究竟有多么真实。我好奇的是，这里面有多少精确甚或是伪精确与“真实”混为一谈，而抽象经验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上被当成唯一“经验性”的研究方式。如果你曾经有过那么一两年认真研究过千把小时的访谈，做过仔细的编码和打孔，就会逐渐看到，“事实”的领域其实可塑性非常强。不仅如此，就“重要性”而言，当我们当中某些充满能量的头脑殚精竭虑地研究细节时，只因为他们奉为圭臬的那个“方法”不允许他们研究别的，那当然它会是重要的。现在我确信，这类研究中的大多数已经沦为单纯的遵循仪式，这仪式刚好能获得商业价值和基金价值，而不是像其代言人声称的那样，“坚守科学的强硬要求”。

精确并不是方法选择的唯一标准；诚然，精确不应当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被与“经验的”或“真实的”混为一谈。我们在研究与切身相关的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精确。但不存在任何方法凭其本身就应当被用来限定我们要着手研究什么问题，哪怕我这么说的唯一理由就在于，那些最耐人寻味、最棘手的有关方法的议题，常常起于既定技术无法应用之处。

如果当切实的问题从历史中浮现出来时，我们能对其有所感受，那么有关何为真实和重要意义的追问也就往往不言而喻了：我们应当尽可能细致而精确地研究这类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要研究通常都是精心阐发的假设，在关键论点上凭借更翔实的信息详加论述。事实上，要应对那些被广泛认可为重要的话题和主题，并无他法，至少迄今尚未出现。

我们的研究必须关注重要的问题，或者更常见的讲法是，要关注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样的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什么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行文至此，必须指出，我的意思并不只是说，它们必须具备政治上、实践上或道德上的含义，无论这类术语可能被赋予什么样的意思。我们首先应当表明的意思在于：它们应当与我们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与这套社会结构中所发生的事情具备真正的相关性。所谓“真正的相关性”，我指的是我们的研究应当与这类观念具备逻辑上的关联，而所谓“逻辑上的关联”，我说的是在我们研究的设问阶段和说明阶段，在更为宽泛的阐发与更具细节性的信息之间，应当有公开而清晰的相互融贯。关于“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含义，我稍后会来谈。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像抽象经验主义这样谨慎和刻板的一种经验主义，却在探究中清除了我们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性话题。所以，想要理解这些问题、探索这些议题的人，就会转向其他阐述信念的方式以获得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