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家当中真正重要的差别，并不在于一拨人光看不想，另一拨人光想不看，而在于具体怎么想、怎么看，如果思考与观察之间有关联，又是怎样的关联。

宏大理论的根本原因是一开始就选择了特别一般化的思考层次，导致其践行者逻辑上无法下降到观察层次。他们作为宏大理论家，从来不曾从高远的一般性下降到具体历史背景和结构背景中的问题。如此缺乏对于真切问题的坚实把握，又会加剧他们行文当中显露无遗的那种不切实际。这就造成了一个特点，就是似乎任意武断且没完没了的细分辨析，既不能增进我们的理解，又不能彰显我们的体验。进而，这会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故意放弃努力，不打算平实晓畅地描述和说明人的行为和社会。

当我们考察一个词语代表什么意思时，我们处理的是它的语义（semantic）面向；而当我们结合其他词语来考察它时，我们就是在处理它的句法（syntactic）特性。[9]我之所以引入这些简称，是因为它们以简明准确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宏大理论”沉溺于句法，却无视语义。它的践行者并不真的明白，当我们定义一个词语时，其实只是在邀请别人采取我们喜欢的用法来使用它。定义的目的就在于让争辩聚焦于事实，而好的定义的适宜结果，就是把用语之争转换成事实之辩，从而把争辩推向进一步的探究。

宏大理论家们如此迷恋句法意义，对语义指涉如此缺乏想象力，如此刻板地局限在如此高的抽象层次上，导致他们攒出来的所谓“类型体系”，以及他们为此而做的研究，看着更像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而不是努力给出系统的定义，也就是清晰有序地界定要讨论的问题，并引导我们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宏大理论家的著述中，这样的定义是系统性缺失的，由此我们可以吸取一点深刻教训：每一位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随时意识到（也因此随时有能力控制），自己正在怎样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研究。有能力自如并明确地来回穿梭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之间，正是思想家具备想象力和系统性的标志性特征。

围绕着“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科层制”“权力精英”或“极权主义民主”之类的术语，常常有些颇为夹缠而含混的隐含意义。若要使用这些术语，我们必须细究并控制这类隐含意义。围绕这类术语，常常有好几套“复合”的事实与关系，以及纯靠猜测的关联因素和观察结论。这些也都必须小心筛选，在下定义和应用时予以阐明。

要搞清楚这类观念的句法维度和语义维度，我们必须明白每一个观念下包含的特定性的等级层次，并有能力考察所有的层次。我们必须问，如果打算用“资本主义”这个观念，我们想说的是什么意思？是单纯指所有生产工具都归私人所有这一事实呢，还是想在该术语下包括进一步的观点，即有一个自由市场作为价格、工资和利润的决定机制？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有权假定，根据定义，这个术语除了包括有关经济制度的主张，还意味着有关政治秩序的主张？

我觉得，这样的心智习性正是通向系统性思考的必经之道；一旦缺失，势必通向对“概念”的盲目崇拜。如果我们现在来更具体地考察帕森斯著作中一个重大的混淆之处，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缺失会带来何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