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自称是社会学家的我一定会倍感尴尬，因为我在下文诸章中将会探讨的所有令人遗憾的趋势（或许只有一种例外），都落入一般人们所认为的“社会学的领域”，虽说这些趋势所隐含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退弃，无疑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的许多日常工作的特点。从政治学和经济学，到历史学和人类学，无论诸如此类的学科中实际情况怎样，显然在当今的美国，人们所知的“社会学”已经成为有关社会科学的反思的中心。它已经成为对于方法的兴趣的中心，你可以从中找到对于“一般理论”的最狂热的兴趣。已经融入社会学传统的发展的学术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着实令人瞩目。要把这样多姿多彩的研究解释成“一种传统”，本身就很鲁莽。不过，人们或许大体会同意，现在被视为社会学研究的东西往往朝一到三个整体方向发展，其中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偏离正轨，乃至走火入魔。

趋势一：趋向一种历史理论。例如，在孔德笔下，就像在马克思、斯宾塞和韦伯那里一样，社会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努力，关注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它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系统性的：所谓历史性，是因为它处理并运用过去的材料；所谓系统性，是因为它这么做是为了识别出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识别出社会生活的规律。

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一不小心就会被扭曲成一件跨历史的紧身衣，在这件紧身衣中，人类历史的各种素材都会被强塞进去，有关未来的先知预言般的观点（往往还是阴郁的论调）则会被从中硬拽出来。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研究就是广为人知的例子。

趋势二：趋向一种有关“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理论。比如，在形式论者的研究中，尤其是在齐美尔（Simmel）和冯·维泽（Von Wiese）的著述中，社会学开始处理一些特别的观念，旨在将所有社会关系逐一归类，并洞察它们据说普遍一致的特征。简言之，这种理论注重在非常高的概括层次上，以相当静态和抽象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结构诸要素。

或许是为了回击趋势一里的歪曲，趋势二可以彻底舍弃历史：有关人和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精致而乏味的形式论，其核心任务就是没完没了地对各个“概念”进行拆分与重组。在我所称的“宏大理论家”（Grand Theorists）当中，观念（conceptions）的确已经变成了概念（Concepts）。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研究就是美国社会学在当代最典型的例证。

趋势三：趋向针对当代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尽管在约1914年以前，孔德和斯宾塞一直是美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并且来自德国的理论影响也清晰可见，但经验调查还是早早就在美国占据了核心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和政治学早早取得了学院建制地位。有鉴于此，只要社会学被界定为对某个特定的社会领域的研究，就容易沦为社会科学中某种打零工的人，打工内容就是研究各种学术剩余的大杂烩。有的研究城市和家庭，有的研究种族关系和族裔关系，当然还有的研究“小群体”。我们将会看到，由此导致的大杂烩被转换成了一种思维风格，我下文的考察将其概括为“自由主义实用取向”（liberal practicality）。

有关当代事实的研究很容易沦为罗列有关情境的一系列事实，彼此互不关联，往往也无关紧要。美国社会学开设的许多课程就彰显出这个特点。或许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领域的教科书可为最佳例证。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往往会成为适用于几乎任何事物的研究方法的专家，在他们那里，多样的方法（methods）已经变成了单一的“方法论”（Methodology）。乔治·伦德伯格（George Lundberg）、萨缪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斯图亚特·多德（Stuart Dodd）、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等人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当前的榜样，而他们的精神气质就更是如此。这些趋势各自的关注零零散散，又都为了方法而打磨方法，倒是同声相应，尽管并不一定同时出现。

我们可以把社会学的独特性理解为它的某种或多种传统趋势的偏离，但或许还得从这些趋势的角度来理解它的承诺。今日的美国呈现出某种希腊化一般的大融合（Hellenistic amalgamation），体现出来自好几个西方社会的社会学的多种要素与宗旨。但危险在于，在这样的社会学繁荣当中，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将变得急功近利，而社会学家也会匆忙赶着进行所谓“研究”，乃至于丢掉真正有价值的遗产。不过，在我们的境况中也存在着机遇：在社会学传统里面，包括了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的充分承诺的最出色阐述，也有某些对于这种承诺的局部实现。社会学学者能在自己的传统中找到的诸般精义与启示难以被简单概括，但任何社会科学家只要将其掌握在手中，定能有丰厚的回报。把握了这些东西，就不难帮他在社会科学中为自己的研究确立新的取向。

我将先考察社会科学中一些久而成习的偏向（第二章到第六章），然后再来探讨社会科学的各项承诺（第七章到第十章）。

[1] 1英里等于1609.34米。——编注

[2] 一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编注

[3] 亨利·希尔（1913—1984），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盖瑞特·埃克博（1910—2000），美国著名风景园林（景观）设计师。1950年盖瑞特出版《宜居景观》（Landscape for Living）一书，阐明花园的功能意义，说明怎样将市郊生活的日常必需设施如晒衣场、儿童游戏沙坑和烧烤野餐地等融入新花园设计。——译注

[4]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57年11月15日。

[5] 有必要指出，我对“社会研究”（the social studies）这个词的喜爱程度远超过“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原因并不在于我不喜欢自然科学家（恰恰相反，我很喜欢），而在于“科学”这个词已经获得了巨大声望，并且意涵相当模糊。我觉得实无必要强行倚仗其声望，或者把它用成一种哲学比喻，从而把意涵搞得更不清楚。不过，我也担心，如果我讨论“社会研究”，读者们想的可能只是高中公民课，而这正是所有人文学识领域中我最想摆脱干系的一块。至于所谓“行为科学”，根本就是空中楼阁。我猜想，人们捏造出它，只是一种宣传伎俩，用来从基金会和把“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国会议员那里为社会研究谋取经费。最佳用语应该包括历史（以及心理学，只要它还关注人类），应当尽可能不存争议，因为用语本身应当是我们进行争论的手段而不是对象。或许“人文学科”（the human disciplines）也行，这一点姑且不论。我只希望不要引起广泛误解，所以尊重习惯，选用更标准的“社会科学”。再有一点是：我希望我的同行会接受“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个用语。读过这部书稿的政治学家建议用“政治学的想象力”，而人类学家提议用“人类学的想象力”，如此等等。比用语更重要的是观念，我希望随着本书的展开，观念会逐渐清晰。当然，我之所以选这个用语，并不只是想指作为学院系科的“社会学”。它对于我的意味有许多根本不是由社会学家来表达的。比如，在英国，作为一门学院系科的社会学某种程度上依然位居边缘，但在英国的许多新闻报道和小说中，尤其是历史学中，社会学的想象力其实发展得非常好。法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的反思之所以既令人迷乱，又勇敢率直，就在于它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命运的社会学特征感受敏锐，但推动这些潮流的是文人，而不是职业社会学家。不过，我还是使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原因在于：第一，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无论如何，我是个社会学家；第二，我真的认为，回顾历史，还是经典社会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频繁也更鲜活地展示出了这种心智品质；第三，既然我打算批判性地考察许多令人费解的社会学流派，自己的用语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