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吴佩孚作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并成为直系军阀集团的政治代言人。尽管吴佩孚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发表许多公电，赢得了公众舆论的支持，获得了压倒皖系军阀的政治优势，但是皖系军阀依然掌控北洋政府。吴佩孚要想把公众舆论支持的政治优势转换成实际的政治权势，最终必须通过和皖系军阀进行“武力决战”，才能坐实他的中国政治领袖地位。

恰巧，直系军阀集团的领袖冯国璋在1919年12月28日因病去世。[53]冯国璋的去世，导致直系军阀集团“顿失中心”。[54]冯国璋的去世确实对时局造成微妙的影响，如著名记者陈冷血所言：“然当有为之时，又可为之机而卒，至优游无闻以殁，又岂不甚可惜者耶！”[55]尽管冯国璋是一个有名的“庸才”和“骑墙派”[56]，但他的资历之深在直系军阀中无人能比，因此他充当着直系军阀的“精神领袖”。只要冯国璋在世，就可以凝聚直系军阀的团结，而直系军阀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对抗势力雄厚的皖系军阀。但是，随着冯国璋的去世，首先感到威胁的就是广东军政府（又称西南军政府）的领袖们。1920年1月14日，广东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给云南督军唐继尧发去一封密电。岑春煊在电文中指出：“河间新逝，直系骤失中心。段派乘时一面吸收，一面排退。直系恐被压迫，若不自振奋斗，势难自保，现似有此觉悟。直系失势，西南更危，双方处境相同，非彼此彻底联络，无以自存。”[57]简言之，冯国璋的去世，促使西南军政府加紧实施其计划中的“联直制皖”行动。

岑春煊是西南军政府策划“联直制皖”计划的灵魂人物。这里的“联直制皖”，其后经江苏督军李纯的建议，而发展成反对皖系军阀的“三角联盟”。[58]所谓的“三角”，是指西南军阀、直系军阀，以及“拥有中央”的大总统徐世昌及国务总理靳云鹏。靳云鹏为新任国务总理，他本属皖系阵营，但是徐树铮通过安福国会掌握内阁，引发靳云鹏与皖系和安福系的权力之争。靳云鹏与皖系的权力矛盾冲突，已经为岑春煊所洞悉，故而他准备分化利用。[59]徐世昌本是依靠皖系的支持而当上大总统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皖系军阀有恩于徐世昌。但是，五四运动之后，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的内政外交政策不得人心（其对外亲日，对内主战），致使徐世昌面临巨大政治压力。徐世昌不甘心充当皖系军阀的傀儡总统，也有意借助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来削弱皖系力量，由此为西南军政府岑春煊策划“联直制皖”提供了可乘之机。[60]

冯国璋去世之后，江苏督军李纯和驻防衡阳的吴佩孚是直系方面负责与西南军阀联合的两位代表人物。1919年底，西南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赴南京，他代表西南军政府与江苏督军李纯直接面谈“联直制皖”计划。1920年1月中旬，章士钊从南京给岑春煊发去密电，报告他与李纯的谈判情况，“叠晤秀山，告以盐电大意，彼甚喜慰。彼言苟和非计，徒使安福假借统一名义大借外债，又借政府排斥异己。非有切实之保障，和后仍无益于国。彼蓄此意甚久，迟不敢发者，因己力太薄，恐难负此重任。今幸南北皆有转机，彼须于保障上一做工夫”[61]。这里所说的“转机”，就是指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意“联直排段”，与直系军阀的长江三督“握手为言”。[62]在构建“三角联盟”上，李纯的计划得到了西南军阀的积极响应。1920年1月24日，西南军政府的三位总裁岑春煊、唐继尧和陆荣廷已对“三角联盟”达成共识，认为“解决较易，极盼迅速进行”。[63]江苏军阀李纯负责联络奉系军阀张作霖、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靳云鹏托人告诉李纯，说：“张（作霖）、李（纯）联合为一乐观”[64]。既然张作霖、徐世昌、靳云鹏与直系的长江三督达成了联合共识，现在“三角联盟”落实的关键一步，就是促使吴佩孚从衡阳撤兵北归。

湖南衡阳是吴佩孚的北洋军第三师与西南军队的对峙前线，这里也成为落实“三角联盟”的关键所在。“三角联盟”中，奉系张作霖和中央的徐世昌、靳云鹏毕竟只是协助方而已，而中坚力量取决于直系军阀吴佩孚。按照西南军政府岑春煊等人的设想，他们的“联直制皖”行动，共分“五步”：第一步由唐继尧、谭延闿、熊克武等西南军人联衔致电国务总理靳云鹏，表示西南军人的谋和诚意。[65]第二步是西南军政府各总裁联名致电国务总理靳云鹏，追问靳云鹏所谓“以互让之精神，谋大局之妥协”，到底如何“互让”，如何“妥协”。[66]第三步是吴佩孚在1920年1月初致电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南北议和需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法律与密约”。所谓“法律”问题，就是否认安福国会的合法性，取消安福国会；所谓“密约”问题，涉及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各项密约。吴佩孚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矛头都指向皖系和安福系。[67]第四步，就是西南军政府“密饬”湖南衡阳前线军队，为吴佩孚军队撤防，做好准备。第五步，促使吴佩孚撤防北归。[68]在岑春煊等西南军政府领袖看来，吴佩孚是否从衡阳撤防北归，是“联直制皖”计划的试金石。1920年2月14日，西南军政府“政务会议”在给唐继尧的密电中，指出，靳云鹏无办法，自在意中；吴佩孚不履行撤兵，当望公同诘责。[69]这再次证明，吴佩孚已经成为影响时局的关键人物，他的撤防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直系军阀、西南军阀与中央的徐世昌和靳云鹏的“三角联盟”的实施。

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将领，绝非等闲之辈，他们不愿继续屈居于皖系军阀段祺瑞之下。冯国璋去世后，有谣言说段祺瑞可能乘此时机统一北洋派，融合直皖两系。对于这种说法，西南军政府的谋士姚以价在给唐继尧的密电中，明确指出：“殊不知直皖两系，决不易融洽。为此说者，未免太小视直系军官。”[70]再从大总统徐世昌的角度看，如果段祺瑞统一了北洋派，他将继续充当傀儡总统，别无选择，这显然对他是不利的。由此看来，冯国璋死后，中国的时局对西南军阀仍然有利。但是，西南军政府担心夜长梦多，于是尽快实施促使吴佩孚撤防北归的行动。吴佩孚撤防北归，将直接导致直皖两系的矛盾激化，从而实现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分化北洋派的预谋。1920年2月4日，岑春煊致电唐继尧，告知已决定支付吴佩孚“六十万军款”，作为吴佩孚部下的“撤防之费”。[71]随后，吴佩孚的撤防计划付诸实施。

吴佩孚的撤防，首先引起了时任湖南督军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恐慌。1920年3月4日，张敬尧在给北洋政府的密电中，告知吴佩孚不听他的劝阻，坚决撤防。为此，张敬尧请求徐世昌和靳云鹏“切劝吴将军始终不渝，顾全大局，万勿于风雨飘摇之际，遽萌退志”[72]。随后，北洋陆军部派出时任军衡司司长的金绍曾前往湖南衡阳，劝阻吴佩孚撤防。3月28日，金绍曾抵达湖南衡阳，与吴佩孚接洽，遭到吴佩孚的严词拒绝。吴佩孚说：“士兵思归迫切，全体要求，万一中止，势将破裂，反致贻误大局。”[73]此时的吴佩孚毕竟只是北洋军第三师的师长，他的撤防显然是直系军阀集团内部达成的共识，至少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直隶督军曹锟的支持。5月8日，曹锟在给北洋政府的密电中，请求政府支持吴佩孚所部撤防北归，而其所列理由竟和吴佩孚此前对金绍曾所说的一样。[74]5月24日，吴佩孚的部队开始正式撤防。[75]5月31日，吴佩孚发表公电，宣称所部已经由湘北撤退至湖北汉口。[76]

吴佩孚带兵北上，必须经过平汉铁路。为了阻止吴部北上，皖系军阀段祺瑞计划将怀有二心的河南督军赵倜调离，由段祺瑞的亲信吴光新接任河南督军，以便牢牢控制平汉铁路。自1919年8月开始，赵倜与段祺瑞的矛盾激化。当时，边防督办段祺瑞请徐世昌总统出面，召集赵倜进京，“面示更调意”，却遭到赵倜的拒绝。到了1920年春，段祺瑞因对赵倜有恶感，已经下定决心“非去赵不可”。[77]在更换豫督赵倜事件上，直皖矛盾趋于白热化，战争一触即发。1920年4月15日，云南督军唐继尧在给驻扎夔州的西南联军总司令黎天才的密电中指出：“段派更易豫督，引起直皖内讧，如果爆发，实予我以绝好机会”[78]。

直皖两系本属一家，现在发生内讧，为西南军阀唐继尧等提供了分化利用的可乘之机。随后，直系全体将士宣布皖系军阀徐树铮的“六大罪状”，继而发布“驱除安福系宣言书”，开始“骂战”。[79]吴佩孚的“骂战宣言”，打着反日爱国的旗号，指责徐树铮和安福系是亲日卖国的元凶，批评皖系军阀“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借西北，讨伐西南”，宣称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殃民祸国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80]吴佩孚的反日爱国话语，振振有词，使其对皖系的讨伐，师出有名。相反，皖系军阀面对吴佩孚的“骂战”，无言以对，只能保持沉默。1920年7月初，西北筹办使兼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召集军事会议，认为“吴佩孚干预内政，得寸进尺，大有非战不能之势”，然而徐树铮又无奈地表示：“战则出师无名，不战则势必瓦解”，最后决定“暂取守势，以待动静”。[81]树欲静而风不止，很快直皖战争爆发。

1920年7月中旬，直皖战争爆发。7月13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表通电，率兵入关，助直倒皖。[82]7月16日，西南军政府发表《声讨段祺瑞宣言》，宣称：“今者，直奉诸军声罪致讨，大义凛然，为国家整纪纲，为民族争人格，挥戈北指，薄海风从。”[83]甚至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上海广肇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也发表通电，揭露安福系“窃权祸国”，支持直系“除恶务尽”。[84]至此，皖系军阀和安福系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四面楚歌，其败局已定。很快，皖系兵败。1920年7月19日，直系首领曹锟发表通电，宣布“皖军战败”。[85]

皖系军事的失败，自然引发北洋政府权力的更替。在军阀时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随后，北洋政府开始调整官吏任命。在这轮官吏任命中，最大的看点就是徐世昌总统任命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而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86]直鲁豫三省是拱卫北洋政府的战略要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和吴佩孚分别以“巡阅使”正职、副职的名义掌控三省，实际等于掌控北洋政权。此外，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们，立即见风使舵，极力勾结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二人。北洋政府国会的政客甘心为直系军阀驱使，进一步便利了曹锟和吴佩孚对北洋政权的控制。据此，著名记者陈冷血评论说：“武人思想简单，其预闻政治也，能有益于国家者少；然又以思想简单故，其为害于国家也，亦决不多。唯以武人之势而济之以政客之运动，于是国家之受其害，乃无限矣。……则今后所谓新国会，所谓副总统之结合，其有异于以前安福与段派之结合耶。然而，其恶则皆由政客逢之，而武人成之也。”[87]

自1918年8月吴佩孚发表通电，攻击段祺瑞的南征政策，到1920年8月直皖战争平息，短短二年，吴佩孚从一个直系师长摇身而变为一颗中外瞩目的政治新星。吴佩孚的社会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他的军职身份所规定的政治权限。吴佩孚在政治上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他利用“公电”媒介来表达他对国家主义和民主观念的拥护，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反对皖系军阀主义、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内战的爱国者形象。此外，吴佩孚的爱国者形象恰恰符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政治语境。申言之，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皖系军阀的内政外交政策，鼓吹列宁主义，这些新观念新思潮与学生运动结合起来，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和巨大的希望”，并促使各种社会团体建立起来，凝聚成一股震慑人心的新兴政治力量。[88]由于吴佩孚多次发表“公电”，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接纳新思想的爱国军人，他自然获得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新兴政治势力的好感。

虽然吴佩孚隶属于北洋军阀集团，但是他特立独行的言论又使其显得与其他北洋军阀不一样。也就是说，吴佩孚展示给外界的是一个尊重民意的“爱国军人”的新形象。直皖战争结束不久，吴佩孚就提倡“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引起中外媒体的吹捧。[89]吴佩孚的主张不仅获得了许多社会团体的拥护，而且得到了外国记者的赞美。某位英国驻华记者对吴佩孚极力颂扬，说“吴佩孚将军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还有记者称赞吴佩孚的主张“大公无私”。[90]吴佩孚本人也通过其心腹参谋向外界传达他的宏伟志向，宣称“吴师长起兵之初意，即不在仅仅讨伐一段祺瑞，实欲于中国数年来未能解决之政治法律各问题，为一度彻底之整顿。其意甚为坚决，虽牺牲个人亦所不顾”，而且表示“无论如何，始终服从民意”。[91]

纵观吴佩孚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言行，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应时而动的、识时务的俊杰。他没有像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之流那样，对新思想新文化采取压制的态度，而是顺应新文化的潮流，抢夺民族主义、反日主义和民治主义等新主义的政治话语权，从而在与皖系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此外，吴佩孚通过“公电”这一大众媒介来传播其政治主张，将媒介与政治的结合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得其妙。吴佩孚对媒介的重视，还体现在他有意拉拢外国记者，让其帮忙宣传上。例如，美国驻华记者甘露德（Rodney Y.Gilbert）和侯雅信（Josef W.Hall）都被吴佩孚招致麾下，待若上宾，供其驱使。[92]这一切都说明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即使像吴佩孚这样的北洋军人也在因时而变，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型。

[1] 《专电》，载《申报》，1918-08-30。

[2] 《吴佩孚通电之湘讯》，载《申报》，1918-09-03。

[3]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270、129页，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 学术界针对吴佩孚的代表性研究，多偏重在1920年之后的吴佩孚与苏联的合作上。虽有学者偶尔论及吴佩孚在五四时期的“崛起”及其与直皖战争的关系，但是没有凸显吴佩孚对大众媒介的利用，以及五四新思想对吴佩孚身份转型所造成的影响。相关研究，参见Odoric Y.K.Wou，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8；郭红娟：《五四时期吴佩孚的崛起与直皖斗争性质的演变》，载《史学月刊》，2002（8）；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载《近代史研究》，1986（4）；邱捷：《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载《近代史研究》，1998（3）；等等。

[5] 《命令》，载《申报》，1913-11-12。

[6] 《命令》，载《申报》，1915-02-20。

[7] 《命令》，载《申报》，1916-03-12。

[8] 《公电：段祺瑞通电》，载《申报》，1917-07-05；《鲁直出兵之声浪》，载《申报》，1917-12-26。

[9] 《公电》，载《申报》，1917-07-06。

[10] 《专电》，载《申报》，1917-11-08。

[11] 《曹张最近出兵声》，载《申报》，1917-12-29；《命令》，载《申报》，1918-02-14。

[12] 《北军攻岳之经过》，载《申报》，1918-03-22。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援岳军总司令，吴佩孚名义上归其指挥（详见《专电》，载《申报》，1918-01-31）。

[13] 《专电》，载《申报》，1918-03-27。

[14] 赤水：《长沙通信》，载《申报》，1918-04-27。

[15] 赤水：《长沙通信》，载《申报》，1918-04-27。

[16] 赤水：《长沙通信》，载《申报》，1918-04-27。

[17] 岑春煊时任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之一，由于资历深，而为西南军阀的精神领袖。1918年5月20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出七位总裁，即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但孙中山受到排挤，在5月21日离粤赴沪。详见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11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18] 《克岳后之北京近闻》，载《申报》，1918-03-24。

[19] 《调停时局之趋势》，载《申报》，1918-05-11。

[20] 《关于战事之最近京闻》，载《申报》，1918-06-10。

[21] 《关于战事之最近京闻》，载《申报》，1918-06-10。

[22] 《专电》，载《申报》，1918-08-03。

[23] 《政局变动之要闻》，载《申报》，1918-08-24。

[24] 《政局变动之要闻》，载《申报》，1918-08-24。

[25] 《吴佩孚通电之湘讯》，载《申报》，1918-09-03。

[26] 吴佩孚在1918年8月29日致电段祺瑞，在电文中批评皖系军阀操纵总统选举，说：“谓当此兵戈未息之时，辄行选举典礼，不但于公理不合，抑且民国分裂”。详见《吴佩孚通电之湘讯》，载《申报》，1918-09-03。

[27] 《吴佩孚通电之湘讯》，载《申报》，1918-09-03。

[28] 《宗黄对于吴佩孚主和之谈话》，载《申报》，1918-09-07。

[29] 在徐世昌就任总统之后，西南军政府发表对徐世昌的布告，催促徐世昌发表停战令，表示议和真心。详见《西南军政府对徐布告》，载《申报》，1918-11-03。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总统颁发停战令，皖系军阀段祺瑞也表示服从。详见《北京电》，载《申报》，1918-11-18。关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及公使团的劝和行动，详见[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249页，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18年10月，研究系熊希龄联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名流成立“和平期成会”。详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12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0] 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正派利益》，24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1] 《吴佩孚惩戒案之酝酿》，载《申报》，1918-10-02。

[32] 《各通信社电》，载《申报》，1919-04-05。

[33] 只眼（陈独秀）：《干政的军人反对军人干政》，载《每周评论》，第19号，1919-04-27。

[34] 《公电》，载《申报》，1919-06-20。

[35] Hollington K.Tong，“The New Chinese National Movement，”Millard's China National Review，Jun.21，1919，pp.92-95.

[36] “Wu Pei-Fu and The Patriotic League，”The Canton Times，Oct.1，1919，p.4.

[37] 《专电》，载《申报》，1919-06-26。

[38] 《全国和平联合会开会纪》，载《申报》，1919-07-02；《皖省维持国货检查所消息》，载《申报》，1919-07-29。

[39] 《吴佩孚复和平联合会两函》，载《申报》，1919-07-29。

[40] 《吴佩孚复和平期成会函》，载《申报》，1919-07-31。

[41] 《公电》，载《申报》，1919-09-06。转引自谷小水：《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2] “Wang I-Tang Untrustworthy，”The Canton Times，Sep.27，1919，p.4.

[43] 《曹锟之言》，载《申报》，1919-09-10。

[44] 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同属于北洋派，二者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段祺瑞也利用这种交错的人际关系，利用陈光远和李纯去劝说吴佩孚，放弃反对王揖唐担任总代表。详见“The Internal Peace Question：Northern Delegates Will not be Replaced，”The Peking Leader，Sep.18，1919，p.4。据报道，1919年9月，皖系军阀倪嗣冲在天津与直系军阀曹锟、冯国璋进行沟通，调解直皖两派的矛盾，希望直系同意王揖唐担任总代表。详见“Wang I-Tang：To Leave For The South To-day，”The Shang Times，Sep.12，1919，p.2。

[45] 《吴子玉忠告王揖唐与马良》，载《申报》，1919-09-03。

[46] 《湘省北军勒索供应之外讯》，载《申报》，1919-09-28；关于湖南官绅的驱张运动，详见《谭延闿等再反对张敬尧卖矿电》，载《申报》，1919-10-14；《湘籍旧国会议员通电》，载《申报》，1919-10-14。

[47] “A Hated Tuchun，”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Oct.25，1919，p.208.

[48] “Lu Yung-ting Negotiating with Wu Pei-fu，”The Peking Leade r，Sep.14，1919，p.5.

[49] 1920年1月，吴佩孚还发表公电，承认中国劳工界的社会地位，公开批评北洋政府不重视劳工问题。当北洋政府在日本公使的压力下，下令取缔抵制日货运动时，吴佩孚则通电批评北洋政府，支持抵制日货运动。详见《吴佩孚最近之两要电》，载《申报》，1920-01-01；《吴佩孚痛论取缔排货电》，载《申报》，1920-01-15。此外，吴佩孚还与学生界打成一片，支持学联反对安福系。详见“Wu Pei-Fu and Honan：Anfu Governor's Position，”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Jul.3，1920，p.20。

[50] 皖系军阀段祺瑞是反对劳工主义的，他认为列宁主义学说鼓吹劳工运动，是一种“过激主义”，是“召乱之媒”，主张北洋政府禁止工会团体的成立。详见《段祺瑞严禁美国过激派来沪组织农工联合会等情训令》（1920年2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9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1] 1923年8月21—22日，章士钊在杭州发表“评新文化运动”的演说。章士钊指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现象，就是中国社会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分成正反两方：要么支持，要么反对。他说，“自有文化运动以来，或则深闭固拒，或则从风而靡，求一立乎中流，平视新旧两域，……以施其衡校者，吾见实罕”。详见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4卷，210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52] “Chines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resent Internal Difficulties，”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Aug.7，1920，p.546.

[53] 《冯河间逝世》，载《申报》，1920-01-01。

[5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55] 冷：《哀冯国璋》，载《申报》，1919-12-30。

[56] 关于冯国璋的投机主义和庸才之评论，详见“Origin of The Anhui and Chili Factions，”The Canton Times，Jun.25，1920，p.4；冷：《哀冯国璋》，载《申报》，1919-12-30。

[5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5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5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60] 有关徐世昌与皖系的矛盾，及其与直系和西南军阀的联合内幕，详见“Origin of The Anhui and Chili Factions，”The Canton Times，Jun.25，1920，p.4。

[6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6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6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5～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6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65] 《南北最近接洽之要电》，载《申报》，1919-12-20；《和议活动说中之南方态度》，载《申报》，1919-12-29。

[66] 《和议活动说中之南方态度》，载《申报》，1919-12-29。

[6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6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6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7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7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7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1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7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2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7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2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7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3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7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7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7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7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7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7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84、9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8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87～8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8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91～9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8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11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8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13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8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125～12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8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14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8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25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命令》，载《申报》，1920-09-04。

[87] 陈冷血：《时评：逢武人之恶》，载《申报》，1920-08-22。

[88]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2、20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89] 《国民大会之外人观察》，载《申报》，1920-08-10；“Proposed People's Convention，”The Canton Times，Aug.10，1920，p.3。

[90] 《外人对于吴佩孚之论调》，载《申报》，1920-08-10。

[91] 《外人对于吴佩孚之论调》，载《申报》，1920-08-10。

[92] Rodney Gilbert，“Wu Pei-fu's Sensational Move，”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Jul.17，1920，p.152.关于侯雅信与吴佩孚的关系，在直皖战争中，侯雅信就充当吴佩孚的新闻代言人。详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卷，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News from Central China，”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Aug.6，1921，p.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