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巴黎和会与上海和会，构成了这一年中国在外交与内政上的两个中心，不同的政治派系、军阀集团以及公众舆论都卷入进来。[30]其中，1919年，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上海和会的召开与失败，也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危机，形成有力的互动局面。这内外两个和会将公众舆论的视线都聚焦在皖系军阀段祺瑞及其御用国会安福国会上。皖系军阀和安福国会因此成为国民公敌，他们要为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失败负责。巴黎和会与上海和会引发公众舆论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的批判，同时也成就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此人就是直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

1919年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拐点，时局中的许多政治人物的命运因此而发生变化。时局的转变造成了新的政治机遇，而能在此关键时刻抓住历史机遇的人，自然就能够获得命运之神的垂青。这一年中国政局中的宠儿，当然非吴佩孚莫属。自1918年秋，吴佩孚通电主和以来，他一直是作为皖系军阀的公开的反对派而闻名于世的。但是，吴佩孚的反对声音也引起了皖系军阀的公然愤怒。为此，皖系军阀准备制裁吴佩孚。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批评说，吴佩孚“身为国军将领，不受政府命令，通电主和，已属荒谬绝伦。然犹得谓为有息争爱民之心。乃其寝日通电竟与西南人物会衔。西南人物者，不遵国纪，反抗中央，所谓叛党者也。与叛党会衔通电，是亦叛党之流也。是率国军而投降于南方也”[31]。据称，皖系方面准备提出“惩戒令”，借此教训吴佩孚。皖系军阀把持的北洋政府以“中央名义”惩戒吴佩孚，认为吴佩孚勾结西南“叛军”，与“叛党同流合污”，自然具有以上凌下的政治气势。

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还批评吴佩孚和长江三督通电干涉国内和平会议，实开“武人干政之先阶”[32]。更何况，此时的西南军阀在公众舆论看来，也并无特别的道义优势。而且，吴佩孚公然与西南军阀联合，并不能增加他的合法性。在舆论领袖陈独秀看来，南北军人不过一丘之貉。1919年4月27日，陈独秀发表评论说：“南方军人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北方的参、陆两部也通电大表同情。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已经令人怀疑了”[33]。但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却为吴佩孚反对皖系军阀的立场提供了新的政治合法性。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皖系军阀和曹汝霖为首的亲日派成为众矢之的。吴佩孚抓住时机，公开宣布他的反日立场，一举赢得公众舆论的青睐。1919年6月20日，吴佩孚从湖南衡阳发给北洋政府的著名“佳电”在报界公布。这封电报将吴佩孚的反日立场，彰显无遗。吴佩孚在电文中写道：

仰见救国苦衷溢于言表，远戍将士感泣实深。际兹内政既未统一，外交又将失败，举国惶惑，致起内潮。罢课罢市罢工，愈演愈烈。日人狡险，恐不免借题发挥，虚言恫吓。最后通牒威逼而来。果出于此，万恳我总理坚决镇定，勿受其欺。

盖以我国陆军虽不尽精良，然分别简选，对日尚能敷用。即以驻湘双方军队论之，官兵屡经战事，实验颇深，以之敌日，纵不敢云，劵操必胜，亦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此差堪自信者。况近阅报章及东瀛通讯，日本过激派欲实行社会革命主义，风潮甚恶。果尔，则区区三岛，秩序一乱，对外之实力必减。仰乞我总理转请大总统，速令我国驻巴黎专使，趁日本内外不能兼顾之时机，对于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以达交还目的。

倘中日交涉至万不得已，而诉诸武力，两相比较，胜败未知谁属也。师长忝列戎行，对于国家有捍卫之责，届时敢请联合湘桂粤滇黔各军，力加整顿，备效前驱。国事日迫，急不择言。[34]

在吴佩孚发表这封电报之前，大总统徐世昌已经免去了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皖系军阀政治势力由此遭受重创。此举被公众舆论视为“市民对军阀主义的胜利”，更被升格到“开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高度。[35]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吴佩孚一直高调反对皖系军阀，但是他所从属的直系集团一直在约束着他的政治行动。因此，很多人会继续认为吴佩孚之所以反对皖系军阀，不过是直皖两派的“内讧”，未必是真正为了国家利益着想。当时，就有舆论认为，如果吴佩孚要证明他的爱国决心，就应该下决心反对北洋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卖国党”。[36]正是在此语境下，吴佩孚发表“佳电”，表明他的反日立场。由于段祺瑞政府以亲日著称，故而吴佩孚的反日立场和他对皖系军阀的反对态度是一致的。五四运动之后，皖系军阀和安福国会作为亲日派，已经成为国民公敌。因此，吴佩孚的反日和反段，让他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公众舆论的支持。

吴佩孚本人也有意识地联络公众团体，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爱国亲民的政治军事领袖。1919年6月25日，吴佩孚发表公开电，要求召开“公民大会，布告近日外交事件”[37]。在巴黎和会签字问题上，吴佩孚和大多数国内公众团体一样，主张“拒绝签约”；吴佩孚与全国和平联合会、安徽省“维持国货检查所”等团体函电往来，在拒签合约问题上，保持共同立场。[38]吴佩孚还引导公众舆论，将中国的内争外侮都归咎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及其心腹爱将徐树铮。1919年7月16日，吴佩孚致函全国和平联合会，说：“此次内争外侮，实由徐树铮一人蛊惑合肥。徐以段为傀儡，段以徐为腹心，狼狈相依，遂致殃民祸国。此海内所共见共闻也。贵会电请中央除奸救国，以伸天讨，而快人心。义正词严，无任钦佩。”[39]同时，吴佩孚还致函全国和平期成会，指出徐树铮是中国“祸乱之本源”，他说，“弭乱必除其本，消祸必塞其源，徐树铮，祸乱之本源也”，支持该会致电北洋政府，免去徐树铮的各项职务。[40]

除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皖系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之外，吴佩孚还连续发表通电，反对安福国会领袖王揖唐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原先，北方议和总代表是朱桂莘，但朱桂莘与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谈判毫无进展，于是辞职。其后，北洋政府任命王揖唐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是依附于皖系军阀的政客，臭名昭著。当北洋政府公布王揖唐的总代表任命之后，远在湖南衡阳的吴佩孚立即发布通电，表示反对。1919年9月6日，吴佩孚反对王揖唐的公电在报上发布。吴佩孚说：“自王[君]揖唐出任总代表，而全国反对之电，日数十起。公则始为疏通，继为辩护，欲以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殊不知欲盖弥彰，肺肝如见。公电既谓无丝毫党系之见，为何代揆伊始，不宣布脱离安福党系？且安福凭借党势，把持政柄，公继续代揆，为何不请元首以明令解散之？是党系之累，公且难免”[41]。此时的吴佩孚与广州军政府往来密切，他通电反对王揖唐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其实是与广州军政府磋商一致的结果。9月5日，广州军政府发表了以岑春煊领衔，并有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和林葆怿署名的公开电报，反对王揖唐担任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其理由是王揖唐“不值得南方的信任”。[42]

五四运动之后，吴佩孚迎合公众舆论，高举反日旗帜，号召公众舆论打倒皖系军阀和安福系。身处偏远之地——湖南衡阳的吴佩孚外联西南军阀，内结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为代表的长江三督等直系将领，并挟公众舆论之威势，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但是，吴佩孚的直系将领身份一直在不时地束缚着他的政治行动。一旦吴佩孚的政治言行逾越了直系军阀集团所能允许的范围，他就会遭到其顶头上司曹锟的约束。如时论所言：“吴佩孚者隶曹锟部下者也，吴佩孚之言，宜可代表曹锟之言者也。政府以是故迭托曹说吴。曹果以吴言为然欤，不妨拒绝政府之请托，而直表明赞成之意。如以吴言为不然欤，则宜不待政府之请托，而早戒吴勿言。今曹依回于两方之间，于中央之请托疏通，初则敷衍之，继乃以发饷为疏通条件，将视吴佩孚之言，为何等之言耶。”[43]质言之，在“国家主义”和“派系主义”之间的效忠对象选择上，吴佩孚的身份认同受到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和直系军阀集团等级制的束缚[44]，而他的政治命运也蕴藏于其间。

在维持直系军阀的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上，吴佩孚通过发表一系列公电，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拥护者，以此来掩盖或者淡化他所在的直系军阀的派系利益。吴佩孚在这方面的举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支持山东公民进京请愿，抗议在济南驻防的皖系军阀第二师师长马良镇压公民集会活动。1919年9月3日，吴佩孚发表公电，批判马良，支持山东公民进京请愿。吴佩孚在电文中写道：“兹收到沪上各团体函电，以先生逮捕商民，大动公愤，径电元首，宣布全国。竟以待曹章陆者待先生，是先生之辱，学生之羞也。夫东邻强横，国民耻之。先生果统率国军，坐镇齐鲁，以民意为依归，收回山东主权，不惟于国防二字名称其实，即学生先人亦戴德于地下。”[45]其二是公开支持湖南官绅发起的反对湖南督军、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自1918年入湘以来，张敬尧纵容所辖北洋军第七师官兵在湖南烧杀抢掠，激起湖南人的公愤；而吴佩孚统率的北洋军第三师则对湖南人民秋毫无犯，与张敬尧的部队，形成鲜明对比。[46]湖南籍军阀谭延闿和旧国会议员纷纷发表公电，号召驱逐张敬尧；湖南人的驱张运动也得到了吴佩孚的积极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张敬尧治湘期间，不仅对湖南人民横征暴敛，而且对在湖南的外国传教士充满敌意。因此，吴佩孚支持驱张运动，不仅获得了西南军阀谭延闿等人的好感，自然也得到了外国传教士的青睐。[47]

简言之，上述皖系军阀马良和张敬尧对其辖区人民的施暴行为，已经引起公愤，进一步败坏了皖系军阀的政治形象。直系军阀吴佩孚利用民众反对皖系军阀的心理情绪，高举国家主义旗帜，顺应民情，大大扩张了他的政治影响力。虽然吴佩孚身处湖南衡阳这个偏远地区，但他已经成为影响时局的焦点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引发公众的关注。在衡阳，吴佩孚直接与广州军政府总裁陆荣廷派出的代表商谈南北停战议和问题，并将湖南督军张敬尧和北洋政府的干涉置之度外。[48]总之，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吴佩孚因“反日、反皖”和支持民众运动的鲜明政治立场，而成为一个决定中国政局走向的政治领袖。在与皖系军阀的政治较量中，吴佩孚显然居于优势地位。这当然和吴佩孚所发表的顺应民众运动潮流的若干“公电”有关。正是这些公电，彰显了他与时俱进，反日爱国，支持民众运动，拥护劳工思想的“新派”形象。[49]“一战”之后，由于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民族主义和劳工主义大行其道，中国也受其影响。[50]在此时刻，吴佩孚高举民族主义和劳工主义的旗帜，发表公电，批判保守顽固的皖系军阀，获得了政治话语权。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在对待新文化的态度上，中国的新旧两派分野更加明朗。[51]以段祺瑞、徐树铮为代表的皖系军阀对待新文化、新思潮，采取排斥打压的态度；直系军阀吴佩孚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积极地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皖系军阀所控制的北洋政府试图遏制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在民间社会却拥有比较广泛的民意基础。皖系军阀对新文化运动的敌意，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新文化阵营中的“反动形象”。如时论所言，在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统治中国的三四年间，其奉行的亲日政策，已经被公众舆论视为“卖国行为”；皖系军阀的统治已经招致“天怒人怨”，但是中国公众没有力量驱逐皖系军阀。在此情况下，中国公众“期待出现一个强人能够替天行道，推翻皖系军阀”[52]。在此背景下，直系名将吴佩孚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