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是儒家意识形态主导的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转折阶段。在此转折关头，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的引入、帝国主义列强在东亚的扩张，造成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首先感受到这一时代巨变的，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开明士绅群体。这个群体率先地感受到民族主义观念对儒家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并由此影响到他们身份认同的转变。换言之，梁启超所代表的晚清开明士绅群体开始将他们的身份认同转移到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上[2]，而不再是对皇权的效忠。儒家意识形态具有浓厚的精英气质，这种精英气质也决定了晚清中华文化的转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转变。具体言之，就是梁启超所代表的上层开明士绅群体首先接受民族国家观念，进而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最终带来整个中华文化的转变。

在晚清时期正处于过渡状态的士绅群体中，梁启超堪称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1873年2月13日，梁启超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茶坑村。此地处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正当西江入海之冲。这里是中国的南部边陲小村，远离文明中心北京城，所以梁启超自称为“中国极南之一岛民”[3]。长期以来，广州也是欧美势力向中国渗透的前哨。梁启超的出生地正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带。特殊的时空环境造成了梁启超成为晚清士绅群体中的先觉者，是他最先感受到中国变革的脉冲，并有意识地担当起这个过渡时代的变革使命。1901年，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写下了著名的《过渡时代论》。其文开篇说道：“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梁启超认为，过渡时代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选择“新政体”，以代替“愚民专制之政”。[4]这既是梁启超所认为的过渡时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个人为之奋斗不息的政治理想。具体言之，就是培养新国民，在此基础上建设新国家。这两个目标都离不开一个关键问题的解决，那就是重建人的国家身份认同。

一、臣民、国民与流亡者

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价值观念就是它反对人们身份职业化的倾向。儒家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而这种个人修养理想是人文主义的非职业化活动；为实现这一理想，儒家教育产生了一套强调人际关系的君主官僚制度。在这套儒家制度中，人际关系比实际的职务关系和抽象的法律关系更加重要。[5]作为过渡时代的士绅领袖，梁启超所要完成的使命就是用职业化的身份取代依附性的个人身份，也就是所谓的培育“新国民”。

要培育新国民，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身份意识。在晚清士绅群体中，梁启超是最早的一个实现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的士绅。当然，梁启超拥有“国民”身份意识之后，他的士绅情怀依然是存在的。作为一个少年得志的晚清士绅，梁启超理应效忠清廷，但是周遭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敏感的心灵使其实现了从臣民到国民身份的自觉转变。梁启超是19世纪后期中国士绅群体中率先把现代传播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公共事业去实行的人。因此，他的第一个职业身份就是现代媒体的传播者，用传播来宣扬他的民族国家观念。梁启超以士绅身份从事传播，开启了中国近代大众传播的政治化先河。

梁启超一生跌宕起伏，绚丽多彩。如此丰富的人生也造就了他的复杂的社会身份。他不仅拥有士绅功名，还是政府官员、政论家和学者。晚清时期，梁启超的参政，绝非后世寻常意义上的文人参政。他的政治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过渡时代的士绅政治。这种士绅政治既不同于列强势力进入中国之前的传统士绅政治，也不同于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人参政，那是一个新旧杂陈并相互缠绕的过渡时代的士绅政治。简言之，梁启超所属的士绅政治，既有传统士绅的精神气质，又有现代政党政治的参政理念。与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晚清督抚比较，梁启超属于没有实权的士绅群体，这一群体所拥有的参政资本就是“媒介”。因此，梁启超在晚清民国这个过渡时代里的政治活动一直是与媒介传播联系在一起的。那时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报纸。于是，办报成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晚清士绅参与政治的一个主要渠道。

与早先的清王朝边缘读书人王韬不同，梁启超是晚清政府体制内的主流士绅，他办报论政，开启民智，鼓吹变法，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传播的政治化。也就是说，他将传播作为国家启蒙的政治工具。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舆论领袖，他最初传播的对象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他所在的士绅群体。1895年5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在康有为的授意下，梁启超四处活动，发起了震动中外的“公车上书”。梁启超撰写了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这份万言书，传遍京城，署名的举人有1300人之多。[6]康梁师徒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所依赖的传播网络主要是地缘网络，并通过士绅网络超越地缘网络，形成一个具有全国范围的驻京士绅的集体行动。康有为说：

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7]

这次公车上书为梁启超提供了一次印象深刻的传播与动员经历。彼时，他所传播的对象是与他同样的士绅群体。其后，康有为与梁启超认识到，有组织的政治传播才能发挥最大的政治动员效果。换句话说，将办报与结社结合起来，才能凝聚人心。于是，梁启超在1895年春夏之际着手组织强学会。甲午战败，清廷痛定思痛，尤其在京师士大夫阶层中，风气为之一开。康梁师徒意识到，要开启民智，“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8]。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梁启超等在1895年8月17日创办了《万国公报》，每双日出版，刊印1000余份，免费发放给京城士大夫。所谓“分送朝士，不收报费”是也。他们又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后孙公园正式成立强学会，别称译书局、强学局或强学书局。[9]

起初，加入强学会的人并不多，也就20多人。但是，他们都是清廷有影响力的官绅。其中有案可查的人员是康有为、梁启超、杨锐、袁世凯、文廷式、沈曾植、徐世昌、汪大燮等。此外，帝党领袖翁同龢，洋务派官员张之洞，传教士领袖李提摩太、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也给予强学会不同程度的支持。[10]1895年12月16日，康梁师徒将《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使其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梁启超与汪大燮（1859—1929年）担任主笔。其宗旨是宣传西学，呼吁政治改革。即便如此，仍为清廷保守派所不容。1896年1月20日，御史杨崇伊上奏，攻击强学会私刊报纸、要挟外省大员、破坏社会安定，请求立即查禁。[11]随后，李鸿藻寻找借口把强学会改名为官书局——以译书为中心。自此，康梁师徒的强学会于无形中解散。

虽然强学会解散了，但梁启超的办报生涯并未因此而终止。1896年8月9日，梁启超联合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汪康年与梁启超分别担任经理和主笔。这是一份宣传政治改革的刊物，出版后影响颇大。梁启超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这是一份以翻译外报消息为主要内容的旬刊，其目的依旧是传播西学，开启民智。在办报内容上，汪大燮特别强调要翻译多国报纸消息，为了防止“偏信一面之词”，应“宜广译录”。[12]

甲午之后，中国近代传播的政治化，实质就是用西方政治学说来改造中国儒家政治学说。无论传播的方式本身，还是传播的内容，都清一色地来自欧美。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用实际行动将报纸媒介纳入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域。梁启超在《时务报》第1册上刊登了一篇著名的论说，即《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其文赋予这份刊物极高的政治意义：

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希矣。[13]

通过传播获得有识之士的改革共识，这是传播的魅力，也是梁启超通过传播来实现其政治主张的用心所在。梁启超天生就是一位宣传家，他不仅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而且思维敏锐，对于时政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写文章时总是笔带感情，行文之处，总能扣人心弦。因此，他的文章深受当时士绅的欢迎。关于传播与政治的关系，梁启超有着比常人更深的体悟。他认识到清朝的衰败，主要原因是清廷上下层层堵塞，导致“血脉不通”。言路不通，信息不灵，造成全国如一潭死水，没有生气。只有利用报纸媒介，传播消息，才能开启民智和官智，由此才能实现强国之道。[14]

甲午之后，梁启超的一系列政治传播活动，最终是为了推动清廷改革变法。他的改革观念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也是当时人们的身份职业化的一种反应。时人身份的职业化，是欧美工业化浪潮开始席卷晚清的客观结果。截至戊戌变法之前，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已经形成了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189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出版社。同年，中国通商银行开业。此外，铁路、轮船、电报等现代通信事业也初具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让生活在口岸城市的人们组成了一个个经济和文化单位；人们之间的经济生活更加相互依存；随着现代通信工具的发展，报纸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公共事业开始为人们提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时政消息。在此过程中，人们身份的职业化更加重要，而之前依附性的个人身份的意义将更加淡化。梁启超所从事的传播活动，以及其后进行的新国民培育，都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康梁师徒通过上层路线，依靠光绪皇帝推动政治改革的尝试。遗憾的是，这次变法，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其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势力开始血腥镇压康梁为首的改革派。1898年9月20日，康有为率先成功出逃。9月21日晚，梁启超逃到日本驻北京领事馆。[15]旋即，他偷偷地离开北京，潜逃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9月25日晚9点，梁启超等人离开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登上停泊在天津海河上的日本商船玄海丸。9月26日早晨7点，梁启超搭载玄海丸抵达天津塘沽，然后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日本军舰。当日午后，梁启超乘坐日本军舰起航，几个小时后离开中国水域，向日本前行。

康梁师徒离开了，滞留京城的他们的同党却倒霉了。1898年9月28日下午，日斜时刻，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和遇难的六君子相比，康梁师徒的政治敏感性要强得多，他们感觉大事不妙，早已逃离。在六君子中，林旭是最年轻的一位，他遇难的时候年仅23岁。或许是因为太年轻，政治嗅觉不灵敏，他竟然对慈禧太后所代表的后党心存幻想，甚至认为自己不是真正的“康党”。9月23日半夜，林旭神色慌张地来到其好友郑孝胥家中。当时，郑孝胥正准备脱衣睡觉，见林旭来，他又起床。两人座谈良久。林旭对郑孝胥说，他自信后党不能以“康党对待他”。林旭太乐观了，没有想到逃亡。[16]第二天，即9月24日，林旭、谭嗣同、杨锐等人就被逮捕了。当日，紫禁城彻夜扰动，慈禧太后连发三电，促直隶总督荣禄立即来京。

在遇难的戊戌六君子中，林旭可能是最冤屈的一个，因为他到死都不认为自己属于“康党”。既然不是“康党”，清廷为何还要杀害他呢？林旭虽然被冤杀，但他临危不惧。据记载，1898年9月28日下午，戊戌六君子的囚车被依次押送到北京宣武门外。林旭站在囚车上，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只是，他的仆人跟随在囚车后面，一路上边哭边跑。其惨状，令路人不忍观看。[17]

1898年9月29日，清廷颁布上谕说，“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有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18]。梁启超，此时已经身在日本。在其后的14年中，梁启超亡命海外，依托分布世界各地的庞大的海外华侨组织，筹集款项，著书立说，为培育新国民、建立新国家而奋斗不息。这是一个被清朝用武力驱逐的新国民的故事。他既是清朝的逃犯，也是现代中国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二、保皇派与革命党在海外的宣传竞争

晚清末年，在海外流亡者中，基本可划分两大类，即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保皇派）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其实，他们救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可谓殊途同归。两方都依赖海外的华侨组织网络，并从中通过募捐取得活动经费，这就导致双方关系形成一种激烈的竞争态势，甚至水火不容。

作为维新派的当然领袖，康有为向来对革命派领袖孙中山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孙中山也是心高气傲之人，所以康有为与孙中山错过了一度可以合作的机会。据说，早在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东西药局”，名为行医，实则密谋革命。那时，康有为也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知道康有为有志于西学，想与之联络，共同革命。于是，孙中山托人向康有为示好，不料康有为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贴拜师乃可”[19]。其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次试图与康有为合作，都遭到康有为的婉拒。为何康有为不愿意和孙中山联手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性情不和，文化品位不同。康有为是功成名就的士绅，学者气质浓厚；孙中山自幼在海外读书，饱受欧风美雨的洗礼。这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由此塑造的文化品性，让康有为同孙中山在一起时，无法获得情感的共鸣。康有为私下曾批评孙中山“躁妄无谋”。[20]孙中山是一个实践家，没有学究气，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文士”。所以，他对康有为的评价也不高，认为康有为之流的士大夫不过是“八股书生”，其所学都是“无根之学”，不足为论。[21]

与孙中山相比，康有为的思想是保守的，但他的高足梁启超却是开明的，并且一度与孙中山的革命派走得很近。康梁师徒对待革命党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实则是由他们师徒二人的思想观念差异造成的。康有为常对人说，“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而梁启超则不然，他曾自我表白，“启超与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又说，“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22]康有为是保守不前的，梁启超是与时俱进的。故而，梁启超对于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学问，最终也是抛弃的。梁启超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23]。在与革命派合作的问题上，梁启超也不囿于康有为的“成见”，而是主动地与孙中山一派接近。

1898年，梁启超到日本之后，在友人的介绍下，与孙中山订交。两人的首度会晤，大约是在1899年春夏之交。当年夏天，某个星期三下午3时，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有一次推心置腹的畅谈。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与梁启超，就革命手段、土地国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形成了诸多共识。特别是对于土地问题，梁启超很是赞扬孙中山的见解，认为他的土地国有主张，“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与社会主义本旨不谬”[24]。其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日益密切，在1899年7月日本横滨的一次会晤中，二人竟“拥被长谈”，直到三更半夜时分，方才休息。[25]

只要康有为还在日本，他就会限制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接触。1899年夏随着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的顾虑终于消除了，他开始公开与革命党交往。双方甚至讨论了合并组织政党的问题，约定推举孙中山为首领，梁启超为副手。此时的梁启超已经迷上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他甚至联合几个康门弟子，联名写信给康有为，说：“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26]实际上，康有为当时不过41岁（1858年生），根本谈不上“春秋已高”。康有为的学问大，脾气也大。可以想象，当他接到梁启超的“劝退信”时，是何等的恼怒。

在日本的康门弟子并非都与梁启超一心。梁启超的师弟徐勤，就是康有为安插在梁启超身边的眼线。很快，徐勤偷偷地致信康有为，揭发其师兄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的事宜。怒不可遏的康有为立即命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夏威夷）办理保皇会事务。恩师之命，怎敢违抗。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携带孙中山的介绍信抵达了檀香山。临离开日本时，孙中山与梁启超约定：为救中国，而共同奋斗！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在檀香山有点势力，因此孙中山介绍梁启超到了檀香山后去找他的大哥孙眉。1900年1月11日，梁启超从檀香山写信给孙中山说：“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27]。这里的调停“善法”，就是调和康有为的保皇会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之间的关系。不久，梁启超在檀香山确实找到了调停两派的办法。

梁启超说过他本人“善变”，向来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为了执行康有为的组织檀香山保皇会的命令，梁启超在檀香山打出一个两不得罪的宣传口号，那就是：“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对于这个口号，梁启超起初应当是真心拥护并实行的。但是，随着与孙中山的渐行渐远，梁启超提出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宣传口号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了。在抵达檀香山的两个多月之后，梁启超就开始背叛他与孙中山的“共同革命”的约定了。1900年3月29日，梁启超从檀香山写信给孙中山，说：“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我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生，斯能成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28]。显然，这是一封绝交信，孙中山岂能不知？

自古以来，朋友相处，分分合合，原本是正常事。但孙中山与梁启超的绝交，却直接导致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江湖恩怨再起，弄得海外华侨社会鸡犬不宁，怨声载道。檀香山本来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地盘，但是梁启超到来后，凭借孙中山开具的介绍信，逢人就说他来募捐“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当地华侨不明真相，结果孙中山苦心经营的檀香山华侨地盘硬给梁启超的保皇派夺走了。当时，华侨唯一能做的就是捐款，而捐款也是革命派与保皇派赖以存在的经济来源。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以来，清廷悬赏捉拿梁启超。清廷的高价悬赏恰恰提高了梁启超在海外华侨社会中的身价。在演说时，梁启超口若悬河，声情并茂，惊起“粉丝”无数。[29]他逗留檀香山期间，获得当地华侨的慷慨捐款。[30]华侨的捐款总额是有限的，梁启超得到了多少捐款，就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派将失去多少捐款。

1903年，已届而立之年的梁启超到北美新大陆一游，在动员北美华侨加入保皇会以及募捐上，所获颇丰。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为争夺海外华侨的捐款和地盘，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斗得不可开交。对于昔日的同盟梁启超，孙中山恨得不得了。为了夺回被梁启超抢去的华侨地盘，孙中山不得不亲自出马。1903年孙中山来到檀香山，重整旗鼓，收拾人心。同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给朋友写信，谈到与梁启超一派的奋战情况，他说：“彼辈头领，多施诈术以愚人，谓保皇不过借名，实亦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从之。弟今与彼辈在此作战，所持以为战具者，即用康之政见书以证其名实之离。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且以此竟称于人前。吁！真奇幻而莫测其端倪矣。”[31]

从1905年到1907年，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达到了**，两方甚至到了赤膊决斗的地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与孙中山的《民报》展开笔战。革命党方面动员胡汉民、朱执信等才智之士，轮番执笔，与保皇派的言论巨子梁启超进行连番论战。保皇派方面虽只有梁启超一人，却能够从容应战，毫无怯色。双方就革命与改良，以及民族、民权与民生等问题，进行多次理论的交锋；论战的文字，总计有100余万字。毕竟，革命党方面人多势众，保皇派方面只有梁启超一个人孤军笔战，精力有限。最后，梁启超挂出“免战牌”，向革命党妥协，提议停止论战。[32]

1905年，清廷开始预备立宪。流亡海外的康梁师徒看到国内局势变得对其有利，于是，酝酿发起鼓吹立宪运动的组织，为参与国内立宪改革做预备。1907年10月17日上午，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政闻社在日本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举行成立大会。会议不设会长，但推荐复旦大学创始人、70岁老翁马相伯担任总务员，由马氏担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实际幕后策划人仍然是梁启超。马相伯曾担任梁启超的语文教师，他在国内知识界德高望重，由其担任总务员，支撑门面，更方便梁启超幕后操纵指挥。但是，当日下午梁启超等人继续开会时，遭到了张继率领的革命党人“砸场子”。1907年10月17日的政闻社成立大会，不欢而散。[33]

三、余论

从1898年到1912年，这14年间梁启超一直在海外流亡，办报，鼓吹立宪，为了政治斗争路线、政治捐款等问题而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展开多年的搏斗。作为晚清著名士绅，梁启超是以言论起家的。他的从政之路，就是办报之路。他将政治与报刊合二为一，实现传播的政治化，或者政治主张的传播化。梁启超无疑是清末民初中国过渡时代士绅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1912年，梁启超回国之后，立即与北洋派袁世凯合作，是为“军绅联盟”。袁世凯依靠梁启超所代表的士绅集团（立宪派）的支持，成功地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排挤出中国的权力系统之外。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善变是其政治生涯的鲜明特征。然而，无论梁启超如何变，他的士大夫意识始终是没有改变的。这种士大夫意识就是一种精英政治观念。梁启超所代表的绅士集团正值清末民初之际中华文明的转型阶段。传统士大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在他身上有着深刻的体现。一直到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梁启超还发表文章说：“使我国家至于此极者，则何一不在吾士大夫？”[34]此时，梁启超仍然以士大夫身份自居，其中缘由，着实耐人寻味。

梁启超一生中所办的报刊很多。其中，以《万国公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最为出色，影响也最大。在这些报刊中，梁启超最得意的当属《时务报》了；也是《时务报》让梁启超声名远扬，内外皆知。通过办报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办报将散落海外的华侨聚集成一个支持中国政治改革事业的共同体，进而利用华侨社会的人力与财力来进行维新派的政治活动。这是梁启超的政治魅力所在。戊戌之后，梁启超到日本后曾给他的夫人写信，谈到他对华侨社会所蕴藏的政治力量的评判，他说：“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35]

梁启超在清末从事政治活动，总计长达约18年。其中，从甲午到戊戌，为第一阶段。从1898年到1912年，为梁启超的海外政治活动时期。海外时代的梁启超，政治身份多样化，他既是清朝的流亡者，又是华侨眼中的中国改革者，是著名的舆论领袖。他所依存的海外华侨社会是一个分布于欧美与东亚各地的世界性网络。而沟通这个世界性网络的主要手段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以及他们所办的各种机关报。这种跨洲的华侨社会网络以及保皇会组织，要想得到有效的沟通，只能充分利用当时已经遍布全球的新兴的电报网络和国际邮政系统。换言之，依赖新兴的国际传播媒介是梁启超与孙中山开展海外政治活动的基本手段。由此决定二者海外活动的基本特征，就是将政治活动与跨国传播、跨洲传播紧密结合起来。

透过康梁与孙中山的海外政治活动经历，人们可以发现，海外华侨社会在康梁、孙中山等政治领袖的动员下，凭借现代电信传媒，已经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自海外的革命思想、资金、组织与中国内部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变迁，形成有力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