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切道德准则、礼法规范都被埋葬的时候，帝国本身便再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昭宗最后的错误是十世纪初酿成的。

悲哀至极的天子开始走向极端。从华州回京后，昭宗开始酗酒，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此际已是既无权威，又无倚靠的空头天子，所能做的一切，便就是把他所剩下的勇气化为对家奴的凶残暴戾，他要对宦官开刀。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上半年，昭宗与宰相崔胤谋议，于六月份先将两位专权的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贬出京外并不日赐死，揭开了大清除的序幕。

这又是昭宗太过于“英明”了。宦官固是天子的敌人，但昭宗在如此纷乱的时代尚能坚持时日，宦官倒也功不可没，是他们努力在维系着皇帝的存在。与朝士不同，没有了天子也就没有了宦官，朝士可以抛弃理念，可以弃暗投明，但宦官则不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别无选择，只有和天子——或者说是和他们的天子——站在一起。历次兵变而使皇驾播迁，都是宦官们临危不惧，护驾出逃。天子其时并不是不想带走文官，一是事起仓促，二是文官大都是书生，在那种场合下，实在也没什么用。而宦官典掌禁军多年，毕竟还是有随机应变能力的，至少他们很会保护皇上，更不能容忍帝位的空虚，在这一点上甚至比恪守传统的士大夫们还要坚决。所以他们即使擅权专政，骄横跋扈，但在实质上与天子是同一个联盟。在其他任何时候，恢复王权都必须清除宦官，但在中央政权已行将就木的时刻，却万万不可走这一条路。

此时此刻，宦官、朝士、藩镇三者对于天子是十分微妙的，若无法控制其中某一方坐大，最低限度也绝不能让其中的某一方消失。昭宗对宦官动手，只有倚靠朝官，可朝廷无兵，所以朝官还得倚仗地方强藩；藩镇之间本有矛盾，又会各为其援。三者中各有两方合纵连横，势必兵戈再兴，后果岂堪设想！

这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皇上出外畋猎，夜半回宫，不知何故突然暴怒，亲手杀死了数名近侍宦官和宫女，一下子使宫内震动，大小宦官人人自危。其时，四大宦官首领是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左、右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四人此次已势无可忍，立即发难。第二天，率禁军千人破宫门而入。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主上所为如是，岂可治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此乃为社稷安危，非不忠之举。”

崔胤虽不甘心，但他的外援朱全忠离长安太远，救不了急。而宦官一方的韩建却是随时可以来京。不得已，他和朝中百官都在逼宫表状上签了字。

十一月初六，季述、仲先再伏甲兵于门外，自己与进奏官程岩等十几人入对。才登思政殿，宫外禁军便大呼着往宫里冲来，逢着昭宗宠幸的宫女、方士、僧道之辈，见人即杀，昭宗吓得滚到床下，被刘、王二人拎起，与后嫔、侍从一行人统统被关到了少阳院。刘季述在少阳院中对着昭宗历数罪状，直说得天子垂首无语。此后，刘季述亲手将少阳院锁闭，嘱咐手下熔铁浇铸，把门固死，只在墙上开了个小洞以送饮食。昭宗求衣帛不得，求纸笔亦不得，其时天气甚寒，妃嫔们无衣无衾，号哭之声不绝。

初七，刘、王矫诏令太子嗣位。事情闹大了。

朱全忠开始还没意识到这是个绝妙的机会，直到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对他说了一句：“王室有难，霸者之资”，全忠这才恍然大悟。

两个月后，崔胤在全忠的声援下，在长安反正，杀掉了刘季述、王仲先、王彦范、薛齐偓等，救出了昭宗，迎之复位。崔胤一得志，就要报仇雪恨，他准备彻底摧毁宦官，并要在肉体上斩尽杀绝。这时，轮到宦官们悲哀了，惊惧之下，他们开始自救。新任左右军中尉的韩全诲、张彦弘一方面暗中交结李茂贞，一方面计划除掉崔胤。崔胤当然不能让其阴谋得逞，立即修书全忠称：天子有密诏，令你率兵迎驾。崔胤此举正中全忠的下怀，原来他就想赶在李茂贞的前面把天子抢到手，这下子机会来了。七月，全忠急急从太原前线返回大梁，准备发兵。同时，韩全诲亦罗致了一些尚未出京任职的将领，也准备动手。

昭宗这时有点数了，八月初五，急诏翰林学士韩偓。皇上道：“有人建议朕招崔胤、全诲入内殿，置酒和解二人恩怨，卿以为如何？”

韩偓与崔胤自有不同，他开始就不赞成这种意气之举，曾对昭宗说过“宦官亦不可全无”的话。韩偓还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只是像他这样的在眼下已是凤毛麟角。

他对昭宗道：“全诲之辈跋扈，确是非解决不可。如此示弱，则更增其凶悖。不如尽快调走首恶之徒，余者许其自新，庶几能避免麻烦。”

韩偓的话原则上是不错的，但实行不起来。昭宗发布的调令，没有一个遵守。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谁又敢主动撤退？

九月初五，皇上听到了全忠即将发兵的消息，一下省悟了。他终于知道，自己谋除宦官的努力，结果是前门拒狼，后门引虎，而且还是两只虎：一是东面的朱全忠，一是西面的李茂贞，两虎相斗于君侧，岂是闹着玩的！昭宗无奈，又问计于韩偓，韩偓这时也是无可奈何：“臣早知如此，早知如此！”皇上看着他，无语而泣。

十月，全忠从大梁发兵。韩全诲得讯，先动一步，领神策军将昭宗挟至凤翔，依附李茂贞。全忠到长安后，随即西征，围住凤翔。茂贞又向李克用求援，但克用军虽牵制了部分宣武军力量，可作战屡屡不利，甚至还被全忠追到晋阳。若非天公作美，克用还要吃更大的败仗。茂贞一人独撑，也是屡战屡败，终于在天复二年（公元903年）冬天向全忠妥协。天复三年（公元902年）正月，茂贞杀掉了韩全诲、张彦弘等七十二人，送昭宗还长安。全忠则解凤翔之围，拥天子回京。

回京之前，全忠就将已在京师退休、未随昭宗西赴凤翔的九十二位老宦官秘密处死。天子还宫后，崔胤力请全诛宦官，于是全忠尽杀宦官数百人，外任监军者分令各地藩镇诛杀。至此，本朝的“宦官时代”宣告结束。二月，天子进全忠爵为“梁王”，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全忠留步骑兵万人宿卫长安，令其心腹分任要职，自己班师汴州。

朱全忠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步后，紧接着开始远交近攻，消灭异己。七月，大破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又密令部下在长安尽诛崔胤之党，迫使昭宗迁都洛阳；八月十一日，弑杀昭宗，立昭宗十三岁的太子李祚为帝。第二年（公元905年）二月全忠又在洛阳宫苑的九曲池缢杀昭宗诸子共九人，投尸池中。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五月初七——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有一颗彗星出现在天空，由“轩辕”、“大角”二星宿一直拖弋到天市垣。天有星变，是灾非祥，占者有曰：“此君臣俱焚之象，宜诛杀以应之。”于是乎全忠大肆流放朝臣，贬逐无虚日。六月，将裴枢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招到滑州白马县的白马驿中，一夜尽杀之。全忠部下的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就是当年在宦官幽闭昭宗时劝全忠抓住机会的那个人——早年屡举进士而不第，心里恨透了这些读书之人。三十余位缙绅人士被杀后，他还不解意，对全忠道：

“此辈不是自称‘清流’吗，那就把他们投入黄河，叫他们变成‘浊流’！”

全忠大笑。

当朝士们的尸体在浑浊的黄河水中随波浮沉的时候，帝国的一切道德准则、礼法规范也随之而被埋葬，帝国本身便再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尽管李克用等势力还在顽强抵抗着朱全忠吞并天下的行动，但对帝国政权来说却已经是毫无意义。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在全忠手中的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宣布“禅让”，全忠更名为“晃”，即皇帝位，建号“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唐朝正式灭亡，中国随之进入了第二个大分裂时期。

世事东流水，乾坤一局棋。

古代中国的全盛是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末一百五十余年间的唐朝，它的辉煌曾经如日中天，照亮了整个世界。可惜，这一轮灿烂的太阳并没有闪耀出持久的光辉，在九世纪一百年中，就慢慢地熄灭了。宛如一柱激昂的喷泉引回到死水般的池塘，再也不兴波澜。只剩下点缀其间的一片静谧的莲花，稍稍掩盖了一些沉沉暮气。

何时轮到它再度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