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的争斗暂告终结，双方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在会昌时期执政的五年中，德裕没有让宗闵、僧孺等人得到一点机会。

杨嗣复、李珏当政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宗闵已升迁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担任了一种闲职；而牛僧孺先是被召入朝中拜为左仆射，因为仇士良等宦官的关系，他内心仍不情愿卷入是非之中，于是托疾不出，到了这一年以“兼平章事”的身份出为襄州刺史并兼山南东道节度使。就在此后不久文宗死，武宗即位，李德裕第二次入相，获得执政的地位。

德裕无法和他们言归于好。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十分清楚：李宗闵与牛僧孺形成顽固的朋党派系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一切都是针对自己而来的，如果允许他们回到朝廷中枢，就等于放弃自己的政治方略。德裕当然不想这样做。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二月，德裕的亲密好友李绅回到了长安，出任宰相。

李绅是当年因强烈反对李逢吉与王守澄而被贬斥的，由于韦处厚、李德裕的先后援救，慢慢得到量移，武宗即位后代替德裕出镇淮南。

李绅与德裕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早在穆宗时期，他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绅这个人刚直不阿是有名的，李逢吉当初要用僧孺入相来排挤德裕，自然为李绅所反对，所以逢吉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要把他打倒。屡经谋划后，终于在敬宗初年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贬出了京外。此次李绅被征召入朝表明了德裕毫不退让的立场。

合理的人事安排是保障政策能够顺利贯彻的基本前提，德裕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是不可能做好好先生而让宗闵、僧孺有隙可钻的，否则一切努力都将在瞬间化为乌有。两派相争到了这种程度，确实是哪一方都不能心慈手软。

国事方殷。回鹘、黠戛斯、吐蕃的边患，方镇的蠢蠢欲动，无不预示着帝国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强治理，德裕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同样也就有决心把“朋党”问题彻底扫除，尽管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如何的艰难复杂。

这年的七月，陈夷行罢为左仆射。为郑覃所知重，而为李珏、杨嗣复所恶的谏议大夫李让夷拜相，这同样也是德裕经过审慎选择后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德裕都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出任要职，这为他在会昌后期取得的重大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方面，德裕并没有顾忌别人的议论，行事也很谨慎，但就是这样，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这起因于本年九月份的一件事。

武宗忽然想启用时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为相，但德裕却不赞成。

白居易这人的道德文章无懈可击，元和时在帝国诗坛上与元稹齐名，时人称为“元白”，又和刘禹锡相伯仲，称“刘白”，是其时文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他少年家贫多故，漂泊各地，二十七岁始中进士，又登制举中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开始迈入仕途：元和初期先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以敢于直谏而闻名朝野。在武元衡被刺案中因得罪权贵被贬，直到穆宗即位，才渐得起复。

白居易是李宗闵的亲戚，与牛僧孺的关系也很好，但他与另外一个圈子中的不少人也有交往，特别是和元稹的友谊极深，同时，在政治见解上，他也有着自己一贯的主张。因此，在穆、敬、文三朝两种派系斗争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居易便十分为难。

平生抱负既不能伸，居易便想到独善其身。于是他不愿继续留在京城，上表乞病，还居东都洛阳，于香山之麓疏沼凿滩，构楼种树，自号“醉吟先生”，又号“香山居士”，与弟行简、祖弟敏中游览登胜，流连诗酒，和牛僧孺亦时相唱和，倒也颇为自得。在这一年，居易已年臻七十。

不过，德裕和他却几乎没有来往，对其才名似乎也有点不以为然。德裕反对武宗起用居易为相，是否考虑了他与宗闵、僧孺有的这层关系，一时也难以断定。但德裕提出的“居易衰病，不任朝谒”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其时居易不仅得了风疾一直未愈，而且年纪也实在太大了。

德裕为了妥善起见，郑重建议皇上启用居易的祖弟白敏中，为此还对敏中作了一番很高的评价，说他“辞学不让居易”，可以胜任要职。不久，敏中便被授予翰林学士，进入帝国的高层。

德裕内心对这一切似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丧失公正的立场。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政治斗争不仅严酷，同时也非常微妙，有时，哪怕是毫不相干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反对派强烈的敌意。比如这次，德裕认为白居易年老，说不定居易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德裕的反对者却断不会抱同样的想法。白敏中不仅没有对德裕的推荐心生感激，反而把德裕的“恃权忌才”牢牢地恨在了心里，在他看来，德裕启用自己，完全是出于不让白居易担当大任的考虑。

任用非人，是政治家之大忌，德裕的这个失误给自己后来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德裕在对李宗闵、牛僧孺的态度上更是如此，他既然不能允许他们有机会回到朝廷中枢来干扰既定方针，那么无论怎么处置得当，都必然会像白居易事件一样引起争端。时势使然，德裕既不能退让，便注定无法取得预料的效果。对宗闵、僧孺来说，无论你李德裕如何想，都不能消弥彼此之间的过节和积怨。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无所谓什么错误不错误了。

昭义战事之起，既是德裕取得重大成就的外在因素，也是德裕执政期间影响两派斗争的最大事件。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的五月，刘从谏于上月初七死后，其侄刘稹自称留后，秘不发丧。四月二十三日，朝廷诏刘稹护从谏灵柩归东都，刘稹不从，五月初二，德裕在朝会上坚持讨伐刘稹，为天子首肯，战事已一触即发。

昭义一镇的核心是泽、潞二州，也是中央部队的主要攻击目标。东都洛阳处于敌阵的正面，是朝廷各军的攻守堡垒，在这场战事中的战略地位显然十分重要。在如此情形下，以前与昭义刘从谏关系不错的东都留守李宗闵，便似乎有点让人不放心了。是皇上首先想到，不能把他放在东都洛阳。武宗对宗闵在文宗时期的所作所为一向抱有成见，他有这个想法不足为怪。

德裕想了一想表示，此事可进一步商议。

皇上以为宰相考虑的是具体安排，忙补充道：“方镇不行。调他到远一点的州去！”

德裕倒有点难办了，宗闵与刘从谏的交往毕竟是十年前的旧事，单凭这点理由就贬斥他，确实说不过去。就是调他走，起码也要给个州刺史的职位，德裕不愿在这上面再授人以柄。

最后，宗闵被调到了江南的湖州，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也算得上是个美缺。不过，宗闵当然还是不可能领德裕的情，满心委屈地离开了洛阳。

在这几年中的其他人事安排，与前面两事相同，在反对派来看，似乎处处都体现了德裕“以憎恶用人”的党派习性。但实际上的情况是否如此，却很难用简单的标准去判断。德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证明他的政策是相对正确的，如果为了保证正确的政治方针能够得到贯彻，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并不能算错。

但对于有所牺牲的人来说，德裕的成功并不能证明他做的一切就有道理。不管怎么说，任人唯亲、排斥异己都是不符合传统伦理的。有意思的是，李宗闵等人先前当政时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当德裕主掌大权后，他们才感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这一年崔珙罢相，李让夷荐崔铉入相，这也就是武宗不通过宰相和枢密使自行任命的那个人。崔铉与崔珙在许多事上不协，结果崔珙遭到贬斥。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户部尚书杜悰入相，他与李珏关系非浅，自算不上是德裕的同志。就在同时，李绅出任朝外，代替杜悰镇守淮南。

当昭义平定，德裕的权力达到顶峰后，更大的事情来了。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八月间，李德裕一手提拔的猛将、泽潞西南面招讨使石雄率先击破昭义军，又在泽潞初平后受旨领七千人进入昭义镇治所潞州受降，尽擒刘稹党羽。九月，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卢钧进驻潞州，昭义正式收复。十月，石雄向朝廷奏报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石雄奏称：攻占潞州后，手下兵士在贼处搜获了一批档案，检点时发现其中竟有李宗闵、牛僧孺给刘从谏的亲笔信件。

在接到石雄奏报的同时，河南府尹吕述也给德裕写来了一封私人信函。吕述在信中说，平定泽潞的捷报传到洛阳时，正在东都述职的太子太保牛僧孺竟“出声叹恨”。

德裕接到这些报告后非常生气，早先毫无证据的“交通敌贼”、“同情叛党”嫌疑，原来竟是事实！德裕带着一些隐约的快意立即把这两件事呈报给了皇上，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考虑：此事由石雄、吕述两人报来，其中有无虚拟的成分。

天子勃然大怒，立即诏贬僧孺为太子少保，宗闵为漳州刺史；几天后，又贬牛僧孺为汀州刺史，宗闵为漳州长史。一个月后，天子似还不解气，再贬僧孺为循州长史，宗闵长流封州。“长史”与司马一样，都是州刺史的佐官；所谓“长流”封州，也就是流放到封州。这是牛李二人有生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处分了。制命一下，不要说他们本人，整个朝野也大为震动。

本来德裕就在执政期间继续实行抑退浅薄浮华之士的策略，而大力奖拔孤寒，打击朋党，早就引起为数不少人的不满。此次唯一能与德裕相抗衡的宗闵、僧孺又遭毁灭性重创，使得这些人的怒气和怨愤达到了**。这时，在淮南任节度使的李绅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

他到任不久，发现手下的江都县令吴湘盗用公粮钱，并且还强娶民女。李绅最容不得这种事，怒火万丈，给这个人定了个死罪。这件事情本来不大，李绅的处理也在地方官的权限之内，但其中却有个复杂的情况存在。

原来这位吴湘的哥哥叫吴武陵，与李德裕有点过节，德裕对这个人也公开表示过不满，已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一下，李绅的处理便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判吴湘死罪，显然是禀承德裕之旨而与吴武陵过不去，这不是挟怨报复又是什么？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德裕，便纷纷指责李绅处理不公。德裕在此坚决维持老友的原判，并把持不同意见的两位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公贬了职，压住了波澜。如此，德裕树立的对立面便越来越多，对立的程度也越发尖锐，只是没有最终激化，因为德裕的声威正如日中天，在他的身后还有天子，宦官势力又采取默认的态度，这些人再有怨气，在眼下却无可奈何，只能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而已。

此后，无所建树的杜悰、崔铉先后去职，李回入相。李回是德裕用兵昭义时，起用他奉使前往河北三镇执行说服工作的人，无疑是一位有功之臣。德裕用他为相，也不能算是囿于派性。在德裕主政期间，最后同相的是崔元式，他与德裕在很多方面有分歧，未多久便也去任。

德裕在相已经五年了。尽管他曾经在几年前数度上表辞职，但都未被武宗接受。眼下的情形正应了他刚刚回朝时的话：宰相在位不可过长，过长则必导致专权。德裕主观上有无这个问题姑且不论，但客观上这种事实的存在确实也是不可否认的。

到此，以李宗闵、牛僧孺为代表的一派与德裕为代表的一批人的种种过节，似乎以德裕的胜利而烟消云散了，确实，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德裕笑到最后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世事实在是太难预料了，德裕最终也未能善始善终。决定性的原因只有一个：德裕强有力的支持者武宗皇帝，居然也英年早逝。

坏就坏在皇上同前几代天子一样贪恋长生之术，迷食丹药，弄得不可收拾。

武宗即位之初，就十分赏识一位名叫赵归真的道士，命他于三殿建“九天道场”，自己亲受法箓。一名谏官上疏切谏，还被贬为河南府士曹。几年过去后，皇上对赵归真的宠幸有增无减，连德裕的劝谏也不以为意。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十月，皇上因服用了赵归真等人炼制的金丹，性情开始变得暴躁焦急，喜怒无常，这个症状与当年的宪宗一模一样，已经不是个好兆头。

入冬以后，皇上自己也觉得身体不适，像是患了大病。赵归真上言：“这就是在换骨了，请陛下坚持。”皇上仍不以为非，嘱咐左右：“不可让外间知道！”于是宫外莫知详情，德裕也被蒙在了鼓里。

如此一来，一场悲剧又不可避免：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在坚持了近四个月后终告不测，年仅三十三岁。天子弥留之际，因皇子冲幼，宫中宦官决定：以皇太叔光王“权勾当军国事”。二十六日，光王即位，史称“宣宗”。

德裕固然没能想到武宗竟这样地撒手而去，但更没想到即位的新帝将是一位置他于死地的天子。他简直无法相信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竟会在他的身上变成一个最好的范例。

新帝即位的当日，德裕正奉册在侧。典礼结束后，新帝带着一副无法猜测的表情，含义无穷地对左右道：

“刚才在朕身边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便使朕毛发俱竖！”

四月初三，德裕被命为荆南节度使出朝。

初四，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其弟元龟贬为崖州司户。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

八月，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这五位前宰相各得量移不等。

第二年，新帝改元“大中”，是为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新年中，事犹未已。

正月，恢复进士及第者“曲江游宴”。

二月，德裕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闰三月，诏命凡会昌五年所废佛寺，听其修复，地方不得禁止：增复会昌时所减州县官。

六月，牛僧孺进位太子少师；令狐楚之子令狐绹被擢为考功郎中兼知制诰。

八月，德裕同僚李回罢相，出朝任西川节度使。

九月，御史台发李绅任淮南时的“吴湘旧案”，再贬德裕潮州司马。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德裕三贬为崖州司户，李回再贬为贺州刺史。

……到此可以暂时打住了。事情一目了然，凡是旧帝所支持的，全为新帝所否定。这一次首当其冲的是德裕与他的同志们，被彻底地清除出朝外，并且一贬再贬，直到永远消失。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正月，德裕抵达贬所崖州，这时他已经六十三岁了。李宗闵最早去世，死在受量移后不久，牛僧孺也于去年十月病死在洛阳。德裕虽然活到了最后，但他心里清楚：最终失败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一切光辉灿烂的功绩都已在新帝的手中被彻底摧毁。

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郁郁中去世。消息传到长安，有人写诗道：“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看望崖州！”

这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故事就这样以三位主角的去世而渐渐开始消歇了。是非自有公论，但无论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还是各自的派系，他们都不是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说到底也许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的新一代天子，帝国第十九位统治者：宣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