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会昌年间，是属于李德裕一个人的时代。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驾崩，武宗即位。

五月，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以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八月，葬故皇帝于章陵，庙号“文宗”，同时，宰相李珏罢为太常卿；京兆尹尹敬昕被贬为郴州司马。

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后，新帝征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八月底，德裕就来到了京师，九月初一，正式入相。

德裕入谢之日，就向新帝呈上了清明政治的几点建议。这一进言代表了德裕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主政方略。

德裕在“甘露之变”后虽然身处朝廷中枢之外，但他与居于洛阳优游林下，“无复进取之志”的牛僧孺不同，在淮南的几年并没有白过。他在大行善政的同时，也不忘对文宗大和、开成以来的种种现实进行反思，就朝廷相延数十年的派系分歧、朋党猖獗以及“令不出中央”的弊端苦思根除的良法，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甫入宰辅，便能立即向皇帝进言。

在德裕看来，这“为政之要”有三端，首先是必须“辨群臣之邪正”，这显然是针对大和时期李宗闵之流结朋党纷争于朝而发的。德裕把自己独出于“朋党”之外，不论有无自我标榜的嫌疑，可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朝廷派系，固有正邪之分，也必有君子、小人之别，之所以纷争不歇，人主不能正确区分而摇摆不定是主要原因。故德裕坚持要辨明群臣之邪与正，并非完全是从洗刷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是充分考虑到使国家“治理”的需要而言的。德裕比裴度更进一步的是，他在这一点上还强调指出，正人君子如松柏“独立而无所倚靠”，而小人则如藤蔓“必附它木”，从而给出了区分的标准。

这一标尺颇耐人寻味。君子独立没有疑义，而所谓小人“必附它木”之“它木”指的是什么？明眼人是无庸解释的，只要想想李宗闵，特别是李训、郑注之流缘何而进高位，就一目了然。德裕在此没有明指宦官，但含义却很清楚。

第二端是“朝政应归中书”，就是说政治权威应该重新回到朝廷行政部门，而不是“政出它门”。德裕于此同样没有把“南衙”、“北司”的现实状况点透，可这一点承上面而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政治的要害，分量是够重的了。

德裕提出的第三端属于具体的运作范畴，他认为宰相在位时间绝不应过长，过长则必导致专权而生祸端。这一全无私利的政治方针，也是德裕纯从王政的考虑出发的真实写照。

新帝无不嘉纳。

从这时开始，德裕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

第二年，新帝改元“会昌”，是为会昌元年（公元841年）。

新年的局势却很不好。在边境方面，河、湟数州仍在吐蕃的控制下。而北面的回鹘，又出了变故。

原来，在回鹘的西北，有一个叫“黠戛斯”的部落，本朝初期为回鹘所败，此后与中国不通。后来该部落势力逐渐强大，与回鹘交兵近二十年，回鹘慢慢不支，到了本年，终于被黠戛斯击溃，各部纷纷逃散，一支往吐蕃，一支往西北的安西镇（这是本朝全盛时所设的边镇），还有一支由回鹘可汗之弟嗢没斯率领，径往天德军所在地天德城而来，请求“内附”。外敌衰弱，正给了边将邀功的机会，有消息说，天德军节度使田牟等有攻击回鹘散兵的意图，正在积极准备，不日奏报也肯定会到。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用兵，朝廷又面临着抉择。

在中央方面，情形也不太妙，问题出在天子。

新帝登基以来十分气愤朝野竟有不少人对他入继大统颇有微辞，即位的当天就把一位公开表示不满的朝官谏议大夫裴夷直贬出了朝廷。接着，又将不支持自己登位的两位宰相杨嗣复、李珏，两位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请出京城。在仇士良在鼓动下，三月十九日，出诏赐刘、薛二人死，并派中使立赴潭、桂两州，要诛杀分任湖南、桂管观察使的杨嗣复和李珏。不管天子是否有理由这样做，杨、李二人毕竟做过宰相，事情弄到要杀他们的地步，这就过分了。

户部尚书杜悰听到消息非常着急。这位杜悰是当年杜佑的后代，也是宪宗的驸马，因为李珏的一力保荐做到现在的职位。此际，他没有忘记报答李珏的知遇之恩，立即快马去见德裕，请他出面劝说年少冲动的新帝。

德裕虽对杨、李二人不抱好感，但朝廷大臣不容轻杀，这是原则问题，与私人恩怨是牵不上的，德裕立即会同同相的陈夷行、崔珙以及崔郸上疏。陈夷行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德裕一样，始终不以私嫌为意，一心一意地为援救杨、李出力，照理他与那二位的矛盾是最深的了。德裕诸人连上数章后，又怕耽误事情，于是把枢密使请到中书门下，请他向皇上美言，无论如何，至少也要让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

到了傍晚，武宗终于同意召见宰相。德裕等人入内，涕泣而言：

“陛下宜慎重行事，勿致后悔！”

皇上道：“朕绝不后悔。”言罢，赐诸人坐。

德裕答：“臣等愿陛下免二人死，不奉圣旨，臣等不敢坐。”

皇上连命再三，叫他们坐下谈话，德裕等人就是不坐。如此良久，皇上见他们意思坚决，只得说道：“罢了，朕就看在诸卿的面上，免他二人死罪。”

德裕及陈夷行、二崔听得此话，连忙下阶拜伏谢恩。皇上道：“这下诸卿可以坐下了吧？”数人这才听命。武宗叹了口气：

“朕嗣位时，宰相何尝心服？李珏、薛季稜志在陈王，杨嗣复、刘弘逸志在安王。陈王尚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贤妃觊觎神器。且嗣复与杨妃同宗，还与杨妃云：‘姑何不效则天皇后临朝？’卿等想想，这是什么话？若是安王得志，朕哪有今日？”

天子这一番表白发自内心，诚恳率直，似乎显得有理。其实，皇上不意之间，泄露了天机。照他的话，陈王既是先帝遗志，如何你陛下却取而代之？若是以陈王冲幼不克大任，安王与你皇太弟之间也并无必然的是与非。不过，数代天子嗣位的不正常情况已屡见不鲜，德裕等人身为人臣，既无法说清楚，也不敢说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委婉规劝而已。还好，皇上改变了主意，只是再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州司户。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德裕与陈夷行、崔珙、崔郸不失君子风范，是值得大大称许的。

接下来，德裕又很好地处理了边境上的回鹘散兵内附问题。

在这个事情上，不仅天德军的田牟有出兵的意向，朝中也有不少人力主进攻，陈夷行甚至也是这个主意。德裕力排众议，坚请武宗不能轻动武力，对溃败的回鹘应以安抚为上，即使进攻，也应待部署安排妥当后再说；目前仍当以约束边将，严兵保境为佳，既不失道义，也不至于酿成祸患。

皇上问了德裕一句话很有意思：“嗢没斯请降，卿敢担保他是诚心的吗？”

德裕道：“朝中之人，臣尚且不敢保，何况千里之外夷狄之心！臣是具体分析眼下双方形势，才如此断定彼辈尚不至于为乱。”

这是政治家应有的风范，既不为怕担风险而一味讨巧，也不能不负责任地轻率行事，德裕在对这件事的态度上，第一次真正体现了他过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策略，表明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绝不亚于乃父。此后情形的发展证明他的策略完全正确：两年后，嗢没斯等人果真入朝，朝廷授任归义军军使；又一年后，回鹘乌介可汗倒是率军侵扰天德、振武两军，这一次我兵大破其部，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武宗的头一、二年里，德裕和整个朝廷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外处理上，其中既包括回鹘的滋扰，也包括河北几个镇的一些不安分举动，德裕对这些事的处理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得到天子高度的信任。

已升为观军容使的仇士良有些不能忍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他找了个机会要给德裕难堪。

那是群臣要给天子上尊号的前夕，第二天，皇上就要在丹凤楼接受尊号并大赦天下。这天，有人不怀好意地告诉士良，宰相和度支使正在草拟诏制，准备削减禁军的衣粮马草数量。士良一听，正中下怀，便当着不少朝臣的面扬言：“果真如此，明日禁军军士必会于楼前喧哗！”

德裕闻知，立即奏报皇上，请在延英召开宰相会议，当面澄清此事。皇上听德裕说知此事后大怒，马上派人到禁军宣示：“大赦令中本无此语。况诏书出自朕意，非由宰相，尔等安出此言！”这一棒打得士良措手不及，只得惶恐称罪。

这也是德裕反击得及时，使仇士良刀未出鞘就宣告失败。德裕的这次成功，也说明他对付宦官有一套办法，既让他们无懈可击，同时又严阵以待，不给他们有出击的机会。有了这种战略思想，德裕主政期间，宦官的势力大大削弱。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还有两个：

一是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有交情，观点也很接近，都主张抑制地方藩镇，强化中央集权。当然，以杨钦义为代表一部分宦官之所以如此，自有他们的考虑，因为中央强大，他们的地位自然随着天子威望上升而稳固，假如天子为方镇所胁，宦官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皇上信任李德裕，德裕的措施又富有成效，宦官的影响便随之降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任命一位宰相时，竟然没有事先告知枢密使和宰相，而是自行决定后就直接颁布。这也就是说，皇上把枢密使参与政事决定的“老规矩”破除了，宫中的老人都骂杨钦义懦弱，不敢出面力争。其实，杨钦义在这种新形势之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拥戴武宗即位的仇士良在武宗与德裕两方面的压制下，最后在这一年也不得不请求退休，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其党徒们送他时，仇士良对这些宦官们语重心长地说：

“不能让天子闲而无事，要常常引他纵情享乐。而且娱乐要日新月异，如此，天子自无暇顾及他事，吾辈才可以得志。”士良想起文宗的事，又加重语气道：

“尤其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让天子读书，亲近儒生。他见到前代兴亡之事，心生忧惧，便会疏远吾辈。”

这是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实际上也是几十年来宦官行事的原则。士良此时要给后来者谆谆传授这条秘诀，既出于临别伤感，也属于一种训诫，他是不希望眼下的这种情形长此以往的。

当然，仇士良是走了，不久也死在了家里，但宦官的根基却没有就此动摇，“北衙”与神策军也还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不过，他们的势力毕竟还是削弱了，尽管程度很小，但也确实是了不得的事。

德裕在这以后使帝国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成功，关键原因就在这里。

会昌年间朝廷最大的收获是收复了昭义镇。

昭义镇在德宗时号昭义军，元和时在讨伐河北三镇的战事变得强大起来，辖泽、潞等数州，地处河中、河东和魏博、成德四镇之间，也是个有影响的大镇。“甘露之变”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是唯一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的藩镇首领，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更为恼怒，反意遂生。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其侄刘稹自为留后。从谏死后，刘稹果然不听朝廷号令，欲图继位。在德裕的强烈坚持下，武宗决意讨伐。

德裕对这场战事的基本方针是稳住刘稹的后方，依托成德、魏博两镇，并晓谕利害，使之夹攻昭义。为此，他亲自草拟了给二镇的诏书，明确表示朝廷对河北政策不变，允许它们子孙世袭，并重赏有功将士。

结果，战事完全按照德裕的筹划进行，成德、魏博奉命出兵，从刘稹的后方助攻邢、沼、磁三州，而朝廷组织各镇兵力从正面压迫泽、潞两州。昭义一镇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告失败，昭义镇从此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这是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的事，第二年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德裕又干了一件大事，他在热衷于道教的武宗的支持下，对长期盛行而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此事后来被恨恨不平的佛教徒们称之为“会昌法难”。这次“废佛”共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者二十六万多人，收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规模可谓是空前绝后。

到了这个时候，德裕进官衔“太尉”，封“卫国公”，威望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