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阴谋家，不能行阴谋之事。皇上找错了人。

近一年多时间过去，皇上还是没有主意。

时间到了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这一年起初的几个月里，藩镇纷扰不绝，河北一带已经是尸骨横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十无三四。朝中，气氛沉寂，所有的政务只是忙于调兵遣将，应付地方的叛乱，各路王师瞻头顾尾，亦全无效果。幸好，到了八月，双方又不得不妥协，局面渐渐平息，天子又得以有机会再次暗中计议他的大事。这时，他心里有点数了。

皇上先召回了李德裕。

文宗考虑：裴度年老多病，其威在外而不在内，似难膺负心中的这件重任；韦处厚又死，其他文臣，也不堪大用。穷途知返，皇上的思路稍稍有了点突破。

先是去年，裴度不经意之间，突然荐举二十几年前的旧人、此时起复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的刘禹锡，皇上心中就是一动。后来一想不妥，此举多少有些树大招风，未必能行。可当裴度转而推荐李德裕时，文宗便觉得不妨一试。八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任兵部侍郎。对此，皇上不无深意，至少是欲用他为相。可没想到的是，就在同时，枢密院却引举了李宗闵入相。这么一来，计划就全被打乱了。

皇上开始还没意识到。

李宗闵什么人？此公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与皇甫湜、牛僧孺在制举试中一同上书指责朝政的主角，为此与僧孺受到不公待遇，长期不调。后来又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一次科试纠纷中，因涉请托，罢官出朝。前数年复出，任礼部侍郎，算是有了一些转机。宗闵是元和三年那次风波以后最记仇的一个人，但奇怪的是，他把受迫害的账没算到真正的主凶吐突承璀身上，却记在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名下。父债子还，他对李德裕十分反感。

在文宗印象中，李宗闵这个人没什么政绩，资望也不算高，他不懂枢密使杨承和为何就是要拜他为相。其实，宗闵走的是宪宗驸马沈曦的路子，沈曦又转托内宫中的老人、女学士宋若宪代请杨承和，绕了一大圈，这才算托到了正门，真难为他的一片苦心。说起来难以理解，宗闵早年也是反对宦官贪横的，但与元稹一样，吃过中人的亏后，反过来又去依托中人，不说朝秦暮楚，起码也可谓生而多变。更奇怪的是，自元和三年以后，他就十分讨厌李吉甫、裴度、元稹以及李德裕，再也没有改变过，这又能称得上是极端专一了。也许，处在政治漩涡中的人，都免不了欺软怕硬的通病。

李宗闵一入台阁，就转命刚刚在几天前到京的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

德裕见诏，长叹不已。行装甫卸就又得上路，满腔悒郁，无可申诉，一时黯然难禁。刘禹锡得知，送来一首诗，末句有道：“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德裕读毕，虽明知这是老友安慰之语，但心中也略略好受了一些。八月底，德裕转赴滑州。

此后的事情也都是皇上无法想到的。

宗闵上台，自然就引举了亲密战友牛僧孺入相，时在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这事顺理成章，朝中没人反对，枢密使们更是赞成，无需天子认可就可以拍板。此后的几个月，李、牛二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免。

数年前回京的元稹首当其冲，被命为武昌节度使出京，填补牛僧孺入朝后的空缺；

李德裕的好友郑覃罢翰林侍讲学士，改任工部侍郎；

年高体弱、大病刚愈的裴度又被外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裴度一手提拔的崔从出为淮南节度副大使。

……

皇上开始明白其中的奥妙了。这不是典型的囿于私怨而置国家于不顾吗？日日听着宰相琐屑的奏事，再看着王守澄指指画画专横的样子，天子真是恼丧万分：宦者强横，全是这些相互攻讦之臣不以天下为意的结果，否则，有一人为朕分忧，亦不难改变局面。文宗心道：“此辈朋党比周，断不可当朕大任！”到这时，皇上拿定了主意，决定就选择不久前自己刚刚开始倾向的那位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事出有因。六月的那一天，皇上召来申锡讲读《贞观政要》，其时，正逢心情不佳，君臣谈了一会，皇上突然控制不住，叹了口气。

申锡肃然，垂手不语。

文宗第一次仔细打量了一下他，心中开始掂量起来。皇上知道这位出身孤寒，进士及第，以对策而知名的大臣和其他朝官浑无爱怨，不属于任何派别，是个持重厚道之人。委以腹心，托以大事，确是个恰当的人选，只是不了解他心意如何。心念及此，皇上便道：

“贤卿日与朕讲经论道，竟不知道朕的心事吗？”

申锡惶恐：“微臣不能分主上之忧，罪该万死！”他清楚皇上的想法，一想到当今天子英明睿智而陷于人手，心里何尝不也是悯然悲戚。在皇上的追问中，申锡觉得自己无用，十分的惭愧。

文宗被他的情绪勾出了辛酸之事，再也忍不住：“宦者强盛，逐日为甚。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至今弑逆之徒尚在左右，专横跋扈，犹有甚于昔者，”皇上一拍龙案，“朕每受其逼，尤须外示优渥，长此以往，为祸不远，朕何以告宗庙社稷！”

申锡也是激动不已，声音哽咽：“陛下且宽圣怀，微臣不才，愿效死力！”

文宗甚喜，觉得自己判断没错，宋申锡确是个可用之人。实际上，皇上此时身在九重，欲求外助也不可得，申锡时为翰林侍讲学士，居于内廷，是唯一可吐心事的朝臣，皇上不靠他，又靠何人？

君臣商定了一些粗略方案，都认为先除去王守澄的内逼威胁是第一要务。申锡领旨，皇上还有点不放心，一再叮嘱申锡务必联络外廷朝臣，广为准备，不可草率。文宗道：“朕可设法诏卿入相。居宰辅之位而行事，自多方便。贤卿千万小心，莫负朕之厚望！”

申锡叩首而退。

果然，几天后，文宗下诏加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一个月后的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又加“同平章事”入相。这一切并未招致枢密和神策军方面的怀疑，进行得十分顺利。

朝中很多人对申锡主事抱有幻想，都以为他对目前“威令不出于人主”的局面会有所改作，至少可以改变一下朝官之间不正常的现象。然而，申锡在政事堂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大的失望了。这很自然，申锡的心思原本就不在更新朝政上面，他是密负上旨而来，有另外的重要任务，平常的政务剖断显得因常循旧，实乃不得已之事，外人又从何而知。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元旦前后，皇上在与申锡的往复商量中制定了计划，决定采取一种非常手段：即时诛杀宦官。文宗没想到的是，此举绝对是个下下之策。

首先，宦官目前势力颇劲，王守澄大权在握，若要从容翦灭，绝非易事。加之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其次，无奈之下选中的宋申锡，其实不是个恰当的人选。这个道理很明显，申锡不是个阴谋家，又如何能行“阴谋”之事？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人参加，这就是帝国首都京兆府的行政长官“京兆尹”。首都和陪都所在地称府，这是汉代的遗制。作为首都所在地，京兆府掌治天子辇毂之下，供给百物，调拨夫役，其务远重于外府州县。而护卫王畿，更是首要之责。以是之故，其长官“京兆尹”之地位不亚于台省首脑，出任人选，包括所属诸县的“令”、“丞”、“簿”、“尉”，皆选精明强干者为之。京兆尹倘不阿容苟且，京中权贵、宦官以及禁军将校之横暴就会相对收敛；反之，朝贵与京畿府官结成势力，帝国中枢就将大大不利。因而，本朝对京兆尹及其属官的任命一向极为慎重。申锡欲图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委任可靠之人出任京兆尹，借其之力襄助大事。这点申锡是清楚的。

可申锡不知怎么却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此人以前仗着受李逢吉信任，任御史中丞，行为狂傲，目空一切，在朝中名声很臭。有一次，与左仆射李绛在街上相遇，交车时竟不避让。“仆射”是国家优待功臣元勋的荣誉之职，虽无实权，但衔高遇重，按朝廷礼制，一般官员是必须表示敬意的。李绛看不惯王璠的狂妄，给当时的皇上敬宗上了一表，指责他尊卑不分。为此，尽管有李逢吉的庇护，王璠也被罢为工部侍郎。申锡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也许，他也有他的理由，但实在太草率了。

事情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正月中旬，申锡面见王璠，示以天子密诏，并约以京兆尹授之。王命如此，王璠当时答应考虑。

但王璠权衡再三，这事做不得！在现时情形下，利害得失太明显了。王璠既无起码的道德信念，他便首先要为自己考虑。于是，王璠悄悄地找到了郑注。王璠曾是李逢吉的亲信，李、郑二人又不是一般的关系，自然王璠与郑注是能够说得上话的。郑注没想到皇上竟然已经有了行动，不敢怠慢，立即禀告王守澄。守澄大吃一惊，“此事如何处之？”

郑注多年以来一直是守澄的左右手，自诩谋略过人，每与守澄筹划，招数都在阴辣狠毒之间。此刻，又是一副山人自有妙计的模样：“事不宜迟，当先下手为强，去宋申锡以清君侧。”

“计将安出？”

“先帝遽逝，今上本不当立。——宋申锡与漳王时有过从，去之何患无辞！”

此计甚毒，漳王李凑乃是文宗的弟弟，颇有人望。再说，朝臣交通诸王，其中就大有文章可做。守澄听罢，立时就明白了，马上就吩咐郑注准备。

郑注找来一位神策军官豆庐著，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这个豆庐著时任神策右军的都虞侯，是郑注的亲戚，也是守澄的亲信之一。神策军侦伺朝廷大臣过失，已不是头一回，郑注与王守澄等已经无所顾虑。

二月下旬旬末，王守澄突然发难。

先是二十八日，豆庐著奏上一本：宋申锡谋立漳王！疏中同时举报，参与此事的有负责为诸王采办的宦官晏敬则、宋申锡侍从王师文等人。翌日，守澄直接将奏疏呈于皇上，奏称：“臣得本军都虞侯豆庐著奏状，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文宗一听，晓得出事了。

尽管文宗对守澄此举猝不及防，平时对漳王也有所猜忌，但一想到牵涉有宋申锡在里面，心里何尝不明白。但碍于情势，皇上还不得不故作愤怒状：“竟有如此之事？”

守澄不容皇上喘息：“宋申锡大逆不道，臣请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屠其全家，请陛下敕准！”

这就是要下重手了。守澄很清楚，所谓宰相谋反，事极荒诞，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他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件普通的案子，而是要借“谋反”这个强烈的罪名一鼓作气，把天子的种种企图彻底摧毁掉。

皇上饶是沉着，见状也是大大地恐慌起来，一时说不出话。

守澄走上一步：“请陛下当机立断，臣愿亲领二百骑前往！”言下之意，今天你皇帝就是不答应也不行。

面对守澄的咄咄攻势，文宗都快要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