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天子从一开始就不愿甘为傀儡，而朝中辅臣虽多庸碌委琐之人，天下却不乏忠君忧国之士，但从哪里着手？

文宗皇帝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不幸的现实。

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就在那个夜里，神策军士未经通报便闯门而进，“两枢密、两中尉有请江王大驾！”还未等他从惊骇中完全清醒过来，第二天，他就已经踏在了大明宫的紫宸殿上，成为帝国的新一代天子。

那个夜里，他应该正在读书。江王虽然年轻，但敏感聪睿，博学多思，身在藩邸，心怀天下，这一切都来自于读书不辍。他喜欢的书很多，比如古代经典《礼记》、《春秋》、《周易》、《尚书》、《论语》和历史名著《史记》都是手不释卷。可惜的是，王邸中藏书太少，即使有，有的也非全帙，这给年轻而求知若渴的亲王带来不少烦恼。不过，有一部书是完整的，那就是本朝玄宗时的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这是一部歌颂太宗皇帝祖德以资训诫的书，尽管枯燥乏味至极，但江王依然爱读，更难得的是，他从这部书里得到了很多启示。旌牙拥护中，奔驰在夜长安的大道上，江王的思绪还未从刚才的书本中走出来，他想到了太宗皇帝，他想知道这位英明盖世的远祖如果处在他现在的地位，是否也会惊慌失措。

文宗皇帝同样也忘不了王守澄在烛光下那张阴沉的脸，当他与其他人伏地请命时，文宗仍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刹那之间，一种好像末日临头的感觉却当头罩下，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挥去这个惨痛的记忆。

又是黄昏，又是夕阳。江王走进大明宫时，他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那朦胧、微带醉意的缕缕金光。变乱后的东内，红墙飞檐，残柳败草，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摊摊的血水，在冬日的斜照下，弥漫出一片凄冷肃杀之气。新天子在宦官们的簇拥下站在金殿上，望着夕阳给他投下的一个斜长的身影，却被许多杂乱的人影蹂碾得支离破碎，忽然喃喃自语：

“丛兰欲茂，秋风败之！”

“嗯？”左右未名所以，面面相觑。

这是当年太宗皇帝的话，文宗没有点破其中的深意。阶前，神策、龙武禁军的兵士们肃立无语，兵刃上的血迹斑斑，尚未来得及拭去。文宗回头望望表情冷峻的宦官们，恐惧，一种极度的恐惧感像一束藤蔓，悄然从后背攀援而上，冷冷地爬上背脊，爬上脖颈，钻进他的心里。

一夕之间，沧海桑田。江王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第十二位天子，史称“文宗”。新天子目睹了自己如何从亲王变成天子的全过程，他终于明白了一切。本朝立国垂二百年，从来就没有家奴血洗皇宫、操纵废立的事，想不到今天却被亲眼证实，新帝心潮难平，思如泉涌。他想起了宪宗、穆宗以及死于非命的异母兄敬宗，想起耆老故旧的传说，想起古书上的记载，恍如大梦初醒。与其父兄不同，新一代天子绝不是一个平常之人，祖宗有灵，让他入承皇统，这是天降大任，新帝突然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登上紫宸大殿的那一瞬间起，天子心里就油然而生起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要为父祖报仇，要为兄洗耻，要使家奴照旧为家奴，天子重新为天子。坐在御榻上，他甚至无心去享受贵为人主的那种无上感觉，皇上只想着一件事：“从哪里开始？”

文宗即位后的第三天，常朝就如期举行。除了韦处厚为相、翰林学士路随承旨、侍讲学士宋申锡为书诏学士三项人事任命外，这一天的诏命还有许多内容：出宫女三千人；减省教坊、翰林待诏、总监冗食者一千二百余人；停诸司新添衣粮：御马坊场所占陂田悉归有司……退朝后，裴度泪水莹莹：“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看着百官们的贺表，皇上心想：“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在朝野一片欢呼声中，公元827年来到了。二月，新帝改元“大和”，是为“大和元年”。

三月初一，右军中尉梁守谦因年老到了退休年纪，不得不请求致仕，王守澄顺利地取而代之，成为右神策军中尉。他听说当今皇上去奢从简，颇有励精求治之心，倒也没有在意，但守澄对皇上与宰相的某些举措仍旧不以为然。新君践祚，他是第一功臣，守澄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充当辅弼之任。

此时宰相除韦处厚外，尚有新命的裴度和前朝的窦易直。自然，凡是裴度、韦处厚之议，守澄即认为不妥。

皇上往往不敢多说，只是有点情绪：“朕已允诺，恐怕不好再改。”

守澄心道：“岂有此理。宰臣们就知道自命清高，懂得什么治国之道！”他对新帝说话从来无所顾忌：“陛下，事有不妥，当思更改，何顾虑之有？”

皇上不语。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把王守澄之流一脚踹开的时候。

可是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宰相们便觉得有些过分，认为皇上虽虚怀听纳却不能坚决执行，实在是莫名其妙。韦处厚气得要辞去相位：

“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不想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意！裴度元勋宿德，窦易直忠事先朝，陛下尚难信任，微臣才薄，言既不从，宜先退位。”

从韦处厚的立场来看，他的话确有道理。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更何况已经决定了的事，怎么又能如此朝三暮四？但他不知道的是，皇上实在是迫不得已。

文宗脸涨得通红，心里有苦说不出，只得一迭声地安慰韦处厚：“贤卿何至于此，何至于此！”言不投机，韦处厚说走就走，皇上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已走出了延英殿门。皇上急起来，命人将他召回，允其尽言其余。

韦处厚谢恩，接着就是一大段议论，要皇上彰善惩恶，强调法制，重用裴度。天子听得很认真，表示接受。宰臣们感戴圣德之余，觉得这一次心情大畅。

然而王守澄很不快，他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新天子不是寻常之辈。但尽管如此，守澄还是被暂时之得冲昏了头脑，没有把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中。他的得意忘形预示着他将来是要倒大霉的。

皇上不动声色，一直在等待时机。他奇怪的是，两朝天子都无疑是被宦官所弑，怎么朝中就没有一点议论？他问过侍讲学士宋申锡这个问题，申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天子心里有气，可暂时又无可奈何。

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然有人不能容忍，其中就包括一大批朝臣。但话又说回来，朝廷重臣们毕竟老成持重，多少要考虑到皇上的颜面、朝廷的威信以及自己的退路，不敢把话说得太绝。事实再一次证明，无官无职的士子总是会成为担负天下兴亡的先锋，他们虽不一定能克功其事，却往往能率先出头。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底，天子亲试“贤良方正”科制举之人，昌平人刘参加了这次对策。这次由考策官代皇上拟就的问题也同往常一样，都是泛泛之问，诸如“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于下土？何修而古理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等等。“策问”之题尽管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所谓“唯此龟镜，择乎中庸，期在洽闻，朕将亲览”云云，但实际上还是由主考官批阅审定，决定可否。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刘就这个普通的策问作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回答。

主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读到刘的这篇策文，甫览数节，口中便叫出一个“好”字，再往下看，竟不知不觉地出了一身冷汗，拿着卷子的手也禁不住微微颤抖起来。

刘说了些什么竟让冯宿如此激动？说起来原因极其简单，就是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认为，帝国已然之兆，是“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单这一句就已让人触目惊心。

官闱之所以将变，乃因为“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刘直接点出左右枢密、左右中尉这少数近臣操纵国柄，当此之下，“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因而社稷亦将危殆；刘黄更是明确指出，正是这帮人“陷先君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君不君，臣不臣，天下终必倾覆。而政刑既不出于天子，则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

刘是普通的士人，对朝政现实更有一种十分清醒的洞察，文中一句句地痛斥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对此刘下结论道：本朝眼下的情势，已足以与东汉末宦官专权的局面相提并论。

刘洋洋数千言，都是一个主题：宦官骄横已臻极致，不仅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更出于人主之右，如此以往，祸乱未已！眼下是什么时候？禁中“四贵”不论，就连郑注仗恃中人宠信，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人们都不敢议论，更遑谈其他了。刘言论如此，难怪冯宿看了要汗流浃背。

冯宿放下刘的策文，心中唯有叹服。

诸考官传阅，一阵面红心跳之后，都感到痛快至极。可是，叹赏归叹赏，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把这篇策文列为上第。

策文抄本立即就传遍了长安，轰动了整个朝野。士人读其辞，无不感慨流涕。向来不满宦竖的一些谏官、御史，更是扼腕叹愤。而大小宦官却是怒火万丈。

王守澄大骂：“何其狂妄乃尔！”时任右神策领军将军的仇士良，在朝会上冲着刘中进士时的座师杨嗣复诘问，出语就更是不逊：“这么个疯汉，你当初怎么把他取为进士？！”杨嗣复大恐，慌不择语：“嗣复当年取刘及第时，他还没疯呀！”仇士良气犹难平，铁青着脸，又望着阶前的宰相。裴度、韦处厚两人不说话，面无表情，考策官冯宿、庞严等见状，更不敢多事，便把刘策文压下不报。反正所谓“皇帝亲览”只是场面上的话，素未真正执行过。

刘自然是落选。闰三月初九，诏制颁下，“贤良方正”一科共取了裴休、杜牧、李郃、李甘等二十二人，悉由吏部授官，独未有刘。榜出，物议嚣然，皆为刘称屈。李邰对同第者大声说道：“刘下第，我辈登科，诸位能不羞愧？”大家附议，于是联名上疏。及第者为刘忠直受屈抱不平，更为执政者不敢上闻而愤恨，疏中称：刘既不能及第，而“臣等对策不及刘远甚”，请求朝廷收回所授官职“以旌直”。这简直就是激烈的抗议之辞，门下省不驳，也通不过枢密院，这份联奏上达于帝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长安城中固是一片哗然，可也只能“哗然”而已。

对朝官们来说，无论如何，这种事情最好是大事化小。因为事情闹大，激怒了某些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宰臣中，裴、韦既不表态，另一位宰相窦易直资浅，更不好说三道四，剩下的就是去年六月又一次花了钱得以拜相的王播了。王播这次从淮南入觐，大小银碗就进奉了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当然，给王守澄的就更多。刘所说宦官之下的“贪臣”，一半就是指他。对这次事件，王播当然要出点力。

王播不让谏官和御史们上奏。“此徒招黄门之怨而已，于事何补？”“黄门”即指宦官。王播先是同情了不平者一番，然后又说了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国家开科取士，天子亲策，所求者辅弼俊才，所访者要道大务而已，岂容矫直之辈狂犬吠日？刘不取也罢。”真正的嘴脸露出来了。

第一个造反者总是牺牲者。这场科场风波算起来是近二十年来的第二次了，前一次的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是久未升调。这一次刘一辈子都未得到朝廷授官，只是屈为藩镇幕僚，郁郁而终。

天子始终不知实情，也未能读到这篇文章，否则，他的计划可能就要提前进行，可能也会更加周密、有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先帝性命都未能保住，更何况他这个他人掌心中的新帝！能不成为地道的傀儡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而皇上没有忘记初衷，单日朝参从未缺席，甚至恨不得日日与宰相论政议事。罢朝后，皇上要么是手持着《贞观政要》发呆，要么就是在寝殿里来回踱步，他在盘算着一件大事，往往是想一遍，又想一遍，再想一遍。“谁能当此大任呢？”文宗问了自己无数次。

年底，因横海镇留后李同捷叛命，宰臣屡屡入朝会商军情，韦处厚不意早起遇寒，入殿白事时竟晕仆于案前。文宗亟命宫侍扶归私第，但不幸病重，越宿即殁，以身殉职。窦易直亦于同时罢职，翰林学士路随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