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局面的好景不长，并不是最令人失望的事。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从宪宗被弑开始，帝国的政治波澜中，又多了一股汹涌的狂潮。

元和时代的最后一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实际上是穆宗皇帝的头一年，因为宪宗在正月就去世了。新帝即位后，朝廷对河北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战果。

中央政府首先是把各大方镇的首脑来了个大掉换：将魏博的田兴（此时已赐名弘正）调往成德，李愬由昭义调往魏博，刘悟自义成徙驻昭义，而将成德的王承元（承宗之弟，其时承宗已病死）调防义成，同时又任命田弘正的儿子田布为河阳、怀、孟节度使。调换节将同分割藩镇一样，都是朝廷的政治手段，既可以成事，但也可以败事。

成德的王承元受诏上路时，诸将号哭喧哗，不让他走。承元感慨往事，不愿再与朝廷对抗，去意甚坚，甚至杀掉了几个带头挽留的将领。这一次，成德镇破天荒地没有率先闹事。淄青镇在刘悟杀李师道而归顺后就立即被一分为三，由朝廷委任马总、薛平、王遂三人分领，刘悟被调领义成，虽然失望至极，但不敢抗命，此番徙往昭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麻烦出在最北的幽州镇。

第二年，公元821年，穆宗改元“长庆”。

这时幽州的节度使是刘总，他是原节度使刘济的第二个儿子，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伙同亲将毒死了其父，并又杖杀了亲兄刘绲，得以总领军务。此人极为阴险狡诈，从其弑父杀兄上即可见之。在河北战场上，刘总表面上接受朝命对成德、淄青开战，实际上却按兵不动，空领朝廷供馈。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先后死去后，三镇相继归服，刘总失去党援，明白朝廷不会放过他，忧惧万分。

不知怎么，在恐怖之下，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夜夜做噩梦，看见父兄被杀时惨烈的情景。刘总悸惕不已，遂于官署后置道场，令数百僧人昼夜作法请父兄恕罪。这样度过了不少个忧惧不安的日子后，刘总感到无法忍受了，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遁入空门来彻底解脱。临行前上表求归，朝野闻之颇为感慨，穆宗赐法号“大觉”。或许“大觉”后必证涅槃，刘总离开幽州还未走出多远就暴卒而亡。

朝廷派前相张弘靖入幽州主事。弘靖虽不是个无行之辈，但却不会办事，安抚工作尤其没有做好，给不满于归顺朝廷的人找到了借口，相率谋反。本年的七月十日，幽州旧兵们鼓噪而起，把弘靖囚禁了起来，并杀掉了他的随官。这件事情本来还闹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个早有异心的人利用了这次事变，此人就是当年朱滔的曾孙——朱克融。第二天，朱克融在哗变军士的拥戴下，宣称“权知军务”。

八天后，田弘正也被不满于受他节制的成德军士所杀，领头者是成德镇都知兵马使王庭凑。这个胡人的后代暴悍凶险，共杀了田弘正及其手下将领、家属三百余人，自称留后，逼着监军宋惟澄奏求节度之职，成德镇终于再叛。

八月三十日，宋惟澄把消息报告到长安，震撼了朝野。

谁都没有思想准备。

去年在任的宰相萧俛当初就是反战派之一，他一向认为不宜穷兵黩武，在河北初平后，更是屡劝穆宗就此息兵。为此，萧俛给皇上献了一条“消兵”的秘策，这条计策建议朝廷容许各军镇每年有百分之八的军士逃亡，从而渐渐地削减天下兵员之数。从道理上说，本朝数十年来致乱之由，实因地方兵多将广，既不足以平叛，又徒耗民力，因此这个建议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但计策虽好，却根本来不及实施。河北的根基尚存，叛乱只是时间问题。

继幽州、成德之后，魏博的田布也没能压住阵脚，在士兵的压力下无可奈何，不得已自杀身亡。朝廷没法，只能以带头煽动的将领史宪诚为帅。魏博一乱，形势就不妙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变故不绝。

新帝是个典型的享受派，好击毬，喜狎俳优、观杂戏，尤沉溺于畋游。享受天子乐趣的心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可没有像他祖父、父亲那样的雄心大志，自然也就管不了这许多。

幽州之乱，朝廷命刘悟出征，但被他推辞。李愬尽管壮心未已，准备出战，但不幸得病谢世。于是裴度立即又被任命为征讨河朔的主帅，领李光颜、乌重胤等名将再度出击。但是，十万之众，在近半年的战事中却一直没有取得效果。次年二月，朝廷不得不给王庭凑昭雪，并授为节度使。宪宗勘定藩镇的所有成就从此化为泡影，短暂的“中兴”也宣告结束。

理固其然。在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朝廷与藩镇最终落得了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谁也不能把对方一举吃掉，寻求一种根本妥协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天平的两头一旦开始均衡，冲突就不再显得那样激烈，如同阴阳之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都不成为对立面了。然而令人焦虑的是，从长远来看，朝廷这一方是慢慢地衰落着，而藩镇却是一天天强盛起来，总有一天这种平衡会被彻底打破，那就将是毁灭性的。

但这不是现在的事，当前的问题是帝国的政治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并足以让这些自霸一方的藩镇退到次要的位置上去。实际上，从宪宗之死开始，就已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宦官得以走上了国家政治的舞台，九世纪的波澜中，又多了一股汹涌的狂潮。

风云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