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再叛，并又一次结成联合同盟。

到了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闰正月，成德镇的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后，河北道只有田悦的魏州未破，河南道的李纳也在濮州被围，朝廷遂以为天下之平指日可待了。殊不知当时的形势并非只是两河的叛乱，而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其中的关键是天子的威信正一步步地丧失，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慑服天下。

德宗任命成德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又将旧成德镇的另外二州德、棣分给另一功臣朱滔。这一措施旨在分散旧成德镇的力量，也是朝廷在政治上对付藩镇的惯用伎俩。不过，都团练使这一官职虽然也是一州或数州方镇的军事行政长官，但地位较节度使低。

王武俊拍案大骂：“我手刃李惟岳立有大功，官位居然在张孝忠之下，真是岂有此理！”

幕僚们也愤愤不平，王武俊心中火气更大，把朝廷的敕书撕成几块。

另一位有野心的节度使朱滔没有得到较为富庶的深州，也十分的不满，便在该地屯兵据守，拒绝交给康日知。这时在魏州被围的田悦洞若观火，立即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派了两位得力干将星夜赶到了深州去游说朱滔倒戈。

朱滔为人阴险多计，早年对朝廷外示忠顺，利用智谋骗取了代、德两帝的信任，得以成为卢龙（幽州）节度留后，内里却暗怀心计。朱滔的特点在于对任何人都怀有觊觎之心，包括对他的兄长朱泚。

果然，朱滔与田悦一拍即合，还亲自去说服王武俊与张孝忠，在利害相同之下，王武俊也终于举起叛旗，只有张孝忠不为所动。在事发之前，德宗由于康日知的奏报得知了这一情况。魏州尚未攻克，朝廷主力皆被田悦、李纳牵制，现在朱滔、王武俊再叛，根本是无兵可调了。德宗在这当口倒是深思了一番，立即采取了一条缓兵之计，赐封朱滔为通义郡王，希望能起到一些安抚的作用。但朱滔反意甚坚，岂是一个空泛的爵号所能解决的。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二月，朱、王联合行动，第一步便是去救困在魏州的田悦。朝廷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讨伐，结果在魏州的惬山被田、朱、王的部队打得大败。朱滔又遣兵去救李纳，于是四镇结合，声势大振。

从三月份开始，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在朝廷一方，主要力量就是应诏讨逆的其它藩镇，中央神策军只是作为补充力量参战。勤王诸镇中，以淮西李希烈与朔方李怀光实力最为强劲。淮西镇位于南北冲要之地，客观上对河北的割据势力有着一定的牵制防范作用；朔方则属于帝国最早的藩镇之一，原为保卫西北边疆及关中京畿而设，但德宗以中央军队取代了朔方军原本御外的任务，于是它也成为中央对付地方割据的重要军事力量。割据藩镇的存在，是中央与地方某种妥协的结果，同时藩镇之间也是互相牵连互相制约的，割据与防范可以相互转化。

二李本是讨伐叛乱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前后相继反叛，特别是淮西镇，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实力的强大，与朝廷分利的砝码越来越重，与河北三镇一样最终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当然，在这场战事中有一些力量自始至终都忠于朝廷，共进退，同荣辱，维系着天子与帝国的尊严。在相持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的部队以及神策将李晟统领的中央禁军。这三支部队不仅在前期大破叛军，在这一年的战斗中更是互相团结，遏止住了四镇的势头。从这里可以看出，用人是否得当确实是危急存亡关头的一件大事，从杨炎到后来的陆贽也一直向德宗反复强调这一问题，现在以及后来的情况证明，“用人”既是原则性的，同样也是个技术上必须妥善处理的关键所在。

相持不久之后，战事急转直下。朱滔等人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同时也是因为朝廷逐渐失势的缘故，相约称王，在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第一次正式结成了联合军事阵线，并向强大的李希烈劝进。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勾结李纳、朱滔等反叛。此消彼长，如此一来，朝廷的失势就明显了。

李希烈出身行伍，为人暴酷，是个典型的强阀。早在奉命讨伐李正己时，希烈已蓄异志，暗地里就与李纳、朱滔有往来，此刻机会成熟，公然举起反旗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在东方藩镇最早起事的势力中，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地最偏、兵最少，而法令有理，对朝廷礼貌最恭，然而李希烈却和他有矛盾，极力主张兴师讨伐。德宗其时抑藩心切，未尝没有打过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借助于藩镇之间的相互争斗坐收渔利，便欲以希烈统诸军讨之。当时的杨炎曾极力反对，认为希烈此人反心在骨，不可轻信，若异日平贼后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驭之？”可德宗对杨炎的反感已经很深，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事实证明皇上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未等到河北之祸稍有平息，希烈即叛，战事又从河北扩大到河南。李希烈在建中三年秋天移军许州时有三万人，兵强马壮。许州在今天的河南许昌，直接威胁到东都洛阳。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正月，希烈出兵四掠，陷汝州，围郑州，游骑至于洛阳郊外，搞得东都士民大为震骇，纷纷出城逃往附近山林躲藏。军情如火燃眉，德宗急忙召见卢杞问计。

真不知卢杞在这种存亡关头怎么还有心思公报私仇。他宽慰皇上说希烈不过是恃功傲慢而已，若能以一位儒雅重臣前去奉宣圣泽，晓以利害，可不战而获，建议派颜真卿到许州去宣慰。德宗也幻想着天子的圣威能够继续化凶为吉，更何况，牺牲一点原则换来精神的胜利本就是人君的常法。诏书一下，举朝失色。

人们都知道年逾古稀的颜真卿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儒教大师，平生容不得半点邪恶，也正因为如此才得罪了卢杞，以他这种性格去赴虎狼之窟，无异于送死。国家失一元老，这是所有人的耻辱。在途中，东都留守郑叔则、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都劝留真卿，李勉还特地为此上表德宗。但这些既没能让皇上收回成命，也没有打消真卿为国赴难的决心。他留下遗书抵达许州，被扣留近八个月，直到最后被李希烈杀害，在威胁利诱面前自始至终没有丧失一点人臣与帝国的尊严。但他的牺牲并未为皇上带来所期望的东西，李希烈照样攻陷了汝州，对关中构成了重大威胁。

情况很明显，战事由稍远的河北一下子移到了中原枢要地区，反叛军队隔绝了南北交通，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生存命脉。李晟及李抱真、马燧所部被朱滔、田悦等牵制，驻扎汴州的宣武军自然就成为中原诸镇中对付李希烈的主要力量，但实力尚不足抗衡。四月，德宗被迫调关中地区的中央部队出战，龙武大将军哥舒曜率领的这支部队协同宣武节度使李勉一度使李希烈退到蔡州，但不久即告失利。八月，李希烈进围襄州，九月，在沪涧一战中德宗另外抽调增援的禁军又被李希烈重创，东都洛阳岌岌可危。洛阳是西京长安的门户，一旦失去，叛军势必**，这使德宗万分恐慌，于是下诏坚令死守。皇上的心态和眼下的形势都预示着：帝国被迫转入防守无法避免。

这倒不是德宗的虎头蛇尾，而是时势所然。事实上，德宗目前采取的战略正是因为深察了形势的结果，这是由于有一位极负才略的大臣给皇上施加了重大的影响。这位正直的大臣尽管是一位文士，但却对帝国的危机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的态度严肃但文采斐然，从不危言耸听但总是指陈剀切，他凭着对国家和道统的忠诚坚信：到目前为止，皇上是彻底失败了。

德宗未即位前，即已知道陆贽，但直到此时才召用他为翰林学士，起初也只是出于要大手笔起草文告的需要。从先王开始，中国的文教一向昌盛，历朝历代恪守的传统要求首先必须以理服人，以教化治邦怀远，不战而屈人是最上策，其次才是使用武力。本朝尚武，但还是把文化和教化放在首位，天子更是必须如此，所谓内圣才能外王。王令能够遍行天下，不仅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无上的权威，还因为它同时是一种道德和伦理的象征。因此为皇帝起草诏敕文告一向选用博学多才、明理善辩的文臣担任，陆贽就专门负责这一工作达数年之久，他的手笔创造了大唐有史以来最优良的范例。

当帝国的低潮到来时，陆贽不能允许自己再保持沉默了，他在李希烈反叛后连续上奏德宗，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陆贽提出的问题，德宗未尝没有体会，特别是朱滔、李希烈的反叛，给自己心中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但天子总是天子，难道这一至尊无上的权威竟可以被当作是徒具威严的面具？这叫皇上实在无法理解。更有疑问的是，人君任用臣子，都应该是其人的荣幸，也是为国为君都义不容辞的责任，假如一旦违抗圣命，倒戈助逆，又岂能是天子的过错？德宗无法不为自己的幻想所欺骗和愚弄，所以陆贽注定是要白费一些苦心的。但是陆贽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却至少让皇上感慨万端，这一点在几个月后的那篇著名的《罪己诏》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德宗同意发布这篇诏书多少是出于迫不得已。

陆贽认为，国家的安危在于“势”，势苟安，则异族异类都可成同心；势苟危，则同舟之人皆为仇敌。现在的关键正是国家“势”危，必须承认灾难的现实，停止追求难以达到目标的举动。在这里，陆贽描绘建中以来的德宗用了“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的词语，前二句明褒实贬，后二句则直言无遗，无异是说皇上这两年对付东方藩镇的一切努力不仅都是白费功夫，而且从开始就是一场失败。陆贽还举出玄宗的例子预言，关中京畿地区中央军备的空虚必然会导致内乱，为此必须停止征发中央禁军，息兵罢战，并免除京城及畿县的杂税以安民固邦。德宗没有接受后一条忠告，继续调用了泾原守军开赴前线，结果导致了兵变。但这并不是说德宗对陆贽这一“失败”理论无动于衷，因为如果不是皇上对现实状况的某种默认，无论陆贽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指责都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