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割据藩镇中，正酝酿着一场更深层次的动乱。

从京师长安向东，出潼关进入都畿道，不远就是与西京长安遥遥相对的东都洛阳，再顺黄河而下就是广袤的河北、河南道，一直到齐鲁平原，这一大块地区当时习惯上称为“山东”。

“山东”可是个敏感的字眼。从战国时开始，“山东”便是秦国所在关中地区的对立面，所以秦以外的六国也称山东。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似乎是关陇中央的对立面。想当初，本朝立国伊始，就开始对山东贵族实行一种既拉拢又排挤的政策，但实际上，山东氏族却一直还是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不过，到了玄宗时期，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

原因是北方胡人的不断内迁，大批汉化的胡人在河北道一带定居下来，成为新的社会力量，这是和本朝宽容的民族方略与求同存异的雄伟气度分不开的，所谓“修文德以徕远人”。但其中也有一个实际考虑，由于隋末的纷乱使中原特别是河北河南的人口损耗极大，为补充人口，因此一直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地带居住。然而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中，这种大融合过程必然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割据、分裂和战争。东方于是成为主要的舞台。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七月，河南道的临淄，淄青镇节度府。

数日以来，李正己忧心忡忡，没睡过一次好觉。实际上，自从去年年底皇上借献钱三十万缗一事弄得自己很狼狈以来，李正己就一直在暗暗担忧。今年四月份，北庭泾原镇的刘文喜不受朝廷命令，据泾州首先发难，正己很是兴奋。刘文喜也不过是对宰相杨炎打击泾原军的处事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李正己等一大批边将的看法，正己也和不少人一样上表请德宗宽恕刘氏，息兵罢征。然而皇上却不为这一大堆奏章所动。德宗在朝会上对众臣道：

“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

消息传到淄青，正己很不安。不得已，又派人入朝，借奏事之名打探天子的态度。刘文喜很不幸，由于兵力不济，加上吐蕃不肯发兵援助，在朱泚的攻打下，一月不到就被击破。正己的使节觐见德宗时，正巧捷报奏到，德宗把文喜的首级往这位使节面前一丢：

“朕给你看看这个，就算是给李正己的宣敕吧！”

来使伏阙不语。一回淄川见到李正己，即称大事不妙。

正己听后浑身冷汗，一言不发。和心腹幕僚们商量的结果是：事不宜迟，必须加紧操练士兵。还未过一个月，刘晏被杀的消息传遍了天下，数道节度一片哗然，正己惊恐之余，上表责问朝廷，矛头直指杨炎和德宗，无疑是下定了决心。

今日，又传来不好的消息：朝廷下令扩建汴州城池。汴州就是今天的开封，是东都洛阳的门户，为中原地区的要冲之地。皇上欲大建汴州，显然是针对东方而来。李正己问探报者：“此事确否？”

“千真万确，东边的人都传遍了，都说天子有东征之志。”

“魏博动静如何？”正己与田悦尽管有矛盾，但在对抗朝廷这点上却是共同的。

“田太尉亦正完聚为备，动作很快。”

正己大恐，当下传令：“速发兵屯曹州，增兵徐州，号令士卒，不得松懈！”

淄青兵马西指东都，南控徐淮，迫使朝廷漕运为之改道。

河南骚然。

德宗这时又遭到一次打击。前年即位之初，天子即有意疏斥宦官，亲任朝士，除任命士人白志贞典掌神策禁军外，还特别重用了两位在太子时就十分信任的文臣张涉和薛邕，但不幸的是，这两位辜负了皇上的恩宠，贪赃受贿，以权聚敛，还被揭发了出来。这下德宗很被动，宦官们在他左右议论纷纷：都说我辈浊乱天下，这些清流聚钱动辄上百万，真不知到底是谁欺骗世人！德宗听后，大为困惑，不知究竟应该倚仗何人，疑心病更加严重起来。卢杞从此开始操纵了帝国的政局。

不过，天子对东方藩镇的态度没有改变，他的那种彻底解决问题的冲动并未因客观条件而有所消减，反而与时俱增。时间到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矛盾终于爆发。

各大藩镇的想法无非是永远保持割据的现状，传诸子孙世代拥有，而这却是中央政府不能答应的。可是，当中央的力量不能达到足以解决这一症结的程度时，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便不得不作暂时的妥协，这也是玄宗以来肃、代两帝的一贯做法。河北诸镇中的田承嗣、李正己、李宝臣以及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互相勾结，一直就想以土地传诸子孙，所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二月田承嗣一死，李宝臣请求将节度授给田承嗣子田悦，代宗答应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镇的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并请求批准，也算是有不久之前田悦的成例可以援引，但德宗的想法自不同于当时的代宗，坚决不许。

有人上奏：“李惟岳继承父业已是既成事实，若不因其所求而承认，必生叛乱。”

德宗却不以为然，他有一套顺理成章的理论：叛贼本无资本以生乱，皆凭藉我土地位号以聚众，前几朝因其所欲而任命，结果动乱日滋，所以爵号不足以弭乱反足以长乱。

这一分析本无疑义，但关键是，取消藩镇的自行任免权，势必会引起朝廷与藩镇的直接对抗，中央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一对抗呢？田悦为李承嗣代请，亦不许，于是五月份田悦先反，发兵攻荆州，战事爆发。六月，山南节度使梁崇义拒绝发兵讨伐田悦，德宗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讨伐；八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请袭节度又不许，战争全面铺开。

这一场战争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五月到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十月是第一阶段。对德宗来说与其是愤怒忧慌，倒毋宁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三镇蒙受皇恩不浅却公然反叛，喜的是可以趁此一举摧毁，消除这十数年的积患。德宗的想法绝对不能算是幼稚，但却很不周到。他没有想到这也许是一场大决战，而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平叛，因为战争本身如果是由于诸多内在原因而引起的，便同时又会引发出无数潜在的矛盾，这些矛盾一旦出现，就会牵涉更多的方方面面，就会无休止地扩大，最终激发更深一层的动乱。德宗和他的政府都没有做过通盘的考虑，除了有人在事先提出过要及早防备李正己外，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做出周密的计划。讨伐梁崇义的敕书还出自杨炎的手笔，而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基本上是卢杞一人把持朝政。

现在战略形势是：中央禁军与河东、昭义军由西向东，淮西军由南向北，幽州军自北往南，形成夹击之势，围攻田悦、李惟岳、李纳和梁崇义。假如情况不生变化，这一格局应该是有利于中央政府的。

果然，在战争的头一两年里，朝廷取得了胜利：第一年，先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与前一年击破吐蕃、南诏联军的中央军将领李晟大破田悦军，另外一名将领唐朝臣又击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打通了江淮运输线；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克襄州，梁崇义自缢；第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当时任卢龙节度使的朱滔攻破成德李惟岳军，结果田悦退回魏州守城自保，李纳在濮州被围，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后投降了朝廷。

有些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决定了胜利必然是暂时的。首先是国力的窘迫，战事开始的第二年亦即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正月，宰臣们迫于形势，就曾决定削减朝廷百官一个月的俸禄以支援军事费用，连皇室也都被迫缩减了开支。当时负责财政的杜佑在一份咨文中给皇帝与朝廷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这份具有权威性的报告说：目前诸道用兵，每月军费达一百余万贯，而京城库藏却不够数月的支出；只有在另外获得五百万贯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用。

这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卢杞启用了赵赞任户部侍郎，但要筹集这么大一笔钱，赵赞根本是无法办到的。在理财方面，也似乎没有人能再有刘晏、杨炎那样的能力。卢杞很无奈，只能召来他的党人们商量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可商量的结果却是一个很糟的办法。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向有钱的富商开刀，以朝廷强行借取的办法搜括，可能会得到五百万贯的数目。这一计划得到了德宗的同意。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不仅没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后来的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赵赞又提出增加房屋与贸易税，并立即付诸实施，结果由于官僚贪污隐盗等原因，也是公家所人百不得半，而怨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可以说，造成后来德宗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泾师之变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件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德宗与卢杞也是无可奈何的，应付这种战时困难，急功近利的德宗与缺乏技术才识的卢杞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帝国本是一个大家庭，面对日用的窘迫，也只有由家长向成员们征取摊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抱怨都是无济于事的。但其中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不能超过维持一个家庭所要求的义务范围，否则家不像一个家，所有的成员也都没有必要再维持家的和谐了。国用的不足预示着朝廷与地方反叛集团力量对比的不平衡，而处事的不当埋下了更大失败的种子，所以便带来了痛苦与不甘心的退却。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朝中的情形很不正常，原因是卢杞正对德宗发挥着不好的影响。卢杞的毛病不仅仅在于忌能妒贤，而更在于汲汲于权势，因而一切阻挡其达到目的的障碍，他必然要去之而后快。利用国家的危机来除去自己的政敌是政治家的必备手段，卢杞就很善于此道，他在不久之后排除崔宁以及非常有名的颜真卿都是例子。在利己主义上他与杨炎有些相似，但更有质的不同，杨炎只是出于对恩仇的过分偏激，而卢杞看起来十分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哲学；在技巧上，卢杞的手段更是高出一筹，最主要的是他真正巧妙、完善地利用了天子。

德宗有时非常困惑，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人在自己面前诉说卢杞是个奸臣。在他看来，卢杞的谦虚与效忠要比杨炎之流的欺上瞒下与自以为是好得多，天子是不喜欢有人在自己面前耍小聪明的，尽管他有时根本发现不了究竟是谁在被一种小聪明所玩弄。许多情况下，卢杞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都是因为他常常突出天子的决策能力，从来都是在皇上所能考虑到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主张。于是乎这样一种情形就出现了：在卢杞面前，我们的天子觉得自己异常的高大和完美。

从代宗朝的元载开始，结党的迹象就已经初露端倪。卢杞也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暗自提拔了不少趣味相投的人充担政府的要职，而对与己不合者，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当时在朝中与他共任宰相的张镒本是他本人推荐的，但由于此公颇为忠正，一度很受德宗的宠信而威胁到自己，卢杞便寻机奏使德宗罢免了张镒的相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严郢的被贬。

严郢与杨炎都是元载所推举，在肃、代之时就颇有名声，但他与杨炎在政见上有分歧。杨炎本是一个不大能容忍的人，对严郢也极尽打击之能事。不过严郢与杨炎毕竟还是政见的不同，并不能算作死敌，只是卢杞成功地利用了严郢的私心。

当卢、杨斗争表面化时，有一次德宗询问：群臣中谁可担当大任？

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而卢杞则提名张镒、严郢二人，不外乎与杨炎针锋相对的意思。在与杨炎的斗争过程中，严郢为卢杞立了大功，不仅参与了计划的制定，还具体执行逮捕拷打赵惠伯的任务并使得杨炎最终被逐杀。但杨炎既死，共同的利益关系消失，卢杞又觉得严郢的精明才干难以忍受，遂利用了一件小事贬谪了严郢。在这件事上也很能体现卢杞的作风：他知道不失正直之心的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常常会突然良心发现，并为之痛苦内疚。于是卢杞故意让严郢在出京的途中路遇赵惠伯的灵柩，严郢果然惭愧万分，一年不到就病死了。

卢杞的专权近乎三年，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他的个人手腕竟使他得以善终，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另外一位三朝元老李泌能与之媲美。卢杞或许还要稍为高明一些，因为卢杞在当时几乎是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愤，有些做法甚至直接导致了叛乱的加剧，可他始终是稳如泰山。然而卢杞达到了他的目的，帝国却大大地损失了，朝廷既然不能完全制服藩镇，藩镇便有理由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是没有结果的，最终只能诉诸武力。而天子如果没有足以服人的德政，天下也就没有必要为无谓的战争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