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南街的军事监狱是一个介乎于感化院与军营之间的地方。要说前者，它拥有麻风病人一般的单人囚室，逼仄狭小的庭院，还有一种贫乏而又令人沮丧的饮食。要说后者，它有一批迟钝而又僵硬甚至于固执的监管人员，有一套钢铁一般的纪律，以及极其紧密的组织机构。这在平常的时间里就已经显得很过分了，而如今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没有丝毫的平常之处。前景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明显地显露出一种巨大而又无望的崩溃，这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囚徒们的身上，而这些囚禁者，在看守者的眼中，具体体现为导致了人们称之为失败的各种罪孽。

置身于寻南街监狱中的，是整整一大批的政治犯和违抗军令者。前者主要来自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也杂七杂八地夹有一些真正的破坏者、所谓的间谍以及假定的卖国贼。至于违抗军令者，则从临阵脱逃者到不服从命令者都有，甚至还有那些故意拒绝服兵役者。而在所有这一切之中，还包括那些犯了普通刑事罪的军人、窃贼、抢劫犯、杀人犯，五花八门的都有。由于早先曾有过几次短期坐牢的经历，拉乌尔比起加布里埃尔来，倒是能更容易地融入监狱生活中，但是，这里的条件要比别处糟糕得多了。他就躺在连狗熊都不愿意躺的草褥子上，整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监狱的气氛绝非只用可怕一词就能形容。随着敌军的渐渐迫近，寻南街军事监狱的看守们对那些囚犯滋生出一种憎恶，而这一憎恶最后必定会走向仇恨。战争的脉搏一直跳动到了这家监狱的走廊中。寻南街监狱几乎成了法兰西军队遭受的种种挫折的一个共鸣箱。法军不是在色当遭到了失败吗？加莱不是已经被敌军占领了吗？于是，这里的惩罚措施也就变得更为严厉，棍棒之击就会纷纷落下；法军不是在敦刻尔克成功保护了盟军的撤退了吗？那么，去院子里放风的时间则又变得几乎正常了。

拉乌尔和加布里埃尔有过两次分开，又有过两次重逢。而每一次，加布里埃尔都会死死地纠缠他，想让对方证明自己的清白。

“你别担心，一定会得到解决的，”拉乌尔回答他说，“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全都出去了。”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不靠谱的了。法国军队可以昧着良心同意让它的士兵一批一批地派出去送死，却无法忍受他们中的一员是个罪犯。这会让它，让这军队恼火的，它会感觉自己受了玷污。

拉乌尔的乐观主义全都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即他向来总能化险为夷。始终都能。尽管有时候会很难很难，而且要付出一些牺牲的代价，但他想到，凭着他从小到大所经历的那一切，他不难做到死里逃生，若是换作别人，恐怕早就死去好几回了，而他却活得好好的，“始终屹立不倒”。

拉乌尔甚至还在监狱的食堂里吃了好几天的集体饭。人们对猜牌赌博的兴趣是到处都一样的，因为它的基础就是要证明，我们的感觉是值得自豪的。而加布里埃尔，尽管总是禁止自己去参与赌牌，却很是羡慕这个家伙身上屡屡被证明的那股子机灵劲。就这样，从进监狱之日起，拉乌尔已经从一个看守那里赢得了一个保证，要为他传递一封信，不经过上级审查就寄走。“那只是写给我的姐姐的。”他这样解释说。看守倒也是光明磊落，他反正是赌输了，愿赌服输，也就乐得送了他一个人情。

拉乌尔同样也尝试着说服加布里埃尔，让他好歹也明白明白道理。

“我要求见一个律师!”加布里埃尔当时正对着一个开始同意见他的军官这样说。

“您是说要求……”

“我是想说……”

他根本没时间补充一个词，一记枪托就落到了他的肚子上，让他乖乖闭上了嘴。

“你就平静平静吧，我的老兄!”拉乌尔始终这样劝告他说。

“你的事，很不好呢……”一个士兵对他说，此人是因为喝酒的时候捅了一个战友一刀被抓进来的，“掠夺罪，他们可是很不喜欢的。我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兴许这样做很没有一个军人样吧……”

加布里埃尔有些被吓住了，于是在拉乌尔的座位上重新坐下。

“以后，当被召见的时候，你就得说实话!”加布里埃尔不断地对他重复道。

而拉乌尔每次回答这一条训令时，都会开玩笑似的答以种种各不一样的论据，加布里埃尔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什么，要说实话吗？”拉乌尔说，“我不能够说你当时不在场，因为你当时被抓了个现行。”

“现行吗？”加布里埃尔嚷嚷起来，“什么现行啊!”

对此，拉乌尔则报以一丝大大的微笑，以及背后的一记拍打：

“我是在开玩笑呢，中士长，我开玩笑呢!”

实际上，拉乌尔很喜欢加布里埃尔，在特雷基耶尔河的桥上，他表现得很勇敢。他自己是个暴躁鬼，炸一座桥是很对他脾气的事，整个的童年期间，他都不得不与暴力作抗争，打架斗殴对于他就是家常便饭。但是，从这个小个子数学教师的角度来说，那样做可就是非同寻常的了，拉乌尔觉得他实在很好。

恰如各家监狱常常会有的情况那样，寻南街上的这座监狱是全巴黎消息最灵通的地方之一。来访者是各色人等，三教九流都有，信息面自然也十分广阔。而在六月的最初几天里，在此处流传的种种信息则糟糕得简直不能更糟了。

敦刻尔克的种种事件早已动摇了那些最坚定者的信念。这一可怕的阶段中，法军与盟军抵抗德国入侵的英勇行为也对囚徒们也产生了深重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刻，法国的行政机关(也就是说，是法国政府)考虑并质疑了种种军事监狱的命运，而寻南街这里恰好是监狱系统的最佳体现。

自从跟德国军队的最初冲突以来，行政方面已经接到了一些指令，说是要转移重要的东西到安全地带，以防遭受意外的打击。他们就加快速度地装箱子，装口袋，装纸箱，转运走了决不能丢弃给侵略者的那些东西。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到那些故事，说是那几个部门的人已经在大量地烧毁文件资料，或者已经连夜把一些东西装车运走。政府本身也很严肃地考虑了撤离巴黎的问题。人们实在不愿意冒险，让自己突然就被敌人抓住，在受侮辱的基础上再添加一种滑稽可笑。

如何处理寻南街监狱囚徒，这个问题就此提了出来。

作为众所周知的国家监狱，它所关押的大都是恐怖分子，按照所有不是恐怖分子的那些人的想法，他们可都算得上是纳粹的帮凶，因此，问题也就提了出来，假如局势转向糟糕，而这也恰恰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那么，监狱的命运又该如何？在高层，人们想象，这些囚徒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五纵队的成员，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会得到那些在巴黎尚能自由行动的恐怖分子的释放，并将为德国军队效劳，帮助他们来更好地完成占领首都并控制居民的任务。

这一威胁苦苦地折磨着看守与囚犯。德国人越是逼近，气氛就越是凝重，看守们也就越是具有威胁性，因为他们也不愿意被敌人抓起来，他们实在不想被人视为法兰西之敌的看守人员。

六月七日，一份由看守带进来并四下传看的《小报》声称：“我们的军队英勇地迎头痛击蜂拥而来的德军。”军队总司令部的官方公报也证实：“我们军队的士气十分高涨。”第二天，报刊承认，法国空军不得不“以一当十地战斗”。六月九日：“在奥马勒与努瓦永[11]之间，德军施加的压力陡然增强。”

而突然，就在六月十日，十一点钟的那顿饭之后不久，一阵奇特的沉寂产生了。没有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种种传闻开始不胫而走。一些人说，“德国佬将到达巴黎”。另一些人则打包票地说，“政府已经逃亡了”。囚徒们询问看守，而看守则突然变成了大理石面具，一言不发，看来大事不妙。

两个钟头的沉默之后，所有人都明显感到，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

在一个牢房中，有人终于说出了萦绕在每个囚徒头脑中的那个词：

“他们要枪毙我们了。”

加布里埃尔几乎感觉到了疼痛。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他缺氧。

“啊，不，”拉乌尔说，“你不能连连咳嗽着去挨枪毙，这会有失尊严。”

他只穿着贴身的内衣，躺在他破烂的铺位上，机械地捏弄着羊拐骨，那是他跟另一个囚徒交换来的。这游戏，实际上，被他用来当念珠玩。他也一样，被局势弄得忧心忡忡，但他习惯于掩饰自己的内心焦急。

没有任何人出面来辟谣，这些流言就继续着它们混乱的传播路线，从一个牢房传到另一个牢房。有一个囚徒说：“他们不能够在这里，在院子里，枪毙好几百囚犯，不然，他们该拿那么多尸体怎么办呢？”另一人则回答道：“他们要是把我们装上卡车去，那就是说，他们会在别的地方干掉我们。”

突然，只听见有人高声吼叫道：

“统统出来，带上你们所有的用品!”

这是一通可怕的乱哄哄的**，看守们挥动着手中的棍棒，啪啪啪地敲打着铁栏杆，猛地打开牢房门，粗暴地催促着囚徒们赶紧出去。

“假如我们得拿上自己的用品，那就是说，他们要把我们转移走。”加布里埃尔说，心里一阵轻松，他想到，被枪毙的前景正在渐渐离他们远去。

“或者，他们不愿意在他们身后留下任何东西。”拉乌尔一边回答道，一边匆匆地胡乱收拢起他自己的物品，梳子、肥皂、牙刷、饼干，还有几件内衣。

一个看守已经在用枪托推他们出牢房了。

短短几分钟之后，所有人都站到了院子里。在囚犯中间，种种问题在流传，却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到了街上，只见有几十个摩洛哥士兵以及机动卫队队员把守着，他们全都端着枪，团团围住了盖有雨篷的军用卡车。一个军官高声喊道：

“任何有意逃跑者，都将被处死!我们将不会警告，而是直接开枪!”

他们把囚徒们赶上车。

拉乌尔被猛地推到了卡车中，正好位于加布里埃尔的身边。他脸色煞白，像是一张白纸，嘴角挂着一丝苦笑。

“这一回，我的中士长，我觉得我们的末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