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在银塔餐厅，罗伯热瓦是最后一个站起来迎接古斯塔夫·茹贝尔到来的人，这清清楚楚地体现了他的精神状态，萨凯蒂悄悄地拍了两下手；在短短一瞬间的犹豫不定之后，人们便开始鼓掌。很简短，但这就足以让古斯塔夫开口说，好啦，好啦，我的朋友们。他咧嘴微笑，满面春风，人们热烈地向他致意，罗伯热瓦朝他伸出手去，却把目光转向别处。古斯塔夫为自己的迟到而连连道歉，多么谦逊啊，人们都准备原谅他的一切了。半个月以来，他成了伟人。

一阵阵喧嚷，椅子拖来拖去，餐具叮叮当当，人们听到了香槟酒开塞的第一记爆响声，侍者过来倒香槟，众人举起酒杯。一个嗓音从某个角落蓦地响起：来一段演讲吧!

古斯塔夫卑微地拒绝。

“但香槟酒是为我而开的!”

众人大笑，哈哈哈，古斯塔夫并不比去年更逗，但去年就是去年。

罗伯热瓦被安排坐到了古斯塔夫的对面。他不禁做了一个表示绝望的动作，这仿佛宣告了即将有一番激烈争论，让人提前摩拳擦掌。在芜菁烧鸭端上餐桌来之前，敌意通常是不会公开爆发的，等待期间，人们一如既往地闲聊起了政治。这一年，可实在是没有什么论战的氛围，完全是众口一词的一言堂局面，左派又回来掌权了，真是祸患无穷。

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中央高等工艺学校派势力小集团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塔尔迪厄身上，不过，这一希望没有得到选民们的分享。这原本没什么奇怪的，这个致力于现代化的人并没有成功地“化”成什么太“现代”的东西，他对于繁荣政治的信念，说到底，只不过是对他自己的信念。

“国家，”有一个人说，“总应该意识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这句话很好地反映出了该小集团的精神状态，但它有些说教意味，太像是一句政治口号了，然而，在这一集团中，如同在别处几乎任何地方，政治都没有什么好名声。除了有反复不断的丑闻在糟蹋美好的意愿，在动摇最坚定的信仰，人们还认识到，谁都没有勇气来断然采取必要措施，以克服法兰西式的滞重迟钝。萨凯蒂以他那传奇般的灵活，综合概括了人们的一般性观点：

“该是时候了，就让那些知道该怎么做的人去怎么做吧!”

他们才刚刚吃完头道菜，重大的想法就已经摆到桌面上来了。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一点，即他们急于听一听茹贝尔的看法。

要想很好地理解人们的这一狂热，就有必要对读者解释一下最近三年中发生的事，恐怕还得从1929年末说起，那一年，古斯塔夫靠着伊拉克石油的股票而一夜暴富，其中的奥妙尽人皆知。

生命中第一次，金钱给了他拥有选择权的感觉。工业实业在强烈地激励他，而这一点，尤其因为他对银行业未来的怀疑而不断地得到印证。伍斯特里克银行的戏剧性垮台导致了亚当银行的垮台，让十多亿法郎如石沉大海，一去而不复返。而各个中小型银行，例如马塞尔·佩里顾所创建的那一家，则是最为脆弱的，因而，也是最受威胁的。

于是古斯塔夫转而关注苏雄公司，那是一家普通实用机械企业，厂址位于巴黎的克里希那一带，一直由它的创建人领导着，老板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在大战中死去。六套机器设备多少已被废弃，二十来个工人也都到了令人担忧的年龄，顾客在逐渐减少，就像传说中的那张驴皮越缩越小……赎卖的条件很理想，因为卖主阿尔弗雷德·苏雄自己没有后代，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卖掉它。古斯塔夫·茹贝尔很快就为自己英明的直觉判断而庆幸。联合信贷银行破产，然后就是德国达姆施塔特国家银行破产，紧接着不久又是国家信贷银行破产，这些都证明了，银行业这艘巨轮已经四处漏水了。

茹贝尔豁了出去。他辞了职，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自己的事务中。

他的离去在佩里顾银行的董事与顾客中造成了突发的信任危机。一阵恐慌，一开始诞生于外省的一家分行，很快就笼罩了巴黎的本部，银行根本就不可能满足储户们要求兑换现钱的愿望。政府部门有别的事情要忙，也根本无暇顾及，结果，不到短短两个星期的时间，佩里顾银行就连本带利地死了个干干净净。

夏尔·佩里顾发表了一个庄严声明，这帮助他第二次彻底埋葬了他的兄长。

人们没想到要质疑玛德莱娜，对于所有人而言，她早就不再存在了。

茹贝尔机械工厂的新老板已经商谈好，要购进四套现代化机器设备，淘汰掉那些老工人，代之以新一代的工人，还打算通过签订新的合同，从赛马俱乐部和中央高等工艺学校的老同学联谊会中挑选新的客户。除了这些，还有跟勒费弗尔·萨特鲁达尔开发的一个重要市场，它将保证为飞机发动机提供零件，使得茹贝尔机械厂至少在两年时间内能避免险恶环境，保障贸易顺利。古斯塔夫作为工业界的翘楚，终于感到人尽其才，坐稳了位子。

然而，还是不要过分相信，这一迅速而又平庸的成功，是人们在这一天在银塔餐厅为古斯塔夫·茹贝尔庆贺的原因，不是的，这一庆贺的真正原因，叫作……法兰西复兴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茹贝尔既是它的创造者，也是它的传播者、思想者和创导者，总之，法兰西复兴会不是什么别的，就是他本人。是他以他那清晰的表达提交了它的出生证明：美国经济危机的震撼范围终于波及了法兰西的海岸，德意志帝国危险地重新武装起来了。欧洲如今千疮百孔，濒于崩溃，但是法兰西的政界还沉湎于男女私情，弄虚作假，不学无术。是时候了，他解释说，权力应该赋予那些人以重要性，那些睿智的、有经验的、有信心的、爱国的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这些技术人才。

这就是法兰西复兴会，一场运动，一个“思想实验室”，由专门人才所构成，它将使法国赢得新生。

议会装作鼓掌欢迎的样子，因为人们不能不了解，也不能公开打击那样一个集团，它让法兰西工业的精美之花结成了一个同盟，从电力到汽车制造，从电信到化学，从冶金到医药。

“政治家已经提供了他们的证明，”茹贝尔说，“它们实在让人很难忍受……是时候了，该由那些非政治家的爱国人士最终对法兰西人民说出真相来了!”

所谓“非政治家”一词，其实就是“反共产主义者”。

“我实在看不出来，人们怎么会同时既是非政治家，同时又是爱国人士，”罗伯热瓦开口道，“我实在是搞不明白!”

茹贝尔莞尔一笑。

“所谓非政治家，我亲爱的罗伯热瓦，说的是，我们首先都是看重实效的人。一项措施，不管是偏右的还是偏左的，只要有利于国家的振兴，那就是好措施。至于爱国主义嘛……我们只是想，必须提前准备应对各种意外的情况。”

“什么意外情况？”

茹贝尔嗤嗤地笑了起来，声音虽小，却足以让人听到。

“希特勒赢得了七月的选举，德国在九月就退出了国际裁军会议，你觉得呢？这还不让你震惊吗？”

“真是无休止的外交游戏啊，至于我，我倒觉得希特勒让人放心，他将让一片混乱且各自为政的德国恢复秩序……您弄错敌人了，茹贝尔。”

一阵小小的喧闹声响起，表示赞同。

“这是因为你不会阅读。”

反驳正在转为侮辱，而这，这可是违背了集团内部约定俗成的规则，我们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同伴关系。于是，茹贝尔忙不迭地过来赔不是。

“对不起，罗伯热瓦，是我表达有误。我想说的是，您不会读德语。”

“那假如我会读德语的话，我将知道些什么呢？”

“希特勒正在一步步走向权力，他视我们法兰西为死敌。”

“哦，是吗？我读过这样的……”

“看来，这让你不怎么感兴趣啊。然而，还真有见鬼的呢。你听听：‘... der Todfeind unseres Volkes aber， Frankreich……’哦，对不起，你是不懂德语的，它的意思是：‘但我们人民的死敌，法兰西，在无情地扼杀我们，耗尽我们。在我们看来，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手段，来击败如此疯狂地仇视我们的敌人’。我看不出你还必须……”

“这是报纸上说的吗？”

“不，这是希特勒先生的回忆录《我的奋斗》中写的，那可是纳粹党的必读书啊。”

“这是政治，古斯塔夫，没别的!没有人想要一场新的战争。希特勒拼命提高赌注，为的是能当上总理，他提高嗓门儿大声吆喝，但他会选择一条和平主义的道路。要知道，武装冲突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对这问题，各人自有各人的判断……但历史将做最后的总结。”

古斯塔夫·茹贝尔认为再没必要继续争论下去了。因为，饭桌上，赞同他的观点跟反对他的观点的人应该会同样多，众说纷纭嘛。

借着沉默，罗伯热瓦想推动一下他自认为的长处所在：

“而且，你的事，也实在太抽象了。你的法兰西复兴会将会发表研究文章，可是，谁又会去读它们呢？当然，它将提出一个改革纲领来，可是，谁又会把它付诸实施呢？”

此刻，一个认真的观察家将会注意到，整个这帮人，就像是在前一个话题上那样，又不知不觉地分成了两派。这还真是一个时代特征，一切都是分裂、争论、分歧的对象。

“我们就别再这样一味抽象下去了，罗伯热瓦，我向你保证，”茹贝尔平静地说，“我们月底再约吧。”

“谁知道一个月后会发生什么呢？”

茹贝尔只是一笑了事。

萨凯蒂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比赛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就出面说：

“我们的年度晚餐是不是因此要改成一月一度了呢？”

哄笑，放松，众人又打开了香槟酒，该是谈论女人的时候了。茹贝尔瞧了瞧他的表，想到了他自己的女人……

……蕾昂丝，此时此刻，正手脚并用地趴在**，在一个叫罗贝尔的小伙子腰股的一记记猛烈撞击下气喘吁吁。

有人敲墙，喂喂。“好了，很快就结束了。”一个女人的嗓音，尖厉，刺耳，神经质。蕾昂丝哈哈大笑起来，倒在了**。我的天哪，我这一下玩儿的，也太不可思议了，她都大汗淋漓了。而罗贝尔他，则精神饱满。“两分钟，亲爱的。”她求他道。她仰面躺下。房间很小，不太通气，空气中饱含了混杂了性器官、柏油、汗水的气味，冷凝的水汽在玻璃窗上形成细流，慢慢地流淌下来。“把窗子打开一点嘛，亲爱的，好吗？”清新的空气让她感到舒适。她扇着风，汗珠儿一滴滴地滚动在她的肚子上、腰身上。罗贝尔点燃了一支香烟，坐到了床沿上。蕾昂丝把他的性器捏在手里，想也不想地就那么抚摩着，对于她，它就像是一串要数着拨的念珠。

“我兴许还得过去一下呢，现在几点了？”

罗贝尔装出一副要去看钟点的样子。

“你的表在哪儿呢？”

他脸红了。

“哦，不!你不会真的又把它给卖了吧？”

一块价值一千法郎的表，有好几个表盘呢，蕾昂丝上个月刚刚送给他的!

她一生气就站起来，走向挡住了水盆与毛巾的那道屏风。好一个美人，人们无法想象有比她更纤细的身形，更凹凸有致的胯部，更精致婀娜的腰身，更圆润结实的屁股，**刮得更干净的三角区，就连本身并非特别爱激动的罗贝尔，也不禁感到呼吸急促。

她在一旁匆匆梳洗时，还不忘悄悄地转过头来看。罗贝尔还坐在**，神情窘迫。蕾昂丝便微笑起来，她发现他很动人。

这个罗贝尔，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长着又长又高又挺的鼻子，两只眼睛离得很近，眉弓很低。他厚厚的嘴唇几乎永远都闭不上，让人总是看见他一口黄兮兮的牙齿。当人们问他，他那张有些向后拉的脸以及那双大大的招风耳是从哪里来的，他就会回答说，那是一次狩猎事故的牺牲品，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大抵如此。由于那段插曲的自然后果，人们可能会依据不同的观察方式，发现他有一副天真老实或者害羞的模样。有时，他的样子颇有些吓人，让姑娘们稍稍感觉害怕。蕾昂丝的趣味与众不同，她对那些小流氓会有一种奇特的兴趣，也就立马喜欢上了他。

罗贝尔是个汽车修理工，从一开始干的就是这个，因为他天生有一双大手。而他读书就不太灵光了，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取得过什么好成绩，小学毕业证书对于他简直就是遥遥不可企及的地平线。家里人见他根本不是读书的料，早早地让他去当学徒了。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去为一些摆出老板架势的熟练工人擦洗零件，只因为这些人觉得，他们可以随意支配这个小小的学徒工!罗贝尔很喜欢汽车，不是为了车子中的机械，而是为了体验坐在方向盘前驾车的那种快感。有一些姑娘也喜欢那样，而罗贝尔喜欢的也恰恰是这一类姑娘。还没出一年的学徒期，他就在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悄悄地掀起修车铺后面的铁帘门，借走了一辆已经修好就等顾客来取的汽车，出去兜风。返回时，因为没钱买汽油补上耗油的亏空，他不得不从所有其他汽车的油箱里分别吸上那么一点点油，东拼西凑地大致凑足了够数的油，嘴里的那股汽油味，只是小小的麻烦而已，这并不会让他泄气。

十九岁时，他为外出兜风，已经开过不计其数的豪华车，那些型号牌子的豪车全是他永远都不可能买得起的。他的哥哥找姑娘们，他则专门负责顺出汽车来，开车带姑娘出去疯玩，晚上回来后，他们把汽车还了，却把姑娘留下，那是多么美好的年代啊。可谁知道，有一天，好日子戛然而止，那是凌晨一点左右。在一辆法尔玛A6B超级跑车中，一个姑娘喝多了汽酒，心情愉悦，把脑袋伸到了方向盘底下罗贝尔的**，向他表示热情的感激，结果飘飘欲仙的他连续猛烈地撞上了一辆微型标致、一辆菲亚特3型，还有一辆11CV，并最终撞破了一家鲜花店的橱窗玻璃。奇怪的是，事后，修车行的老板居然还留用了他，只是让他换了一家店去干而已。

从那一天起，罗贝尔就开始忙着还债，拆东墙补西墙，从偷来的汽车中卸下零件，换到别的汽车上去，然后想办法出口到国外卖掉，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装了他满满一脑袋瓜。

罗贝尔说话做事纯粹凭着一种本能。他也不是不能思考，但是他无法思考得太长久。要回想超出一个星期的事，对他来说永远都是难事。这样根本无法想象远大前景的缺陷，使他成为了一个追求及时享乐的人，一个只顾眼前的人。他有这样的一种幼稚性，在他看来，唯有现在才是切实存在的。对于他，一切努力都应该有所值，他喜欢抓住送到他眼前的那些东西，比如一辆汽车、一个姑娘、一张钞票。他无法确定他能够清清楚楚地说出这三者的区别。罗贝尔尽管思考得不多，却具有某种冲动的智力，他能凭感觉意识到种种事物、种种形势。必要时，他也会掩饰自己，也会避害趋利，可能的话，也能做到见好就收，一旦遇到危险，也会溜之大吉。

过了两年在轮船底舱一般的炼狱生活后，罗贝尔某天早晨清醒过来，本能地意识到他的债已经全都还清了。他就是这样，从不弯弯绕，是，就是是，不，就是不，很干脆，而现在，就是不。

随着他慢慢地走近圣芒代的修车行，他甚至坚信，他已经还够了钱，现在有了信用，他只想带上一辆汽车走人，并不一定要一辆大的，一辆“豪车”，但在他的价值梯次上，一辆汽车就是最能体现他那恢复了自由的合法地位的东西。不过，老板可不听他的这一套。见此情景，罗贝尔二话不说，顿时抄起了一个千斤顶，粗大的右手那么一挥。结果，他就在巴黎的桑岱监狱里待了两年，在里头结交了一些新朋友。

从监狱里出来后，他变了一个人。修车行可算是完了(尽管他对汽车的爱好始终不变)，那份工作也早已归了其他人，罗贝尔只能自己开业。好在他天生手巧，精于机械问题，也不太受其他什么因素的影响。总而言之，他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得以成为溜门撬锁之徒，只不过他还缺少那么一点点策略、一点点头脑。于是，他开始了长长的一系列行动，其共同点就是永远都不按计划而行。那一次，在整整两个钟头竭尽全力地对付门锁以后，他进入了一个空无一人的公寓。因为房主已经在前两天搬家了，他只发现了几个盖子大开的箱子，还有一些假珠宝，假得也实在太明显了，足以让窝藏者捧腹大笑。走出这一家的花园时，他又倒霉地撞上了两个警察，这年月，想要活命，还真是相当难啊。

罗贝尔从未想象过，在他的行动安排中，始终还缺乏一种方法。对于他，这种种风险本身就是干这一行的内容。但在他盗窃不成反而被当场发现的那一天，他心中还是产生了一丝丝疑问。那是在一家商店的底楼，一个女人二话不说，端起猎枪就朝他开了一枪。幸亏他反应得快，猛一低头躲过了枪弹，飞溅的瓷器碎片划破了他的脸，还有半拉耳朵，他侥幸逃得一命，但流了很多血。从医院里出来后，他便质疑起了自己的职业选择。

也正是在这一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魔爪逮住了他。

第一次战斗，他的肩膀就负了伤，他经历了一次毫无荣耀可言的无谓冲突，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想方设法地转移上，他让人送他到一个新的医院，然后，又调到一个新的部门。

退伍之后，他干了一阵子“小修小补”的活。哦，他就是这样颇有些难为情地称呼一系列不无暧昧的小小事务的，正是这些小伙计，让他在某一天匆匆离开了法兰西的领土。后来，他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认识了蕾昂丝。

蕾昂丝听见时钟当当地敲响，下午两点啦，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仅仅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可以梳洗一下，放下衣服，搭在屏风上。她憎恨这家旅馆。在走廊中走来走去的妓女，简直比巴黎歌剧院广场上的汽车还要多。但是罗贝尔，那是她的菜。一旦房间里昏暗下来，他就像鱼儿入了水，鸟儿入了林。旅馆位于第九区。茹贝尔街。她选择了这一家旅馆，也是因为这个名字。

“茹贝尔街，哈哈!真逗，不是吗？我喜欢，那家伙……”

“又不是你跟他睡觉……”蕾昂丝差点儿这么回他一句，但罗贝尔的嫉妒既是有选择性的，又带有某种任意性。有时候他还手脚麻利，尽管蕾昂丝很喜欢玩打屁股的游戏，但罗贝尔并不总是坚持那样。

她匆匆穿上连衣裙，他则转过脑袋来，抚摩她的**。“那就明天见啦？”刚一转身，他早已离开了房间，跑去看他错过了的赛马的结果。

结束了一番最简单的洗漱之后，蕾昂丝想到了她马上要去找的茹贝尔。她从来就没能受得了他，这家伙，他身上的一切她全都不喜欢，他的气味，他的皮肤，他的气息，他的嗓音。她在问自己，他已故的妻子曾经有过什么，她指的当然是性欲方面。他实在比一个初领圣体者还更不懂风情。还有呢，她，当年初领圣体时，早已是见过了狼的女人，有过性经验很久很久了。这就是跟那些所谓晚熟男人之间的问题，他们总想追回失去的时光，实际上，她觉得他更碍事的方面还是他的呼噜，而不是他隐修士般的种种怪癖，他并不抵抗，整整一刻钟死盯着天花板瞧，当然，这还不算什么。

蕾昂丝在这一历险中赢得了很多。金钱是一方面(茹贝尔是不太在意花销的)，还有另一方面是时刻的安排(他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他们早就应该结婚了。

她匆匆离开了旅馆，来到林荫大道，两腿依然还跟棉花那么软。她在一家商店的橱窗玻璃前瞧了瞧自己，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她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可以匆匆捯饬一下，好让自己有一副年轻资产者女子的模样，她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了。

就在这同一时刻，茹贝尔和他的女人都低头看了看各自的表。

他稍稍有些担心。按照传统的规矩，在这里，在餐桌上，他们可以谈论女人，但他们是看不到女人的。因此，当蕾昂丝按照她丈夫的要求，一边急匆匆地冲进了大厅，一边忙不迭地连声道歉时，她还以为聚餐已经结束了呢。我很抱歉，她装作要转身回去……根本就不晚，古斯塔夫一下子看得清清楚楚，此刻，他已经在那些同学身上标记上了最后一个句号。蕾昂丝的美貌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不，不，茹贝尔夫人，您不用道歉，众人的目光一会儿聚向她那秋波频送的明眸，一会儿又集中到她那不紧又不松、不肥又不瘦的胯部。那些从侧面斜眼看她的人，贪婪地瞄准了她那恰到好处的经典臀部。她穿了一件精美的象牙色中国绉丝裙袍，头发上插了一把黑色的酪蛋石梳子。夫人，您请留下来，坐在这里!茹贝尔喝着乳清。坐在蕾昂丝边上的萨凯蒂发现，透过科蒂香水浓烈的香味，这个见鬼的女人正在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性欲的气息。

迪普雷先生停顿了一下，却被同样也正从车间里出来的其他工人推搡着，出了工厂大门。玛德莱娜·佩里顾站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不会是偶然路过的，更何况她还盯着他看呢，于是，他穿过马路，走向她。

“您好，迪普雷先生。”

他只做了一个简短的动作，伸出食指碰了碰自己的帽檐，她在这家工厂门口的出现让他稍感尴尬。他们当初是偶然相遇的，那是什么时候呢？是去年秋天，他们彼此没什么要说的，只有相当别扭的回忆。他当时对她说过，他是一家装配焊接工厂的工头，工厂就在夏多顿街，不难找到的。

“我们可不可以……”

她指了指街道，她想跟他说说话，而人行道可不是一个说话的好地方。

他们就一直走到了圣乔治街，他为她打开热尔麦娜记餐馆的门，他是经常在那里吃午餐的。他领她一直走到最尽头，在隔壁大厅里，有人正在打台球，喧闹声传来，没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她点了一杯柠檬水，他则要了一瓶维希矿泉水。他难道从来就不像所有男人那样喝啤酒、葡萄酒吗？她这样问自己。为了赢得些许时间，她带着一种略微夸张的兴趣，仔细打量了一番这家餐厅，仿佛他把她带入了一个他经常跟她谈起过的，而她也觉得很奇妙的地方。这个戴帽子的女资产者引发了消费者的好奇心，但迪普雷先生是个很矮壮的人，浑身散发出一种巨大的力量。他支棱着的耳朵，他那稍稍带有一些眵目糊的眼睛，让人敬而远之。打台球的人们又回到自己的游戏中。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佩里顾夫人？”

她又喝了一口柠檬水，他却没有动自己杯子中的水，他僵僵地直盯着她，一动也不动。

“我来是……向你讨建议来的。”

“向我？……”

她极其轻微地感觉到了他的怀疑，她的目光从他的手迅速地转到锌皮柜台，然后又转到台球厅，最后又转回来。她终于豁了出去：

“我在找人，您瞧……”

“找谁？”

“哦，不是什么具体的人，我是想说，不，我是在寻找……某个人……来做一种工作，就是这样，为了一种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

目光重又团团地转了一圈，她的手指头神经质地敲击着桌面。

“一种……某种意义上的调查工作。调查人。”

他点了点头，调查，明白。事情好像转了个奇怪的弯，他等着下文，鼓励她继续说下去。但玛德莱娜已然停住了口，她像是都说完了。他开始喝他的那杯维希矿泉水。“调查人”从来就只涉及两口子的事儿，通奸的事儿。佩里顾夫人大概是想调查一个情人，一个未来的丈夫，一个情敌，但是，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是专门干这一行的，佩里顾夫人，私人侦探。他们监视种种地点，他们了解种种法令……他们知道如何让警察在适当的时候出场，总之，您瞧，得在关键时候抓他个现行。”

“哦，”玛德莱娜说，一下子明白到对方误会了，“不是这么回事儿，迪普雷先生!”

“那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个嘛……监视某些人，如同您所说的那样，为发现某些东西……”

“为了祸害他们，是不是？”

“正是!”

玛德莱娜轻松下来。她微微一笑，满意了。

“可这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想，兴许，说不定……”

“说不定，我就是干这个的人，是吧？”

“哦，不。迪普雷先生，根本不是这样的!不，不是说您，哦，我的天，不……但是兴许您认识什么人……说不定就能……”

迪普雷先生两臂交叉起来，放在胸前。为调动他的思维，他先调动了自己的肌肉。

“您是不是觉得，我有可能会认识能做这样事情的人，是吗？”

“这个嘛，是的，我觉得……”

“您在寻找一个恶棍，只因为您的丈夫不再有用了，您就来找我了。”

“不，我向您保证，事情不是这样的……”

“怎么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正是您所做的。我不知道您具体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很明显，您需要一个恶棍。而您心里在想，这当然应该在工人当中找。”

如果一个人从外部来观察这一场景，那么，从迪普雷先生镇定自若的表情中，他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出来，这番对话其实已经转向了一个很糟糕的方向。

“在一个银行家的女儿眼里，从工人到流氓，这之间的距离应该不会太大。”

玛德莱娜真想打断他。

“而且，您会在心里想，您丈夫当年手下的一个工头，应该跟他的老板是同一类货色，他应该认识很多很多……什么都会干的人。这样想倒是很合逻辑的。”

这话里的指责意味不言自明。让玛德莱娜感到伤心的，并不是她一无所获，希望落了空，不得不重新对自己提出她曾希望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说实在的，迪普雷先生说的全对。

“您说得有道理，迪普雷先生。我这么对您确实有些不对。”

她说着就站起身来。

“我为此向您道歉。”

她的真诚不容怀疑。没等她迈出一步，迪普雷就把她拦住了。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为什么来求我这个？”

“我再也不认识其他任何人了。迪普雷先生。也再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了。因此，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突然想到了您，事情就这么简单。”

“您这是要我去祸害什么人了吧，佩里顾夫人？”

一切变得再简单明了不过了，再也没有什么可撒谎的了。

“是的，对一个早先的银行家，一个民主联盟派的国民议会议员，还有一个《巴黎晚报》的记者。”

她开心地微笑起来。

“如您所想的那样，这都是一些很正派的人。啊，还有一个早先雇在我家做事的女人……总之，一个早先的朋友，总之……”

“您请坐，佩里顾夫人。”

她犹豫了一下，重又坐了下来。

“让我干这一工作，您能付我多少？”

“这个……我们好商量，其实，这方面，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这么说吧，我的工资是每个月一千零二十四法郎。”

这样一个大数目给了玛德莱娜狠狠一巴掌。三年来，她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积攒了一笔钱，但显然远远不够数。

“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难的工作，它要求干这活儿的人有手法，有本事。而我是一个很能干的工人。要让我干的话，钱可就绝对不能给得更少了。”

经过一秒钟的思考，他又补充了一句。

“另外，费用实报实销，当然。”

“因为您？……”

迪普雷先生胳膊肘杵在桌子上，把脸凑近玛德莱娜。他低声地说：

“佩里顾夫人，您放心好了，我是不会问您出于什么理由想要搞垮这些人的。您现在寻找一个人来干这个，而我知道该怎么干，我向您保证。我出的价格，就是我现今的工资，不多要一个铜板，也不能少一个铜板。您再好好想一想吧，您知道去哪里找我。”

他们俩都站了起来，这一切发生得很迅速，他们早已来到门口。当玛德莱娜意识到，迪普雷先生正准备为他们喝的饮料买单时，她赶紧打开她的手提包，但他一个动作就止住了她。

“您已经差点儿侮辱我一回了，就不要再尝试第二次啦。”

他付了钱。来到人行道上后，他朝她点了点头，示意就此别过，然后他掉头就走。

他住得离这里有四站地铁远，但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坚持步行来回，这是个原则问题，迪普雷先生是有原则的。

他反复琢磨着他刚刚如此突然下定的决心。他越是反复细想，就越是坚信自己做得对。她说过，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还有一个民主联盟的议员，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像工业信贷与贴现银行，也就是佩里顾银行，它已经在几个月之前破产倒闭了，带走了好几百个小储户，还有就是那个同样也姓佩里顾的议员，他侥幸逃过了一劫。至于反动报纸《晚报》的记者，那就不管他是哪一个了，全都是半斤对八两，一路货色。

如同玛德莱娜那样，你心里无疑会想，到底是什么样奇怪的理由，竟然促使一个像迪普雷那样的工人，接受了如此的建议。那是因为，你瞧，他以前曾经怀着能跟好多好多人共同分享的坚定信念参战，相信他参加的会是最后战争中的最后一场。他响应了国家的召唤，履行了公民的义务，但是国家它，并没有履行它的承诺。在经历了三十多个月的无法形容的地狱生活，失去了两个兄弟以及自己拥有的一切(他是北方省的人，那里的一切都被战争扫**得干干净净)之后，他越来越觉得，这场战争之后还可能继续会有另一场战争。退伍以后，他为玛德莱娜·佩里顾的丈夫亨利·德·奥尔奈·普拉代勒工作。在战场上，这个军官曾残酷地盘剥他手下的士兵，而到了战后，这个没落的贵族，野心勃勃的暴发户，则拼命地剥削手下的工人，而且，首先就是从他迪普雷身上干起的。他会把遇到的第一批人都打发去见死神，而且，第二批也一样，逃不了一个死。资本的强大力量，资本家的寡廉鲜耻，社会的不公，全都在迪普雷的耳边拼命吼叫，而1917年俄国革命的消息深深地震撼了他。仅仅是复员归家这一遭，就让他充分感受到，在一个对自己的英雄都漠然无视的法国，找一份工作有多么艰难。再加上在奥尔奈·普拉代勒的企业中做工头的令人沮丧的经验，足以让迪普雷感觉自己被推向了共产主义的朦胧远景。他在192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一年后交回了党证。经历了四年的战争磨炼之后，他实在是受够了等级制的压迫，还有纪律的严格束缚。但是，由于还保留了砸烂一切的疯狂愿望，他突然转向了某种形式的相当个人化的无政府主义。他太理性主义了，根本做不到像人们以前做的那样，在随便什么地方安放炸弹(他不相信牺牲者的效用)，或者暗杀一个共和国总统(他不相信什么象征意义)。他也太个人主义了，无法在一个组织中积极活动(他不相信集体)，他独自一人生活，不怎么说话，因为他实在很难找到什么人可以跟他分享一下观点。他的个人主义近乎于自私自利，让他成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居者。社会真的好有运气，没让我变得更为暴烈，他常常这么想。他在心灵上是绝对自由主义的，就如同好多人内心里是信徒那样，但那只是对他自己，根本不需要向其他人提供这样的表现。一个没有私有制而靠自由协会来协调的世界的远景，对他也不会更具说服力。并不是因为他拒绝无政府主义理论，而是因为，战争本身以及战后的经验早已把他掏空，他的活力纯粹是消极性的。

他频繁更换工作，因为一旦有斗争的机会出现，他总是会紧紧地抓住，去支持工人们种种合理合法的要求，为罢工辩护，与权力相抗争，而到头来，却总没什么好结果。

说到底，对于迪普雷，帮别人毁掉一个银行家，粉碎一个资产阶级的议员，搞掉一个反动记者，那都属于一个有利于混乱，有利于动**的任务。都是一种小小的破坏行为，并无什么英雄主义可言(他不相信英雄)，而只有那类行动，才能给他带来成功参与了制造混乱的美好感觉。

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房间，但狭小还不是最主要的不便，不，主要的问题，是声音。不是邻居那里传来的声音，而是他们不让你制造声音。

房间刚刚整理好，保尔刚刚把第一张唱片(歌剧《图兰朵》，第二幕，索朗日：“In questa reggia， or son mill’anni e mille， un grido disperato risonò.”[1])放到留声机的唱盘上，楼上的克雷兰多先生就用扫帚柄猛烈地敲响了自家的地板，也就是他们的天花板。两分钟后，他摁响了门铃。弗拉迪嘴角挂着一丝微笑，把房门开得很大很大，仿佛在欢迎一个婚礼队列进门。

“Witam!”[2]

克雷兰多先生惊呆了。

“W czym moge pomóc？”[3]

他转身回楼上去了。“我是不会跟一个波兰婆娘吵架的!”当他又一次返回时，他这样对玛德莱娜说。

每当保尔把一张唱片放到唱盘上时，楼上的克雷兰多先生总会抓住他的扫帚，在地上乱捅一通。玛德莱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推着轮椅让保尔去外面溜达真是一件难事，不过，这困难也不是完全克服不了的。但是，禁止他在家里放音乐，那可就真的是无法想象了。

“这……这……没……没……没什么……妈……妈……”保尔说。

弗拉迪和玛德莱娜久久地盯着停转了的留声机。对那一摞唱片，还有贴在墙上的那些海报，那些照片，感到实在手足无措。

“Chyba znalazlam rozwiazanie...”[4]弗拉迪说，手指头指着天。

下午的一大部分时间，她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玛德莱娜不得不自己动手，抱着保尔去卫生间，毫无疑问，孩子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

大约晚上六点时，弗拉迪回来了，带回来一个肤色很浅的褐发青年工人。他的两只眼睛距离拉得很开，穿一件灰尘仆仆的蓝色工作服，使劲儿地搓着双手，表明他有些紧张。弗拉迪连连朝他送去目光，还翘起下巴，再三示意，邀请他做一个自我介绍。不过他并不怎么爱说话，而更愿意把他带来放在地上的马桶包打开，从中拿出来一大块有他大拇指那么厚的软木板。

“这可以粘在墙上，还有天花板上。”

玛德莱娜觉得这个想法切实可行，但钱的问题又让她大伤脑筋。无论什么事情，转来转去，最后总是会转到金钱上来的。不可能要求打折了，但是……真的需要大量的木板……这还不算胶水，人工……

青年工人(他名叫雅克，这是他们在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前一天得知的)张开了嘴。弗拉迪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脯上，她比他要高出半个头，她很自信地冲着他微笑，就像一个母亲冲着儿子，鼓励孩子好好背诵一下他的诗。

“这个，都已经安排好了，”他说，“跟这位……”

他记不得弗拉迪的名字来了，但，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工程花了两个星期。

房间似乎缩小了一平方米。人一走进去，它那幽静的气氛就会给你一种不舒服的听觉感受。但音响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保尔把《图兰朵》的唱片又放到留声机的唱盘上。

若不是保尔和索朗日之间维持了密切的通信关系，他兴许从来不会告诉她他的地址有所更变。她在来信中提出了一个个问题：“你在你的新居中过得怎么样？我猜你一定有了一个更大的房间，是不是？”不过，让她惊诧的是，小男孩并没有给她提供什么更多的细节。

自从米兰的那次演出晚会后，他们就一直没有再见面。索朗日先是邀请他去伦敦，因为她1931年10月在那里有演出，然后，四个月之后，又邀请他去维也纳。保尔都婉言谢绝了。唉，总是有种种不便之处，让他的出行变得如此不可能，但他并没有明确说。保尔也没有对他母亲说起这一切。几个月前，他新近出狱的父亲亨利·德·奥尔奈·普拉代勒正式前来看他，“为了跟他儿子说一声再见”，而实际上，他是来要钱的，他要出发去殖民地，尝试着“一边恢复身心健康，一边等待诉讼结果”。他前妻的准贫穷状态，在她脸上描绘出勉强的苦笑，仿佛从中他能看到最高正义的实现。受尽凌辱的玛德莱娜哭泣不已。从此以后，保尔就自觉地避免了任何跟金钱有关的话题，毕竟，总是有很多东西很难说得明白的。钱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索朗日头脑中生出的不安情绪并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根据，保尔的来信越来越有意思了，他在长大，他在成熟，他对歌剧的熟悉了解让人诧异。但她能猜得到，他现在不怎么买乐谱了，也不再讨要音乐会的海报了，尽管当索朗日为他寄来这些时，他一直在热情地感谢她。他是不是对他的那次意大利之行感到了失望？他母亲虐待他了吗？此外，保尔为他母亲的那次缺席给出的理由相当暧昧……如果说，索朗日并没有意识到保尔不再买新的唱片了，那是因为，他现在仅仅满足于前往巴黎唱片店去听唱片，而店里的售货员对他照顾得殷勤周到。

其间，索朗日的艺术生涯有了相当奇怪的转折。从米兰开始，她就一直坐在台上演唱。这对生理学的种种规律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莫名的奥秘。从技术上来说，一股在体内如此受阻的气流是不会产生如此的音响效果的，这是不可能的。然而，演唱会总是从成功走向更成功。索朗日的嗓音几乎难以察觉地有些低哑，却具有了更多的个人魅力，女明星的体重让气息变得不那么悠长，迫使她运用一些效果惊人的发音技巧，这也给了她的表演带来独一无二的色彩。索朗日如一座大教堂那样雄伟庄严，咄咄逼人，她无法归类，悲怆动人。她宽阔的脸庞、茫然的目光、下垂的脸颊、庞大的身躯因为衣裙的波浪起伏而更显得威严，再加上雄厚嘹亮的嗓音，简直就像菩萨一样惊人。

一开始围绕在她身边的花团锦簇、艳丽多彩，很快就让位给了特制的布景。米兰演唱会之后的几个星期，她说服了一个著名的装饰艺术家罗贝尔·玛莱-史蒂文斯，让他为她特地创作了一幅背景画，那是一次真正的成功。动作变得具有了系统性，成了表演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索朗日前往伦敦时，她向斯蒂芬·奥文伯里定制了一幅背景画，而为罗马的演唱会，她邀请了瓦西里·康定斯基为她画了大幅的油画。而为马德里的演出节目单，她请毕加索帮了忙。短短几个月，从劳尔·杜飞到迈克尔·泽格，不少艺术家都为她提供了作品，种种宏伟的创造，用来为一场名叫加里纳托的艺术家的演唱会增色添彩，而她的名字也始终标志着一个艺术事件。在对艺术家们的选择中，她明显地表现出对女性的偏爱。索尼娅·德劳内为她创作了一幅一片大海似的蓝色油画，靠着位于幕后的一台鼓风机，为观众勾勒出一波波隐晦的海浪，这是出发的信号枪，此后便有了一系列真正的舞台布景装置，出自薇奥莱妲·戈麦兹、劳拉·麦基耶维奇或者卡蒂娅·诺阿罗之手，而最终达到装饰艺术某个顶峰的，则是那些在演出过程中一幅接一幅地从舞台顶架上降下来的一整套装饰图案，那是瓦内莎·纽坡尔为1932年3月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音乐会而特地创作的。

传统渐渐地开始为这些艺术生产制造出伟大的奥秘。只有演唱会的节目单被送往报社刊登，而受她邀请参与创作的艺术家的姓名，以及布景的实际内容，则是一个秘密，保密保得比德意志帝国的重整军备计划还更好，直到舞台的大幕缓缓掀开，始终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当然，总是会有一些泄密，能向当地的报刊卖上一个好价钱，而偷窃有关的图像和消息，也整个地成了一条财路。这让剧院的经理着实大伤脑筋，却让索朗日开心异常，她十分喜爱种种秘密的泄露，只要她自己是其中的主角就行。从音乐会的第三天起，演出的剧照，还有布景的照片，就变成了明信片、折页、小本子，而索朗日总是会把它们的一个样本寄给保尔，并附上一段最终以感叹号结尾的解释文字。甚至，在1932年的年初，人们还举办了一次费尔南·莱热作品的拍卖会，那些作品都是他为五月份在里斯本举行的中国黄河洪灾灾民赈济演唱会而特地创作的。

1932年9月，索朗日在巴黎的加福音乐厅登台演出(罗歇·哈斯制作的布景)。保尔跟他母亲得到了第一排的两个位子，紧靠着一些政府部长。索朗日出现在一大片洪水般的褐色与蓝色的画布中，威严得如同一尊荣誉勋位获得者的雕像。她始终忠诚于自己的演唱方式，以无伴奏独唱《世界的荣耀》序曲作为演唱会的开场曲，那几乎已成了一个经典曲目，听说，有几个竞争者也在做这一尝试呢。开场非常成功。

如人所知，索朗日演唱时热情洋溢。她给人的感觉是别的什么都不瞧，只瞧着她自己。尽管她现在是坐在舞台上接受观众致意的，她依然在那里呼风唤雨，无人能及地掌控着全场的氛围。但是，她具有极其敏锐的眼力，看到保尔和他母亲走进来时，她没用半秒钟就觉察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了。玛德莱娜穿戴得很考究，很精细，但她丢失了大户人家女子的某种轻松自在，她的脚步更小了，眼光更不自信了，索朗日全都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于是她立即取消了计划中的豪华晚宴，借口自己有些疲劳，邀请玛德莱娜和保尔来一次“不拘礼节的便餐”，就在丽兹酒店她的房间里，由宾馆送餐到房。在她看来，即便如此，也已经够奢侈的了，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她实在没办法即兴来点别的什么……

当然，这一切也全都没有逃过玛德莱娜的眼睛。尽管有些伤自尊，她还是十分感谢女歌星的挽留。两个女人第一次得以有一番彼此不较劲的对话，并感觉到放弃她们早先的那种敌对关系时心中会有的一丝丝忧伤。玛德莱娜从这个胖大女人怪诞滑稽的说话方式中，从她穿透心灵的悲剧性嗓音中，清楚地分辨出有时遮蔽了她目光的一片阴影。兴许，她们俩都有这一感觉，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个跟她一样受过很多苦的、心灵一致的姐妹，只不过，她们并没有把这一点说出来。

索朗日开始从世界各地给他们寄来一些乐谱，而照片和海报，则被唱片和磁带代替。

她那作为孩子母亲的生活是艰辛和紧张的，但并不苦难。玛德莱娜发现，人们可以用更少的金钱生活得更幸福。至于保尔，兴许，他从他沉重的秘密中解脱出来之后，甚至还经历了生命中最灿烂辉煌的一段。以往那么频频来袭的噩梦，如今变得越来越少了。弗拉迪是一个充满了快乐与活力的卓越陪同者。保尔现在阅读得很多，整个整个的下午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弗拉迪把他安顿在大阅览室里，给他拿来他要读的报纸和图书，然后冲他眨眨眼睛说：“A teraz pójde na zakupy...”[5]

保尔闭上了眼睛，仿佛在掩盖一个年纪比他还要小，需要他格外照顾的小妹妹的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