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能作为和成就的极限，不会超过自己。人愈能做到这一点，就愈能发现自己原是一切快乐的源泉，就愈能使自己幸福。这便是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伟大真理：“幸福就是自足”。所有其他的幸福来源，本质上都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它们都如过眼云烟，随机缘而定；也都经常无法把握，所以在极得意的情况下，也可能轻易丧失，这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事情。当年长老迈，这些幸福之源也必然耗竭：到这个时候所谓爱情、才智，旅行欲，爱马狂，甚至社交能力都舍弃我们了；可怕的死亡，更夺走我们的朋友和亲戚。在这样的时刻，人更需依靠自身，因为唯有自己才是长久伴随我们的，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里，自己是唯一纯正和持久的幸福的源泉。

在悲惨与痛苦的世界中，我们究竟能求得什么呢？每个人到头来除了自己外原来都是一无所有啊！人一旦想逃避悲惨与痛苦，又难免落入“厌倦”的魔掌。况且在这个世界里，又常是恶人得势，愚声震天。个人的命运是残酷的，而整个人类也是让人怜悯的。世界既然如此，也唯有内在丰富的人才是幸福的，这就好比圣诞节时，我们是在一间明亮、温暖、充满笑声的屋子里，而缺乏内在生命的人，其惨状就好比在暮冬深夜的冰雪中。

所以，世上命运好的人，无疑是指那些具备天赋才情、有丰富个性的人，这种人的生活，不一定光辉灿烂，却是最幸福的。年轻的瑞典女王克里斯汀才十九岁，除了听别人的谈论外，她对笛卡儿的了解仅限于一篇短文，因为那时后者已在荷兰独自隐居了二十年。她说：“笛卡儿先生是最幸福的人，我认为他的隐居生涯很令人羡慕。”当然，也需有利的环境，方能使笛卡儿如愿以偿，成为自己生命和幸福的主宰。就像在《圣经·传道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智慧对具有丰厚遗产的人方是好的，对活在光明里的人才是有利的，为自然和命运赋予智慧的人，必急于小心地打开自己内在幸福的源泉，这样他就需要充分的独立自主和闲暇。人要获得独立自主和闲暇，必须自愿节制欲望，随时存神养性。更需不受世俗喜好和外在世界的束缚，这样人就不致为了功名利禄，或为了博取同胞的喜爱和欢呼，而牺牲自己来屈就世俗低下的欲望和趣味。有智慧的人是绝不会如此做的，而必然会听从贺拉斯的训诫。

贺拉斯在给默斯那斯的书信中说：世上最大的傻子，是为了外在而牺牲内在，以及为了光彩、地位、壮观、头衔和荣誉而付出全部或大部分闲暇和自己的独立。歌德不幸如此做了，我却侥幸没有这样做。现代社会依靠群众来为自己涂上生命色彩的人，又何其多啊！

我在此所要坚持的真理，是人类的幸福主要根植于内在，这是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的某些精确观察相互印证的，亚里士多德以为，幸福预设了某种活动及某些能力的运用，没有这些，幸福就不能存在。斯托拜阿斯在注解逍遥学派的哲学时，对亚里士多德以为人类幸福在于能自由发挥各种天赋才能到极限的主张，做了如下的解释：“能够有力而成功地从事你所有的工作，才是幸福。”

所谓有力，便是“精通”任何事情。人类生而具有与四周困难进行搏斗的力量，一旦困难消失，搏斗也随之中止，这些力量便无处使用，力量反而成为生命的一种负担；这时，为了免受厌倦的痛苦，人还需发动自己的力量，同时运用自己的力量。有钱的上层阶级人士是“厌倦”最大的被害者。

古代的卢克莱修，曾在诗里描述陷于“厌倦”的富人的可怜景象，他诗中所描写的仍可见于今日每个大都市中——那里富人很少待在自己家里，因为那儿令他厌烦，但他在外面也不好受，所以仍不得不回到家里；或者会火烧火燎地奔赴郊外，好似他在那儿的别墅着火了一般；一旦到了郊外，他却又立刻厌烦起来，然后匆匆入睡，好使自己在梦里忘怀一切，再忙着起程回到都市中。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为欲望所驱使的匆忙，本就是众生相啊。

像上面这种人在年轻时，多是体力与生命力过剩，肉体和心灵不能对称，无法长久保持体力与生命力；到了晚年，他们不是没有丝毫心灵力，便是缺乏培养心灵力的工具，致使自己陷入悲惨凄凉的境况中。意志，是唯一不会耗竭的力量，也是人人永远具备的力量；为了保持高度有活力的意志，他们便从事各种高赌注的危险游戏，这无疑是一种堕落。

一般说来，人若发觉自己无事可做，必然会替那剩余的精力，寻找一种适当的娱乐，诸如打保龄球、下棋、打猎、绘画、赛马、玩牌，或者研究诗词、印章篆刻、哲学，或者寻找其他嗜好，对每种娱乐他都不甚精通，止于喜欢。我们可以将此种嗜好规则地分成三类，分别代表三种基本力量，也就是合成人类生理组织的三种要素；不管它们指向的目的如何，我们可以考究这些力量的本身；如何来发现三种幸福的源泉，每个人依其剩余精力的种类选择一种，好使自己快乐。

第一类是满足“生命力”而得的快乐，代表生命力的食、饮、消化、休息和睡眠；在世界的某部分，这种基本快乐是典型的，几乎人人都要得到这种快乐。

第二类是满足“体力”而得的快乐，此种快乐可以从散步、奔跑、角斗、舞蹈、击剑、骑马以及类似的体育运动中得到，有时甚至可以在军旅生涯和战争里消耗过剩的体力。

第三类是满足“怡情”而得的快乐，诸如在观察、思考、感受、诗与文化地体会音乐、学习、阅读、沉思、发明以及自哲学等中获得的快乐。

关于这几类快乐的价值、相对效用以及持续的久暂，可以说仍有许多，我们只到这里为止，其他的留待读者去思索。然而，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我们所运用的力量愈高贵，所获得的快乐也就愈大；因为快乐的获得，涉及自身力量的使用，而一连串快乐顺利地一再显现是构成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

愈是高贵的力量所带来的快乐，其再现性就愈高。所以，获得的幸福也更稳定。就这一点来说，满足“怡情”得来的快乐的地位，无疑较其他两种快乐要高。前两种快乐同时为兽类所具备，甚至兽类具备更多此种快乐；唯有充足的“怡情”方面的快乐是人类所独具的，这也是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精神力是怡情呈现出来的诸种样态，因此充足的怡情，使我们可以获致某种与精神有关的快乐，所谓“睿智的快乐”就是这样，怡情愈占优势，此类快乐也就愈大。

平常人所热切关心的事，是那些会刺激他们意志，也就是与个人利害相关的事情。然而，经常地刺激意志起码不是一件纯粹的乐事，其中仍混杂着痛苦。就玩牌——这个普遍流行于“高尚社会”的玩意儿来说，它便是供给刺激的一种方式。由于它涉及的利害关系很小，所以不会产生真实和长久的痛苦，只有轻微、短暂的疼而已，简而言之，“玩牌”对意志而言，事实上仅是种搔痒工具罢了。

另一方面，特别睿智的人能够完全不涉及意志，热切关心一些“纯知识”的事物，此类关心也是这种人必备的品格，睿智使人不受痛苦的干扰，使自己能生活在类似仙境的宁静国度中。

让我们看看下列两幅图景吧：

一幅是大众的生活——长期乏味的搏斗史，他们为了追求没有价值的个人福利，投入自己的全副精力，历尽各种苦难，一旦目标达成，再度落身到自己时，生活立即就被无法忍耐的厌倦所环绕，各种活动都沉滞下来，唯有如火的热情才能激起一些活意。另一幅景象，所呈现的是一个富有高度心灵能力的人，他思想丰富，生命充实而有意义，一旦得以自主，立即献身于有价值、有趣味对象的追求，所以他自身含有最高贵的快乐源泉。诸如对自然的观察、对人世的思索、对历史上伟大成就的领会和了解，深刻透彻地明白伟大业绩的意义，这些是此类人独具的才能，这些是他们所需要的唯一外界激励的来源。

历代伟人所期望的千古知音便是这种具备高度心灵能力的人，伟人们也因自己的思想获得知音而不白活，其他的人虽然也崇拜伟人，但对他们以及他们门徒的思想却一知半解，只能算是道听途说的人。智慧之士既然有上述种种特性，他们就比一般人更需要阅读、观察、学习、沉思，以及训练自己，总之，他们需要不受打扰的闲暇。

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曾说过：

没有真正的需要，便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智者们的这些特殊需要，使他们能从大自然、艺术和文学的千变万化的美中，得到无穷无尽的快乐，这些快乐是其他人不能领略的。我们要使那些脑满肠肥的人得到这些快乐，而他们不需要也不能欣赏这种快乐，这就像期望白发苍苍的的老人再次陷入爱河一样。

具有享受无穷尽快乐天赋的人，他们过着两种生活——私人生活和睿智生活。睿智生活逐渐成为他的真正生活，私人生活仅是达到睿智生活的手段而已。但是一般人所遇的却是肤浅、空洞而多烦扰的日子，无法再变换为另一种存在样态。

然而心智强大的人士，却喜爱睿智生活远胜于其他行业：更由于学问和见识的增长，此种睿智生活也似一个渐渐成型的艺术品一样，更臻坚实，更具强度和固定性，生命内在的调和也更趋统一；和这种生活比较起来，只图个人安适的人生就像一幕拙劣的戏剧一样，虽然也有广度，却无深度，只不过是浮生式的可怜虫。

我在前面说过人们却把这种卑贱的存在当作一种目的，这又是多么令人悲叹啊！不受**感动的日常生活是冗长乏味的，一旦有了**，生活中却又充满了苦痛。唯有那些上天赋予很多才智的人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在执行意志命令之外，还有能力过另一种日子：一种没有痛苦、兴味盎然的生活。

但是，仅有闲暇，或仅有不受意志奴役的多余睿智仍然不够，尚需有充沛的剩余力量，不受意志奴役的力量只献给睿智使用。所以，塞涅卡说：无知的人的闲暇是人的一种死亡的形式，是活的坟墓。

根据剩余力量的多寡，第二种生活——心智生活，又可分为无数层次：自收集制作昆虫、鸟类、矿物的标本到诗学、哲学的高深成就，都是此类生活的表现。心智生活不但可以防御“厌倦”的侵袭，还可避免厌倦的诸种恶果：它使我们远离恶友、危险、不幸、损失和浪费，这些都是把幸福全部寄托于外界的人所必然遭受的苦恼。举个例子说，我的哲学虽未替我赚进半文钱，却替我省了不少开支，心智生活的功效也是一样的。

一般人将其一生幸福，寄托于外界事物，或是财产、地位、爱妻和子女，或是朋友、社会等等，一旦失去了这些，他们就备感失望，他们的幸福根基也就毁坏了。换句话说，他们的重心随着每个欲念和幻想改变位置，而不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如果他们是资产家，那么他们的目标，幸福的重心，就只是乡间别墅、赢得好马匹、有有趣的朋友或是去旅行，总之，过着豪华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快乐根源在外部事物。这就好比一个失去健康和力气的人，不重新培养已失去的生命力，却希望借助药水、药片重获健康。

在谈到另外一类人，即睿智之士之前，我们先来比较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人：他们虽没有显著的才华，但比一般人又聪慧些。他们爱好艺术但又不精，也研究几门学问，例如植物、物理、天文、历史，喜欢念书，当外界的幸福之源耗竭或不再能满足他们时，也颇能读书自娱。这种人的重心，部分在自己身上。但是，喜欢艺术和真正从事创作，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业余的科学探索也易流于表面，不能深入问题核心。

一般人是很难完全投身于学术探索的，而且任凭此种探索充满与渗透至生命中每个角落里，以至于完全放弃其他的兴趣。唯有极高的睿智力，所谓“天才”方能达到这种求知的强度，他们能投入整个时间和精力，力图陈述他们独特的世界观，或者用诗、哲学来表达他们对生命的看法。因此，他们急需安静的独处来完成他们思想的作品，所以，他们欢迎孤独，闲暇是至善，其他一切不但不重要，甚至是可厌的。

这类人把重心完全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此类人虽然为数极少，他们不论性格有多优秀，也不会对朋友、家庭或社团显出极大的热情或兴趣；他们只要有真正的自我，即使失去其他一切也无妨。就由于这一点，他们的性格倾向孤僻，更由于别人的本性与他们自身不同，无法满足他们，彼此的相异之处就时时明显可见，以至于他们虽然行走在人群中，却孤立似异乡人，他们谈及一般人，说“他们怎样”而不说“我们怎样”。

我们现在可以如此下结论：天生有充足睿智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所以，主体因素同人的关系，比客观环境更密切；因为，不论客观环境是什么，它的影响总是间接的、次要的，且都是以主体为媒介。卢奇安体察了这个真理：心灵的财富是唯一真正的宝藏，其他的财富，都可能带来比该财富本身更大的灾祸。

除了不受打扰的闲暇外，他们不需再向外界索求任何东西，因为他们需要闲暇时光来发展和成熟自己的智性机能和享受生命内在的宝藏。总之，这样的人生只求终其一生，每时每刻都能成为他们自己。他们若是注定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那么能否完美地发展心智力量至巅峰以完成精神使命，便是他们幸福或不幸福的唯一标准。其他都是无关宏旨的。这就说明为什么生来具有伟大心智力量的人，都看重闲暇，珍视闲暇如生命。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幸福存在于闲暇中”；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记述苏格拉底的言行时说：“苏格拉底视闲暇为所有财富中最美好的财富。”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里，亚里士多德总结说，献给哲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此外，在《政治学》里他又说道：

得以自由运用任何种类的力量便是幸福。

最后，我们再引述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和漫游年代》中的一段话：

若人生而具备某些可以为他使用的才华，

他的最大幸福便在于使用这些才华。

但是，成为拥有宁静闲暇的人，与成为一般人不同：因为，对宁静的渴求本不属于人之本性，平凡的人生来便注定了劳顿终生，换取自己与家人生存的需要，成为挣扎与困乏的俗人，却不能做有才智自由的人。所以，一般人厌倦闲暇，总需为着什么目的而忙碌，若是连幻想或勉强的目标——诸如游戏、消遣和各种嗜好都找不到，闲暇就会成为他们的负担了。正因为人一旦闲下来，便急需找些事情，所以闲暇有时可能充满了危险，正如有人说的：当人无事可做时，人是很难沉默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有适当才智而远超常人的人，似乎是不合自由且反常的。但若这种情况果然存在，那么具有此种才华的人若要幸福，就需求得他人以为是负担和有害的安静的闲暇，柏加索斯是希腊神话里的飞马，若它披上常马必备的鞍子，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是不会快乐的。

若外界和内在的两种反常情况，即宁静无扰的闲暇和天分极高的智慧，能重合在某人身上，那是他极大的幸事；再加上命运又顺遂人意的话，此人就能过上不受人类两大苦源——痛苦与厌倦——纠缠烦扰的高质量生活，他不需为生存痛苦挣扎，也能够享受自由的存在情境——闲暇，我们唯有对痛苦与厌倦保持中立，不受它们的感染，才可以避免痛苦与厌倦。

但是从相反的观点来论说，天赋的伟大才智是一种个性极为敏锐的活动，对各种痛苦的受容度极高。它含有强烈的气质，广大而生动的想象力，这两种性格是伟大才智的特征，它们使具备此种睿智者常拥有较那可以吞噬平常人的热情更深刻的情绪，所以，他也更易成为此种情绪的牺牲品。

世界上产生痛苦的事，原本比制造快乐的要多。有天赋之才常疏远他人，只因己身所具备的已绰绰有余，不需也不能在他人那里得到什么，所以他人引以为乐之事，他们只觉得肤浅乏味，相应地，他们所觉得的快乐的事也就少些。这又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例子，我们称此情形为“补偿律”，世界上凡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反之亦然。

常听人说，心胸狭小的人，其实是顶幸福的人，虽然这种好运并不值得羡慕。在此，我不想对此点多做辩驳，影响读者自己的判断，尤其是古代圣哲典籍中，对此点也常有自相矛盾的言论出现。举例来说，索福克勒斯曾说过：

智慧占有幸福的大部分。

他在另一段文章中，又曾提道：

无思无虑的人生活最愉快。

《旧约全书》的作者，也有类似的矛盾，一面说：

愚人的生活比地狱还糟。

又说：

智慧愈高，痛苦愈深。

知识越多，徒增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