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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艺术当中,我都没有找到。与《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比起来,所有达·芬奇的杰作,都失去了可爱之处。这篇作品毫无疑问是瓦格纳的登峰造极之作:《纽伦堡的名歌手》和《尼伯龙根之歌》这两篇作品,对他而言,只能说是消遣之作。

变得更为健康,这对像瓦格纳那样的本性而言,是往后退了一步。为了要成熟得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我认为活在适当时间以及活在德国人当中,是最大的幸运:心理学家的好奇心,非常强烈地在我心中活动着。对一个从来没有不健康以致足以应付这种“地狱靡靡”之辈而言,世间一定是一个恐怖的东西。在这里,一个人可能甚至用上一种神秘的公式。我想,我对瓦格纳所能创造的令人惊叹的事物,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我对那些只有瓦格纳才能达到的奇妙狂喜,比任何一个人了解得更清楚。同时,现在我的力量足以使那些最可疑危险的东西转变为有利于我的东西,因而我变得更为有力,所以,我把瓦格纳看作我生命中最大的恩人。

1 《特里斯坦》,全名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此为瓦格纳于1859年所作,而于1865年首次演出的一个歌剧名称。

我们两人都遭受过,甚至透过彼此的手而遭受过比这个世纪大多数人所能忍受的更大苦闷,这个事实乃是把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的联系物:而这个联系物将永远把我们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因为,正如瓦格纳只是德国人当中的一个误解一样,我也是如此,并且将永远如此。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必须先具有两世纪的心理和艺术的熏陶……但是,你们永远不能将时钟的针拨回来。

关于我对音乐所真正需要的,我要对我读者中最特殊的读者说一句简单的话。像一个十月的下午一样,它令人愉快,但也深奥,它将独一无二、放任、温和,同时也像一个淘气优雅的娇美可爱的女人。

我永远不会承认,德国人会懂得音乐是什么。那些被称为德国最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外国人,包括斯拉夫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或犹太人。或者说:像海因里希·许茨、巴赫及亨德尔这些人,他们都是属于坚强一类的德国人,这种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只要把肖邦的才能给我,我自己身上就有足够的波兰气质,以产生其他各种音乐。

基于三个理由,我要把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1 除外,也许,也把李斯特的某些作品除外,在管弦曲的壮丽音符方面,他胜过所有其他音乐家。最后,我要把从阿尔卑斯山那边产生的所有作品除外,也就是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2 。我不知道如何除去罗西尼,我更不知道如何除去我在音乐方面的南方对手,我的威尼斯音乐大师彼得·加斯特。而当我说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时候,我真正所指的只是威尼斯。要想为音乐再说些话,我必然会回到威尼斯。我不知道如何区别眼泪与音乐。如果没有一种恐惧的战栗,我不知如何想到喜悦或南方。

我伫立在桥上,

后来,却在黑夜中。

1 齐格弗里德,原为德国传说中的英雄,此处是指瓦格纳所著歌剧《尼伯龙根之歌》中的主人翁,他获得尼伯龙根的宝藏:戒指、魔剑以及可以穿戴的隐形衣帽。

2 站在德国方面说,应说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可是尼采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住在意大利,其实,尼采有很长时期是住在意大利,所以从尼采当时的处所,应该说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

从远处传来歌唱的声音;

在优美的涓滴中逝去。

越过灿烂的边际。

狭长的平底小船、灯火、音乐沉醉,天鹅在远处的黑暗中……

我的灵魂,一个弦乐器,

在幽暗中移动,

偷偷地唱一支平底小船之歌,

在光辉的快乐中闪耀。

曾有人倾听吗?

在所有这些事物中,选择食物、地点、气候和娱乐,自我保存的本能最占优势,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以自卫本能的方式明显地表露出来。限制一个人听觉和视觉范围,把一个人自己孤立于许多事物以外,这是初步的自虑谨慎,这是表示一个人并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必然的东西的初步证明,表示这种自卫本能的一个惯用字是“鉴识力”。不但当“是”这个字表示出“不偏颇”的地方,我们不要说“不”字,而且要尽可能不说“不”字。

一个人必须摆脱一切使他重复说“不”的东西。理由如下:一切抵抗力的消耗,不管有多么稀少,只要变为规则,形成习惯,总是含有大量、绝对过多的损失。我们体能的最大消耗,是由一点一滴少量消耗累积而成的。保持自己不动,跟许多东西保持距离,是一种体能消耗,而且是一个纯粹趋向消极目的的体能消耗。在这一点上不要欺骗自己!不断需要保护自己的人,可能大大地削弱体能以致不能再保护自己了。

假定我要走出我的房子,并且,离开这安静而高贵的都灵而找一个德国乡镇,我的本能将要集中力量以对抗从这个世界而来,对它加以侵袭的一切东西。假定我发现一个德国城市,它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其中生长的一种罪恶组织,但是,在那里,任何一件事,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外来的,如此一来,我就不需要变成一只刺猬吗1 ?

但是,要拥有刺就等于消耗力量,这是一种双重的耗费,因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能够除去它们而张开我们的双手。

1 这里是指叔本华一个有名的比喻,这个比喻把人比作豪猪,它们群居的倾向使它们聚集在一起,然而它们的刺又使它们分开。

另一种自虑谨慎和自卫方式,是尽可能少地做反应,使自己脱离那种迫使一个人停止他的“自由”和创造力,而只变为一束反应的环境和处境。这种自虑谨慎和自卫方式的一个好典型,就是与书本接触。除了埋首于一大堆书籍中之外,实际上无所作为的学者,平庸的语言学家,一天可以打发两百本书,最后完全失去了为自己而思想的能力。如果没有书本在他的手上,他就根本不能思想。当他思想的时候,他是对一个刺激发生反应(一个他所读到的思想发出反应),最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应。

学者把他所有的能力都放在肯定、否定或批判早被想出来的东西上,他自己不再思想了,他本身的自卫本能消灭了,否则他会对书本有所排斥。因此,学者是一个衰颓者。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发现我具有天赋的、秉性良好的以及自由的那种本质,早已“读得粉碎”了,只有火柴在它们能够除去任何火花,或“思想”之前,才需要划亮。当一个人的力量正在充沛而方兴未艾的时候,曙光时读书,简直是罪恶!

现在,我再不能不对下述问题做直接回答了,即一个人如何成为他现在的情形。这里,我接触到自我保存技术的关键所在了——自利。如果我们假定,一个人的毕生事业,一个人毕生事业的决定与命运,多少有几分超越一般标准,那么,就没有东西比面对一个人的自我和这个毕生事业更为危险的东西。一个人成为他现在的情形这个事实,须先假定他对他现在的情形没有一点怀疑。

从这个观点来看,纵使一个人生命中的差错,纵使暂时的偏差和失误,纵使浪费在那些远离中心目标的工作上的犹豫、懦怯和热诚,也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些东西里面,可能有产生伟大智慧、最高智慧的机会,在那些所谓“反求诸己”,走向毁灭的环境中,自我忘却、误解、蔑视、自我的狭隘化和平庸化等,就等于理性的本身。用道德上的名词来说:爱一个人的邻居以及为他人和其他东西而活,可能是保持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手段。

这是特殊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与我向来的习惯和信念相反,我是站在“无我”倾向一边的。因为,在这里,这些倾向是有助于自利和自制的。整个意识的表面,必须除去任何重大的强制性,甚至要当心每一个显著的词句,要当心每一个显著的行动:它们都导向一个危险的可能性,那就是说本能也许会太快地“了解自己”。同时,因为构成“观念”注定要胜过其他东西,所以在内心不断增长,它开始发生支配作用,它慢慢地使你从谬误中回转过来,它促成一个人的各种性质和能力。而这些性质和能力有一天将成为你整个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主要事业,“目的”“志向”和“意义”方面,透露一点消息以前,它会慢慢地培养一切有用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去,我的一生简直就像惊涛骇浪。为了重新评估各种价值,也许需要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才能:尤其需要那些现在还不一定互相矛盾和破坏的对立才能。各种能力中的等级次序、距离感、不产生敌对的分隔技术、不混杂任何东西、不调和任何东西、种类繁多但不混乱,所有这些都是我本能的最初情形,是我本能的长时期秘密作用和技巧。

它的保卫性表现得非常强烈,以致在任何时候对我内心所成长的东西,我都没有获得任何暗示,直到我所有的能力突然间都达到成熟阶段,在某一天完全爆发出来为止。我想不起我曾经耗费心力的任何事例,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斗争的迹象:我是一个与英雄气质相反的人。像“忌欲”某些东西,“追求”某些东西,心中存有“目的”或“欲望”,在我的经验中,我毫不知道这些东西。在这个时候,我展望我的未来,就像在平静的海上一样:没有任何期望扰乱它的宁静。

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东西会与它现在的状况有所不同:我不希望自己有所不同……我总是一样。我从来没有任何欲望。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活了四十四岁以后,竟然能够说,他从来没有为荣誉、女人或金钱烦心过。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大学教授,这种念头过去从来没有进入我的脑海中,因为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四岁。两年以前,有一天,在同样情形下,我变成了一个语言学家,我之所以成为语言学家,是因为我的老师里奇尔要我把我的头一本语言学著作1 在他主办的杂志上发表。

里奇尔,我是带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提及这个名字的,他是我曾经认识过的人当中,唯一具有天才的学者。他拥有我们图林根人所特有的,甚至让德国人都同情的那种引人注意的癖性,甚至达到那种我们喜用迂回方式所达到的真理。人们不要把这些话误解为具有任何反对之意,像我图林根的同乡,那有智慧的兰克2 一样……人们会问我,为什么我竟会叙述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根据通常的标准来说,为什么我竟会叙述这些不重要的细节。尤其是如果我命中注定要承担伟大事业,那么这样做,我像在损害自己。我的回答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饮食、地点、气候、娱乐,所有自爱的辩解,比人们向来认为根本的一切东西,更为重要。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学习。其实,人们此前热心重视的东西,甚至都不是实际的东西。它们只是幻想,它们都来自不健全本能的谎言,它们都来自有害本能的谎言,包括“上帝”“灵魂”“美德”“罪恶”“来世”“真理”“永恒生命”等概念。

1 这里是指《莱茵博物馆》。——英译者注2 列奥波特·冯·兰克(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莱比锡大学毕业,早年钻研神学、语言学,后来以罗马、日耳曼诸民族的历史著作享誉学术界。

人们奢望在这些概念中寻求人性的伟大,寻求人性的“神性”,所有政治问题、所有社会秩序问题、所有教育问题,都彻头彻尾地变虚假了,因为最有害的人们被视为最伟大的人们,也因为人们被要求去轻视这些“细节”,去轻视这些生活的基本需求。现在,如果我把我自己与那些向来被视为人类中第一等的人比较一下,其间的区别就很明显了。

我不认为这些所谓“第一等”人是真正的人类,对我而言,他们是人类的渣滓,他们是疾病和怨恨本能的产物——他们都是些怪物,他们彻底腐化,根本无药可救,仇视生命。我是与他们完全相反的。

对任何健全本能的迹象非常敏感,是我的特权。在我的身上,没有一点病象,即使我时常患着严重的疾病,但是我从来没有变成病态的,在我的本性中,你找不到一点狂热的痕迹。

在我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没有人能够指出我曾采取过傲慢或悲伤的态度。悲伤态度不属于伟大,一个需要采取一种态度的人是虚假的。小心所有装模作样的人,当生活需要我付出最大的努力时,我觉得它是最容易的。凡是在这个秋天的七十天中,能看到我的人,在我身上都看不到一点紧张的痕迹,相反,只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愉快,因为在这七十天中,我怀着一种对后世的责任感,毫无间断地完成了很多伟大的工作。

在我之前,没有人曾经做过这么多工作,在我之后,也不会有人做这么多工作。我从来没有比现在这样更能享受过我的饮食,也从来没有比现在睡得更好。我不知道除了以游戏方式处理伟大事业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就作为一个伟大的象征而言,这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少的束缚,郁闷的样子,语气方面任何冷酷的声音,所有这些东西都不适于一个人,更不适于他的工作!

我们的神经不要紧张,即使感受孤独之苦也是一种妨碍。我经常苦恼的唯一东西是“繁杂”,也就是我心灵的变化无穷。在我柔弱的七岁时,我早已知道,人类的任何言语都不会影响我。因此,曾经有人看见我怏怏不乐吗?今天,我还是对一切人都同样殷勤,甚至充满了对最卑下者的顾虑。尽管如此,却没有一点傲慢或轻视的意味。

我一生都在气恼那些在血管中具有卑劣血液的人。我认为人类所具有的伟大是对命运的爱,一个人无论在未来还是过去永远都不应该希望改变任何东西。他不但必须忍受必然性,并且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隐瞒它!在面对必然性时,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虚假的,但他必须去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