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我比别人知道得多？换句话说，为什么我这么聪明？我从来没有思考过那些不是真正问题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浪费过我的力量。例如，我没有经历过任何宗教方面现实的困扰。我一点也不知道所谓“有罪”的那种感觉。

同样，我没有一种测试良心悔恨的标准；我觉得良心的悔恨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我不喜欢把我的行动置于危难之中；我喜欢从具有价值的问题中完全除去坏的结果。因为在邪恶结果之前，太容易失去观察一个行动的适当立场。我觉得良心的悔恨是一种“邪恶之眼”。

某些失败过的东西，正因为它已经失败，所以更应该加以尊敬，这更能符合我的道德观。“上帝”“灵魂不朽”“拯救”“来世”，这些都只是观念，我一点也不注意这些观念，也从来没有对这些观念浪费过我的时间，甚至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虽然对于这方面，也许我从来就不够被称为一个小孩，我根本不知道作为一种结果的无神论，更不知道作为一种事物的无神论；对我而言，这是本能。

我太好问、经常怀疑、过分傲慢，以致不可能对完全显明地解决事物疑难感到满意。上帝就是这么一种完全显明的解决意图：在我们思想家看来，这是一种一点都不高明的解决方式。从根本上说，上帝不是别的，只是对我们的一种粗劣命令：你不应该有思想。我对另外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人类的拯救”对这个问题的依赖远比对任何一项神学奇迹的依赖更明显——营养问题。

为了一般目的起见，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了获得最大力量，为了获得珍美的东西，为了达到摆脱道德教条的美德，你必须怎样小心地培养你自己？这里，我个人的经验可能是最坏的经验：我感到惊奇，居然要那么漫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从经验中获得理解。只有我们全无价值的德国文化，它的“理想主义”，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之内解释为什么在这方面，我是如此笨拙以至于我的无知几近神圣。

因为这种“文化”自始至终都要我们忽视现实事物，怂恿我们一门心思去追逐那些值得怀疑的理想目标，还美其名曰“古典文化”。

这种做法，无非是想表明只要努力把“古典的”和“德国的”结合在一个概念，结合在古典文化之下，就创造了全新的东西！只要刻画一个“受过正统温软式教育”的莱比锡公民，你就感到这是可笑的！

我承认，一直到我长到很大的时候，我的食物，用道德名词来说，都是很坏的。厨师和其他基督徒同道人赞扬它是“无关个人的”“无我的”“利他的”。例如，莱比锡的烹调和我最初对叔本华的研究（1865），使我扬弃我的“生活意志”。如果要成为营养不良者，并弄坏一个人健全的胃，我觉得上述的烹调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据说1866年，这部分有一些变化。至于德国的一般烹调，其中有：十六世纪威尼斯食谱上的餐前汤；把味道煮掉的肉；与脂肪和面粉一起煮的蔬菜；面点变质为坚硬的面块儿！

此外，古人在正餐后全然食肉的习惯，不但古代德国人如此，现代德国人也是如此，现在你可以了解德国人智能的来源所在，一种有病的肠道。德国人的智能是消化不良的；它不能消化任何东西。

但是，即使是英国饮食，虽与德国和法国饮食不同，我觉得它是一种“回归自然”，回归野蛮状态，然而这种饮食基本上与我的本性不适合。

最好的烹调，是皮埃蒙特1 的烹调。我不会喝酒：一天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或啤酒，我的生活就变得乱七八糟。住在慕尼黑的人，正与我相反。虽然我到很晚的时候才了解这一点，但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体验到它了。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就相信，饮酒和吸烟最初还只是年轻人的浪费，最后简直就是坏习惯了。部分原因在于伦堡地方的酒，让我有这种苛刻的看法——相信酒使人兴奋，我应该早就是一个基督徒！换言之，我应该早就相信我所认为荒谬的东西。

很奇怪，少量清淡的酒使我沮丧，而大量的酒却使我的行动几乎像离岸的水手一样。

1　皮埃蒙特，意大利北部的一个省，其首府为都灵。

甚至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就在这方面表现出虚张声势的勇气。

要在一个晚上撰作并抄写一篇长长的拉丁论文，奢望与我所模仿的对象塞勒斯特较量一下谁的文笔更严谨、更简洁，甚至会撒一点强烈酒精的香汁在作业上。当我在普夫达高等学校就读时，这种做法完全不适合我的生理状况，或许也不适合萨鲁斯特1 的生理状况，即使它可能非常适合高贵的人。后来，到了中年时期，我变得更不能喝酒：在经验上说，作为一个反素食主义者，我不能以充分的热情来劝告一切比较灵性的人绝对戒酒。水，可以满足同一个目的，从我的道德中，获得更多的忠告。

一餐吃得很多要比吃得不够更容易消化一点，消化良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整个胃部都发挥作用。因此，一个人应该知道他的胃有多大。在餐与餐之间，不要喝咖啡，因为咖啡使一个人沮丧，闷闷不乐。茶也只有在早晨才可以喝，少量，但要非常浓。如果太淡了，可能对身体很有害，会使你整天抑郁不快。这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准，不过可能的变化范围总是不太大。如果气候使人感到疲乏，那么早上也不要喝茶：最好在一小时以前，去喝一杯浓且去油脂的可可。不要老是坐着不动；不要相信任何不是产生于户外空旷之地的思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随着身体自由活动而来的思想，也不要相信任何不能鼓舞你筋骨活动的思想。一切偏执都可能是起于内脏。像我早已在别的地方所说过的一样，常常坐着不动的生活，是真正违反圣灵的一种罪恶。

1　萨鲁斯特（前86—前34），罗马历史学家。

二

营养问题与气候和地点问题密切相关。没有人能够随地生活：凡是一个需要完成伟大事业而这伟大事业又需要他全部精力的人，在这方面，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气候对迟缓或加速身体机能活动的影响很大，以致在地点和气候选择方面的任何差错，不但使人不能完成他的职责，而且还可能完全阻止他从事这个职责，因而永远不能面对它。

于是在他的身上，就永远没有足够的动物元气，可以使他获得欢欣的自由，以致可以对自己说：只有我才能做这个。

内脏上稍稍一点麻痹，一旦恢复正常以后，就足以把一个天才变成平庸人物，变成“德国式”人物：德国的气候足以使最强壮健全的内脏变得衰弱。精神步伐的轻快或缓慢，密切地依赖着身体机能活动的速度：的确，精神本身只是这些身体机能活动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举出好些大智者曾经住过或现在正居住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机智、聪明是构成快乐的一部分；在这些地方，天才必然是舒适惬意的；所有这些地方，通常都气候干燥。巴黎、普罗旺斯1 、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等，这些地方证明一个事实：天才都依赖干燥的气候和晴朗的天空。

换句话说，天才都是有赖于快速的机能活动，都有赖于一种持续不断为自己获得大量精力的可能。我知道一个例子，有一个具有伟大而独立心智的人，只是由于不适宜的气候，使他变成一个狭隘的专家和畸形人。如果不是疾病迫使我诉诸理性并切实思考理性，我自己也很可能得到同样的结果。现在，长久的实地经验告诉我，如何从自我观察中去认识气候和气象的影响力，就好像借助精确可靠的仪器去认识一样。因此，即便是从都灵到米兰这一段短短的旅程，我也可以用这种心理上的自我观察推测出空气湿度的变化。

1　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

所以，我惶恐地想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我一生直到最近十年、最危险的十年，总是在那些不适合我的地方度过。我早就应该离开那些地方的。像瑙姆堡、舒尔普夫达、图林根1 、莱比锡、巴塞尔、威尼斯，这些地方都不适合我的体质。如果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没有留下一点令人愉快的回忆，而以所谓“道德上”的原因，例如，用缺乏充分的友谊，来解释这一点的话，那是愚蠢的看法：因为直到今日我还是像过去一样缺乏这种友谊，可是并没有给我不愉快的感觉。

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我生命中多余而愚钝的因素，是对生理状况的无知，那种让人讨厌的“理想主义”，从这个“理想主义”中产生不出好的东西来，它不能带来任何解决与报偿。它所带来的结果，解释了一切错误，解释了很多迷失的本性，也解释了那些使我离开毕生事业的“谦卑专门化”，例如解释为什么我成了一位语言学家，为什么没有一个医生或其他什么东西可以使我有所了解呢？

1　图林根，德国的一个邦。

当我住在巴塞尔的时候，我整个心智和习惯，包括我每天的时间表：对我而言，可以说是我非凡力量的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对于我所消耗的力量，没有任何报偿，甚至没有想到它的耗尽和替换的问题。过去我缺乏那种由必要的本能所产生的保护作用，我缺乏那种敏锐的自负：我把所有的人都看成与我同等的人，我是“无私的”，我忘记了我与别人之间的距离。总之，我是处在一种决不能宽恕自己的境况中。过去当我几乎到达终点，只是因为我几乎到达它时，我开始反省我一生中的根本荒谬——“理想主义”。疾病开始使我接近理性。

三

营养的选择，气候和地点的选择：在任何理由下都不能有错的第三件事，是关于复原或消遣方法。对我而言，一般阅读是我用以复原的一个方法：它是构成使我逃避自己的东西的一部分，是使我漫游于新奇科学和新奇心灵世界的东西的一部分，它是我现在不再关心的东西的一部分。当我埋首工作时，在我的四周是看不到书本的：我小心地不让任何人在我面前说话甚至思考。因为，那样就等于在阅读。

有人注意到下述事实吗？

当饱满状态表示心灵尤其是整个有机体不适于这种深刻紧张时，偶然事件和各种外来刺激作用得太过有力、透入得太过深切。一个人必须尽可能远离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自我壁垒是精神饱满最初的一种谨慎本能。要我容许一种陌生的思想秘密地爬过墙头吗？因为那正是阅读所指的意义，随着工作和创作时期而来的就是复原时期。

对我而言，一些令人愉快的、聪明的、智慧的书，就是我借以复原的东西，应该是一本德国书吗？我必须回到六个月之前，以我手头上的一本书，来了解自己。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出自维克多·布罗查德一项杰出的研究。读这本书时，我从前的一项研究1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些怀疑主义者，那两面的，不，多面的人，是哲学家中唯一可贵的人。在其他情况下，我差不多总是阅读少数几本同样性质的书，非常适合我需要的几本书以自娱。

也许我的天性不喜欢多读书，书房会使我生病。我的天性也不喜爱很多东西或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怀疑，甚至敌视新书，比“容忍”“心地宽大”及其他各种“友爱”更接近我的本性。因此，我一再重读少数几个法国作家的著作：我只相信法国文化，认为欧洲其他自称为文化的东西，只是纯粹的误解。更不必说德国的东西了。在德国，我所遇到的少数较高文化的事例，都源于法国，尤其是瓦格纳夫人，这位夫人在风格品评方面，是最杰出的一个人。

1　这里是指尼采于二十三岁时所写的一篇得奖论文。——英译者注虽然我不读帕斯卡的著作，但实际上，我是喜爱帕斯卡的，他是最能发人深省的基督教的牺牲品。他慢慢地扼杀自己，依照一种最可怕的非人的残忍方式，首先在肉体方面扼杀自己，然后在精神方面扼杀自己。即使我的内心具有某些蒙田式的怨恨，谁知道呢？也许在我的肉体中也有。即使我的艺术欣赏力并非没有困难地维护像莫里哀、高乃依1 、拉辛这些人以对抗像莎士比亚那样狂放的天才。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不把现代法国人也看作可爱的友伴。

在历史上，我不能想象任何一个世纪，能够像今天的巴黎一样，可以找到这么多让你很想知道、也很精明地洞悉人类心理的天才在一起。我可以随便举出一些名字出来，他们实在太多，例如布尔热2 、洛蒂3 、吉普、美拉克4 、法朗士5 、勒梅特尔6 ：或者选出一个最出色的人，一个真正的拉丁人，我特别喜欢的莫泊桑。

1　高乃依（1606—1684），法国戏剧家。

2　保尔·布尔热（1852—1935），法国批评家和小说家。

3　比埃尔·洛蒂（l850—l923），法国小说家，著有《冰岛渔夫》等。

4　美拉克（l83l—l897），法国戏剧家。

5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批评家、小说家和讽刺文学家。

6　朱尔·勒梅特尔（1853—1914），法国批评家。

在我们自己人当中，我对这一代的人甚至比对那些大师更倾心，因为这些大师都被德国哲学腐化了。例如，泰纳被黑格尔哲学腐化了，泰纳对伟大人物和伟大时代的误解，就是由于黑格尔哲学造成的。只要德国所到之处，他就腐蚀了文化。战争1 第一次“拯救了”

法国精神，司汤达是我生命中一件令人愉快的意外事件。因为，在我生命中每一个重大的事件，都是意外的，而不是有意安排的。

司汤达是很了不起的，他具有一种能够预知人们心理的眼光。他对事实的把握，使人想起那些最善于把握事实的人。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他是诚实的无神论者，一个在法国历史上少有而难得发现的典型无神论者，梅里美2 引为最大的光荣……也许，我会嫉妒司汤达？

我曾经说过一句最好的关于无神论的笑话，这句笑话是所有人类未曾说过的，可是司汤达的话，使我的笑话逊色了，他说：“上帝唯一的理由是他不存在。”我自己曾经在某处说过，向来对生命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是上帝。

1　指拿破仑战争。

2　梅里美（1803—1870），法国小说家兼历史学家，著有《卡门》。

四

海涅使我获得抒情诗人的最高概念。在所有时代中，我都没有找到像他那种悦耳热情的音乐。他具有一种神奇的狂野魔力，没有这种魔力，我简直不能想象美是什么东西。当我判断某些人，某些种族的价值时，我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想象出萨蒂尔1 这个半人半兽性质的神的。他是多么巧妙地对付德国人！总有一天，人们会宣称海涅和我是德语世界里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们远远超越纯粹德国人用这种语言所能成就的一切。

1　萨蒂尔，古代希腊人庆祝酒神节时，在狂歌热舞中出现的一种人神。尼采认为此乃希腊悲剧的象征，而希腊悲剧就是使希腊人从悲观厌世中解脱出来，重新肯定人生世界的主要力量。

人们一定会把我与拜伦的《曼弗雷德》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在我自己的心灵里，我曾发现他所有最内在的东西。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成熟得可以阅读这本书了。文字误我，我只是偶尔轻视那些胆敢在《曼弗雷德》之前提到《浮士德》的人。德国人不能获得一种伟大的概念。试看舒曼就知道了：由于对这位撒克逊人表示愤怒，我作了一篇相反的《曼弗雷德》序曲。汉斯·冯·毕洛夫1 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与这个序曲相类似的东西：这完全是亵渎音乐女神。我要为对莎士比亚的看法找寻最高的公式时，我始终发现下述一点，就是他想象出西泽这个典型。

一个人不能想出这些东西，他要么就是这东西，要么就不是这东西。伟大的诗人只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发掘，这种情形达到了某种程度，以致后来他不能再忍受他自己的作品。在看了看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我在房间里来回地走了半个小时，不能控制一阵无法忍受的情绪，唏嘘不已。现在我不知道有比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更为令人伤心的：他是多么需要扮演小丑，他一定好难受。

哈姆雷特被了解吗？驱使一个人疯狂的不是疑惑而是确定。但是要觉察到这点，一个人必须是深奥的，必须是一位哲学家，我们都惧怕真理。说实话，我直觉地感到，培根是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写作的创始者和自苦者。对那些美国傻子和笨蛋的饶舌，我关心些什么呢？但是，在想象方面希求最伟大的实在主义力量，不能与行为方面希求最伟大实在主义的力量相比，不能与恐怖的东西相比，不能与罪恶相比。实际上，它要先假定后者的存在。

我们对培根，所知的不够多，他是第一个实在主义者。因此，我们无法确知他所做的任何事，他所希望的任何东西，以及他自己经历的任何东西。批评家下地狱去吧，假定我不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是以瓦格纳的名字，那么，两千年来的见闻觉知不足以看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作者，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幻影。

1　汉斯·冯·毕洛夫（1830—l894），德国指挥家。

五

说到我生命力的复原，我必须对供给我最大和最旺盛刺激的人，表示几句感谢的话。这是指我与瓦格纳的密切关系。我很轻易地忽视我与其他人的关系；但是，如果我生命中失去那些在德累斯顿1 的日子，那将是无比的牺牲，那些充满信心、愉快、光辉和奥妙时刻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曾把瓦格纳看成什么人，但是，没有乌云遮盖过我们的天空。这点再把我带回到法国，我与瓦格纳的崇拜者没有发生什1　此地乃瓦格纳的家乡。

么争论，这些瓦格纳的崇拜者由于相信他像他们自己一样而去赞扬瓦格纳：对这些人，我只表示我的轻蔑。

由于我的本性与一切条顿式的东西不兼容，以致只要有德国人出现的地方，就会阻碍延迟我的消化，所以，我与瓦格纳的最初接触，也是我生命史上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刻。我受他的影响，我尊敬他，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人不同的人，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式美德”

相反，并反抗“德国式美德”的人。我们这些呼吸五十年代潮湿空气的儿女，对“德国的”这个观念，必然都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不得不成为革命的人，我们不能赞同一个虚伪者当道的环境。这个虚伪者今天是否以不同的方式行动，是否披上猩红的服装或穿上骠骑兵的制服，我觉得这是无关重要的。

瓦格纳也是一位很优秀的革命人物，他摆脱了那些德国人。除了巴黎以外，欧洲其他地方，没有这位艺术家生存的余地。那种作为瓦格纳艺术条件的所有五官的聪敏，对差异性的敏感，对心理病态的敏感，这些都只能在巴黎才可以发现。别的地方，都没有这种对形式问题的爱好，对周围状况的重视，而这种重视是突出的巴黎式的重视。

在德国，一个人根本没有巴黎艺术家心灵中那种伟大的野心。德国人是温顺的。瓦格纳以往一点也不温顺。但是，关于瓦格纳所带来东西的问题（见《善恶的彼岸》中第269号警句）以及与瓦格纳关系最密切的人，我早已说得够多了。他是一个法国后期浪漫主义人物，像德拉克罗瓦1 和柏辽兹一样，那些趾高气扬而志向远大的艺术家，都是病弱而无可救治的。

他们都是表现的盲目崇信者，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匠人。谁是第一个有才智的瓦格纳追随者？是波德莱尔2 ，这个人也是第一个了解德拉克罗瓦的人，那位典型的颓废者，这一代的艺术家都在他身上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也许他是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宽恕过瓦格纳？因为他降格跟从德国人，因为他变成了一个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德国所及之处，他就腐化了文化。

六

当我考虑所有事物之后，我发现如果没有瓦格纳的音乐，那么在我的少年时期之后，就绝不能继续活下去，因为我似乎注定不适于生活在德国社会中。如果一个人想要摆脱一种无法忍受的抑郁感，他可能要吸食大麻。那么，过去我沉溺于瓦格纳音乐中。瓦格纳是一种与一切德国人的东西相反的毒药，他是一种毒药，这一点我无法否认。

自从《特里斯坦》1 被改写得适于钢琴演奏时，我就是一个瓦格纳的崇拜者。

1　德拉克罗瓦（1798—1863），法国画家。

2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及散文家，著有诗集《恶之花》等。

我认为瓦格纳以前的作品都不值得我重视，它们都太普遍了，太“德国式”了。但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在寻找一件在可怕的魔力方面，在可怕但可爱的无限潜能方面能与《特里斯坦》相匹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