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分配财产，是我们这个时代遇到的一个问题。合理的分配才能维持人们的手足情谊，保证富人和穷人维持和谐的关系。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的生活状态不仅仅只是改变，而且是彻底变革了。过去，首领和他的部下在住处、服装、食物和环境等方面，没有多少差别。今天的印第安人就像曾经的文明人。当我拜访印第安苏族部落时，我被带到了首领的棚屋。从外表看，首领的棚屋和其他族人的棚屋十分相似！从内部看，和他们部落最穷的族人的棚屋相比，也没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今天，百万富翁的宫殿和劳动者的小屋之间的差别，标志着文明带来的改变。

然而，人们并没有为了这种改变而痛心疾首，反而对此十分欢迎，认为这种改变对社会有益。当然，为了民族的进步，最好的文艺作品和所有文明的精华，必须被保留在一部分人的家中，不该发生无人保留的情形。这样的贫富不均，要比普遍贫困好。没有财富，米西纳斯[1]就不会出现。“过去的美好时代”并不是那么美好。不管是主人还是仆人，现在的处境都和过去大相径庭。如果回到过去的状态，对于两者来说都是灾难，并会毁掉文明。我们没有能力阻止这种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好事还是坏事，则取决于我们如何接受并充分利用好这种改变。批评不可避免的趋势，只是浪费时间。

要看清楚改变的过程，其实很容易。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貌。通过制造业，我们了解了整个改变的过程，也就能理解人类工业的改变。在这个科学的时代，发明创造推动着工业不断进步和扩展。以前的商品是在家庭小作坊制作出来的。师傅和学徒在一起工作，也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们处于相同的生活环境。当这些学徒学有所成后，他们的生活模式基本没有改变，相应地，他们会以同样的方式教育新的学徒。实际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当时投身于工业的人，在政治上几乎就没有发言权。

不过，这种模式下的制造业生产出的产品，不可避免的是简陋而且昂贵的。如今的商品不但质量上乘，而且价格之低，让上一代人难以置信。在商业社会，相似的原因造成了相似的结果，人们因此从中受益。今天的穷人享受着以前连富人都买不起的产品。从前人们眼中的奢侈品成了生活的必需品。与几十年前的地主的生活相比，如今农民的生活更加舒适。现在的农民比以前的地主拥有更多的奢侈品，而且衣服和住宅方面也更胜一筹。而地主与过去的皇帝相比，拥有更多的稀有书籍、图画和艺术品。

毫无疑问，为了这种有益的改变，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工厂和矿山里聚集了上千工人，雇主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对雇主也不甚了解。他们之间的交流中断了，这样便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通常，彼此忽视会带来彼此不信任。每个社会等级都对其他等级的人们漠不关心，常常准备着攻击其他等级。在竞争法则下，雇主被迫千方百计地节约成本，主要靠的就是控制工人们的工资。所以雇主和雇员、资本家和劳动者、富人和穷人之间，总是会发生摩擦。人类社会失去了均衡性。

社会为了竞争法则付出的代价，犹如它为舒适的生活和奢侈品付出的代价一样大。但是这条法则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它促进了社会的物质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然而，不管这条法则是好是坏，就像之前提到的改变一样，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无法找到可以取代它的事物。尽管这条法则有时候对个人来说十分残酷，但是对人类来说确是有益的，因为它确保了各个领域的适者生存。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大部分商业、工业和贸易，都掌握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而竞争法则对于人类未来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接受了这点后，商人和制造商必须拥有特别的才能，令他们能够在宏观层面处理事物。具备组织和管理才能的人只是少数，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受到什么法律法规的制约，他们总能取得巨大的回报。有经验的人选择搭档时，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他的资本。有能力的人能够快速创造资本，而缺乏能力的人，则保不住已有的资本。这些有能力的人会在可能赚钱的领域投资几百万，开设公司。当然，他们的收入肯定会超过支出，这样便积累了财富。他们没有折中的路，因为投资如此大的公司如果无法盈利，很快就会破产。他们要么走在前列，要么落在最后，不可能原地踏步。一个公司要成功地运作，应该做到有利可图，不光保证资本的利息，还要能真正地盈利。这条法则就像其他法则一样有效。拥有经商才能的人，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一定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很大的收益，远远超过他们自己保守的估计。而这条法则对整个人类都是有益的。

企图动摇社会的基石是不妥当的行为，因为比起曾经试验过的基石，人类社会最适合这样的基石。对于任何新的代替品，我们都无法确定其作用。试图推翻现状的，其实攻击的是支撑文明的基石。因为当能干、勤劳的工人对着无能、懒惰的同伴说：“如果你不耕耘，就不会有收获”时，文明就此诞生了。就这样，原始的共产主义结束了，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被区分了。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们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工人对银行里自己的几百美元存款的拥有权，和百万富翁对自己几百万财产的拥有权是一样的。如果人类社会要发展，就该确保“人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园中，在无花果树下，享受太平”。那些靠着自己的才能和精力积累起大量财富的人，给人类带来了发展，而不是退步。然而，即便我们承认，抛弃现在社会的基石——个人主义——可能会更好，人类应该不光为自己而劳动，而是为了所有人劳动，最后和所有人一同分享成果。正如史威登堡期盼的理想中的天堂一般，天使的快乐不是来源于为自己劳动，而是来源于为他人劳动——即便我们承认了以上所有，我们还是可以给出一个答案：这不是进化，这是革命。改变人类的本性需要几个世纪的努力，虽然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样的改变是否值得。

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种改变是没有可操作性的。即使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令人向往的社会形态，它属于很久以后的未来的某一个社会阶段。我们现在的职责是做一些可行的事情，做一些我们这一代可能完成的事情。在现有环境下，我们应该允许人性之树朝着最有可能产出善果的方向弯曲，而不是浪费精力，企图将人性之树连根拔起。我们也许会敦促那些位居高位的官员下台，因为他们没有达到我们理想中的要求，废除个人主义、私有财产、财富累积法则和竞争法则，可这些却是人类多年经验的累积，使得人类社会在这片土地上培育出了最好的果实。也许，有时候这些法则操作起来会有不公平或不公正的现象，而且在理想主义者的眼里，它们也不够完美。然而，就像人类本身一样，最好和最有价值的部分已经实现了。

当时，我们以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为出发点，最终财富不可避免地被小部分人所控制。至此，既然这种情况出现了，我们就该接受。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如果前述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要处理的唯一的问题是——既然法则使得财富落到了小部分人的手中，那么如何适当地管理财富呢？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我可以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财富，不是指为了在日后维持舒适的生活和提供教育的基金，以及经过多年努力所积累的可观的积蓄。这不算财富，而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每个人都该学习并掌握的一种能力。

处理多余的财富，一共有三种方式。第一，把财富留给后代；第二，在拥有者过世后赠予公共事业；第三，供财富的拥有者在有生之年支配。通过第一种和第二种方式，少数人手中的大部分财富都得到了应用。让我们依次来分析一下这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最不明智的。在君主制国家，房产和大部分财产都被留给长子继承，充满虚荣心的父母，可能会为后代能够完全继承自己的名字和头衔而高兴。如今，欧洲这个阶层的情况表明，这种希望或目标只是徒劳。因为自己的愚蠢或者土地的贬值，这些继承者已经沦为贫困者。即使英国制定了严格的限定继承法律，也不足以保证维持世袭阶级的地位，土地很快就被转手到陌生人手中。在共和国体制下，子女继承财产的分配机制公平得多。但是各地爱思考的人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大笔遗产留给子女？如果是出于爱，那么这种爱是不是被误导了?根据观察，一般来说，孩子继承这么多财产不是一件好事。对国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除了给妻子和女儿提供适当的收入，以及给儿子很小部分的补助（如果一定要给的话）之外，人们可能会犹豫。因为毋庸置疑，大笔的遗产往往给继承者带来更多坏处，而不是好处。明智的人很快就能得出结论，为了他们家庭成员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的财富不适合用这种方式分配。

我不是在建议那些没能教育好子女自食其力的父母，对在贫困中挣扎的子女不闻不问。如果父亲抚养儿子时，希望他们日后能悠闲地生活，或者有些父亲的做法非常值得赞扬，他们让孩子们树立了自力更生的观念，那么父亲当然有责任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资助。也有一些百万富翁的子女并没有被财富宠坏，他们虽然富有，但还是为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善良而诚实，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这样的人相当稀少，只是例外。一般来说，人们必须考虑到留给子女巨额遗产的通常结果，明智的人立刻会说：“我留给儿子的万能的金钱就如同诅咒。”并且承认，留下巨额遗产不是为了子女的福利，而是为了家庭的荣誉。

第二种方式是，在死后把钱留给公共事业，这也是一种处理财富的方式，只要财富的拥有者乐意等到他死后，而不是在世时就分配他的财富。但许多遗产遗赠的结果不尽人意，捐赠者的意愿都没有得到实现。在很多案例中，立遗嘱的人指定的捐赠对象都没有得到捐赠，还有一些案例是他们真正的意愿受到了阻挠。许多案例中的捐赠，最后只是成为了证明捐赠者愚蠢的纪念。我们必须记住这点：只有具备一定的经验和能力，才能合理地分配财富，真正做到对社会有益。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对于那些做了等于没做，或者只是在死后才留下财富的人，社会并不会对他们表示感谢。人们认为，这些人以这种方式留下巨额财产，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把钱带进棺材，否则，他们就不会留下这些财产。他们无法得到人们的感激和纪念，因为他们的遗赠并不是恩惠，看来也得不到人们的祝福。

国家对死后的遗产征收越来越多的税，表明公众的观念正在发生有益的变化。宾夕法尼亚州听从民意，对该州公民死后的财产征收十分之一的遗产税。不久前，英国议会提交预算，计划提高遗产税，更重要的是，这项新的税收政策将采取分级制。在所有形式的税收中，这一项看来是最明智的。那些一生都在积累巨额财富的人们应该意识到，社会应该有权适当享用他们的财富，这些财富正是取之于社会，因此也该用之于社会的公共事业。宾夕法尼亚州对富人死后遗留的财产征收重税，表明了该州对于自私的百万富翁们毫无价值的生活方式的谴责。

国家也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这是民心所向。事实上，要限制富人的财富，决定他死后的遗产应该有多少份额被用于公共事业，是一件困难的事。因此，我们应该制定分等级的遗产税制度，留给继承人适当的财产，之后剩余的财富数量越多，税收就越高，直到这些百万富翁囤积的财富，像（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说的那样，至少“其余的半数没入公库”。

这项政策能有效地鼓励富人，在有生之年好好地经营自己的财富，这正是社会一直以来的目的所在，而最终的受益者则是人民。我们无须担心这项政策会动摇商业的根基，打击人类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因为很多人的目标就是留下巨额财产，在死后还能成为他人的话题，对他们而言，这项政策可以使他们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而且，从他们的巨额财产中上交一部分给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更加高贵的目标。

最后还有一种支配巨额财产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真正解决暂时的财富分配不公正的问题，调和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形成一个和谐、理想的时代。这个时代只是要求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演化，而不是完全颠覆我们的文明社会。这样的时代会建立在当今强烈的个人主义基础上，人类预计会根据需要来实践这种新的方式。在这种方式的影响下，我们将拥有一个理想化的国家，少数人拥有的多余的财富会确实成为许多人的财富。因为在有效的管理下，比起给每人分发一小笔钱财，这笔钱经过少数人的经营，可以在人类进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即使是最穷的人们也能看清这点。他们同意下列观点：从富人手中聚集起来的财富应该用于公共事业，这样所有人民才能从中得益，这比每年发一小笔钱给所有人更具价值。

举个例子，让我们思考一下，如果纽约人没有投资成立库珀学院，为了大众的利益，库珀先生一生都把钱以工资形式平分给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能够得出一些猜测，从财富积累法则中找到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如果这笔钱被用来分发给群众的话，也许会被他们挥霍浪费掉，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无法为人类发展作出任何贡献。这样的结果，根本不能与库珀学院培养出的一代代人才相提并论。那些拥护暴力或彻底改革的人们必须好好考虑这一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蒂尔登先生捐赠了500万美元，在纽约建立了免费的公共图书馆，但是也许有人忍不住会说，如果蒂尔登先生晚年能致力于管理他的巨额财富，那么就不会发生任何法律或者其他问题，拖延或干扰他达成自己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蒂尔登先生最终用自己的财富，为这个城市建立了一座宝贵的公共图书馆，这个包含了世界各地书籍的宝库，将永远免费对世人开放。想想这对于曼哈顿岛周围的居民能有多少好处吧，这样永久的好处难道比不上把几百万分发给群众吗？

贫穷和受到制约，可能成为我们人生的机遇，我们的眼界被限制，我们自认为完美的工作大部分都不完美，不过富人们都该感激这难得的福分。他们有能力投身于公益事业，带给群众持续的好处，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因此更加有意义。如今，最崇高的生活方式可能不再是效仿托尔斯泰伯爵笔下的基督，而是要顺应已经变化的环境，采取合适的方法来弘扬这种精神。我们依然为了社会而辛勤劳动，因为这正是他一生的精神和教诲，但是我们要以另一种方式劳动。

拥有大笔财富的人应该尽到以下职责：树立戒奢以俭的榜样，为那些依赖自己生活的人提供合理、适当的资助；把所有剩余的资金当做是信托基金，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管理者，严格管理基金，靠自己的判断，决定如何使用这笔资金才能为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这样富人们成为了为穷人们管理基金的代理商和受托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经验和能力来管理资金，造福社会。

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困难，要留给家人多少钱才合适？怎样算是节俭的生活？怎样算是奢侈的生活？不同情况肯定有不同的标准。要说出明确的数额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好举止，好品位或者好礼仪。但无论如何，这都是确实存在的，即使无法定义，我们还是可以很好地感知到，从公众的反应中，我们可以很好地把握尺度。在分配财富问题上也是如此，男士或女士在服装品位的规则适用于此。如果一个人的衣着太惹眼，那么就有违社会大众的观念。如果某个家庭，以炫耀和奢侈而闻名，在装修、家具、马车等方面铺张浪费是他们家庭最大的特色的话，我们不难推断出他们的本质和文化程度。同样，从富人们如何处理多余的财富，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有些人十分慷慨，大方地把钱财用于公共事业，有些人则不断积累和囤积财富，保留到最后一天。对此，公众会给出最好、最明智的评价。社会一定会对此作出评论，而这些评论往往不会出错。

我已经在前文提过处理多余财富的最好选择。那些应该要小心管理自己财富的人们，一定要作出明智的决定，因为阻碍人类进步的一个很严重的障碍，就是盲目的慈善行为。与其把钱用来鼓励懒汉、醉鬼和毫无价值的人，还不如把几百万扔进大海，这对人类的发展贡献更大。在如今的慈善事业中，大概95%的资金支出时都十分草率。这些资金本可以用来消除或缓解罪恶，结果却反而助长了罪恶。一位写过很多哲学书籍的著名作家承认，曾有一天，在他去他朋友家的路上，一个乞丐走过来要钱，他就给了25美分。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乞丐的习性，也不知道他会怎么使用这笔钱，尽管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笔钱会被滥用。这个人自称是赫伯特·斯宾塞的弟子，但是那天晚上给他的25美分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这些伤害也许会超过这个轻率的资助者曾在真正的慈善事业中投入的所有资金带来的益处。这个作家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受，摆脱烦恼，而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自私最糟糕的行为之一，因为他在其他各方面的行为都值得尊重。

在做慈善时，首先要考虑帮助那些自强的人，为那些希望改善生活的人提供一部分资助，把钱交给真正用得到的人。另外，只能提供部分资助，尽量不要提供全部资助。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个民族是完全依靠资助进步的。除了一些例外，那些值得接受资助的人很少真的需要资助。除非是因为事故或者重大变故，否则真正有能力的人很少需要资助。当然，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些暂时性的资助可以真正地帮助到一些人，而他们也不会忽视这样的帮助。但是为个人提供资助时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谨慎地考虑数额。真正的改革者不但要仔细挑选值得资助的对象，更要当心不要资助不值得的对象，因为资助不合适的对象的结果多半弊大于利。

因此，富人们应该以彼得·库珀、巴尔的摩的伊诺克·普拉特、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先生、参议员斯坦福等人为榜样，最好的造福社会的方法就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提供激发灵感的场所——像公园和娱乐休闲场所，可以帮助人们放松身心；艺术品可以为人们提供乐趣，提高公众的品位；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以这样的方式贡献自己多余的财富，能够保证大众以最好的方式得到最长久的益处。

这样，贫富问题就能解决了。积累法则和分配法则都是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会继续，但是百万富翁们会成为穷人们的受托人，为社会管理增长的财富，而且比起其他人，他们会管理得更好。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精英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境界：不难看出，经手大笔财富的人们往往会深思熟虑，郑重其事。对他们来说，除了年复一年地把钱花在公共慈善上之外，没有其他可信的模式。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有些人离世后也不会有人觉得遗憾，他们依然是大公司的股东，他们还没有撤回自己的资本。在他们去世后，这些钱就留给了公共事业。有人死后留下了几百万可供支配的财产，结果却是“无人哀悼，无人尊敬，无人赞颂”，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把钱带进棺材。对于这些人，社会舆论给出的评价是：“这个人如此富裕，死得却如此耻辱。”

在我看来，这就是真正的涉及财富的福音，只要遵守，总有一天能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确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1] 古罗马贵族，后指富有而慷慨的赞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