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要记录下一些我曾经处理过的劳工问题，作为说明资本家和劳工之间道德标准的例子。

一次，我们的钢轨厂高炉部的工人们发出了联名信，声称如果公司在星期一下午四点前不给他们加工资，他们就会罢工。这些工人和工厂签的协议到年底才到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如果这些工人打破了协议，那我们与他们签第二份协议也没用，但我还是从纽约乘坐晚班火车，第二天早晨赶回了工厂。

我要主管帮我召集了三个部门的委员会成员——不仅有高炉部委员会，还有轧钢部和吹炼部委员会。他们来了，我当然很客气地招呼他们，不是因为礼貌是一种礼节，而是因为我总是很享受和工人们在一起。我一定要说，我了解我的工人越多，我对他们的评价也越高。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就像巴里说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差不多：“多特罗斯勋爵能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他和女人在一起时，总是有些奇怪的举动。”工人们也有自己的偏见和“被激怒的点”，这点值得我们尊重，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无知，而不是敌意。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我面前，形成一个半圆，他们都把帽子脱了，当然我也脱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会形式。

我对轧钢部委员会的主席说：“麦凯先生（他是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戴着眼镜），我们是不是签过协议，你要工作到年底？”

他慢慢摘下眼镜，拿在手里，说道：“是的，卡内基先生，如果你想与我们毁约，也没有足够的钱赔。”

“这是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自豪。”

“约翰逊先生（他是吹炼部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和你是否也有一份相似的协议？”

约翰逊先生是一个瘦小的人，他从容不迫地说：“卡内基先生，当我签一份协议时，我会仔细阅读，如果我不满意这份合约，我不会签名，如果我满意，我才会签名，当我签了名，我就会守约。”

“这也是一个自尊自爱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

轮到高炉部委员会的主席了，他是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凯利先生，我们是不是签过协议，你要工作到年底？”

凯利先生回答说他不清楚，他收到过一份协议，他签字了，但是没有仔细地读过，也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内容。这时，我们优秀但又冲动的主管琼斯上校突然大声喊道：“凯利先生，你知道的，我为你读了两遍协议，还和你讨论过呢！”

“安静，安静，上校！凯利先生有权给出他的解释。我们律师和合伙人也给我签过很多文件，有很多我也没读就签名了。凯利先生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签字的，我们必须接受他的说明。但是，凯利先生，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履行这次粗心签下的协议中的条款，下次签字时一定要更加谨慎。你能不能再坚持四个月，到协议期满，等你再签协议时，再好好看清楚协议的内容？”

他没有回答。我站起身来说：

“高炉部的先生们，你们已经威胁我们工厂要撕毁协议，并要离开高炉部（这意味着灾难），除非你们能在今天四点前得到对你们有利的答复。现在还没到三点，但是你们已经得到回复了。你们可以离开高炉部，在我们屈服于你们的威胁之前，高炉旁会长满杂草。在这世上，一个工人最糟糕的一天，就是他不尊重自己，撕毁协议的那一天。你们已经得到我的回复了。”

委员会的成员们鱼贯而出，合伙人们一片沉默。一位与我们有生意来往的外来人员刚好在走廊遇到了委员会那群人，他告诉我们：

“我进来时，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推到一边说：‘你们这些人现在都明白了吧，在这些工厂里可不能瞎胡闹，也许现在已经晚了。’”

这说明我们搞定了。后来，我们从一个职员那里听到了发生在高炉部的事。凯利和他的委员会成员向他们走去，当然，工人们都在等待，都想看委员会怎么说，人群很快聚集起来。当到达高炉时，凯利向他们大喊道：

“都去干活，你们这群无赖，都杵在这里干吗？真是的！小老板刚刚只是稍微表示了下，他不会发飙，他说他会坐着，可天哪，我们都知道他站起来前就会很恐怖。都去干活，你们这帮无赖。”

比起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更加古怪，但是一旦你知道如何和他们相处，就能与他们相处得很好，成为最好的朋友。后来凯利就成了我最忠诚的朋友和支持者，他本来是最暴力的一个人。我的经验是，你总是可以依赖大部分工人，他们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只要他们还没有明确承诺支持他们的领袖。但是他们对领袖的忠诚，即使是错的，也值得我们骄傲。对于那些心存忠诚的人来说，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需要的只是公正的待遇。

还有一次，我们解决钢轨厂罢工的方式很有趣。我要遗憾地说，有个部门的134个工人秘密结盟，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后的年底给他们涨工资。但第二年的经济不景气，全国其他钢铁工厂都受到影响，普遍在降薪。然而，这些几个月前就秘密宣誓的工人则坚持他们的要求，除非给他们涨工资，不然就不会开工。我们不可能在竞争对手都在减薪时还给我们的工人加薪，因此工人们就罢工了，工厂的其他部门也都积极响应，在预定日期的前一两天就离开了高炉，我们陷入了很大的麻烦。

我去了匹兹堡，很惊讶地发现高炉被封炉了，这违反了协议。我到达匹兹堡后，本来打算早上和工人们见面，但是他们给我送来字条说，他们已经“离开了高炉，准备明天来见我。”这招可真不错！我的回复是：“不，他们不会得逞。告诉他们我明天就不在这里了。任何人都能停工，又是这套老把戏。总有一天，这些工人会想要开工，想要找人谈判，那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现在说的话：工厂不会开工，除非他们接受我们按照产品价格比例制定的浮动薪酬。这个薪酬标准要实行三年，不会再对工人们让步。他们已经迫使我们让步好几次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也要他们让步。”

“现在，”我对我的合伙人们说，“我准备下午就回纽约去，不用再多做什么了。”

工人们收到我的信息后不久，就问他们是否能在我下午离开前来见我。我回答：“当然可以！”

他们来了，我对他们说：

“先生们，你们的工会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们保证过，我会出面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一贯的做法，这是事实。他还告诉你们我不会大动干戈，这也是事实，他是个真正的预言家。但是他搞错了一件事，他说我不能大动干戈。先生们，”我直视班尼特先生的眼睛，握紧并提起我的拳头，“他忘记我是苏格兰人了。让我告诉你们，我绝不会和你们争斗，我知道比争斗更好的方法。我不想，也不愿与你们斗。但是我有能力击败你们。工厂不会开工，除非三分之二的工人投票愿意开工，到那时，就像我今天上午和你们说的那样，我们会采取浮动薪酬制度。我的话说完了。”

他们都退了出去。二周以后，当时我在纽约，一位仆人走进我的书房，手里拿着一封拜帖，我看见上面写着两个工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仆人说他们从匹兹堡的工厂来，想要见我。

“问问这些人中有没有违背协议，封炉的高炉工人。”

仆人回来告诉我：“没有。”我回答道：“这样的话，下去告诉他们，我很乐意请他们上来。”

当然，他们受到了我真诚热情地欢迎，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来纽约。

“卡内基先生，我们来这里其实是想和你谈谈工厂的事。”

那位绅士终于谈到了正题。

“哦，是的！”我回答道，“工人们投票了吗？”

“没有。”他说。

我的回复是：

“请你不要再与我提起这个话题，我说过，除非三分之二的工人投票愿意重新开工，我不会再谈论这个问题。先生们，你们从没游览过纽约，让我带你们出去走走，看看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然后一点半时回来吃午餐。”

我们这么做了，一路谈论了很多事，但我绝口不提他们希望谈到的那个话题。我们玩得很开心，我知道他们也很享受那顿午餐。美国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当美国工人坐下来，和他人共进午餐时，他们会把自己当做绅士（一般来说，他们本身也是绅士），这点很棒。

他们回匹兹堡去了，一个字都没有再提工厂的事。但是工人们很快就投票了（只有少数人反对开工）。我再次回到了匹兹堡，我把新的浮动薪酬标准拿给工会看，这个标准是根据产品的价格浮动的。这样的标准使劳资双方真正成为了合作者，利益均沾，共担风险。当然这个标准有一个最低限制，以保证工人们的基本生活。由于工人们之前就看过这个标准，我们没有必要再多作解释。工会主席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愿意同意所有条款，现在，”他有些犹豫地说，“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希望你不要拒绝。”

“先生们，如果是合理的要求，我肯定会同意的。”

“是这样的，请你允许工会成员来代表工人签署这些合同。”

“为什么不呢，先生们！我很乐意这么做！不过既然我同意了你们的要求，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们不要拒绝。在工会成员签字后，请让每个工人也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看，班尼特先生，这份标准要使用三年，有些工人或者很多工人可能会争辩道，说你们工会无权束缚他们这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工人们自己的签名，那就不会发生误解了。”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然后班尼特先生身边的一个人对他耳语道（其实我听得很清楚）：

“天哪，一切都完了！”

所以这不是一次直接进攻，而是迂回婉转地平息了风波。要是我不允许工会代表签字，他们就会愤愤不平，找到挑起争端的理由。既然我同意了他们这么做，他们又怎么能拒绝我这么简单的要求呢？每个自由独立的美国公民都应该自己签署文件。在我记忆中，后来工会成员没有签字，他们也不需要签字，如果每个工人都自己签字了，为什么还需要他们签字呢？另外，工人们接受了这份协议后，就明白了工会无法再为他们做什么，于是拒绝付费，工会就这么荒废了。我们再也没听说过工会的消息。

（当时是1889年，距今已经27年了，这个工资标准一直没变过，工人们不愿意更改，正如我告诉他们的，这个标准对他们都有利。）

引入浮动工资制度，是我对劳工问题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解决劳资问题的好方法，因为这使双方成为合作伙伴，患难与共。早年，匹兹堡地区实行的是一年一变的工资制度，但这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工人和雇主们总在为注定爆发的纠纷作准备。对双方来说，较好的方法就是，对于达成的协议，不限定实现的时间期限。经过六个月或一年的实践，如果双方都没意见，就可以沿用这种标准很多年。

为了说明小事也可以解决劳资纠纷，下面让我举两个通过小事友好解决问题的例子。一次，我去会见一个工人组织，他们提出了一些我们看来很无理的要求。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受到一个工人的煽动，这个人在工厂工作，但私下拥有一间小酒馆。他是个十足的恶霸。那些老实巴交的工人们都害怕他，去他那里喝酒的人都欠了他的钱。他是这次事件的真正煽动者。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见面。我很开心能见到那些人，许多人我早就认识，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在桌边坐下，我坐在桌子的一头，他们的领袖坐在另一头，因此我们面对面。当我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条件后，我看见那个领袖从地上拿起帽子，慢慢地戴到头上，暗示着他即将要离开。我的机会来了。

“先生，在场的都是绅士！请好好表现，脱下你的帽子，或者离开这个房间！”

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我们意识到了一阵沉默。这个恶霸犹豫了，但我知道，不管他怎么做，他都输了。如果他选择离开，说明他在会上戴着帽子不是绅士之举；如果他留下，摘掉帽子，他就已经被我挫了锐气。我不在乎他选择哪条路，他只能二选一，无论选哪条路都是死路，他落到了我手里。他慢慢地脱掉帽子，放回地上。之后，在会议上，他一个字都没有说。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不得不离开领袖的位置。工人们因为这段小插曲而高兴，这次纠纷得以顺利解决。

当我向工人们宣布了三年的浮动工资制度后，工人们选出16人的委员会与我们商议。最初的进展十分缓慢，然后我宣布因为我的婚约，第二天我必须回纽约。之后工人们询问我们，是否愿意与一个32人的委员会见面，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工人想要加入委员会——这说明他们内部产生了分歧，我们当然同意了。委员会的成员们从工厂赶到匹兹堡的办公室来见我。首先发言的是我们最优秀的工人之一，比利·爱德华兹（我对他印象深刻，他之后升到了很高的职位）。他认为总体来说，这个提议是公平的，但是还有些问题，一些部门觉得很不错，另一些部门觉得不公平。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但当到了让他们说明哪些部门吃亏时，就开始有争议了，这就和我们预期的一样。不同部门的人都无法达成一致，比利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都认为按产量付报酬是公平的，但在我们之间的分配却不合理。现在，卡内基先生，你可以解雇我——”

“安静，安静！”我大喊道，“绝不可能，比利。我卡内基先生不会解雇任何人。在高级工人中解雇某人是不可饶恕的冒犯之举。”

大伙哈哈大笑，接着是掌声，然后笑得更开怀了。

我和他们一起笑。我们赢得了比利的心，当然，争端很快就解决了。有时候，工人们在乎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赏识、尊重、和公平——这些都是美国工人强有力的动力之源。

雇主也可以花很少的钱，为他们的工人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在一次会议上，我问工人们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记得还是比利·爱德华兹站起来说，因为我们是按月发薪，大部分工人不得不在商店赊账。我还记得他的原话：“我有个好老婆，能打理好一切。每月第四个周六下午，我们去匹兹堡批发我们下个月的生活用品，这样能节省三分之一的开支。但不是所有工人都能这么做。这里商店的东西都很贵。还有，店里煤的价钱也很高。如果你能半个月发一次工资，就相当于给工人们涨了10%多的工资。”

“爱德华兹先生，我们会解决的。”我回复道。

这个改变涉及增加工作量，多聘用几个文员，但是这是小事一桩。关于商店的标价太贵的评论促使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工人们不能自己开个合作社呢？我们开始安排这件事——公司同意支付房租，但是坚持要求工人们来管理库存和经营商店。就这样，布拉多克的合作社开张了，这个机构的价值体现在很多方面，至少工人们能体会到做生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煤炭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我们同意公司以成本价卖煤给工人们（这个价格大概只有市场上的一半），并安排人手把煤运送到工人家里——工人只需要出运费即可。

还有一件事，我们发现工人们为了储蓄问题而烦恼，因为他们很谨慎，不相信银行，而美国当时也不像英国，开设了邮政储蓄银行。我们主动提出为工人们保管积蓄，如果数字达到了2000美元，那我们会支付6%的利息，为的是鼓励节约。他们的钱和公司的钱分开存放，用这些钱成立了信托基金，借给那些希望自己建房子的工人。我想，这对节约的工人来说，算是最好的事情之一。

后来证明，做这些事是公司获利最多的投资，即使是站在经济学角度也是如此。为你的工人做一些合约以外的事情是值得的。我的两个合伙人，就像菲普斯先生说的，“知道我总是过分地满足工人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回顾我一生在这个方面的失误，我希望自己为工人做得更多——更多一点，与工人们的友谊是无法用金钱买来的。

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支无与伦比的工人队伍，我由衷地相信，他们都是最好的工人，也是最好的人。争吵和罢工成为了过去。要是荷姆斯泰德的工人也是我们的老工人，而不是我们不得不新招的工人，那么1892年的冲突就基本不可能发生。在钢轨厂，1889年引入的浮动工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1914年），而且我记得这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劳资纠纷。正如我前文所说，这些工人解散了旧的工会，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签了三年的合约，没有必要再交会费了。尽管工人们解散了工会，但另一个更好的组织取代了它的位置——劳资友好协会，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雇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确保他的工人能够赚到足够的钱，拥有稳定的工作。浮动工资制度使得公司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有时还能稳定秩序，保持工厂正常运行，这是对工人们最重要的事情。报酬高是很好，但也比不上稳定的工作。在我看来，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公司在劳资关系上是理想的楷模。有人告诉我，我们那时的工人，甚至是现在（1914）的工人都愿意选择二班制，不愿选择三班制，尽管三班制的时代肯定要到来。在我们进步的同时，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在缩短。八小时工作制会成为规则——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休闲娱乐。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很多事件都证实，劳工问题不仅仅只是因为报酬。我相信避免纠纷最好的办法是真诚地赞美工人，真心地关心工人，衷心地为工人的成功感到快乐。关于这点，我可以真诚地说——我总是很享受和工人们的见面，（见面不仅仅是解决薪资问题）。我对工人们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喜欢他们。他们的优点比雇主们多一倍，而且彼此之间十分慷慨。

面对资本家，劳动者总是很无助。雇主可能决定关闭店铺，在短时间内暂停盈利。他们的习惯、饮食、穿着、娱乐并不会有多大改变——不用苦恼地担心什么。相反，他的工人则会因为收入减少而饱受折磨。他无法安逸地生活，他健康的妻儿没有生活用品，他生病的孩子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我们要保护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无助的工人。假如我明天回到商界，我不会担心劳资纠纷，我会用充满柔情的心去面对那些贫困的劳动者，尽管他们有时候会被误导，但是他们的心是善良的。我要用我的心去温暖他们的心。

1892年，当我在荷姆斯泰德冲突发生后回到匹兹堡，我去了工厂，见了很多没有卷入纠纷的老工人。他们认为，如果我在国内的话，这次罢工就不会发生。我告诉他们，公司已经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我在的话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在苏格兰接到电报时，州政府已经派出武装力量，要靠法律解决问题，这件事超出了我的合伙人能控制的范围。我补充道：

“你们都被严重地误导了，应该接受我的合伙人的提议，条件已十分的慷慨。如果是我，不一定能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

其中一个工人对我说：

“哦，卡内基先生，这不是钱的问题。那些工人情愿你踢他们，但不愿让其他人摸他们一根头发。”

这就是感情因素在实际事务中产生的影响，即使在工人阶级中也是如此。那些不了解工人的人一般不会相信这点，但是我确信，薪资问题在劳资纠纷中占的比例还不到一半。部分雇主没有对雇员表示应有的感激，对待他们也不够友善。

之前有许多罢工者被起诉，但是我回来后，很快撤销了这些诉讼。所有没有参与暴乱的老工人都被找回来了，我曾从苏格兰发电报，敦促施瓦布先生回到荷姆斯泰德，他是近期才被提拔到埃德加·汤姆森工厂。他回去了，“查理”（工人们对他的爱称）很快就让工厂恢复了秩序与和谐。要是他留在荷姆斯泰德工厂，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大的麻烦。“查理”喜欢他的工人们，工人们也喜欢他。但是在荷姆斯泰德，还是有一个不利因素，有些工人因为一些原因，被我们其他一些工厂开除了，但他们在我们买下这里的工厂前，却又在这里找到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