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与克洛曼先生断绝关系后,我们毫不犹疑地让威廉·伯恩特莱格负责管理工厂。每当我提起威廉的职业生涯,我都会特别愉快。这个年轻人是直接从德国来的,不会说英语,但他是克洛曼先生的远房亲戚,所以我们雇用了他。一开始,看不出他有什么能力。但他迅速地学会了英语,成为了一名运务员,薪水一周6美元。他也没有机械知识,但为了雇主的利益,凭借不屈不挠的热情和努力,他很快就熟悉并参与厂里的所有业务,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威廉个性实足,他一直没能摆脱德国人说话的习惯,他颠倒语序的英文使他的评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管理下,联邦钢铁厂成为我们产业中最赚钱的工厂。他连续几年都过度操劳,我们决定给他假期,让他去欧洲旅游。他经过华盛顿来了纽约,当他在纽约拜访我时,他说他更想要回匹兹堡,而不是重回德国。在爬上华盛顿纪念碑的楼梯上,还有其他公共建筑物上,他看见了我们卡内基公司生产的横梁,他是这么说的:“这使我感到十分自豪,我想马上回去看看工厂的一切是否运行顺利。”
他总是很早就到工厂,很晚离开工厂,他的生活就是待在工厂里。他是我们第一批吸收入股的年轻人中的一个,这个贫穷的德国小伙子到去世时,每年已经能赚到50000美元,每一分钱都是他应得的。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在一次合伙人年终晚宴上,每个人都需要作简单的演说。威廉是这么总结他的演说的:
“先生们,我们必须这么做,提高价钱,降低成本,每个人都要靠自己。”这引发了大家的哄堂大笑。
埃文斯上校(外号“好斗的鲍勃”)曾经是政府委派到我们工厂的检测员。他很严格,威廉遇到了不少麻烦,最后冒犯了上校,上校也总是抱怨威廉的行为。我们试着让威廉意识到取悦一位政府官员的重要性。威廉的回答是:
“但是他无所顾忌地走进我的房间,吸我的雪茄(真是的,上校!威廉抽的是一分钱的廉价雪茄),离开的时候又给我们生产的铁挑刺,你觉得这种人怎么样?不过,我明天会向他道歉的。”
我们向上校保证威廉已经同意道歉,但是上校后来笑着告诉我们,他是这么道歉的:
“哦,上校,我希望你今早一切顺利。我对你没什么意见,上校。”他伸出手,最终上校和他握手了,冰释前嫌。
一次,威廉把一堆我们无法再使用的旧铁轨卖给了隔壁邻居——匹兹堡钢材生产的先驱詹姆斯·帕克。帕克先生发现这些铁轨质量很差,他要求索赔。我们让威廉和菲普斯先生一起去找帕克先生,处理好这件事情。菲普斯先生走进帕克先生的办公室,而威廉则在工厂四处寻找那批受到指责的材料,但是却没有找到。威廉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终于走进办公室,抢在帕克先生说话前说道:
“帕克先生,我很高兴听说我卖给你的材料不适合炼钢,我愿意以每吨高出原价五美元的价格,买回这些材料。”威廉其实很清楚,他们已经用完了这批材料,帕克先生呆住了,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威廉大获全胜。
一次,我去匹兹堡拜访,威廉告诉我,他想要告诉我一些“特别”的事情,一些他不会告诉其他人的事。那时候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去拜访了一位老同学,此人现在已经成为一名教授了。
“卡内基先生,他的妹妹对我十分友好,当我回到汉堡时,我给她寄去了件小礼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给她回信了。她又写信给我,我再回信给她,然后我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我。她是个有教养的姑娘,但是她给了肯定的回答。我请她来纽约,我会在这里接她,但是,卡内基先生,那里的人不清楚商业运作和工厂。她哥哥写信给我,说想让我再回德国,在那里和她完婚,但我又没办法再次离开工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当然要再去一趟。是的,威廉,你应该去,这样她的亲人会感到高兴。你立刻去,然后把她带回家。我来安排一切。”
在他离开时,我说:“威廉,我猜你的甜心一定是个漂亮、高挑、完美的德国年轻姑娘。”
“卡内基先生,其实她有点胖,如果推着她转动,我只能让她转一周。”威廉所有的阐述都离不开工厂的工作。(今天上午,1912年6月,当我再一次看到这一段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当我读到他说的那段“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时,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菲普斯先生曾经是铁厂商务部的主管,后来工厂扩大规模后,他被调去了钢厂。另一个年轻人,威廉·L.艾博特接替了他的职位。艾博特先生的经历与伯恩特莱格先生有些类似。他一开始也是拿着很低的薪水的小职员,不久之后就被委派去负责铁厂的业务。他和威廉一样成功,他也成为了公司合伙人,拥有和威廉一样的股份,最终,他被提拔为公司总裁。
此时,因为柯里先生管理露西高炉十分出色,他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和其他人享有同等待遇。只有通过不断提拔有杰出贡献的员工,才能确保公司的成功。最终,我们把卡内基和麦坎德利斯公司并入了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公司。一开始,我弟弟、菲普斯先生和其他高层都拒绝将他们的企业并入钢铁公司。不过,我把第一年的盈利报告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如果不加入钢铁公司,那他们将来一定会后悔。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这对他们或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
我的经验是,合伙人来自不同的行业,聚集一起,无法一开始就建成一个成功的企业,改革和变化是必需的。我们的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公司也不例外。在我们开始生产钢轨之前,我们聘用了一个铁路公司的审计,尽管他是以方法多,能力强而著称,但是科尔曼先生对他还是不满意。所以,我不得不接手了科尔曼先生的股份。不久之后,我们就发现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审计员确实对账目很在行,但是要指望他或者其他管理人员能够一踏进制造行业就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他对这份新工作既不了解,也没有受过相应的训练。但这并不是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审计员。这是我们自己的失误,不该期盼不可能发生的事。
工厂最终要准备开业了,审计员上交了一份机构方案,等我审批。我发现他把工厂划分为两大部门,一个部门归史蒂文森先生管理,一个部门归琼斯先生管理。史蒂文森先生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制造商。我没有批准这一方案,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一决定将对钢厂的成功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如何,一家工厂都不该有两位权利相同的管理者,即便他们是在不同的部门。一个工厂有两个人同时发号施令,就像一支队伍有两位指挥官,一艘轮船有两位船长,都会是一场灾难。我说:
“这样不行。我不认识史蒂文森先生,也不认识琼斯先生,但是只能有一位船长,他必须直接向你报告。
最后我们决定让琼斯先生当“船长”,后来,凡是知道贝塞麦炼钢业的地方,都听过他的大名。
当时船长还十分年轻,瘦瘦的,又很活泼,他的身材体现了威尔士的血统,因为他很矮。他最初是从附近的约翰斯顿工厂来到我们这儿,当了一名机械工,每天报酬2美元。不久我们就发现了他的潜力。他的行动证明了一切。在内战期间,他自愿入伍,表现优异,被提拔为连长,他带的连队从不退缩。埃德加·汤姆森工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
后来,他拒绝接受我们提供给他的公司股份,这些股份本可以让他成为百万富翁。一天,我告诉他,一些年轻人因为拥有公司的股份,他们赚的钱比他要高得多。我们已经投票表决过,想要吸纳他成为合伙人。他无须承担任何金融义务。因为按我们的惯例,他购买股票所需要支付的钱,我们将在日后从红利中扣除。
“不,”他说,“我不想一直想着公司运作的事。我要管理工厂已经够忙的了。只要你们给我一份你们觉得合适的薪水就行了。”
“好的,船长,我们会按美国总统薪水的标准付你酬劳。”
“一言为定。”这个小个子威尔士人说。
炼钢行业的竞争者一开始并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很清楚炼钢厂起步时的困难,不相信我们在一年内能生产出钢轨,因此,他们拒绝承认我们是竞争者。我们刚起步时,钢轨的价格大概是70美元一吨。我们向全国的代理商征求订单,给他们最优的价格,在我们的竞争者发现前,我们已经接了好多数量的订单了——足以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有了如此先进的机器,如此完美的计划,琼斯船长挑选的如此有才华的职员,加上他是个如此卓越的经理,我们大获成功。我想我得特别提到这个记录,我们第一个月的营业利润达到了11000美元。我们的会计系统也相当了不起,让我们可以了解确切的利润数额。我们从铁厂吸取了经验,了解到一个确切的会计制度意味着什么。在制作过程中,材料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每个步骤都有专人核对,这是最好的提高利润的方法。
这次在炼钢行业的新尝试有如此好的开端,我开始思考去度假,我一直渴望的环游世界可以实现了。于是在1878年的秋天,J.W.范德沃特先生和我出发了。我随身带了几个小本子,开始每天用铅笔写下一些感想。我并没有想过要出书,但是我或许可以自己印一些我写的随笔,在私人圈子里传阅。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装订成书的感觉相当好。当印刷商把包裹送来,我把这本书重新读了一遍,试着决定是否值得把这本书送给朋友。我得出的结论是,最好还是把书送给朋友,然后等待他们的评价。
一个为朋友写书的作者,没有理由去担心刻薄的反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被批评的危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朋友们的反应都很好,都说很喜欢这本书,至少他们说的有一部分是出自真心。每个作家都倾向于相信赞美。费城的大银行家安东尼·德克希尔是第一批来信赞扬的,他抱怨我剥夺了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他一开始读这本书就舍不得放手,直到凌晨两点读完后才休息。我还收到了几封相似的信件。我记得有一天,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亨廷顿先生来见我,说他准备好好赞扬我一番。
“为什么呢?”我问道。
“哦,我把你的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是吗,”我说,“但这不算是什么夸奖。我的其他朋友也这样啊。”
“哦,是的,但是可能你的朋友中没有像我一样的人。除了账本,我几年没读过一本书了。我一开始也没打算读你的书,但是当我读了个开头,我就放不下了。五年来,能让我看完的书只有我的账本。”
对于朋友们的话,我也不会完全相信。但是一些其他人从我朋友那里得到了这本书,也很喜欢,我就这么兴奋地过了几个月,但我相信这些话并不是谄媚。我又加印了几次,满足越来越大的需求。报纸上也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和精选摘要。最终,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要求我出版这本书。所以,《环球之旅》出版了,我也终于成为一个作家。
这次旅行开阔了我的眼界,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当时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正处于鼎盛时期,我对他们的作品颇感兴趣。我开始从进化论者的角度,审视人类生命的不同阶段。在中国,我读孔子;在印度,我读佛教和印度教的著作;在孟买,我在帕西人中研究拜火教。我的旅程给我带来了某种精神上的宁静,曾经混沌的一切,现在却井然有序。我的头脑得到了休息,我最终得出一个真理。基督的话“天国就在你心中”对我来说有了新的含义。并非未来,也不是过去,只有此时此刻,才是我们心中的天堂。我们的职责在于此刻的这个世界,尝试脱离现实的举动是不切实际的,注定不会成功。
那些伴我成长的宗教理论,史威登堡教派留给我的所有印象,现在都不再对我产生影响,或者左右我的思维了。我发现,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完全说清宗教的真相,但又都能揭示宗教的一部分真相。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伟大的导师,佛陀是一个,孔子是一个,琐罗亚斯德[1]是一个,基督是一个。我发现所有的这些导师在伦理学上的教义都极为相似。
用我的朋友马修·阿诺德的话来说:
孩子们啊,
上帝那神力的眼睛,永远审视着人类,
轻蔑地看着没有宗教的地方,
他不会轻视一个人,
有谁没鼓励过意志柔弱的人,
告诉他有着无穷的力量?
有谁不渴望有雨水滋润干渴的心田?
有谁不因失意而哭泣?
但是你必须重生。
这时埃德文·阿诺德的《亚洲之光》刚好出版了,这本书带给我的快乐是其他诗集无法比拟的。那时我刚刚去过印度,这本书让我重温那里的一切。我对该书的欣赏传到了作者耳朵里,后来我和他在伦敦结识,他把诗集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这是我最珍贵的收藏之一。一个人如果有机会环游世界,即使要作些牺牲,也一定要争取这样做。与环游世界相比,所有其他旅行都是不完整的,只能给我们留下一种局部的、模糊的印象。当你的环球旅行结束时,在归来的途中,你会觉得你看到了所有能看到的东西(当然只是大概的),这些东西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你会发现无论在哪,人类都在与命运进行抗争,最终都走向一个特定的结局。
环游世界的旅行者要是仔细研究过东方各种宗教的话,会有很大的收获。他们会得出一个结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会认为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他们为能出生在自己的国家而高兴,同情那些异乡人,觉得他们不够幸运。他们会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
在我的《环球之旅》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点。
当我们拜访新加坡附近森林里的工人时,我们看到他们忙碌的场景,孩子们光着身子跑来跑去,父母们穿着松松垮垮的破衣服。我们一行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们让导游告诉他们,我们来自另外的一个国家,那里这个季节池塘的水会结冰(我们面前有一个池塘),我们可以直接从冰上走过,有时候冰结得非常的厚,马,甚至马车都可以从宽阔的河面上经过。他们很惊讶,问我们为什么不过来和他们一起住。看起来,他们真的十分快乐。
还有个例子:在去北极圈的路上,我们去了一个拉普兰人的驯鹿营。一个水手充当我们的向导,我跟着他一起回家,当我们经过一个峡湾时,我们看见对面海岸有几所二层的小屋在建设中。我们问,这座新房子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特罗姆瑟人盖的,他在外面赚了大钱,现在回来安度晚年。他十分富裕。”
“你说你环游过整个世界,你去过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墨尔本,等很多地方。如果你像那个人一样发了财,你想在哪里养老呢?”
他的眼睛亮了,他回答说:“没有比特罗姆瑟更好的地方了。”虽然这里地处北极圈,一年有6个月的漫漫长夜,然而特罗姆瑟是他出生之地,是温暖甜蜜的家乡啊。
或许在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中,有不完美、不公平,甚至是残忍的地方。但是,我们为各地人们的善良和甜美而感到赞叹。不管家在哪里,对家园的那种深深的爱,无疑就是最美好的。我很高兴地发现,这种情感并非局限于某一个种族或者民族之中,在现今的发展阶段上,几乎各个种族里都存在着这种对家的深深的眷恋。这种未知的力量没有忽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1] 古波斯宗教改革家,即查拉斯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