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四十年前（1870年），在美国的生铁制造业中，人类竟然不知道化学的重要作用，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本该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在当时，高炉经理往往是粗鲁又恃强凌弱的外国人，时不时地将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驯的工人打倒在地，以示教训。他还被认为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能够凭直觉诊断高炉情况，就像他的一些同乡，据说他们仅凭借一根榛树枝就可找到油井或水源的位置。这就和庸医一样，想到用什么药，就给他的病人用什么药。

露西高炉时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对各类矿石、石灰石和焦炭的成分了解很少，或者说根本不知道，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状态。最终，辞退了仅凭经验和直觉行事的高炉经理，寻找一位年轻人接替他的职位。运输部的享利·M.柯里脱颖而出，我们选定了他做经理。

菲普斯先生特别关照我们的露西高炉，他每天都要去看看，这免去了我们不少麻烦。这不是说，我们的高炉运行得不如其他的高炉好，不能产生较好的效益。而是因为，它比其他的高炉更加庞大，一点小小的偏差都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周日早晨，当我的合伙人的父亲和妹妹去教堂做礼拜时，菲普斯还是雷打不动地去看管露西高炉。我担心他会因此受到指责。但即使他跟他们一起去了教堂，他最虔诚的祈祷也只会与露西高炉有关，祈祷它的运行一切正常。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个化学家，来做柯里先生的助手和顾问。我们找到了一位博学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他向我们揭开了许多秘密，以前被认为质量优良的铁矿石，其铁含量要比原先想象的低10%至15%，甚至是20%；而那些原来被认为劣质的矿场，却能产出优质的铁矿石。先前好的现在却变差了，差的反而成了好的，一切都颠倒了。在化学知识之光的照耀下，我们解开了生铁制造中的大部分困惑。

在为了公司的声誉，必须炼制出最优产品的关键时期，我们的高炉却被迫停产了，原因是我们使用了一种含量很高很纯的铁矿石，来代替另一种次等的铁矿石，这种铁矿石的出铁量比其他的铁矿石要高出三分之二。但是，这种高纯矿石需要太多的石灰来溶解，所以使我们的高炉受损严重。优质原料的优势反而让我们陷入了严重困境。

我们真是蠢啊！但我们依然有一点能聊以**：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他们显得更蠢。我们已经聘请化学家指导生产好几年了，而其他高炉的经营者则说，他们无法负担雇佣一个化学家。假如他们当时知道真实情况的话，他们会明白没有化学家的指导，才是他们真正无法负担的。回首过去，我们的这一行为被指责成过于奢侈，无怪乎我们是第一家雇佣化学家的企业。露西高炉成了我们盈利最多的部门，在科学管理上，我们几乎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发现这个秘密后不久（1872年），我们就决定再建一座这样的高炉。这一次节省了许多资金。那些名声不好的矿产出产的许多公司不要的矿石，在我们这儿找到了销路，而那些高价的所谓优质矿石，我们完全不再理会。密苏里州著名的派勒克诺布矿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产品可以说是饱受质疑，据说如果不进行精炼，就只有小部分有用。化学知识告诉我们，这种矿石磷含量少，硅含量高，如果正确地加以提炼，它的铁含量相当高，极少有其他矿石可与之匹敌。于是，我们大量购入这种矿石，而矿山老板还对我们感谢万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好多年来，我们竟然能以高价卖掉含磷量高的炉渣，然后用低价从对手那里买入铁含量高但含磷量少的炉渣。有时候，我们还试着用高炉冶炼烟道炉渣，它们的纯度已经很低，高炉很难再提高它们的纯度。因此多年来，我们的竞争对手都认为它们缺乏价值，从而扔在匹兹堡的河堤上。有时候，我们甚至能用劣质的原料交换到优质的原料，并从中获利。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当时有一种偏见，认为氧化铁皮无法再提炼，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纯铁氧化物。这使我想起了我的好朋友，同是丹弗姆林的老乡奇泽姆先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开玩笑，有一天，我去参观他在克利夫兰的工厂，我看到有人正将这极有价值的氧化铁皮装车运走，我问奇泽姆先生准备如何处理。他回答说：“扔到河边去，我们的高炉经理总是抱怨这些东西无法熔化。”

我没有多说什么，回到匹兹堡后，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当时我们公司有个年轻人叫杜·普维，他的父亲是个发明家，正在匹兹堡试验自己的一种炼铁方法。我派杜·普维去克利夫兰与我的朋友洽谈，购买所有的氧化铁皮，最终他以每吨50美分的价格买入。这样的收购持续了一段时期，我一直希望奇泽姆先生能够意识到我的这个玩笑，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件事，奇泽姆先生已离开了人世。不过，他的继任者很快就跟上我们的步伐。

我始终密切关注贝塞麦炼钢法的进展，我知道一旦成功，那么铁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将让位于钢。铁的时代将会过去，我们将迎来钢的时代。我的朋友，约翰·A.怀特，是宾夕法尼亚州，莱维斯顿市自由铁厂的总经理。他曾经专程到英国调查这一新工艺。他是我们之中最杰出、也是最有经验的制造商之一。他极力促使自己的工厂建立贝塞麦炼钢厂。他的思路没错，只是有点为时过早。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况且，这项贝塞麦炼钢法在英国尚处于试验阶段，更别说引入到美国并一举成功，这确实有点不太现实。这个试验阶段会经历漫长的过程，也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我的朋友负担不起。

后来，这一方法在英国试验成功后，很多资本家在哈利斯堡投资兴建宾夕法尼亚钢铁厂。同样，他们也得经历试验阶段，如果在关键时刻，这个钢厂没有得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资助，可能已经失败了。正是汤姆森总裁高瞻远瞩，向董事会建议，向钢厂投资60万美元，保证了日后铁路所需的钢轨供应。事实证明了他这一决断的正确性。

用什么来做铁轨的替代品，是困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其他重要铁路公司的一个大问题。我发现，连接宾夕法尼亚和韦恩堡的匹兹堡铁路，弯道的铁轨容易变形，每隔六个礼拜或者两个月就要更新。在贝塞麦炼钢法还鲜为人所知前，我曾提醒汤姆森先生关注英国道普斯先生的这项发明，他将铁轨的顶部碳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去了趟英国，购买了道普斯的专利权，然后建议汤姆森先生投资20万美元在匹兹堡进行试验。我们重建了熔炉，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碳化了数百吨铁轨，经过比较，证明效果非常好。这是美国首次使用顶端碳化的铁轨，我们在一些最容易磨损的路段换上这些铁轨，结果发现，汤姆森先生的投入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如果贝塞麦炼钢法没有被顺利推广，我坚信，只要我们改良道普斯工艺，这项技术也会被广泛地采用。但是，这还是比不上贝塞麦生产出的坚固钢材。

离匹兹堡不远的约翰斯顿市，坎布里亚制铁公司是全美最大的铁轨生产企业，他们决定建立一个贝塞麦工厂。在英国，我已经看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项工程无须冒险和花费太多的资金就能成功。威廉·科尔曼先生也注意到这种新方法，和我达成了一致。我们都认为应该介入匹兹堡的钢轨制造业，于是，他和大卫·麦坎德利斯先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后者在我父亲过世后帮助过我母亲，是我的好朋友，我永远都不会忘掉他。约翰·斯科特和大卫·A.斯图尔特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正副总裁，埃德加·汤姆森和托马斯·A.斯科特也成了股东。钢轨制造公司于1873年1月1日成立。

厂址的选择是我们要严肃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我不看好他们推荐的厂址，于是跑到匹兹堡和我的伙伴们商议此事。我反复想着此事，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躺在**，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好的地点。我赶紧从**爬起来去找弟弟：

“汤姆，你和科尔曼先生是对的，就在布拉多克，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之间，那里还有河，是全美最好的地理位置。让我们用好朋友埃德加·汤姆森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公司。我们这就去找科尔曼先生，然后出发去布拉多克。”

我们当天就出发了，第二天上午科尔曼先生已经开始工作，试着买下这块地。土地的主人麦金尼先生要价很高，我们目标价是每亩500～600美元，结果却花了2000美元。但是此后，我们需要扩建时，每亩已经涨到了5000美元。

这里曾经是布拉多克战场.我们开始建设自己的钢轨厂。在挖地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许多战争的遗物——刺刀、剑等等。丹弗姆林的总督亚瑟·豪克特爵士和他的儿子便丧身此地。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这是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个问题。那时候，英国一些城市的市长都是贵族成员，他们享有荣誉却不履行他们的责任。没有人认为商人有资格当市长，即便是现在，英国依然残留着这一贵族观念。铁路公司里极少有人寿保险，但在有些情况下，在制造企业中，公司的高层必须有此保障。一些著名的人物享有总裁的荣誉，却丝毫也没有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亚瑟·豪克特爵士曾是丹弗姆林的市长，但他响应号召入伍，最终在此地战死沙场。真是巧合，两个丹弗姆林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战死，而如今，又有另外两个丹弗姆林人要将这里变成一个工业区。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1904年，约翰·莫立在匹兹堡卡内基学院的校庆演说中，提到了福布斯将军攻占了杜肯堡，并且在写给匹特首相的信中，把该地的地名改成了匹兹堡。这个福布斯将军就是当时皮坦克利夫的领主，他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峡谷中，1902年我就是将这个峡谷买了下来，捐给了丹弗姆林，改建成一个公共公园。因此，两个丹弗姆林人都曾是皮坦克利夫的领主，并且他们的主要工作地点都在匹兹堡。

出于对埃德加·汤姆森的敬意，我们决定用他的名字给我们的钢厂命名。但当我们向他申请姓名使用权时，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就目前美国的钢轨生产水平来看，现在还不是将他的名字与之联系的时候，因为可信度还远远不够。确实，当时美国尚处于试验的阶段。但是，我向他保证，美国是完全可以造出与国外各个方面都一样好的钢轨来，我们生产的钢轨会享有拱顶石公司的桥梁和克洛曼的车轴一样的好声誉，他终于接受了。

汤姆森先生迫切地希望在我们选址建厂的时候，能够靠近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他总是最先想到自己的公司。这样，宾夕法尼亚铁路将垄断我们所需要的运输。几个月后，他来到了匹兹堡。我的继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管罗伯特·皮特克恩告诉他，新厂址在布拉多克，那里不仅有他们的铁路线，还有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铁路线，而且还有一个比两者更大的竞争对手——俄亥俄河。罗伯特后来告诉我，当时汤姆森先生直盯住他看，说：“安迪本应该选一个往东几英里的地方。”但是，汤姆森先生完全清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这个地点。

当1873年9月的金融危机来临时，我们的企业发展正猛。然而之后不久，我进入了商业生涯中最焦虑不安的日子。开始，一切还都很顺利，直到一天早晨，我们在阿勒格尼山的避暑小屋收到了一封电报，告知我们杰·库克银行倒闭了。之后几乎每小时都会传来一些坏消息，一家又一家的银行倒闭了。每天早上，我们都在想，接下来会轮到哪家倒闭。银行的倒闭切断了其他公司的资金来源，公司的损失越来越多，直到最后整个商业系统都瘫痪了。这次危机暴露出很多问题，本来应该是实力雄厚的银行都被迫倒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国家缺乏健全的银行机制。

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负债担心。麻烦的不是我们需要支付的债务，而是我们收账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我们操心的不是要支付的账目，而是别人需要向我们支付的账目。不久，我们就及时与双方同时进行接触，开始将二者对冲抵消。即使是我们自己的银行，也恳求都不要动用其中的结余。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发薪日快到了，需要十万美元的小面额钞票。我们在纽约多付了2.4万美元佣金才搞到这笔钱，然后把钱快递到匹兹堡。当时是不可能借到钱的，即使是用最有价值的资本担保，但通过卖掉我拥有的证券，我筹集到了可观的数目——公司承诺日后会赎回这些证券。

一些匹兹堡周围的铁路公司欠了我们一大笔材料费——韦恩堡铁路公司欠的最多。我还记得我去拜访了韦恩堡的副总裁索先生，告诉他我们必须要拿到那笔钱。他回答说：

“你应该拿回你的钱，但就目前的情况，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付任何钱。”

“很好，”我说，“你的运费账单也属于这一行列，我们会学习你的好榜样的。我准备下命令，我们不会付你们一分钱的运费。”

“好，如果你这么做，”他说，“我们就停止你们的运输业务。”

我说我们愿意冒这个险，铁路公司不会这么极端。事实上，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付运费，但铁路公司还是帮我们运货。当他们的客户停止付账时，匹兹堡的制造商自然也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银行被迫要续约合同。银行对我们一直很照顾，这次也是，我们安全地度过了这段时期。但是在这段危机时刻，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尽量多筹集点资金，把钱留在我们企业里，这样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可以免受煎熬。

在这场危机中，一开始我是合伙人里最紧张最焦虑的一个，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但当我最终看清我们的财政实力后，我平静了下来，并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在必要时，我会到与我们有来往的几家银行，把我们的整个状况告知银行董事会。我觉得这么做不会损害我们的名誉。我们公司的股东没有人过着奢侈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十分节俭。公司的钱没有被用来建造昂贵的住宅，最重要的是，没有股东投资证券市场，或是投资与主营业务不相关的其他企业。我们也没有与别人互签背书。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年年赚钱，蒸蒸日上的企业形象。

因此，我能够对合伙人的担心一笑置之。后来，事情终于没有到非要开口谈我们财政状况的地步，我又是所有合伙人中最开心的一个。科尔曼先生是我们真正的好朋友，他有着各种办法和极好的信誉，一直主动给我们提供担保。在这场危机中，我们独自支撑，威廉·科尔曼先生的名字是我们唯一的力量之源。我写作时，眼前仿佛又见到这位伟大的老人。他的爱国心十分强烈。一次，他在参观他的工厂，当时是七月四号，照惯例应该放假，但他发现一小队工人在修理锅炉，他把经理叫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命令所有工作都停止。“居然在国庆日工作！”他大叫道，“我们不是有很多星期天可以拿来维修吗？”他气坏了。

当1873年的金融风暴来临时，我们立刻收缩各个领域的投资。我们极不情愿地决定，暂时停止新钢厂的建设。一些入股的投资人拿不出继续投资的钱，我被迫接手他们的股份，并将钱全数还给他们。这样，钢厂的控制权到了我手里。

这场风暴的首次爆发影响到与证券市场直接相关的金融业，没过太久，又波及了商业和制造业。事态发展得愈来愈糟，最终导致了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倒闭，还连累了我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最严重的打击。我和得克萨斯公司的人们有着亲密的关系，人们很难相信我没有卷入他们的债务危机。

我们和匹兹堡汇兑银行有大量的业务往来，当这家银行的总裁舍恩贝格先生得知，斯科特先生和汤姆森先生陷入困境后，立刻从纽约火速赶回匹兹堡。在第二天的董事会上，他说我不可能没有被牵连。他建议银行应该拒绝给我们账单折扣。他惊讶地发现我们背书和折扣的款项居然如此巨大。我迅速地行动起来，以避免更多的麻烦。我乘坐第一班到匹兹堡的火车，抵达那里后向相关人员宣布，虽然我是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但我已经付清了购买股份的所有款项，他们任何未偿贷款合约上都没有我的名字。我与他们的债务没有丝毫的瓜葛。我唯一的债务与我们自己的企业有关，我准备用我拥有的每一块钱抵押，保证公司会偿还每笔债务。

直到那时，我在商界给人的印象是大胆、无畏，或许还有点鲁莽的年轻人。我们的公司不断扩展，迅速增长。尽管我还年轻，我已经经手过数百万的资金。匹兹堡的老一辈认为，我的事业将会比现在更加辉煌。我认识的一位经验丰富的人曾这么断言：“如果安德鲁·卡内基的脑袋不会帮助他，他的好运也会帮助他。”但我认为事实胜于雄辩。其实我极少为自己和伙伴冒险，我确信，如果大家发现这点的话，会十分的惊讶。当我作出重大决定时，都会得到像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这样的大企业的支持。我一直保持着苏格兰式的谨慎，但是对匹兹堡的老一辈制造商来说，我有时的行为显然就像是魔鬼。他们年纪大了，我还年轻，这就是差别。

匹兹堡的金融机构对我和我们企业的态度，很快从惊讶转变为无理由的信任。我们的信用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银行愿意提供给我们的贷款反而增加了，而不是减少。就像其他银行的存款都减少时，历史悠久的匹兹堡银行的存款却达到顶峰。这是美国唯一一家用黄金作为流通手段的银行，藐视用钞票作为支付手段。没有太多的海报传单宣传，但我想这一决定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除了我的朋友斯科特先生、汤姆森先生和其他人陷入困境外，不久我们又经受了更为严峻的考验，我们的合伙人安德鲁·克洛曼先生在一帮投机者的**下，加入了埃斯卡纳巴钢铁公司。他们向他保证，这家公司会成为上市公司，但在做到之前，他的同事们已经为此背负起了巨额债务——大概是七十万美元。克洛曼先生别无选择，只能宣布破产。

这件事让我们措手不及。作为一个合伙人，在没有通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克洛曼先生是无权投资其他钢铁公司，或是和任何其他公司发生债务关系。在商界有一条强制性的规则——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克洛曼先生不顾这条规则的举动，不但使他自己陷入困境，也使我们公司陷入危险。就像当我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朋友遭到危机时，也牵涉到我们公司一样。我一度怀疑世界上是否有真正可靠的事。哪里有我们可以依靠的根基？

要是克洛曼先生是个商人的话，此次事件后我们不可能再次允许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然而，他不是商人，他是个略具商业才能的机械师。克洛曼先生的志向是在办公室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还是适合在工厂设计和操作新机器，这方面他的才华无人能及。我们很难帮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并留住他，这可能导致了他另谋出路。他也许是受到社区一些知名人士的奉承，他们赞扬他了不起的商业才能和机械天赋，而如前文所说，这些都是他的合伙人没有认识到的。他们就是这样接近他，之后牵着他的鼻子走。

在克洛曼先生通过了破产法庭的审查重获自由后，出于善意，我们提出以原始股的价钱转让公司10%的股份给他。我们会为他保留这些股份，而这笔钱可以用它的红利来进行支付，也不需要承担公司责任。当然这是有条件的，他不能参与其他任何商业活动，或者为他人担保，必须把他所有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机械中，而不是公司的管理事务中。要是他听从我们的劝告接受了这项提议，他早已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但是他的自尊，尤其是他的家族荣誉，让他拒绝了这项提议。他决定靠自己创业，不顾我和同事的恳求，他坚持与自己的儿子开设了新公司与我们竞争。结果他失败了，而且过早去世了。

我们无法认识到自己既能得心应手，又能享受乐趣的才能，这是多么愚蠢啊！我所认识的能干的人不止一个，虽然他们在机械方面很有天赋，但都将自己困在办公室，他们的生活就是不断经受痛苦，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克洛曼先生的离开是我最大的遗憾。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擅长机械的头脑，倘若他没有离开，我相信他会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工作。一些人答应为他提供资金，这使他冲昏了头脑，但是他需要资金时，这些资金却没有兑现。很快，这个伟大的机械师就以不善管理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