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常常需要去东部，特别是纽约出差。纽约就像是英国的伦敦——美国所有大企业的总部都在那里。没有哪家大公司不在纽约设立代表处却能发展得很好。我弟弟和菲普斯先生已经能完全掌控匹兹堡的生意。我主要的职责就是指导公司的整体方针，以及参加重要合同的谈判。

我的弟弟十分幸运，娶了露西·科尔曼小姐为妻，她是我们最可贵的合伙人和朋友的女儿。1867年，我们把在霍姆伍德的住所留给了我弟弟，我又一次被迫放弃原有的生活圈子，离开匹兹堡，搬到纽约居住。这个变化对我来说很艰难，对我母亲来说就更难适应。但她的身体依然很好，只要我们能在一起，不管去哪里，我们都很高兴。不过她还是有一种客在异乡的感觉——在纽约，我们一个人都不认识。最初我们住在圣尼古拉斯旅馆，是当时很有名的一家旅馆。我在布罗德街上开了个办事处。

有一段时间，从匹兹堡来纽约的朋友们成了我们欢乐的主要源泉，同时，匹兹堡的报纸也是必不可少的。我频繁地回匹兹堡，我母亲常常陪我一起回去，这样我们依然维持着和老家的联系。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结识了新朋友，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也逐渐开始把纽约看作是家了。当圣尼古拉斯旅馆的老板在住宅区新开了家温莎旅馆后，我们搬了进去，一直到1887年，那里成为我们在纽约的家。旅馆主人霍克先生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甚至他的侄子也和我们保持了这种友谊。

在纽约，我从帕尔默夫妇组织的十九世纪俱乐部学到了最多。这个俱乐部每月一次在他们家聚会。大家讨论各种不同的话题，不久就吸引了各界的名流参加。我要感谢博塔夫人，她推荐我成为了会员。她是博塔教授的夫人，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家客厅倒像是这个城市的沙龙。一天，我有幸被邀请参加博塔家的晚宴，第一次认识了几位杰出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安德鲁·D.怀特，他成为了我的终身挚友和顾问。当时他是康奈尔大学的校长，之后被派往俄国和德国担任大使，他也是海牙和平会议美国代表团的主要代表。

十九世纪俱乐部就好像是个竞技场。有为之士在这里十分正式地讨论每天的热门话题，并依次面对听众演讲。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客厅就容不下了。因此每月一次的聚会改在美国艺术画廊举行。我记得,我第一次以演讲者身份参加的议题是“美元贵族制”。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上校是第一个演讲者，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纽约观众。之后，我不时地参加演讲。这是很好的训练方式，因为你必须精心准备每次的演讲，阅读和研究资料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匹兹堡住了足够长的时间，对制造业比较了解，它有别于投机性的商业活动，是一种实业，一种精神。我对于公共事件的了解源自于电报操作员的经历，我知道几位匹兹堡商人和几家企业当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他们。在我看来，他们的运作就像是一场赌博。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些商人或公司的信誉都因为热衷于投机，而受到严重的损害（这种影响几乎无法隐藏）。但当时这样的公司很少，我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匹兹堡的石油和证券交易所还没有成立，而且通过电报与东部的股票交易所联系的经纪人办公室也没有必要。匹兹堡显然只是一个制造业重镇。

我惊讶地发现，投机在纽约完全就是两回事。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或多或少在华尔街投资过。周围的人纷纷向我打听，我接触过的各家铁路公司的情况，一些人向我提议，由他们提供资金投资，允许我来管理——他们都猜测我能得到内部消息，能确保他们投资取得成功。还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正悄悄地打算买下某家公司的控股权。事实上，整个投机市场最诱人的一面，都展现在我面前。

我拒绝了所有的**。我收到过的最具**的提议是这样的：我刚搬去纽约温莎旅馆后不久的一天早上，正处于事业顶峰的杰·古尔德来找我，说他听说了我，他愿意购买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股权，并给我一半的利润，只要我同意参与管理这家公司。我感谢了他，并告诉他，尽管斯科特先生和我都有各自的公司，但我绝不会与他作对。后来斯科特先生告诉我，他听说了我曾被纽约公司选中，来接替他的位置。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因为我从没向他提起过。我再一次向他保证，我只会担任一个公司的总裁，那就是我自己拥有的公司。

风水轮流转，三十年后，1900年的一个早晨，我给古尔德先生讲了他父亲曾经给我的提议，并说：

“你父亲曾提供给我掌控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系统的职位，现在，作为回报，我给他的儿子提供掌控跨洋国际线路的机会。”

他儿子和我在第一步上达成了一致——就是把他的瓦伯什铁路接到匹兹堡。我们成功签订了合同，同意将我们钢铁公司的三分之一的运输权交给瓦伯什铁路。我们打算从东部扩张，从匹兹堡延伸到大西洋。1901年3月，摩根先生通过施瓦布先生找到我，问我是否真的打算退出生意场。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就这样我结束了铁路运作。

在我一生中，我从没有因为投机而买入或卖出任何股份，除了一次例外。我早年曾购买了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股份作为投资，我当时没有付钱，因为银行为我提供了低息贷款。我一直坚持着这条原则：绝不买任何我买不起的东西，也绝不卖任何我不拥有的东西。然而，在早年的日子里，我在做生意过程中也得到过一些利息，其中包括一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证券。每天早上当我翻开报纸，我总是忍不住要先看股市行情。在我决定出售所有不是我公司的股票，把精力集中到匹兹堡自己的公司上之后，我进一步决定，不再持有任何在证券交易所买卖的股票。除了少量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股票外，我一直都严格遵循着这条原则。

制造业的每一个人和所有其他职业的人都该遵循这一原则。对制造业者来说，这一条尤其重要。如果要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他的头脑必须保持冷静和独立。从长远看，好的决策胜过一切。而被变化莫测的股票市场所困扰的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的。股市给了他醉生梦死的感受，他看到的不是现实，无法判断出事物的真实价值，或者看透事物的本质。他会把小土丘看成是高山，把高山看成是小土丘，而需要周密思考的事，他会轻易地下结论。他的脑子里都是股市行情，无法保持冷静。投机是蚕食价值的寄生虫，无法创造出任何东西。

定居纽约后，我承接的第一项重要的工程，是在基奥卡克的密西西比河上建造一座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汤姆森先生和我谈下了整个合同，包括结构、地基、砖石建筑和上层结构，支付方式是债券和股票。这项工程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成功，除了财务方面。突降的一场危机使相关的铁路公司破产了，他们无法支付合同规定的款项。对手在伯灵顿建造了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和一条沿西开往基奥卡克的铁路。我们预期的丰厚利润落空了，然而，尽管没有什么盈利，好在汤姆森先生和我倒没什么损失。

这座大桥的上层结构是由我们在匹兹堡的拱顶石公司修建。施工期间，我需要不时去基奥卡克拜访，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聪明和快乐的人们，其中有里德将军和里德夫人，莱顿先生和莱顿夫人。后来我带一些英国朋友去基奥卡克游览，他们对西部社会的印象深刻，感受到不同于文明社会的事物，十分的惊讶。一天晚上，里德将军为我们办了招待宴会，很有英国小镇的感觉。到会的客人中，不止一位客人曾经在战争中赢得过荣誉，并在国会中升到了显赫的地位。

我们建造基奥卡克大桥时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使得负责在圣路易斯建造密西西比河大桥的人来找我洽谈。这就涉及了我的第一笔大额交易。1869年的一天，负责这项工程的麦克弗森先生（他是地道的苏格兰人）拜访了我的纽约办事处，说他们正在筹集建造大桥的资金。他想知道我能否帮忙争取到一些东部铁路公司加入这项工程。在仔细审核了这个项目后，我代表拱顶石桥梁公司，签下了建造大桥的合约。我还获得了大桥公司第一期400万美元的抵押债券。1869年3月，我出发去伦敦洽谈股份出售事宜。

在旅途中，我准备好了内容说明书，一到伦敦就打印出来。我前几次来伦敦时，认识了大银行家朱尼厄斯·S.摩根，一天早上，我去拜访了他，并开启了谈判。我走的时候留了份内容说明书给他。第二天再去拜访他时，我很高兴地发现，摩根先生对这持肯定态度。我卖了一部分债券给他，在他律师的建议下，在债券的措辞上做一些修改。摩根先生对我说，如果我想去苏格兰，最好马上就动身，我可以写信去圣路易斯，来确定他们是否同意变动。他说，我可以三个礼拜后再回去，有足够的时间来结束这件事。

但是我害怕夜长梦多，就告诉他，我早上就能收到电报，确认所有的改动是否都通过。大西洋电缆已经开通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怀疑那天我发的那么长的私人电报还是史上第一次。我用了一个很方便的方法，给债券的每一行标上数字，之后向他们讲解每一行哪里有改动、删减或增加。在我发送电报前，我先给摩根先生看了看，他说：

“年轻人，如果你成功了，你理应得到奖励。”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进摩根先生的私人办公室时，我发现那张专供我用的桌子上有一个彩色的信封，里面就是回复。上面写道：“昨晚已召开董事会，批准所有更改。”

“现在，摩根先生，”我说，“我们可以继续谈了，债券已经按照你律师的意见更改。”我们很快就谈妥了合约。

当我在摩根先生办公室时，桑普森先生，《泰晤士报》的金融版主编走进来。

我和他面谈了一会，我清楚只要他说几句话，就能使证券交易价格产生变动。当时美国证券安全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因为菲斯克和古尔德与伊利铁路公司的诉讼，他们被指控制了纽约的法官们，这些法官完全对他们唯命是从。我知道这一点会被提出来作为不利因素，所以我自己先提出来。我向桑普森先生指出，圣路易斯桥梁公司是由国家政府特许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可以直接上诉美国最高法院，该机构有自主的高级法庭。他说他很乐意突出这一优势。我把这座桥比作是大洲之间高速公路的收费站，这点让他十分高兴。我们的交流一帆风顺，当他离开办公室时，摩根先生拍着我的肩膀说：

“谢谢你，年轻人，你今早已经把债券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五。”

“不客气，摩根先生，”我回答道，“现在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才能为你再把债券提高百分之五？”

债券发行相当成功，圣路易斯大桥的修建资金有了着落。这次谈判使我得到了可观的利润，这是我第一次与欧洲的银行家合作。几天后，普尔曼先生告诉我，摩根先生在一次晚宴上告诉他电报那件事，并预测说：“那个年轻人肯定会声名远扬。”

在结束了和摩根先生的合作之后，我回到了故乡丹弗姆林，并捐赠了公共浴室，这是我第一次的大额捐赠。在此之前，在劳德姨父建议下，我曾捐过一笔钱给华莱士纪念碑，那座纪念碑坐落于斯特灵山，俯瞰班诺克本。我捐的钱不算多，但是也算一笔可观的数目，当时我还在电报公司工作，每月的工资是30美元，还要维持家里的开销。母亲没有任何埋怨，相反，她很自豪我的名字会出现在捐赠者的名单上，而我则感到自己真正开始成为一个男人。多年后，我母亲和我回到斯特灵，在华莱士塔上为诗人瓦尔特·司各特男爵的半身像揭幕，这是她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从早期捐赠到那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在经济上如此。但是我们还没开始大笔的捐赠，对我来说，那时还是积累财富的年纪。

1867年，我在欧洲大陆旅行，被所见所闻深深吸引，但是我还是牵挂着美国的一切，我通过频繁的信件来指导公司事务。因为内战，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交通显得至关重要，国会通过了议案，支持建造一条这样的铁路线路。铁路刚刚在奥马哈破土动工，计划是最终要把这条线路一直推进到旧金山。我在罗马时的一天，我突然想到这条线路的完工日期可能比预期要快得多。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将领土全部连接起来，有理由相信，在施工期间不会浪费任何时间。我写信给我的朋友斯科特先生，建议我们应该去争取这条加利福尼亚大铁路的卧铺火车的合同。他的回复中写到：

“年轻人，你确实又抓住了机会。”

回到美国后，我仍然继续我的这个想法。我看好的卧铺车厢行业，发展相当迅速，我已经无法购买到足够的车厢满足人们的需要。正是这一状况促成了普尔曼公司的成立。中央运输公司无法快速地把业务扩展到全国，普尔曼先生开始在芝加哥建造世界最大的铁路公司，很快就成为母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也意识到太平洋铁路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卧铺车厢市场，我发现了他也在做和我同样的事。他的确是一只拦路虎。从我和普尔曼先生的这件小事上能证明，有时候小事可以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正好路过芝加哥。普尔曼先生拜访了他，并被请进了总裁的房间。桌子上有一封总裁发给斯科特先生的电报，说：“你关于卧铺车厢的提议可以接受。”普尔曼先生在克制自己之前，就不经意地看到了这封电报。电报的位置让他忍不住要去看。当达兰特总裁走进房间时，普尔曼先生向他解释自己看到了，并说：

“在我提交我的提议前，我相信你不会轻易决定这件事。”

达兰特先生同意等他。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纽约召开董事会。普尔曼先生和我都出席了，都很努力争取得到这份我们俩都十分看重的合同。一天晚上，我们同时走上圣尼古拉斯旅馆的宽敞的楼梯。我们以前见过面，但不是很熟。然而，我们上楼时，我说：

“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现在一起，不正好是一对傻瓜吗？”他并不认同地问：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向他解释了情况。我们为了竞争而提出的方案，损害了我们当初希望得到的利益。

“那么，”他说，“你有什么建议吗？”

“联手，”我说，“我们双方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提出一份联合方案，并成立一家公司。”

“你会起什么名字？”他问。

“普尔曼皇宫车厢公司。”我回答道。

他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我也同样这么认为。

“来我的办公室好好讨论一番。”这个卧铺车厢大王说。

我同意了，最终结果是，我们共同得到了这份合约。

然后我们的公司合并入普尔曼总公司，得到了一些股份。我记得自己一直是普尔曼公司最大的股东，直到之后1873年的金融危机，为保护自己的钢铁公司，我才被迫卖掉这些股份。

普尔曼先生的为人处事都是彻底的美国式，在这里多说几句也不妨。普尔曼先生最初是个木匠，当芝加哥开始大规模建设时，他接到了许多业务，改造翻新了大量的房屋。当然他获得了成功，由此开始，他成为这行中最主要最著名的承包商。如果一家高级旅馆需要加高十英寸，而不影响旅馆的客人，或不干扰生意，那就该找普尔曼先生。他是一个少见的可以看清事物发展趋势的人物，或者说，你会发现他永远处在发展最快的主流前沿。不久，他就和我一样，发现了卧铺车厢绝对是美国的必需品。他开始在芝加哥建造车厢，争取到了附近的铁路线路的合同。

东方公司缺乏与普尔曼先生这样的伟人合作的能力，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东方公司拥有最初的专利权，专利人伍德鲁夫先生是该公司的大股东，尽管多年的专利诉讼会带来损失，但在此之前的时间，足以让普尔曼的公司发展成全国性的大公司。因此我热切希望能与普尔曼先生联手，正如我之前和他联手取得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合同一样。由于普尔曼先生和东方公司的一些成员的人际关系不怎么融洽，大家认为应该由我来组织谈判事宜，因为我和双方的关系都十分友好。不久，我们达成一致，普尔曼公司吸收我们的中央运输公司，这样普尔曼先生的业务不再局限于西部地区，而是获得了通往大西洋沿海地带的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的控制权。这使他的公司处于不败之地。普尔曼先生是我见过最能干的人之一，我很感激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包含哲理的故事。

和其他人一样，普尔曼先生也会遇到困难，情绪低落，他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没人可以。事实上，只有他，能成功地克服从卧铺车厢生意带来的各种麻烦，同时依然保留一些铁路公司一定要尊重的应有的权利。铁路公司当然应该经营自己的卧铺车厢。一次，我们在聊天时，他告诉我一个能慰藉人心的小故事。西边某县，有个老人受尽了病痛和其他各种折磨，他的邻居相当同情他，但他说：

“是的，我的朋友，你说的都对。我漫长的一生都在经历磨难，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些烦忧十之八九不会发生。”

的确如此，人类大部分的忧虑和烦恼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应该一笑置之，杞人忧天是相当愚蠢的行为。只要天没塌，一切都好，即使塌了，十分之九的概率是，事情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聪明人一定是个乐观主义者。

几次成功的谈判，使我在纽约小有名气，我下一个大项目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有关。1871年，该公司的一个董事找到我说，他们必须筹集到6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才能度过危机，行政委员会里有些认识我的人也建议说，我也许能够筹集到这笔钱，同时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争取到这条重要的西部线路的实质控制权。我相信普尔曼先生是和那位董事一起来的，或者就是他自己首先提到我的。

我接手了这件事。我想到，如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愿意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名的一些候选人中选拔出董事会成员，那么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有理由帮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了。我去了趟费城，向汤姆森总裁提出了这个方案。我建议道：如果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愿意信任我，愿意为联合太平洋公司在纽约借到钱，我们就可以控制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股份。汤姆森先生一贯的自信在此刻完美地表现出来。他是个保守的人，把铁路公司的钱看得比自己的钱还紧，但是这次的利润太丰厚，不能轻易错过。即使60万美元收不回来，这对他公司来说也不是太大的投资损失，而且其实风险很小，因为我们准备把证券都交给他，这些证券是由于贷款给联合太平洋公司而获得的回报。

汤姆森先生和我是在他费城的家里见面的，我起身准备走时，他把手放在我肩上，说：

“记住，安迪，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了。我信任你，我依靠的是你持有的股份，再说，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也不可能有任何损失。”

我接受了这份责任，结果是大获全胜。联合太平洋公司尤其希望汤姆森先生自己能担任总裁，但是他说这不可能。他提名了托马斯·A.斯科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出任这一职位。1871年，斯科特先生、普尔曼先生和我，也由此当选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

贷款让我们得到了300万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把这些锁在保险箱内，待价而沽。正如预期，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加入，使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价值提高了，股价一路飙升。此时，我要去伦敦，负责谈判有关奥马哈市密苏里河大桥的债券发行事宜。当我离开时，斯科特先生决定出售我们拥有的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曾对秘书说，斯科特先生是我的商业搭档，他有权接触保险箱。我不在的时候，有必要指定一个人来管理股票。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些股票会被他卖掉，这让我们失去在联合太平洋公司的重要地位。

我回来后发现，自己不再被联合太平洋公司看做一个值得信任的同事，而被看成是为了投机目的而利用他们。我们本来拥有与这家大公司密切合作的最好机会，却如此草率而鲁莽地丢掉了。普尔曼先生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和我一样愤愤不平。他立刻再次购买了联合太平洋的股份，虽然我也很想这么做，但是却不合适，这样和我的老朋友斯科特先生划清界限，有点忘恩负义。

第一次，我们很不光彩地被赶出了联合太平洋公司董事会。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难以咽下的一剂苦涩的药。这件事也标志着我和托马斯·A.斯科特的第一次严重的分歧，虽然他曾经对我有过巨大影响，也是我少年时期和蔼可亲的雇主。汤姆森先生十分后悔，但他说，他也没注意到这点，控制权全部在斯科特先生和我手里，他以为是我觉得最好卖掉这些股票。我一度担心，我会失去一个好朋友，莫顿与布利斯公司的莱维·P.莫顿，他也有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幸运的是，最后他发现我是无辜的。

关于2500万美元的奥马哈大桥的债券，谈判很顺利。但由于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相关人员早在我进入公司前就购买了这些债券，所以我这次的辛苦奔波只对他们有利，而与公司无关。我离开去纽约前，董事会并没有向我解释清楚这点。不幸的是，当我回到纽约，我发现所有的债券收益，包括我的利润，都被他们用来偿还自己的债务。我自己损失了相当可观的一笔数额，还不得不把我出差的开销和时间计入损益。我从来没有上当受骗过，然后发现，这次肯定是个骗局。我明白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要学。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的，但还有一些人则需要小心观察，谨慎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