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拱顶石公司特别喜爱，它是其他所有公司的母公司。但是由于熟铁比铸铁更有优势，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同样，为了保证质量，也为了制造出当时买不到的特种型材，我们决定进军钢铁制造业。我弟弟和我开始对汤姆·米勒，亨利·菲普斯和安德鲁·克洛曼的小炼铁厂感兴趣。米勒和克洛曼最先成立了这个炼铁厂，后来又把菲普斯拉了进来，在1861年11月借给他800美元，以购进公司的六分之一股份。

我必须要说明，米勒先生是我们钢铁制造业的先锋。我们都很感谢他，他至今（1911年7月20日）还依然健在，我们还能感受到他和蔼可亲、讨人喜欢的个性，他这个朋友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值得珍惜的。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变得更加温和，甚至在驳斥与他信仰对立的宗教理论时，也少了几分犀利。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更加开明，也许这样更好。（1912年7月9日，我在隐居的地方读起这些，为我的密友，亲爱的汤姆·米勒流下了眼泪。他已经在上个冬季于匹兹堡逝世。我和夫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从此以后，生活中感觉缺少了什么，少了太多——他是我早年第一个合作伙伴，晚年最好的朋友。希望我能随他而去，不管去哪。）

安德鲁·克洛曼在阿勒格尼市有一个小型锻钢厂。作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主管，我发现这里生产的车轴是最好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技工，他发现了匹兹堡其他人不知道的一点，那就是：只要值得用机械制造的，就值得做好。他的德国人式的思维使他做事彻底、细心，无懈可击。他制造的东西价格很高，但是一旦使用，就能一年一年地用下去。当时，谁也不知道一个车轴具体能用多少时间。没有材料分析法或科学的方法分析这个问题。

这个德国人发明的东西真多啊！他是引入冷锯法的第一人，能将冷铁切成精确的长度。他发明了顶锻机，用来制造桥梁的连接处。同时也制造了美国第一个万能机床，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工厂里完成的。当伊兹船长找不到圣路易桥拱的联轴器（承包商做不出来），正处于僵局之时，克洛曼告诉我们他可以制造出来，还解释了其他人失败的原因。他真的成功了，这是当时最大的半圆形联轴器。克洛曼先生说他能做出来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和他签约了，由此可见我们对他多么有信心。

我之前提到过，我们家和菲普斯家很亲密。他的兄长约翰是我早年时期的主要玩伴。亨利比我小几岁，但他是一个阳光、聪明的小伙子，总能引起我的注意。一天，他问哥哥约翰借了25美分。约翰看出，他有很重要的用途，什么也没问就把钱给了他。第二天早上，《匹兹堡快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

“一个勤劳的男孩期盼一份工作。”

精力充沛而又勤劳的亨利就是这么花掉25美分的，也许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一下子花去25美分。著名的迪沃斯和彼得威尔公司回应了这则广告。要这个“勤劳的男孩”和他们见面。亨利得到了一个打杂的差事，根据当时的惯例，他第一个职责就是每天早上打扫办公室。他跑去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就这样，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开始了商海生涯。这样的孩子将前途无量，这是个老故事了。不久他就成为雇主不可或缺的员工，还获得了公司分的一小份红利。之后他一直很谨慎。不久后，米勒先生注意到了他，和安德鲁·克洛曼一起为他做了小小的投资。最终他们在第29大街建起了炼铁厂。他曾是我弟弟汤姆的同学和密友，儿童时期，他们便在一起玩，直到我弟弟在1886年去世，他们都是好朋友。因此，他们在朋友的基础上又成了合伙人。在他们参股的任何公司，两人总是不变地持有相同的股份，做着差不多相同的事情。

这个打杂的男孩现在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懂得如何支配财产。多年前，他曾为阿勒格尼和匹兹堡的公共公园捐赠了漂亮的温室。他特别强调“这些温室应该在周日开放”，这表明他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这份礼物的附带条款引起了大家的激动情绪。牧师们在讲道坛上谴责他，教堂联合谴责他对安息日的亵渎。但是大多数人都起来反对这种狭隘的思想，市议会也接受了这份礼物，并为之喝彩。面对牧师们的抗议，他作了如下很好的回应：

“先生们，这对你们来说当然很不错，你们每周只需要工作一天，而其他六天你们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欣赏自然的美景，这对你们多好啊。但是劳动人民的每个礼拜就只有这么一天可以供自己支配，可你们还要剥夺他们放松与娱乐的权力，这种行为多么可耻！”

那些牧师也曾为匹兹堡教堂的演奏音乐进行激烈的争论。但正当他们在辩论是否要在教堂中安放管风琴时，聪明人已经开始在安息日开放博物馆、温室和图书馆了。除非牧师学会怎么满足大众生活中真正的需求（这正是他们的职责），比现在做得更好，否则那些受到大众喜欢的对手很快就会使他们的教堂空**无人。

不幸的是，克洛曼和菲普斯很快就因生意上的问题与米勒产生了分歧，并且迫使米勒离开了工厂。我确信米勒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就和他联手创立了新的公司。这就是1864年成立的独眼巨人工厂。在工厂开始运行后，将老的工厂和新的工厂联合起来是明智之举。1867年，两家工厂合并了，成立了联合钢铁公司。米勒先生不愿意再和他以前的合作者菲普斯和克洛曼打交道，但我以为他们可以克服这点，因为他们已不能控制联合钢铁公司。米勒先生、我的弟弟和我持有控股权。但是米勒先生相当顽固，他请求我买下他的股份。我劝他摒弃前嫌，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最后我只好买下了他的股份。他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的脾气是无法控制的。米勒先生后来有些后悔拒绝了我诚恳的要求，他本是我们的先锋，理应得到应有的回报——他和他的亲信本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那时我们都是制造业新手，我们为独眼巨人工厂买了一块地，在当时看来是相当的大——共有7英亩。有几年，我们把这块地的一部分出租给别人。很快问题来了，我们是否还是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继续我们的制造业？克洛曼先生成功地制造出了铁梁，许多年来我们的工厂都比同行先进。新公司刚成立时，我们按照客户要求生产出各种规格的产品，特别是那些其他公司做不出的产品。我们还依靠那些在最开始需求量很少，而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需求量也快速增长的产品。其他公司不能或不愿做的，我们都会去尝试，这是我们厂严格遵守的一条原则。另外，我们要么不做，要做就要保证高质量。即使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也要替客户着想。而一旦有了纠纷，我们也会相信对方，协商解决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原则，因而从来没有人向我们提起过诉讼。

当我熟悉了钢铁制造业后，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并不了解每个环节的成本。对匹兹堡几家主要的制造业工厂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这是笔糊涂账，只有到了年底结算，厂主们对经营结果才有所知。我听说有人本以为他这一年的生意是亏损的，结果却发现盈利了，反之亦然。我感觉我们就像是在黑暗中挖洞的鼹鼠，对我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我坚持把衡量机制和会计系统推广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这样使得我们可以知道每一道程序中的成本是多少，每个人都做了些什么，谁节约了材料，谁在浪费，谁产生了最好的效益。

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工厂里每个经理自然都会抵制新系统。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制定出一个精确的系统，最终在许多职员的帮助下，我们在工厂各个环节引入了衡量机制，不仅了解每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而且能知道在高炉旁工作的人员中，每个人都做了什么，这样就可以相互比较了。制造业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源泉，就是引入并严格执行完善的会计系统，这样，每一个员工都会对资金或材料负责。坐在办公室的老板们，看到员工花5美元而斤斤计较，但对于工厂每天消耗的成吨原材料，却没有精确的管理，也从不衡量最终这些原材料转化为多少成品。

在英国，一定范围内已经开始使用西门子煤气熔炉加热钢铁，但是价格太昂贵。我记得很清楚，匹兹堡制造业以往的领袖们，批评我们在这种新型高炉上花费太高了。但在大批量地煅烧原料时，用这个新熔炉几乎可以节省一半。即使贵了一倍，也是值得的。很多年以后，才有人学我们采用这种新设备。而就是在这些年中，我们的大部分利润都是靠采用了这种改良熔炉，节约了成本而取得的。

我们严格的会计系统，使我们发现炼钢过程中的巨额浪费。这次改进也使我们发现了职员中的人才——威廉·波恩特莱格，他是克洛曼先生的一个远房亲戚，来自德国。一天，他上交了一份严格实行会计系统的成效报告，呈现了一个季度的成果。这使我们相当惊讶，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这份报告是他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完成的，而我们事前并不知道，也从未要求他这么做。报告形式相当新颖。

不用说，威廉很快成为车间主管，之后又成为合伙人，这个从前的德国穷小伙在去世时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了。他理应得到这笔财富。

1862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大油井成为关注的焦点。我的朋友威廉·科尔曼先生（他的女儿后来成为我的弟妹）对此很感兴趣，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去石油产区看一看。这次旅行十分有趣。大量的人涌去油田，人流是这么的密集，人们根本找不到栖身之所。然而，对于这些蜂拥而去的人群，这不过是个小小的困难。几个小时之内，简陋的小木屋内挤满了人。你会为之感到惊叹，在他们一生中，能够享受舒适生活的时间竟然如此短暂。他们都是中产阶级，有可观的存款，却依然为了财富而甘愿冒险。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到处都洋溢着幽默乐观的情绪。这就像个大型野餐会，充满了令人愉快的事件。人人都兴高采烈，好像财富触手可及，一切都是繁荣的景象。在钻塔的顶端，飘扬着一些写着古怪标语的旗帜。我记得，我低头看见河边有两个人踩着踏板钻孔来寻找石油，他们的旗子上写着“钻到中国去，或者钻到地狱去”。他们只求向下钻、向下钻，不管有多深。

美国人的适应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充分地展现出来。短暂的混乱之后，很快就恢复了良好的秩序。在我们到达后不久，就有一支铜管乐队为我们表演，是由沿河居民组成的乐队。我敢打赌，只要有一千个美国人，到了新地方他们就会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学校、教堂、报社和铜管乐队——简而言之，他们会为自己提供文明社会所需的一切，把自己的国家不断地往前推进。而如果是同样人数的英国人处于同样的环境下，他们则会首先找出在他们中间世袭爵位最高的人，这个人便因为他的祖父而成为理所当然的领导者。而美国人只有一条原则：有用，便有价值。

如今，这条“石油之河”已成为拥有几千居民的小镇，另一端的泰特斯维尔也同样如此。这个地区的收入最初靠的是塞内卡印第安人用毛毯在河的表面收集油，每个季节都可以供应几桶。现在已发展成好几个小镇，有精炼厂，有上百万美元的资产。在早期那些日子，所有的程序都很原始，当发现石油后，就将石油放在平底船上，这些船漏水很严重，水流进船里，油流进河里。这条河好几个地方都筑了堤坝，在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堤坝会打开，装着石油的船会开进阿勒格尼河，之后开往匹兹堡。

这样一来，不仅是小河，还有阿勒格尼河，表面都覆盖着一层油。据估算，运往匹兹堡的过程会损失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毫不夸张地说，在运油船出发前，已经漏了三分之一的石油了。早期印第安人收集的石油被装在瓶子里，在匹兹堡能卖到一美元一小瓶，和药物的价格一样高。当时传说它能彻底治愈风湿病。因供大于求而降价后，它传说中的功效也失灵了。我们人类是多么的愚蠢啊！

最有名的油井都在斯托里农场。因此我们选择用4万美元买下了它们。喜欢提建议的科尔曼先生提议我们挖一个可以容纳10万桶石油的水池，泄漏了的原油每天随河水流到里面，来建立一个所谓的“油湖”。我们预期不久以后，石油供应就会终止，到时就可以使用这里的储备。这一想法很快就付诸实施，我们一直在等待着那个停止供应时刻的到来（但是到现在还没到来），在损失了几千桶油后，我们停止了继续储备。科尔曼预测当供应停止后，石油会涨价到10美元一桶，这样我们的油湖就价值百万了。我们没想到自然的储量如此丰富，每天能产出几千桶石油，看起来不会枯竭。

这4万美元的投资被证明是最好的决定，从中获得的收入来得正是时候。在匹兹堡建一座新的工厂，不仅需要我们调动所有的资金，还需要信用贷款。回想起来，我认为贷款尤其对年轻人是件好事。

我对这样的石油投资很感兴趣，往那里跑了好几次。1864年，我还去了俄亥俄州的一个油田，那里有一口很好的井，产出的是一种特别的油，很适合做润滑剂。我和科尔曼先生及戴维·里奇先生一起去了那里，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怪的旅程之一。我们在离匹兹堡几百英里处下了火车，穿过一片人烟稀少的地区，到达克河水域去察看这口奇怪的井。我们在离开之前买下了这口井。

冒险是在我们回程期间发生的。我们去那里时天气很好，一路畅通，但是在我们逗留期间，开始下雨。我们坐着自己的四轮马车回去，但是没过多久就遇到了麻烦。路变得松软泥泞，我们的马车艰难地前进着。那时又下着倾盆大雨，显然我们要在马车里过夜了。科尔曼先生横着躺在马车的一边，里奇先生躺在另一边，而我因为很瘦，体重不超过一百磅，就像夹心三明治一样睡在两位胖绅士之间。马车前进几英尺就会不时地剧烈颠簸几下，最终又陷入泥里。就这样，我们度过了这一晚。马车前方有一个座位，我们的头睡在下面。尽管条件艰苦，但我们一晚上过得很快乐。

到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到达了一个小镇，我们看见镇上教堂亮着灯，能看清一些轮廓，还听到了钟声。我们刚到达一家小旅店，一位委员会成员出现了，说他一直在等我们，教堂会众已经集合完毕。看来，他们在等一个著名的牧师，而毫无疑问，他和我们一样延误了行程。他们把我误认为是缺席的牧师，问我需要多久才能准备好和他们一起去礼拜堂。我差点就准备和我的同伴一起开这个玩笑（我们觉得很有趣），但是我觉得自己太累了，就没有尝试。我从来没有离讲道坛这么近过。

我的投资项目开始占用我大量的精力，因此我决定离开铁路公司，全心全意地打理我自己的事业。在作出这个决定不久之前，我还有幸被汤姆森总裁叫到费城。他想要提拔我做总裁助理，去阿尔图纳的总部为路易斯先生工作。我拒绝了，告诉他我已经决定放弃铁路公司的工作。我决心要赚大钱，而我认为在铁路公司无论薪水多高都无法达到这点，我又不愿意靠旁门左道达到目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希望得到心中的最高法庭的支持。

我在写给汤姆森总裁的离别信上也重复了这点，他在回信中表达了热情的祝贺。我在1865年3月28日辞职了，收到了铁路公司员工送我的一只金表。这只表和汤姆森先生的回信，是我最珍贵的纪念品，我十分珍惜。

下面这封信是我写给部门里的同事的。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匹兹堡分部主任办公室

匹兹堡1865年3月28日

致匹兹堡分部的全体员工

先生们：

在离别之际，我要为不能再与你们携手工作深表遗憾。

经过12年来的愉快交往，我以个人的名义，向那些和我一起忠诚地为公司服务的员工表示敬意。离别唯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将来我无法像从前一样，与你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其他部门的很多人，他们在与我的商业交往中，已经成为我的私人好友。尽管我们之间将不再有公务上的往来，但我确信，匹兹堡分部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员工的福利。我相信，多年来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作出贡献的人，将会分享到应有的成功。

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感谢你们用积极的工作来支持我，也请你们对我的继任者给与同样的支持。再见。

诚挚的

（签名）安德鲁·卡内基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为他人打过工。一个人如果为他人工作，那只能拥有小范围的自主权。即使他成为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也不可能做自己的主人，除非他控股该公司。最能干的总裁也会受到董事会和股东的制约，而他们可能对生意一窍不通。但我很高兴地说，我现在最好的那些朋友，是和我一起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的那些朋友。

1867年，菲普斯先生，J.W.范德沃特先生和我一起重游欧洲，去了英格兰、苏格兰及欧洲大陆。“范迪”成为我最亲密的伙伴。我们都被拜尔德·泰勒的《旅行手册》所煽动。那时候正是石油的繁荣期，股票就像火箭一样疯涨。一个星期天，我们躺在草地上，我对“范迪”说：“如果你能赚到三千美元，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欧洲旅游吗？”

“答案就和下面两个问题一样：鸭子会游泳吗？或是爱尔兰人会吃土豆吗？”他这样回答道。

范迪用自己存的几百美元投资石油股票，很快就赚到了这个数目。这就是我们旅行生涯的开始。我们邀请了合伙人哈里·菲普斯和我们一起旅行。他那时已经是个不错的资本家了。我们游览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首都，以年轻人的**，背着背包爬上每一座山，在山顶上睡觉。我们的旅程的最后一站是维苏威火山，在那里，我们下定决心有一天要环游世界。

这次欧洲行的好处多多。在此之前，我对于绘画或是雕塑一无所知，但是不久，我就能区分一些知名画家的作品。一个人在当时可能无法体会到，他从那些杰作中获得了什么，但当他回到美国，会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排斥之前认为很美的事物，并以新的标准来衡量事物。那些真正的杰作给我留下的影响如此之深，那些虚伪或自负的作品对我不再具有吸引力。

我的欧洲行也给了我欣赏音乐盛宴的机会。当时伦敦的水晶宫正在举行庆祝亨德尔诞辰的活动。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体会过音乐的力量和威严，而在此之后，我也再没有体会到这样的感受。我在水晶宫里听到的，我后来在欧洲大陆的教堂听到的，以及我在剧院听到的音乐，都提高了我的音乐鉴赏能力。在罗马，教皇的唱诗班和教堂在圣诞节及复活节举办的庆祝活动，将我对音乐的喜爱推向了**。

这次欧洲之行还对我的商业意识有所帮助。若要正确估计自己国家的发展速度，必须先跳出这个国家的圈子。我觉得像我们如此规模的制造企业，即使快速发展也还不能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在国外，好像没有向前发展的迹象。如果我们排除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这个大洲看上去一切都是静止的，而美国到处都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造巴别塔的景象——几百人跑前跑后，一个比一个积极，都在忙着建造这个高大的建筑物。

我必须感谢我的表哥“多德”（乔治·劳德先生），他为我们一项在美国属于首创的新技术作出了贡献。正是他把科尔曼先生带去英格兰的威根区，并且给他讲解如何从煤矿中清洗煤渣和炼焦的工艺。科尔曼先生不停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利用那些煤矿丢弃的残渣，那该多么伟大，而扔掉这些煤渣又是多么的浪费。表哥“多德”是个机械工程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是开尔文勋爵的学生。他证实了科尔曼先生的话。1871年12月，我筹集资金，沿着宾夕法尼亚铁路建了几个工厂。我和一些主要的煤炭公司签了十年合同，买下它们的煤渣，还和铁路公司签了十年的运输合同。之后劳德先生就来到匹兹堡，一直管理着整个运作，并开始建造美国第一台洗煤机。他成功了，他在采矿或机械操作方面从来没有失败过，没多久，他就收回了这些工厂的成本。难怪后来我的合伙人想要把焦炭厂吸纳进我们总公司，这样他们不仅得到了工厂，还得到了劳德。他已经名声大噪了。

炼焦炉越来越多，直到我们拥有了五百个，每天都能洗1500吨煤。我承认每当我经过这些炉子时，我都会想：如果使先前只长出一棵草的地方长出了两棵，就算得上有功于人类，那么，从那些多年来一直扔掉的废料中生产出优质焦炭的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庆祝。变废为宝是件好事，成为美国第一家洗煤厂也值得庆祝。

我在丹弗姆林的表兄莫里斯的儿子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对我来说，他同样是可贵的。一天，我在车间巡视，车间主管问我，是否知道我有个亲戚在那工作，他是个十分优秀的技工。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并说我在回去的路上可以和他谈谈。我们见面了，我问了他的名字。

“莫里斯，”他回答道，“罗伯特的儿子。”这个罗伯特也就是我的表哥鲍勃。

“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原以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过得好一点，”他说。

“你和谁一起来的？”

“我的妻子。”他说。

“你为什么不先来找你的亲戚？也许他还能介绍你进来工作。”

“呃，我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如果我能抓住机会的话。”

这就是真实的莫里斯，从小就被教导要靠自己，就像路西法[1]一样独立。不久我就听说他升职了，当上了迪凯纳的一家新厂的主管。从此，他的职位稳步上升。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风光的百万富翁，但还是保持着理智。我们全都为汤姆·莫里斯自豪。（昨天收到了他的一封短信，邀请我们夫妇在参加卡内基学院周年庆典时去他家做客。）

我总是提议我们的钢铁集团应该扩张，应该开发与钢铁相关的新领域，在我看来，这些新领域还刚刚起步。所有对未来发展的担心，都随着美国在进口关税上的举措而烟消云散。我很清楚，内战促使了美国人民下定决心，要建造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都不能依赖欧洲。之前，美国所需的各种钢材和大部分铁都只能依靠进口，英国是最主要的供应商。如今，国民希望能够自给自足，国会批准了对钢轨征收28%的进口关税——就相当于每吨28美元。当时钢轨的售价是每吨100美元，其他物品也按比例征收。

保护政策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内战之前，这是一个党派争论的话题。南方支持自由贸易，认为征收进口税只对北方有利。阿拉巴马州宣布脱离联邦，其他一些武装民船妨碍美国正常的贸易，使英国政府对联盟国的支持达到了顶点。这引起了美国中央政府的敌意，尽管大多数英国民众是支持美利坚合众国的。

如今，关税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间的问题，已成为两党都同意的国策。发展重要资源已成为爱国之举，国会的九十多个北方民主党议员，包括国会议长都同意这点。

资本毫不犹豫地进入了制造业，大家很自信，只要有需求，国家会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护这个行业。战后的几年，开始出现降低关税的呼声，我也赶上了这场争议。常常有人指责，说制造商贿赂议员是很普遍的事。据我所知，这说法完全没有依据，除了缴纳维持钢铁协会每年所需的几千美元之外，制造商们从来没有集过资。他们只不过为一次反对自由贸易的活动发起过自愿捐助。

在我热忱的支持下，钢制品的关税不断减少，跌了四分之一，从每吨钢轨28元的关税，跌到每吨7美元。（现在，也就是1911年的关税只有那时的一半，而且可能会再次调整。）克利夫兰总统为了通过一个更激进的关税政策，所做的种种努力十分有趣。在许多地方，降税太厉害，如果它获得通过的话，不止一家制造商将会受到影响。

我被召往华盛顿，试着修改及完善威尔逊议案。参议员高曼（参议院中的民主党领袖）、纽约州州长弗劳尔和许多出色的民主党人都和我一样，是坚定的适度贸易保护论者。其中一些人倾向于反对威尔逊议案，认为没必要这么大幅度降税，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一些国内的产业。参议员高曼对我说，他希望我尽可能不要去伤害任何国内企业，他的同事对我有信心，会接受我来指导钢铁的税率，如果共和党的参议员们一致同意通过大幅度降税的议案的话。我还记得他的原话：“我能反对总统并击败他，但我不能接受反对他、却被他打败的结果。”

弗劳尔州长也有同样的观点。让我们党同意我所提议的大幅度降税，这没有丝毫困难。威尔逊-高曼关税案获得了通过。后来参议员高曼会见了我，解释说他不得不同意给钢皮带让路，以确保一些南方参议员的利益。钢皮带应该免关税。所以，关税立法获得通过。

内战刚结束时，我在制造业的地位还不够高，没有资格参与制定关税。我常常扮演这样的角色：我支持减少关税，反对极端主义——那些不合理的保护主义者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并声称反对降低任何关税。另外一些极端主义者则公然抨击所有的关税，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贸易。

到了今天，1907年，我们有能力废除在钢铁业的所有关税，而不会对国内企业造成任何损害。最初征收关税则是必要的。欧洲没有太多的剩余产品，即使国内的价格过快增长，也只能从欧洲进口一小部分产品，而这还会导致欧洲的价格增长，所以我们国内制造业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自由贸易只有在需求过量的时候，才会妨碍国内钢铁价格的上涨，国内的制造商无需害怕自由贸易。（最近，1910年，在华盛顿关税委员会上，我也陈述了这个观点。）

[1]路西法是圣经故事中拒绝向亚当参拜的大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