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民族语”的语言编目索引，你会发现（截至2009年版）一个“聋人手语语系”，在全部6909种语言中约有130种聋人手语。那么问题来了，所谓聋人手语真的是一种“语言”吗？它难道不是一堆手势，用来方便人们最低限度交流的吗？又或者“说”手语其实也是在说英语，不过是换了一种方法（手势/视觉）？全世界的手语不都是一样的吗？它们要真是语言且各不相同的话，那在世界语言多样性中又占多大比重呢？这个“语系”中的语言是否像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的那样符合系统进化的规律呢？如果你从未有过聋人朋友，也没有因其他因素认真思索过这些问题，答案可能会令你惊讶不已。

毫无疑问，在语言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是通过手势来相互交流。确实，关于语言起源有一个理论影响力很大，该理论认为手势是语言的最初媒介，发声系统随后出现，最终后来者居上彻底代替了手势。当然，这一理论本身也存在争议：语言起源几乎没有什么确定事实，因为多数相关证据在化石中都无迹可寻，在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中也没有类似现象。但无论人类语言是否起源于手势和声音的相互关系，这两种语言表达形态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人类历史上一直有聋人群体存在，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一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手势/视觉）进行沟通。

自发形成的手势语言

若不是被口头语言先发制人，人类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手势语言表达。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听觉正常人士家里的聋人宝宝得到佐证：聋人宝宝无法获取父母及其他人的口头语言，并且没有其他手势使用者可以模仿。在这种情况下，对聋人宝宝正常发育至关重要的语言体验就被切断了。但令人惊奇的是，宝宝们并非就此孤立；相反，他们会自创方法，通过手势来表达部分想法和欲望。

这些“家庭手势”系统结构简易，表达力当然无法与英语或其他自然语言相提并论，但其组成手势确实属于符号，如同语言中的单词一样。更有趣的是，两三个手势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表达新的意思。这种表达能力在其他动物的交流系统中不曾出现，因此，家庭手势在概念分类上被置于“人类语言”中是毫无悬念的。聋人宝宝表现出“家庭手势”的年龄和可以将两到三种手势组合起来的年龄大致等同于听觉正常的宝宝开始说话和组合词组的年龄。这意味着人类有一种“语言天性”，即便条件不足也同样能够蓬勃发展，无论以哪种模态表现出来，语言其实就是大脑发育的副产品。

在孤立条件下，同时生发的独创家庭手势系统表达力有限，并且会随着使用者的死亡而消失，但在某些条件下却可以表现出更大的潜力。目前有完整记录的案例中，有一个很有意思，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尼加拉瓜聋人的经典案例。20世纪70年代之前，尼加拉瓜的聋人群体一直被边缘化，被认为会给家庭蒙羞。因此，他们不与人交流，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就这样到了1977年，马那瓜的一个特殊教育计划聚集了约50名聋人儿童。随后几年，这一数字持续增长，尤其是在1980年桑地诺政府领导下成立聋人职业学校之后。这些举措将全国的聋人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更加紧密规整的社区。自然而然，个人独特的家庭手势系统也随之而来。

当时尼加拉瓜没有手语老师，马那瓜的学校并未教授任何美国手语（ASL）之类的手语。因此，在办学初期的教育目标是教授基础西班牙语。但是没过多久，老师们就观察到学生相互之间会使用手语进行交流。这一发现意义重大，远非证实了西班牙语教育失败那么简单。随着与他人交流的深入，孩子们的家庭手势语言快速发展，并得到了极大丰富。等到后面几届孩子到校时，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套相较于家庭手势更加成熟的交流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令人震惊的是，几届之内，一套复杂的手势语言——尼加拉瓜手语（简称ISN）出现了。无论同手势语言（如ASL）还是口头语言（西班牙语）相比，这一语言都保持自身的独立而存在。同其他语言一样，尼加拉瓜手语也被作为一种交际载体为使用者服务。

关于手势语言的一些误解

由于对美国手势语言（ASL）的研究最多最细，下文的大部分讨论都将以美国手语为基础。美国手语根基稳固，使用人数庞大（20万~50万人），其部分特征在其他手语中不一定存在，但相关差别多是源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语言地位，无关原则问题。

我们说手势语言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成熟语言，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些普遍存在的误解。手语并非单纯的哑剧，不可与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的祖先）玩的“哑谜猜字”游戏相提并论。虽说ASL中的部分手势确实基于对世界事物的象似性描绘，但很多手势都不是那样，至少并非那么直观透明。即便是最具体的事物，如图10所示的“树”（tree），不同的语言也有不同的手势（按照惯例，ASL以及其他手语中的手势都以其英语的大写字母表示）。

图10中的每一个手势都可以看作与树的特征有关，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现象，主要在于其代表了特定语言中的词汇。无论ASL系统中的手势多么能引起人的共鸣，在使用丹麦手语或中国手语交谈时，若用ASL手势来表示树，那给对方造成的困惑会不亚于在英语句子中突然冒出一个丹麦单词或中国汉字。

图10. 三种不同手语中“树”的手势

事实上，手势的象似性程度很容易被夸大。如果给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即没有接触过ASL的人）一组ASL手势，并要求他们判断手势的意义，他们全都会连蒙带猜。即便是给几个备选项，情况依然如此。类似的任务如果给说手语的人，让他们猜另一种不相关手语的意思，结果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在个别情况下，我们能掌握某一手语的具体历史演化证据。但证据表明，如同第三章讨论的口头语言中单词的语音形态会发生变化一样，词义的手势形式也会变化。从手势的历史演变可以概括出以下结论：手语的手势和所指并不仅限于保持象似关系。换言之，许多手势刚进入语言体系时象似性极高，但随着时间流逝，其直观性会越来越淡化。一个手势一旦进入一种语言，其形式便取决于该语言的结构规律而非其外部意义。

这并非要否定手势语言中象似性的作用：在视觉空间语言中，象似性是一种宝贵资源，其价值不只在于单个词语的意义。即便象似性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淡化，手势语言还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将其复苏。真正改变的其实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象似性和词汇内容的联系，二是象似性与语法结构的联系。随着手势语言历史的增加并不断被传递给后代，其相互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富有层次，意义也随之扩展。

举个例子，ASL中的动词分类基于符号与其所代表的动作或状态的潜在象似关系。与身体（包括情感和认知行为）相关的动词称为普通动词，因其施事主体和受事主体（主语、宾语等）不存在动作移动路线。而例如“给”（give）之类的转移动词，其施事主体和受事主体（主语和“give”的间接宾语）之间则存在路线位置变化。第三类既不属于普通动词，也不属于转移动词，而是表示空间和位置类的动词，称为空间动词，用来表示空间位置移动的微小变化。三类动词的系统性差异主要体现为符号对“施事”和“受事”的表征方式。至此可以说，象似性被重新塑造并表现为不同动词的形态变化，进而从单个符号的意义转到了语言的语法层面上。

手势语言也并非周遭环境中口头语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美国手势语言（ASL）很大程度上来源于18世纪法国的一种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国手势语言相通。英国的手势语言（British Sign Language， BSL）却另有源头，ASL和BSL并不相通，不过后者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手势语言却相当接近（不过也绝非完全相同）。中国台湾的主要手势语言与日本手势语言非常相似（由日本早期占领台湾引发），但与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手势语言却互不相通。

任何人在见过用手形表示字母的图表后都可能会认为手势不过是一种英语（或其他语言）拼写机制。虽说ASL确实可以通过比画一个字母来展现外语（英语或其他语言）单词，但跟正常沟通相比，这种方式是相当边缘化的。手势拼写跟手势语言完全不同，它不过是一系列手势的有序排列，缺乏视觉空间媒介的动态运用，而这一点在手势语言中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手势拼写表达的其实是一门外语（例如英语），而不是ASL自身的手势。手势拼写中表示字母的手形在手势语言中也同样存在，但只是作为内部复杂手势的组成元素，且用法完全不同。东亚地区的手势语言中同样也有表示汉字（汉语或日语中）的方法，但若要以此为基础展开正常的语言交流，是绝对不可能的。

手势作为一种语言

有些电视节目和电影会在角落设置一个专门的手语框，有的讲座会有手语译员为失聪人士提供同声ASL传译。要是看过类似节目、电影，或是参加过这种讲座，你可能会好奇这种翻译到底能产生多大作用。答案就是：其他语言间的翻译有多有效，这种翻译就多有效。英语中能表述的所有内容，ASL都可以应对。有经验的翻译还可以跟上话语的节奏。在正常交谈中，手势语言和口头语言传递信息的速度（以每分钟主题数量或类似其他标准衡量）大致相同。从整体功效的角度来看，两种模态也完全相当。

但手势语言看起来总是不太一样，所以一直会有人问：两种模态下的语言到底有多相似？这个答案仍然比你想象的要多（虽说有些差别不可避免）。口头语言的结构包括多个组织层次：话语可以分为（单独状态下无意义的）声音，声音以系统方式组合起来形成单词（音系）；单词接着通过其内部形式来传达各部分的意义（词法，例如单词“bakers”可以分解为“bake+-er+-s”）；最后按照系统规则将单词组成短语和句子（句法）。这些组织层次同样也是手势语言的典型特征，并且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极其精妙。

所谓音系学就是：语言会首先从世界所有语言的大范围内选择一部分发音组成一个特定的发音库，然后利用发音库中的发音组成音系。可以对这些发音按发音位置、发音方式、声带活动等维度进行分类。在某种特定语言的范围之内，发音可以基于这些分类相互组合。在英语中，允许摩擦辅音 [s] 加上清辅塞音 [p]、[t] 或者 [k]，有的单词词首还能再加个流音 [r]、[l]，但这已经是最复杂的情况了（即便是这种情况，也不能出现 [l] 后面接 [t] 的组合）。格鲁吉亚语中允许更加复杂的组合存在，比如 [gvprts' k'vnis] （这居然是个单音节词！意为“他在经济上压榨我们”）前面的那一串辅音，却不能出现英语词首中的 [sp]（如spot）组合。此外，若有的声音组合不符合语言规范，则会出现相应调整。例如单词“churches”中，ch和z的组合不符合规范，因此会插入一个短元音e。

ASL之类的手势语言中也存在类似结构，而它的基础显然不是声音。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得益于威廉·斯多基（William Stokoe）的开拓性工作，我们意识到ASL手势也可以明确划分为不同结构，如手形、位置、运动、方向以及其他。每个类别又可以具体细分，例如以手语字母表为基础，外加一些微小调整可以形成手形集，手形则从手形集中筛选而来。这些手形集专属于ASL，其他手势语言的手形库与此略有不同。每个手势都有其特定的手形、位置、方向，甚至是活动。各个部分如何组合主要基于各语言的特定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则由语言的内部组织决定。不过相较于声音语言的内部结构，人们对手势语言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通常来说，手势的各分解动作自身并不表达意义。但有一个特例，即某一类手势中表示特殊意义的量词。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就要离题万里了。不过不彻底弄清楚也并不妨碍我们做出大体判断：像单词一样，手势要组合使用才能表达完整的意义。如此一来，手势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组合模式完全可以类比为口头语言中的音系学。虽说在无声语言中谈“音系”似乎有些怪异，但两种模态间的语言组织如此相似，“音系”也早已成为标准术语。

有些单词（如“tree”）比较简单，不存在部分形式对应部分意义的情况，但也有很多单词的形态结构比较复杂，比如“bakers”。说它们复杂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复合现象允许单词“以旧创新”，例如狗屋（doghouse）；其次，派生现象允许以一词为基础创造另一词，例如从“膨胀”（inflate）到“膨胀的”（inflatable）；最后，曲折现象使得同一个单词在不同句法条件下有不同的形态变化，例如名词的单复数变化（dog/dogs）或动词的现在式和过去式变化（wait/waited）。在多数语言中，这种情况都是通过添加额外的词缀来标示，但也并非全都如此。“man/men”的语法意义等同于“dog/dogs”，却以元音变化来标示复数，而“sit/sat”却又以此来标示时态变化。派生词的情况也大同小异，“breathe”（动词呼吸）和“breath”（名词呼吸）差别就在于元音和词尾辅音，还有“food”（食物）和“feed”（喂养）的关系。

ASL中也有复杂的单词，会出现部分形态对应部分意义的情况。跟英语不同（但和阿萨巴斯卡语系语言类似，如纳瓦霍语、卡里尔语、阿帕切语以及其他30多种语言）， ASL中的词汇没有基本的时态变化，但有动词“体”的变化。所谓“体”，即用来表明事件或状态发展状况或动作的时间分布。ASL中的动词可以根据不同的体产生各种曲折变化，主要通过调整手势的运动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ASL中同样存在派生形态变化。例如，给动作手势添加后缀来表示做出该动作的人，与英语中“bake/baker”（烘烤/烤面包师）的变化完全相同。并且同绝大多数手势语言一样，ASL也大量使用复合手段在现有手势基础上创造新手势。

自然语言中句法结构复杂，仅靠当前讨论肯定不足以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但可以说，ASL这样的手势语言会将手势分组（或称为成分），这些成分按照层级结构相互组合形成更大的单位。每一个成分都隶属一个语法结构，例如NP（名词短语），VP（动词短语），PP（介词短语），S（句子）等。一个短语能不能与其他短语组合，取决于它在分组中所处的位置。下图为这种方法标示的一个英语简单句，为了简洁省略了部分细节。

[S [NP A man [ S [NP who] [VP likes [NP long-haired cats ] ] ] ]

[VP offered [NP his hand] [PP to [NP Felix ] ] ] ]

在ASL中，句子形成组分的结构没有英语中那么清晰明了，因为相对于英语单词，手势的顺序更加自由灵活。在这方面，ASL和拉丁语或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土著语比较类似，语序都比较自由。但若到一些抽象层面，则可以从这些语言的语法中清晰观察到单词（或手势）的句法成分。

口头语言之所以允许自由语序存在，是因为句子中单词的意义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呈现。比如拉丁语，主语和直接宾语拥有不同的词格（主格对宾格）形式。因此无论单词顺序如何，听话者都可以判断出是狗咬人还是人咬狗，这一点跟英语不同。上文也提到，在ASL中，转移动词以及其他描述两个个体关系的动词是通过手势的移动路线来标示主语和宾语。如此一来，直接指代这些个体的表达不管以何种顺序出现，都不会破坏其意义。对于无法以这种方式来标示主语和宾语的动词来说，词序就严苛多了。

从整体来看，手势语言和口头语言显示出了同样的基本结构体系。但由于模态不同，二者在程度上还是有所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差别在于话语意义的同步信号传递和意义载体（单词或单词的局部）的顺序布局之间的平衡。在口头/听力模式下，发音器官较少，可以快速推进，但实时信息传递量（通道“宽带”）有限。因此，对于复杂信息，人们倾向于逐一传递；相反，在手势/视觉模式下，“发音器官”较多，速度较慢，但宽带变大了，每个元素承载的信息量也较大，人们倾向于用少量的顺序元素来传递信息。手势语的组织结构类似于单词“sat”，动词和时态都集中在一个单位上，而不是像“seated”那样，二者一前一后存在。这当然是程度不同的问题，绝非语言之间的绝对差异。但无论是手势语言还是口头语言，顺序结构和同时结构都是并存的。

手语使用者的手语运作方式和口语完全相似。除去单纯由具体控制器官不同造成的差异，人们打手势时的大脑活动区域和说话相同。跟普通人一样，使用手语的人如果大脑左半球语言相关区域受伤，也会出现失语现象。但与普通人不同的是，这并不影响他们通过手势交流，以表达自身思想、理解他人话语。

儿童手语的习得过程也和口头语言类似。和失聪宝宝交流时，打手势的妈妈们倾向于使用一种简单化的夸张方式——妈妈体。相比口头语言，手势语言更能表现语言暴露环境和语言习得流利度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关键期”效应。因为从出生开始，听力正常的儿童几乎一直置身于口头语言环境之中，而失聪儿童却只是在固定几个年龄段可以接触到手势语言。

只要保证儿童能够接触到手势输入，那他们首次出现有意义手势的时间和进行手势组合的时间都和口头语言的发展阶段相差无几。手势语言的发展过程甚至会对婴儿的咿咿呀呀有直接影响。有意思的是，处于手势语言环境的失聪儿童会在某个阶段做出一些无意义的手势，这些手势与真正的手势语言类似，却与听力正常儿童随机的手部运动完全不同。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承认，虽然运作形式不同于英语等其他口头语言，ASL之类的手势语言确实属于语言。这意味着任何关于世界语言多样性的描述都应该将其囊括在内。

世界手势语言知多少

如果说手势语言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哑剧性模仿，那就没理由指望能找到多种手势语言。但一旦开始认真研究，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对ASL的科学研究发现，聋人群体中存在其他不同于ASL的手势语言，就像不同群体之间语言也有所不同一样。

考虑到手势语言的发展历史，其语言多样性相对口头语言来说更有深意。目前大多数仍在使用的手势语言都是近期独立发展而来（当然，过去肯定也有很多手势语言），整体上而言是互不相关的。当然，确实存在由相关语言组成的语系，比如大体源自18世纪法国手势语言（包括ASL在内）的那些语言，还有日本手势语系（包括中国台湾手势语言和韩国手势语言）以及其他。但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这些语系之间并不相关，无法再归入更大的分组中。因为手势语言的出现和消失一直都属于偶发事件，缺乏特定的历史延续性，它能否发展壮大与失聪群体自身紧密相关。

相反，口头语言的历史关系就要密切得多。语言起源演化的研究者普遍认同语言起源一源论。他们认为虽然囿于技术方法，现在已无法清楚阐明语言间的相互关系，但所有现代语言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现存的一些跨语言特征可能不过是“原始世界语”的偶然残留。这些特征经过长期的历史变化仍然保留了下来，并广泛分布在语言之中，但其意义仅此而已。

若要参照生物界，只要想想不同物种间基于DNA和相关有机分子共享基因序列的情况就明白了。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广泛分布的生命形态中都存在一串相同的基因。因此，人类的功能基因有44%和果蝇相同，26%和酵母菌相同。这种共性一方面缘于早期生物体进化系统的革新，另一方面得益于几百万年的进化一直将其保存了下来（调整与更新当然存在，但其本质一直保持完整不变）。我们根本无须特别强调这种机制是生物进化的必备特征，历史记录足以解释它广泛分布至今的缘由。

假如有一天，我们在火星或其他星球上发现了独立生命，而且他们的遗传序列也和地球生命相同，那就说明这些遗传机制并非存续至今，而是生命存在的必需条件。

同样，如果研究发现手语之间存在共性特征，更甚者在手语和口语之间存在共性特征，那么毫无疑问，不能将其随意解释为共同的历史因素，因为这些语言根本不存在共同的历史。至少对人类来说，这意味着手势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的广泛共性一定是语言的必要因素。

要讨论手语，很有必要从大类上将其分为两种：村落手语和聋人社区手语。前者“出现在已经存在的相对封闭的社区中，且该社区中有一定数量的聋人儿童”（Meir等人，2010），在此环境下，聋人和听力正常儿童互相联系，共同成长。整个社区（或至少社区中大部分成员）都通过手势进行交流，而不仅限于聋人成员。相反，聋人社区手语的出现需要失聪人士聚集一处并在交流过程中逐渐发展，正如前文所述的尼加拉瓜手语一样。在某些偶然情况下，这种语言还有可能会广泛传播，从而超出初始社区到达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成为其交流载体（例如ASL的发展）。很多国家的专属手语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别体现在其自身的语言结构上。在“村落”语言中，人们的交际需求局限于本地小社群。大家拥有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很多想法类似。这些因素一方面促进了交流，却也导致其语言的整体结构发展相对缓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高度发展对于完成交际目的来说作用不大，这也可能跟聋人群体和听力正常群体（这些人完全能够自由使用口头语言）混用该语言有关。不管原因如何，我们观察发现：与尼加拉瓜手语相比，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地区的萨义德贝都因手语（Al-Sayyid Bedouins）以及与之类似的“村落”语言在内部组织（比方说音系或是形态方面）上均略逊一筹，而萨义德贝都因手语的历史却比尼加拉瓜手语长好几十年。

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忘记手势语言的发展时间相当有限——和口头语言6万~10万年的发展历程相比，手势语言的发展最多只有几百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多手势语言发展不完善很正常，而让人震惊的是，其中一些语言（如尼加拉瓜手势语言）的发展居然如此迅猛。

前文对语言类别的划分绝非金科玉律。19世纪早期，ASL就是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一个聋人学校发展起来的。托马斯·加劳德特（Thomas Gallaudet）[1]邀请聋人劳伦特·克莱克（Laurent Clerc）来帮忙创建聋人学校，克莱克从法国引进的法式手语也因此成为ASL的一个重要来源。然而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影响因素，包括马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岛的聋人学生。这一地区耳聋发病率高且世代遗传，因此形成了一种“村落”手语体系。

目前“民族语”收录的130种手语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聋人社区”手语，与某个特定国家或国家内部政治团体（如加泰罗尼亚手语）一一对应。当然也包括少量“村落”手语，例如巴西的卡珀手语（Kaapor Sign Language）、尼泊尔的詹科特手语（Jhankot Sign Language）等，但是还有很多这样的语言有待发掘。

随着手势语言研究的推进，我们有望能够像探究口头语言一样探究手势语言使用者的内化语言，以确定变量，从而更好地进行个性化的分类定义。不这么做，就无法真正确定手势语言在世界语言中所占的比例。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其展现出的人类语言能力来看，这些手势语言系统都是世界语言多样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托马斯·加劳德特：美国聋人教育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