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撤退了，每个连队都回到了自己的驻地。”一位曾在南美洲参与过征服战的老兵写道。在这份第一手记述中，他声称自己勇气过人、不畏艰险，并补充道：“我去了米恩托，这个地方尽管名字不错，但不过是一条通往坟墓的捷径——在那里，我又一次像从前那样几乎随时随地都穿着盔甲，连吃喝和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

回忆录继续讲述了一支5000人的西班牙军队驻扎在平原上的情况。在此期间，他们还不断地受到原住民武装力量的攻击，“这里不舒服，而且什么都缺”。有几次，西班牙征服者骑马去与“印第安人”交战，每次都“占了上风，杀光了来犯的印第安人”。但当印第安援军到达时，情况便会发生变化，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有许多人被杀了，包括一些军官，其中还有我的副官。印第安人夺马而去，还抢走了我们连队的旗帜”。有三名征服者骑马去追讨旗帜，“踩死并砍杀了很多印第安人”。其中一名西班牙征服者战死，但另外两人追回了旗帜。

“但是接下来我的另一个同伴就倒下了，长矛刺中了他的身体。我的腿被狠狠地打了一下，但我杀死了那个拿着旗帜的酋长，把旗帜从他身上扯了下来，然后我便策马狂奔。回程时被我踩死和杀死的人不计其数——但我也伤得很重，我身中三箭，左肩还被长矛划了一道很深的伤口，这些伤让我十分痛苦。但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营地，一到营地我就从马上摔了下来。”

这本回忆录最初读起来像是16世纪由西班牙征服者所写的纪实文本。但细细读来，这其中没有任何的自省，对暴力的叙述也过于绘声绘色(几乎让人想起了阿圭尔及其对屠杀的骄傲自白)，还夸大了当时的紧张氛围(比大多数纪实文本，甚至比贝尔纳尔·迪亚斯的叙述都要夸张)。尽管如此，这份记述还是可以算作是一篇征服者的请功书。事实上，这是根据西班牙征服者所写的一份记述翻译而来的。奇怪的是，我们讨论的这名征服者不是一个16世纪的男人，而是一个17世纪的女人——卡塔莉娜·德·埃劳索。她在1599年从巴斯克女修道院逃了出来，并于1603年以女扮男装的方式来到了西印度。她在那里做了20年的近代征服者，直到她因为真实的性别被揭露而沦为一名异装癖罪犯。埃劳索被遣返，回到了西班牙，她在那里成了国际名人，还晋见了国王和教皇。

假想中的征服者

埃劳索把征服西印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半是庆祝和颂扬，一半是拙劣的模仿，但除此之外，还有哪件事更能体现征服者文化的转变？埃劳索在性别曝光后受到的不是谴责而是赞扬，她是如何设法逃脱对隐瞒性别的惩罚的？是因为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还是个处女吗？还是在17世纪20年代，即在阿兹特克帝国被发现与攻陷的惊人消息传遍欧洲的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已没有心情再去抨击西班牙征服者了？

如果后一种解释是对的，那么一个早在17世纪20年代就去世的人就与之有很大关系。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要比卡塔莉娜·德·埃劳索早一个世纪到达美洲。拉斯·卡萨斯是加勒比时代早期的象征，正如卡塔莉娜是近代征服者文化过于复杂的象征一样。巴托洛梅的父亲是塞维利亚的一名商人，在15世纪90年代参与过哥伦布航行，并感激于自己的儿子能随他一起为入侵加勒比群岛的征服者提供物资。在那里，年轻的拉斯·卡萨斯目睹并参与了机遇与失望并存的、令人兴奋的早期征服生活。

但从征服之初，在商人、船长、移民、传教士中，就有一些西班牙征服者对遇到的人和经过的地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些目光敏锐的征服者会观察并写出自己的境遇，还会为之与同辈人争论，其中一些人还把这一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毫无疑问的是，拉斯·卡萨斯的父亲十分懊恼：自己的儿子对泰诺人产生了兴趣，为此放弃了家族产业，并转职做了传教士。拉斯·卡萨斯还放弃了定居成功的标志——他在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监护地，成了一名多明我会教士，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一场运动，即劝说国王让传教士取代征服者来成为新殖民地的总督。但他在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设立的殖民地试点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西班牙帝国也从未拥有一个乌托邦式的宗教性殖民地。

关于拉斯·卡萨斯对美洲原住民的保护，人们并没有置若罔闻。他的做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连国王都不得不听从他的意见。于1542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被称为《新法令》，这其中就体现了他的理念：豁免原住民的奴隶身份；监护地(为西班牙征服者提供了原住民劳动力)的西班牙持有者不能把名下的监护地当作遗产。《新法令》尽管遭到了征服者的抵制甚至反抗，但对殖民地的发展有着长远影响。拉斯·卡萨斯的《西印度毁灭述略》(Brief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成了他一生的畅销书。在1566年去世之前，他还一直享有王权的保护，并有权在出版物和法庭上请愿，以反对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虐待。

拉斯·卡萨斯不是反帝国主义者，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或人权活动家。他没有公开谴责西班牙帝国，也没有质疑其殖民权，但他确实反对和谴责了那些帝国建立者的做法。他所攻击的不仅仅是征服者，实际上也是征服者文化的精髓。他的许多著作，包括《西印度毁灭述略》(Brief Account)，被译为其他的欧洲语言，在西班牙的敌人中被广泛传阅。卡萨斯对征服者暴行的描述成了所谓黑色传奇的基石。在黑色传奇中，西班牙的帝国主义被假想为具有极其残忍和不道德的性质。这种描述在新教国家之间的流行具有双重讽刺意味。一个是，这些新教帝国会继续自发地追逐西班牙，然后它们便会犯下比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时还要严重的暴行。另一个是，黑色传奇暗示西班牙人是残忍的，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而卡萨斯坚持殖民地应该由传教士管理。

有多少喜欢《西印度毁灭述略》的英国人，就有多少厌恶它的西班牙征服者。贝尔纳多·德·瓦尔加斯·马丘卡就是厌恶它的人之一(见图9和图10)。瓦尔加斯·马丘卡生于《西印度毁灭述略》首次出版的几年后，在16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他成了一名近代征服者。在今天成为哥伦比亚的地方，他对“反叛”的当地群落进行了惩罚性的袭击，并前去寻找神秘的丛林之城埃尔多拉多。马丘卡受够了拉斯·卡萨斯之流对征服者名声的诋毁，便在1603年写了一篇文章来逐条反驳卡萨斯的控诉。尽管他的“为西方征服辩护”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出版(2010年首次以英文出版)，但我们也能从中捕捉到当时的人们对后世所谓的征服者黄金时代的一些态度。

在马丘卡的辩解中，原住民天生野蛮好斗，而对他们的征服实际上是一种“平定”——征服者在征服战争早期使用的词。他还颠倒黑色传奇中的黑白，用卡萨斯对征服者使用的侮辱性词汇来形容“印第安人”：贪婪、残忍，在**中堕落、懦弱。可以预见的是，马丘卡在辩解时对这种经典的征服者形象表示赞赏。例如，马丘卡总结道：“上帝安排、任命、指引埃尔南·科尔特斯先生进入新西班牙。”墨西哥的征服者也被描绘成一位有虔诚信仰的、“彬彬有礼”的贵族。马丘卡还在文中问道：“为什么这位伟大的绅士和基督徒要被人们称为暴君？”

图9　腓力二世

图10　贝尔纳多·德·瓦尔加斯·马丘卡撰写的《印第安部落和印第安简史》(Indian Militia and Description of the Indies)的卷首图。图中的马丘卡似乎模仿了左图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肖像画中的姿势

很多西班牙征服者都同意马丘卡的观点，尤其是在17世纪的时候。事实证明，瓦尔加斯·马丘卡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尽管在这个世纪里，拉斯·卡萨斯的国际声誉日益提升，而瓦尔加斯·马丘卡的国际声誉几乎为零，但在西班牙人眼中，关于谴责征服者及其文化的声音，他们既不会视之为理所当然，也不会轻易地就认同它。他们可能会拙劣地模仿征服者及其文化，但是会以一些间接的方式。其中一个例子是卡塔莉娜·德·埃劳索所写的关于流浪时期的回忆录，她在南美的冒险经历就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另一个例子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精妙创造——唐吉诃德，一个妄想到极致的征服者。

尽管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唐吉诃德》(The Ingenious Gentleman Don Quixote of La Mancha)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小说的主人公却是一个从未离开过西班牙的征服者。作者表面上是指骑士时代的骑士，而不是西印度的征服者；唐·吉诃德只是非常间接地成了瓦尔加斯·马丘卡先生或蒙特霍斯先生，更不用说成为科尔特斯或阿圭尔了。塞万提斯之所以选择讽刺行侠仗义的骑士，而不是直接把新大陆的征服者写成一个滑稽的人物，这固然有文学方面的原因，但他的选择也可以用17世纪早期西班牙更大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来解释。这种背景不利于人们对征服者的嘲弄，在17世纪末更是如此。

例如，如果我们看看那个时期的肖像画就会发现，征服者渴望画布上的自己是王者、庄严、权威的代名词——这与塞万提斯笔下的滑稽骑士形象大相径庭。征服者画像的灵感和合法性来自另外两类肖像画，即皇室肖像画和总督肖像画。视觉修辞在国王的肖像画中应用较多，这一技法在墨西哥和秘鲁总督的官方画像中被加以模仿，在征服者的官方和非官方画像中也是如此。马丘卡模仿了腓力二世半个世纪前的姿态(见图9和图10)，这不仅是一种直接的借用，也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宣示自己在联盟中的地位。同样地，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在自己的半身像和四分之三身肖像画中(见图1)摆出了一个早期现代绘画中的传统姿势，这是总督和帝国地方长官的官方肖像最为典型的姿势。在殖民时代的几个世纪里，在墨西哥城的皇宫里，也就是新西班牙的政府所在地，一直悬挂着一系列新西班牙总督的半身像——从第一任总督埃尔南·科尔特斯开始。

根据一份1666年的描述称，提香的名画《查理五世》当时和墨西哥城皇宫里的其他肖像画挂在同一间屋子里，这幅画是“当皇帝得知征服这些王国的好消息”时，寄往墨西哥的。这种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这幅画一定是提香原作的复制品。提香的原作创作于1548年，也就是说，在阿兹特克帝国陷落20年后，消息才传到西班牙。不管怎样，这其中透露出的一个信息是明确的：在一段合法、权威、忠诚的关系中，国王、总督、征服者有着并列的地位。

17世纪的其他画作也向公众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十幅(也许有更多幅)描绘“墨西哥征服”的系列画作。该系列中的大多数画作都以三种形式呈现：由20～24块嵌板组成的一套作品，名为贝壳嵌挂屏(“贝壳拼嵌”，以环绕边缘的珍珠母镶嵌拼接而成，并因此得名)；一扇由4～20张展板组成的折叠屏风(见图2和图3)，以及一系列叙事性画作，比如包含八幅壁挂油画的基斯拉克系列。数十年来，学者将这些画作视为墨西哥原型民族主义的体现。但最近，艺术史学家迈克尔·施莱弗勒颇有说服力地指出：“他们对(征服)故事的展现，美化了(而不是取代了)西班牙君主制在新西班牙的权威。”“墨西哥征服”画作的盛行并没有预计到后来几个世纪中人们对帝国控制的抵抗，相反，它是西班牙帝国主义越来越多地美化征服和征服者的证据。

所有这些艺术(贝壳嵌挂屏、折叠屏风、壁挂油画)的全盛时期是17世纪晚期。几十年来，这三者一直是当时盛行的必胜版征服史的视觉表现。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有影响力的是腓力四世和查理二世的御用史官安东尼奥·德·索利斯·Y.里瓦登德拉所写的《墨西哥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的官方新版本。该书于1684年首次出版，开篇就攻击了早些时候研究“西班牙征服”的历史学家，因为索利斯在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发现“他们在编造任何反对西班牙征服者的说法时，都极为大胆，并且怀揣着极大的恶意。他们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援引一些人所犯的错误，目的是抹黑所有征服者的成就”。

索利斯在赞扬科尔特斯以及那些下属军官和“士兵”时，只是口头上肯定了征服者的个人主动性和进取心。但实际上，征服者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最终被索利斯亲手掩埋在了他对征服的重塑之下。在他的重塑中，征服是查理五世的成就，是帝国威严在新大陆的直接体现。16世纪的征服者文化一直在孕育着一种对帝国权威的露骨蔑视和潜在的不忠，游走于贝尔纳尔·迪亚斯与瓦尔加斯·马丘卡的苦涩偏执，以及冈萨罗·皮萨罗与洛普·德·阿圭尔的血色反叛之间。

直到索利斯讲述他所重塑的故事时，这种紧绷感才从中消失。在当时的西班牙征服者声称继承了前代征服者的遗产时，这种情势也不复存在了。一个例子是马丁·德·乌尔苏阿·亚里兹曼迪先生，他是巴斯克贵族，出身于征服者世家，去世时的职位是菲律宾地方长官(于1715年死于菲律宾)。乌尔苏阿应该在17世纪80年代末读过索利斯所写的历史，那时他是墨西哥城一名雄心勃勃的律师和殖民地官员。到1692年，当他被任命为尤卡坦半岛的地方长官时，他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追随科尔特斯的脚步，征服伊察的玛雅人。

自1525年科尔特斯穿过伊察王国以来，伊察王国就在西属尤卡坦半岛和西属危地马拉高地之间的热带雨林中幸存了下来，并一直繁荣昌盛。1692年，乌尔苏阿向国王表示“平定”将是“为上帝和陛下服务的最光荣的事业，我愿意为之奉献己身”。按照最初那批征服者的传统，即他的祖先佩德罗·德·乌尔苏阿(1560年在秘鲁时暴病而亡)所处时代的做法，这位马丁先生坚称，这些行动将由私人资助，国王无须付出什么，只在乌尔苏阿成功扩大帝国版图后，授予他适当的头衔和一个让他有利可图的职位就行了。以乌尔苏阿作为研究对象的当代历史学家格兰特·琼斯表示：“实际上，乌尔苏阿把自己视为近代征服者。”乌尔苏阿想成为下一个科尔特斯，但他是书信里的征服者，而非精神上的征服者。他是一个享有国王恩典的官僚主义者，知道如何运用帝国体制。他没有冒什么生命风险，而是巧妙地建立了关系网，从而在军队中步步高升——他在坎佩切的生意伙伴有一个任职于西印度院的兄弟。他还在尤卡坦半岛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用她的财产来资助自己征服伊察。他无情地榨取尤卡坦半岛上玛雅人的财富，把前辈发展的经济剥削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并利用这些盈利为自己买到了利萨拉加伯爵的头衔。他的事业具有征服者的特征：自我推销和个人野心，但其中既没有苦难和牺牲，也没有在潜在的失望和不忠的边缘挣扎。乌尔苏阿的祖先佩德罗是在秘鲁亚马孙被其他西班牙征服者杀死的，而这种命运是不可能再发生在这位马丁先生身上的。

近代征服者

在人们的描绘中，绝大部分征服者都是西班牙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连黑人征服者和本土征服者也符合这一描绘。但是对美洲大陆来说，征服者只是探索、入侵、征服、殖民这种大规模现象中的一部分。那么，从人们第一次跨越大西洋到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征服者只是这种外国入侵模式的最初表现呢？从哥伦布与科尔特斯到英国人与法国人，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从美墨战争到马岛战争(Falklands/Malvinas War)，美洲大陆上的征服现象持续不断，征服者文化是否可以算作是其中的一部分呢？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欧洲人和欧洲裔美洲人到底有没有试图征服美洲原住民呢？

我们当然可以提出这些更大的论题，它们也反映了新大陆历史的概貌。但这些论题都依赖于一般化的概述和大量的修辞，并且忽视了个人主义在征服者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人们可能会回避而不是积极地去观察16世纪和17世纪时英国人、苏格兰人、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在美洲的活动，并没有更好地了解西班牙征服者。这种比较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研究美洲早期帝国的学者已经顺利地开展了这种比较。然而，这其中有一个陷阱：在这些帝国中，单一民族国家迅速发展，而且在16世纪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规划和导引“征服”行动。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类似干涉、侵略、直接战争、秘密战争或代理人战争这样的活动绝大多数是由国家政府发动的。

要找到那些可能归类于近代或现代征服者的例子，那我们就得好好研究美洲的边缘性历史，而非主流历史。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像威廉·沃克这样的人——臭名昭著的“搅局者”。作为一个有着野心和妄想的普通人，而非美国政府委派的代表，沃克筹集资金并招募人员远征墨西哥和中美洲。就像16世纪的征服者宣称这片土地归属西班牙帝国一样，沃克也开创了新的共和国，而这些共和国本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几个州。1853年，他带领45人进军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建立了他口中的下加利福尼亚共和国。1854年，他建立了一个大体上是虚构的国家——索诺拉共和国。两年后，他又建立了同样性质的尼加拉瓜共和国。

人们把沃克视为19世纪美国帝国主义欲望显现、美国国运进入混乱期、现代美国男子气概发展中的一个奇怪的例子，甚至是一个奇怪的例证。他并不是那个时代中的个例，在20世纪中期的墨西哥、中美洲、古巴，至少还有十几名“搅局者”从事了类似的活动。但我们很难忽视这些征服者的相似之处。学者布雷迪·哈里森研究的是沃克为美国文学和电影所留下的遗产，正如他所评论的那样：“搅局之王”是一个“有求知欲的但也有错误的征服者”——这一评价可以用在16世纪的许多西班牙征服者身上。沃克反复宣称他“是一个共和国的总统，这个国家尽在他的掌控之中”(用哈里森的话来说)，正如三个世纪前，科尔特斯和他的同胞在不存在的城镇中创建了镇议会，在想象的殖民地上建立了城市，并在他们还没有征服的原住民王国中为自己虚构了统治者的头衔一样。不同的是，沃克成了外交政策走偏的象征，而科尔特斯成了帝国胜利的象征。沃克的共和国仍然是一个幻想，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没有在尼加拉瓜定居，美国政府也没有批准他担任新一州的州长。科尔特斯的命运和遗产，与威廉·沃克或洛普·德·阿圭尔的命运和遗产之所以大为不同，与其说是他们自身行为的缘故，不如说是他们的同胞和帝国体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