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原野，早上烟雾弥漫，刺刀在晨曦中闪光，如此明媚；如今却在潮湿阴霾笼罩下，散发着刺鼻怪异的硝石和血腥味。一两朵乌云聚拢来，细雨落在死者身上，落在伤员身上，落在惊惶、疲惫而又迷惘的人们身上。雨点仿佛在说：“行啦，行啦，好人们。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们都在做什么呀？”[1]

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在19世纪的意识中充满苦痛：列夫·托尔斯泰对博罗季诺战役(1812年9月7日爆发于莫斯科以西、俄军与拿破仑大军间的惨烈战役)的描绘，生动再现了一幅大自然控诉人类野蛮的地狱景象。其余作家使用“大战”(Great War)一词来追忆1792—1815年间的冲突，直到它被用于指代夺取了成百上千万生命的工业化屠杀——一战。与那场浩劫相似，法国战争代表着既有国际秩序的崩溃。它们均为灾难性的争斗：本章将解释为何在18世纪末会兴起这样的一场冲突。

欧洲的国际体系

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源于瓦解18世纪欧洲国际秩序的一系列慢性“**”。国际关系由五大强权(它们彼此存在互相冲突的战略抱负)构建：大不列颠、法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中欧与东欧的多民族大帝国)以及俄国。不列颠竭力从大陆的乱局中脱身，因为其“摇钱树”已经转移到了贸易、帝权和未来的全球治理活动。然而由于对其商业、帝权上的成功心怀嫉妒的可怕对手的存在，不列颠无法回避在欧洲保家卫国的需求。

主要对手当数法国：两国经常在印度和北美爆发冲突，尽管英国人在七年战争(1756—1763)奏凯后占据了优势，但法国人通过援助反叛不列颠的美洲殖民地而得以报仇雪恨；后者还与荷兰[2]、西班牙结盟，最终通过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赢得了自由。然而，法国始终无法对英帝国霸权形成致命一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陷入了战略窘境。18世纪法国波旁君主们向往海上的荣耀，但地理上的现实是：王国依旧是个大陆政权。其“阿喀琉斯之踵”位于北部边境，法国在此面临着另外的劲敌——奥地利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如今比利时的大部分(即奥属尼德兰)；奥国皇帝间接在德意志行使着权威，遏制了法国向北、向东将国土扩张至一条易守难攻边界的野心(其中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莱茵河)。这种法国的压力，连同对它的抵抗，将低地国家与莱茵兰变成了战场——所谓的欧洲“斗鸡场”(cock-pit of Europe)。

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基于以下这一点——除了过去极个别的例外，哈布斯堡皇帝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松散的中欧邦联(主要由365个德意志邦构成)——王国、公国、主教领地、城市、贵族领地——略大于现代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与捷克共和国。帝国中的某些统治者为“选帝侯”(Electors)，拥有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死后推举其继承人的权力。长期选择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是合情合理的：作为该地区拥有最强军力的统治者，他们能够保护欧洲的“软肋”免于外敌入侵。

然而在18世纪期间，奥地利在帝国中的地位受到了北方普鲁士(Prussia)的挑战。普鲁士具备强悍的军队和锐意进取的专制君主，到了三十年战争[3]结束的1648年，它以邻为壑，逐步崛起，对奥地利的德意志霸权形成了巨大挑战。至1792年，心怀让其分散的国土联结成一个伟大王国的抱负，普鲁士已拥有整个帝国领土的19%；随着1772年吞并波兰领土，它在东部的扩张尤为惊人。奥地利试图抵御北方的普鲁士，巩固自身地位；然而，其君主还治理着一个帝国王朝(大体相当于神圣罗马帝国)，它由中欧、东欧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人群组成：奥地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以及乌克兰人。尽管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领地令奥地利成为半岛独树一帜的强权，但奥地利帝国在东欧的扩张却让它常常卷入和奥斯曼帝国(或曰土耳其，其苏丹统治着巴尔干)的争斗，并且在18世纪进程中还面临着与日渐崛起的俄国的碰撞。奥地利的首要目标或许是从土耳其手中抢占巴尔干，不过，它还不得不确保自己的安全：法国、普鲁士和俄国都对它构成潜在威胁。

18世纪，俄国在沙皇统治下的崛起充满了戏剧性。这一切始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他将自己的国家从“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重塑为了“沙皇俄国”。其西部扩张是以往日波罗的海和东欧强权——瑞典、波兰、奥斯曼帝国为代价进行的。不过，俄国也产生了新的战略焦虑——换言之，面临奥地利、普鲁士这样真实或潜在的威胁，如何保障西部边境安全。此外，俄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欧洲，而是整个欧亚。它的扩张(尤其是在叶卡捷琳娜大帝[4]统治时期)向南进入黑海、高加索、中亚，向东进入西伯利亚、阿拉斯加。但这也让俄国卷入了与土耳其、波斯以及亚洲边陲游牧民的冲突，间或还与中华帝国发生摩擦，并且令它可能和英国在南亚发生碰撞。至1800年，对某些俄国战略家来说，大英帝国在南亚的势力，对俄国向欧亚及太平洋扩张构成了长期的、最大的阻碍。作为回应，英国人也开始将俄国视为未来的战略威胁。

为了竭力实现野心，上述强权打击、压榨，有时甚至摧毁了一系列“次等政权”，例如联省共和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与那不勒斯王国、瑞典、波兰以及奥斯曼帝国。尽管这些国家要么已从16世纪或17世纪的辉煌期中衰落，要么历来胸无大志，但它们在军事或商业上的成就依旧可圈可点：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仍掌控着航海帝国及足可自保的海军；而波兰人、瑞典人、土耳其人、皮埃蒙特人、那不勒斯人的陆军、海军，能够延缓强权的脚步(尤其是当它们结盟时)。上述每个国家都将与强权一道卷入1792年后肆虐欧洲的冲突。

所有国际体系均受紧张敌对之苦，所有国家都周期性地倾向于以武力实现目标。然而问题在于，为何欧洲18世纪末的国际政治如此像个火药桶。部分答案在于国际关系，而它由外交家们口中所谓的“权力平衡”推动。它基于如下设想：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国家与统治者最终会实现国际秩序的稳定，并对各国达成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或者至少是对强国的保障。统治者出于“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行事是合情合理的，这意味着为了他的国家锐意进取，谋求权势、财富、安全以及威望、荣誉和王朝等级。此外，国际关系被设定为王公及其领地之间的关系，而非统治者与特定民族的关系：欧洲君主们依然将自己统治的国家当作自家遗产，令诸如“民族自决”这样的理念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当一国明显强于别国时，将会存在出现大陆霸权的风险，于是其他国家共同的利益便促使它们联合起来遏制过于强大的对手，以重铸权力平衡。

这一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对“补偿”的坚持：倘若一国通过战争、条约或王室联姻得到了领土或财富，那么其对手便宣称有权得到大致等价的补偿。联盟也很关键，它并非致力于维持长久、稳定的秩序，而更倾向于追求盟国各自的目标——这也是联盟常常突然反转的原因。于是，“权力平衡”造就了一套残酷竞争的国际体系，其本质上的推动力是对各家王朝利益的追求。此外，在一个前工业化时代，在经济飞跃令各国国内财富持续增长之前，确保获取军力所需资源(尤其是人口与可征税财富)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为开疆拓土，当然阻止对手这么做也大有裨益。

在这样的环境中，1700—1790年，欧洲两个或多个大国间的战争爆发了至少16次。战败的后果，往最好说，是割地(如奥地利1740年将富庶的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往最坏说，则是灭亡(经过1772、1793、1795年连续三次瓜分，波兰作为一独立国家消失了)。18世纪欧洲更开明的统治者有意于重建法律制度，刺激经济成长，并削弱教会与贵族的权势。不过，其改革归根结底是出于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急切需求——只有确保臣民富裕、忠诚以及征税、征兵方面的高效，方能增强国力军力。四个长期发酵的问题最终导致了18世纪政治体系的崩塌(即1792—1815年的法国战争)，体现了欧洲各国外交关系棘手的特性。

上述问题包括：法国对大陆安全与全球势力的双重关注；俄国的崛起；德意志内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敌对；以及欧洲航海帝国间的龃龉，尤其是法国与英国。

这些因素共同创造了孕育出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的可怕环境。它们还使得1792—1815年间欧洲的冲突产生世界性的回响。

在18世纪多数时间中，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都是欧洲大陆霸主：人口众多[5]，经济富庶。尽管法国寻求在欧洲大陆上的战略安全，但它也在竭力实现它的其他野心：挑战英国对全球贸易的统治权，帝国霸权，还有获取支撑法兰西名望与权势的财富。这一“两面”(大陆与海上)策略，造成了国家财政与政策上严重的财力和精力消耗：苦涩、耻辱的“七年战争”及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干预，虽然成功却代价高昂，法国军力油尽灯枯，王室财富危险地消耗殆尽。王国灾难性的赤字，精英阶层对尝试改革的反对，民众对“暴君”国王及其政府分不信任和敌意导致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专制君主政体的垮台。它还令爱国的法国公民产生了自尊心的挫败感。甚至家喻户晓的政治哲人、修道院长纪尧姆·雷纳尔(Abbé Guillaume Raynal，此人以其对奴隶制和帝国主义的大胆攻击而闻名)也抱怨法国全球霸权的丧失：

法国海军曾经一度令人生畏，现已不复存在。虚弱、混乱、腐败令它从王国盛世的辉煌中再次跌落。它不再能够保卫我们最遥远的国土，不能保护我们的海岸免于入侵、劫掠。在全球的每一片海岸，我们的水手、商人无数次地遭受了冷遇和羞辱。

然而，仅仅数年间，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新法兰西”便打开了桎梏法国的枷锁，令它成为1792—1815年间大战的主力之一。

法国政权危机的加剧还在于其对手实力的增强：海外，意味着不列颠；但在大陆，首要的是俄国。自从彼得大帝在欧洲北部击败瑞典后，俄国对欧洲政治的影响与日俱增。横亘在这头巨熊面前的还有另外两个国家：波兰与奥斯曼帝国。既然波兰和土耳其是法国传统盟友，它们与俄国的持续冲突有助于削弱法国在东欧的影响力。1772年，波兰领土被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个强盗国家瓜分(18世纪三次瓜分中的第一次)。俄国深入欧洲的同时，也在南下对抗奥斯曼帝国。叶卡捷琳娜大帝咄咄逼人的扩张，震撼了其他欧洲政权。黑海与巴尔干的权力平衡明显倒向了俄国，并且它还取代了该地区中的奥地利成了土耳其死敌。1776年，《苏格兰杂志》(The Scots Magazine)[6]评论说：“俄国富丽堂皇，享有权势、影响力和荣耀……它看上去似乎打算称雄欧亚。”俄国的扩张问题是拿破仑战争最重大的结果之一。

在1795年政治上灭亡前，波兰是神圣罗马帝国面对俄国西进时的缓冲地带；不过德意志本身亦成了战场，因为奥地利遭到了北方新贵普鲁士的挑战。“决斗”是由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发起的，他继位后很快便发动了对奥地利人的攻击，并在“西里西亚之劫”中夺走了哈布斯堡王朝手中最富庶的省份之一。这成为漫长痛苦的德意志霸权争夺战的起始；直到俾斯麦1866年为普鲁士赢得胜利，尘埃方才落定。腓特烈本人在1752年写道：“如今奥地利再也不会忘记：它必须与我们在德意志分享权力。”对欧洲而言，普奥竞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国际局势不稳定的又一因素。它在七年战争之始引发了出人意料的外交转折：奥地利与法国竟于1756年化敌为友。前者希望利用法国的军力收复西里西亚；而法国希望奥地利忙于欧战，从而自己得以袭扰英国的海外领地。

事与愿违：普鲁士在欧洲，英国在印度、加拿大均挫败了法国。法国公众的怒火并未指向普鲁士(腓特烈作为开明君主受到崇敬)，反而涌向了奥地利人——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与法国的牺牲相比，他们的回报少得可怜。路易十六未来的奥地利新娘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 1770年婚后成为这种反奥情绪的目标。1792年法国战争的起因之一是法国人对奥地利深入骨髓的厌恶，但舆论也为挞伐法国宿敌不列颠预留了空间。

英法之间的海上竞争，为法国革命战争及拿破仑战争赋予了全球维度：18世纪的欧战不仅发生于大陆，也存在于海洋。按照那个时代重商主义的考量，帝权和贸易权对西欧航海国家(例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至关重要。从逻辑上说，世界财富有限，因此，国家间的竞争便体现于竭力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并阻止对手这么做。欧洲帝国体系下的暗流是从自身殖民地商品贸易中剔除外国人，这些商品包括香料、茶叶、棉花、丝绸、金银、咖啡、糖、靛蓝——而后三种是以奴隶的血汗换来的。来自帝国商业的金钱(有时还包括直接从殖民地征集的税收)为政府提供了资金；更重要的是，为它们在欧洲金融市场提供了信用担保，以资助其可观的军费。它们的殖民者、商人、海军互相刺探、冲撞，帝国竞争因此成了欧洲各国间最敏感的冲突来源。甚至，在欧洲本土宣战前，战斗便已经在殖民地打响了——一旦发生此事，欧洲各帝国的美洲、亚洲部分便成为主战场。

上述帝国竞争中最惨烈的发生于英法之间。这不仅由于二者地理上的邻近，还因为它们均试图利用海洋扩张先行者们(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衰颓的契机。18世纪中，英法崛起为超级帝国。尽管英国始终领先一步，法国实力上的跨越依然可观：法国海外贸易额在1716—1787年间上涨了超过三倍；其中，殖民地贸易(主要集中在加勒比群岛)上涨了十倍，这一增长直到1793年与英国开战方才终止。虽然商业富有活力，但军事上法国一直未能成功挑战英国，除非其海军与其他航海国家共同作战。法国、荷兰、西班牙海军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联盟解释了为何在1781年的关键时刻，透支实力的不列颠失去了海上统治权，令法美联军得以在约克镇发动决定性的攻击。[7]在1792—1815年法国战争期间，法国与西班牙结盟(还包括其控制下的荷兰)对抗英国的斗争受到抨击。帝国主义还导致了产生真正全球影响的冲突。1790年，一份来自本地治里(Pondichéry，法国少数幸存的印度殖民地之一)领导人物的备忘录警告说：“英法之间持续的和平不啻于‘人性本善’构筑出的美丽幻想。”

1787—1792，国际秩序的危机

以上所有长期挑战，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可怕地共同爆发了。这场冲突是1787—1792年间持续、复杂的危机的后果，法国大革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令欧洲堕入灾难的三股力量分别是：又一次在东部掀起风浪的俄国势力，法国革命，以及那个时代令人瞠目的外交反转之一——普奥同盟。俄国一如既往地以波兰和土耳其为代价进行扩张。1787年8月爆发的俄土战争[8]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国际影响；不过就眼下而言，其关键点在于，当俄土1792年1月媾和时，俄国在黑海的地位远较过去稳固。另一牺牲品为波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旧情人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aw August Poniatowski)国王拒绝充当女沙皇的傀儡，并着手进行一系列旨在增强波兰国力的改革。1791年5月3日，乘着俄国卷入土耳其战争之机，国王与国会(sejm)打造了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9]，这直接挑战了俄国。一个重整旗鼓的波兰，尤其是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波兰，可能会阻碍俄国扩张。面对震怒的女沙皇(她公开宣称波兰受到了雅各宾主义的毒害)，斯坦尼斯瓦夫深知，唯有结盟方能自保。但波兰的传统盟友法国自顾不暇。1792年5月，正当西边法国革命战争爆发时，俄国人入侵了。1793年的第二度瓜分中，俄国、普鲁士从波兰夺取了更多领土，但更糟的还在后面。“波兰问题”持续恶化并在之后欧洲冲突的临界点爆发。

在西方，1789年的法国长期以来举步维艰——这对许多欧洲人而言恐怕会感觉如释重负。法国接近破产的财政在其1787年对军力的削弱上暴露无遗。是年，普鲁士在英国支持下镇压了荷兰建立的亲法共和政权，对此法国只能隐忍不发。“我国虚弱的举措和敌人所取得的胜利令我震惊，”法国外交官路易菲利普·德·塞居尔(Louis-Philippe de Ségur)写道，“那一刻，我目睹深渊大开，深渊的一边是无能的政府，一边则是撕扯我的祖国和其国王的狂怒。”当专制君主政体在1789年崩溃时，革命者深知法国的衰弱，竭力避免法国和他国的对抗。1790年5月22日，在加拿大西海岸外的努特卡湾发生了一场海军事变[10]，对英战争似乎迫在眉睫——然而法国国民议会却声明放弃一切征服战争：“法国永远不会以她的力量侵犯任何人民的自由。”不过，一些事件却造成了紧张的局势。从一开始，保守派贵族、军官、神职人员便逃离革命，聚集在德意志某些公国内。这些流亡者(émigrés)开始在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é)[11]麾下组成军队，孔代亲王高声要求奥地利干涉，以重建法国旧秩序。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明白，他们只是一群喧嚣的、无用的麻烦制造者。然而，流亡者军队的出场，显然能激起法国对入侵的恐惧。还有其他的龃龉，例如德意志王公在阿尔萨斯拥有的地产被国民议会视为“封建主义”而在1789年8月被予以废除，德意志王公们便要求补偿；1791年9月，法国吞并了教廷的阿维尼翁(Avignon)飞地以及维奈桑伯爵领地(Comtat Venaissin)[12]。上述问题还不至于引发战争：没有任何欧洲大国卷入其中，但有两个事件传达了大革命发出的清晰信息——法国不会受到旧政权条约的束缚，而会遵循国家自决的原则。

将法国推向冲突的是革命政治的内在驱动。其中部分问题在于路易十六十分不愿成为立宪君主。1791年6月，路易十六上演了“瓦雷讷出逃”(Flight to Varennes)[13]，他试图携带妻小逃亡，这引发了巴黎的政治危机：当一国之君明显表露出他不愿参与立宪时，君主立宪政体该如何运作？当路易狼狈不堪地返回首都时，共和运动已经在发酵了，但尚有足够多的温和派继续希望新宪法生效。共和主义者在7月遭到了暴力镇压，而国王于1791年9月接受了宪法。然而，新的立法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左翼集团，他们很快被称作“吉伦特派”(Girondins)，因为其大部分雄辩家来自西南部的吉伦特地区。他们认为路易对宪法的接受并非真情实意，试图揭露真相，并在此过程中接管权力。吉伦特派相信对神圣罗马帝国那些庇护“流亡者”的王公作战(这也意味着与奥地利交战，因为利奥波德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将会促使国王在法国与其敌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表明态度。

与此同时，右翼的“法耶特派”(Fayettists)预计一场冲突将迫使国王仰仗美国独立战争英雄拉法耶特[15](Lafayette)以取得最终的胜利，打完胜仗后将军便能拔剑对付巴黎暴躁的革命者，并巩固王权。居中的是君主主义者组成的“斐扬俱乐部”(Feuillants)，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令宪法运作，故而反对开战。他们在左翼有一位不太可靠的盟友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冉冉升起的雅各宾派(另一左翼团体，他们将很快令吉伦特派四分五裂)领袖。当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的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激动地声称战争将成为“为了世界自由的圣战”时，罗伯斯庇尔驳斥说“没人喜欢武装传教士”。不过，吉伦特派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路易十六本人偷偷地把赌注押在了以下的信念上：奥地利人无疑会击败法军，恢复革命带来的混乱，并重铸他的权威。1792年4月20日，国王请求立法议会向奥地利宣战。宣战仅有7票反对。从此直到1815年，欧洲几无宁日(参见图2)。

图2　路易十六向奥地利宣战，他发动战争的动机其实非常矛盾。国民议会众议员欢呼雀跃，他们助力煽动了一场席卷欧洲二十多年的冲突

虽然西方战争的确因法国国内政治而起，但它也是一场戏剧性(即便是临时的)外交重组的结果，它抑制了18世纪欧洲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普奥竞争。和解的过程是痛苦的，不过，1787—1792年的俄土战争在此刻显露出了特殊的欧洲意义。奥地利自1781年起与俄国结盟，在1788年已被卷入了与土耳其的冲突中。由于其军队深陷巴尔干，而其比利时、匈牙利和蒂罗尔臣民要么正在起义，要么处于起义边缘。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看到了一劳永逸击溃哈布斯堡帝国的良机。1789年底，腓特烈·威廉在西里西亚集结了部队，计划来年春天攻打奥地利。对奥地利人而言幸运的是，千钧一发之际，土耳其战争的风向转变了。1790年，利奥波德皇帝得以从战争抽身，安抚或镇压了国内抵抗，并于7月在赖兴巴赫(Reichenbach)与普鲁士人签署了和约。

腓特烈·威廉或许作出了让步，但他遭受了挫败：1787年对荷兰的入侵及对奥地利的动员，并未给普鲁士带来实际好处。他在四面楚歌的波兰或虚弱的法国那里看到了新的机遇。早在1790年秋，他便向奥地利人建议，共同对波兰和法国采取行动可能会获得丰厚回报。直到法国事件在1791年夏的“瓦雷讷出逃”后急转直下，利奥波德才被说服。此后出现了一个可悲的错误：在8月27日的《皮尔尼茨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中，腓特烈·威廉和利奥波德声称，各国君主都关注路易十六的困境，并且须以联合行动来恢复他的权威。尽管普鲁士人倾向于领土征服，但即便到了此刻，利奥波德似乎依然仅仅希望武力恫吓能迫使法国专注稳定国内局势。不幸的是，他失算了，因为巴黎的革命者按照字面去理解宣言。[16]从这时起，战争便不可避免了。由于巴黎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战争狂热，利奥波德积极响应了普鲁士结盟军事打击法国的提议：1792年2月7日盟约签署。虽然真正宣战的是法国(同年4月)，但战线已经成形了。至1792年春，两场重大危机已经展露无遗——一个在西部，另一个在东部，关于波兰。这两场冲突是为何、如何凝聚成一场席卷全欧的浩劫的，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　以上内容引用自列夫·托尔斯泰名著《战争与和平》第二部第39章。这段文字描述了博罗季诺战役(Battle of Borodino)的惨烈景象。在一天的鏖战中，法军和俄军共有约8万人伤亡。

[2]　即“联省共和国”。

[3]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最初是一场由天主教、新教矛盾而诱发的神圣罗马帝国内战，后因法国、瑞典、丹麦、荷兰、英国、波兰-立陶宛等国加入而成为全欧的混战。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带来了巨大破坏，也令普鲁士乘机崛起。

[4]　即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 1729—1796)，她原本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通过政变废黜丈夫彼得三世后成为女沙皇。她在位期间，俄国疆域获得极大扩充；同时她继续推动改革，俄国经济、文化均有长足进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时代，被誉为沙皇俄国的黄金时代。

[5]　18世纪法国人口位居欧洲第一。1792年时，它拥有约2800万国民，位居世界第四(在中国、印度、日本之后)。

[6]　《苏格兰杂志》于1739年2月创刊，主要关注苏格兰人利益与事务，它是至今仍在发行的最古老杂志之一。

[7]　文中所指的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决定性的约克镇围城战役。1781年9月至10月，法国远征军司令罗尚博伯爵与华盛顿共同将英国将领查尔斯·康沃利斯的部队围困在约克镇，并最终迫使其投降。此前，法国海军中将格拉斯伯爵在切萨皮克湾海战中击溃了英军舰队，为约克镇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8]　即第六次俄土战争。土耳其战败后，于1792年签署《雅西和约》，承认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并割让南布格河至德涅斯特河的大片领土。此战后，俄国确定了自己在黑海的优势地位。

[9]　即“五三宪法”，被公认为欧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宪法(仅次于1788年的美国宪法)。

[10]　即“努特卡危机”。这年夏天，西班牙努特卡湾殖民地长官抓捕了一批前来此地从事皮毛贸易并希望建立定居点的英国商船，导致英国与西班牙几乎兵戎相见。然而由于西班牙盟友法国宣布不以武力解决问题，最终导致西班牙退缩并与英国展开和谈。

[11]　此时的孔代亲王为路易·约瑟夫(Louis Joseph， 1736—1818)，他也是最后一位孔代亲王。

[12]　1309—1377年，阿维尼翁曾为教皇驻地，史称“阿维尼翁教廷”。1348年，教皇克雷芒六世从那不勒斯女王乔安娜一世手中买下了该城，阿维尼翁成为教皇国直属领地，直至1791年被法国并吞。而阿维尼翁附近的维奈桑伯爵领地则是在1271年被普瓦捷伯爵阿方斯赠送给教皇国的。

[13]　“瓦雷讷出逃”是法国大革命中富有戏剧性和转折性的事件，之前，路易十六曾表态支持议会和宪法，获得了法国人民普遍拥戴，如果他拒绝出逃，法国历史本有可能走向君主立宪。

[14]　路易十六为利奥波德的妹夫。

[15]　吉尔贝·迪·莫提耶·拉法耶特侯爵(Gilbert du Motier，Marquis de La Fayette， 1757—1834)，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元勋，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16]　《皮尔尼茨宣言》中表示，奥地利将在当其他所有欧洲列强对法宣战的情况下，才会对法国开战。由于利奥波德估计至少英国不会主动进攻法国，因此，他真实的目的仅为威慑而非准备入侵法国。但巴黎革命者误以为奥地利即将进犯，这反而促成了法国革命战争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