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1815年间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是欧洲所经历过最漫长、最激烈的冲突之一:就破坏性与野蛮而言,唯有回顾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或瞻望20世纪的世界大战方可相比。单单是180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便令500万条人命灰飞烟灭;若以欧洲总人口计,与一战中被屠戮的800万至1000万人相当。1792—180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则进一步夺走了200万条生命。1490—1815年,欧洲共爆发了大约3372场战役,其中五分之一发生于1792—1815年间,其惨烈程度可见一斑。兵火所至,全球涂炭:尽管通常并无“世界大战”之名,但它们的确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与持续的印记。

不论在当时抑或之后,拿破仑·波拿巴都是一位令人又爱又恨的人物,对这一时期影响重大。他1769年出生于科西嘉一个小贵族家庭,倘若没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是不可能平步青云、成为欧洲最具权势的统治者的。他在布列讷(Brienne)的军校受训,随后进入巴黎的军事学校(école Militaire), 1785年获得了炮兵军职。由于科西嘉背景,拿破仑拥有一种家族情结,令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都很照顾家族利益——只要他们为其政权效命。尽管指控拿破仑任人唯亲并不过分,但他渴望的并非世袭王朝,而是致力于满足权力欲。因此,当家族成员挑战他或达不到他的预期时,他便会剥夺其职位。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博览名著,十分认同亚历山大大帝及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包括18世纪爱国主义与政治改良的理念)。拿破仑还易怒、易沮丧,怀揣着一股近似于萨德主义的暴力冲动。他是个与法国社会缺乏纽带的“局外人”,这一缺陷令他更加心如铁石。其暴虐或许根植于专横父母的冷酷抚育及同胞间痛苦的竞争。与个人相处时,他或许富有魅力;但他决不容忍别人挑战自己欲望和野心——这一特质后来被他带到了政治与外交中。拿破仑是个宣传大师:作为法国革命军队中的一员将领,他娴熟地为自己打造了军事英雄与天才的形象。而他首先是一名机会主义者(参见图1)。

图1 大卫的这幅画表明拿破仑的英雄神话早在1800年就已经形成了。事实上,这位第一执政官在战时是骑着骡子翻山越岭的

历史学家们对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政策存在争论:他试图通过整合社会、政治结构而一统欧洲吗?抑或,拿破仑帝国仅仅是缔造了一套为了剥削欧洲人力、资源而打造的征服体制?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1](Paul Schroeder)认为,拿破仑对欧洲统治的核心存在着意识形态真空——它是一个为私利攫取权力的罪恶集团,唯有纳粹可与之“媲美”:“希特勒为了难以置信的可怕理念做了这一切;拿破仑则完全缺乏根本性的盘算。”这种诠释的中心问题在于拿破仑本人:无论其他欧洲政权如何竭力迁就,拿破仑都不会也不能接受它们对其权力的制约,这解释了为何他始终无法稳定其欧洲帝国,及为何直到大厦倾覆战争还在持续。本书绝非为拿破仑开脱,但将试图修正上述看法。

有人认为,拿破仑的雄心令拿破仑战争从其18世纪“前辈”中脱颖而出。正如查尔斯·埃斯代尔(Charles Esdaile)[2]所提出的那样,即便是法国大革命领袖,亦对其扩张政策做出了战略上的限制。他所言非虚,不过,由于拿破仑脱胎于法国大革命,故而180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同样根植于1792—180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这两场战争间隔着10个月的和平期,它们在起因、结果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难怪历史学家们会将它们视为一体,一场终极大火——“法国战争”。通常由连续的反法同盟(从1792年的第一次同盟至1815年摧毁拿破仑雄心的第七次同盟)计算出七次而非两次战争,如此计算为该时期的战事提供了清晰的延续性。总体而言,从爱尔兰到俄国,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巴尔干,战事横亘欧洲,不过,在帝国疆域内,冲突绵延到了整个世界——中东、印度、东南亚、非洲沿岸据点以及美洲。

本书承认,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间存在一些明显不同;不过,它将“法国战争”视为一个整体——因为知其一方能知其二。尽管认可法兰西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屠杀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本书认为这并非全部。一系列的冲突并非单一原因所造成,亦非某个统治者能够掌控。此外,它还提出,自1792年以来,法国势力席卷欧洲,令长期紧张的国际政治矛盾升温到达了沸点。换言之,战争并不仅仅关乎法国扩张主义或拿破仑的雄心,而是一系列欧洲危机聚合形成的“完美风暴”。

战争如此漫长并且法国人如此难以击败的原因之一是:法国的对手们无法或不愿在军事上全力以赴地争胜:它们要么被其他危机所分心,要么倾向于在乱世中牟取私利。由此可见,法国战争并非以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为一方、欧洲旧政权为另一方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源于18世纪深层次、结构性的国际政治难题,交战各方的主要目标是王朝的扩张和战略安全。最初三章试图论证这一切,第一章探讨战争缘由,第二、三章则讲述1792—1815年间的冲突进程。不过,否认意识形态为漫长冲突的主因并不意味着它在其他方面无足轻重。交战各国借助或实或虚的手段吸引人民效忠,通过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奉献及宗教信仰来动员他们。因此,如果说法国战争从源头上并非意识形态化的(尽管双方煽动性的辞藻的确无助于平息事态),但它们某种程度上在国家动员人民方面却变得意识形态化。第四章与第七章探寻了这些意识形态与改革的问题:法国革命政府的构造是如何为法国战争添砖加瓦的,其对手又是如何通过改革及寻求动员民众之道来捍卫旧秩序的。夹在中间的第五、六两章描述了士兵、水手与平民对这场“尖端”战争的体验:这些来自前线及草根阶层的看法,对最初三章是一种平衡——它们多从战略及外交角度看待上述战争。本书通过探讨这场战争的长期影响,最终论证,如今我们依旧生活在它的遗产当中。

[1] 美国历史学家,伊利诺伊大学退休教授,以研究16世纪末至20世纪欧洲国际政治著称。——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利物浦大学历史教授,专长研究西班牙半岛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