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晚上，成都北较场中央军校黄埔楼，蒋经国呆坐在他的卧室中的沙发上。

没有开灯。一丝黯淡的灯光从对面父亲卧室里门缝里泄出来，扭扭曲曲地泻进屋来。夜已深。父亲室内的灯光一直亮着，他知道父亲没有睡。他知道父亲很哀伤，他很想过去安慰父亲，可是，他没有。他知道，这是没有用的。蒋经国呆呆地看着从门缝里泄进来的灯光，沉入过去时光的观想中。

一条清澈的河流在眼前滔滔流去。单调的汨汨声像是在喁喁私语，沉重、混浊、无休无止，那是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镇上的剡溪。小时候的生活是孤寂单调的。父亲要么在日本、要么在上海，飘忽不定。家里只有妈妈、奶奶。奶奶、妈妈整天念经，沉醉于飘飘然的佛的境界里。读小学的他，下了课常常到剡溪去拣石子玩，或是坐在码头上，心随远去的白帆而去。少年的他，多么想走出溪口，去见父亲，去见世面。

1921年，11岁的他被父亲接到上海读书。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三”惨案，他因积极投身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被学校以“行为越轨”而除名。时值留苏时髦，征得父亲同意，他先去北平，在吴稚辉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补习俄文。也就是在北平，他因为反对北洋政府上街游行被拘禁过。北平空气太沉闷。八月，他只身南下广州，到黄埔军校探望作军校校长的父亲。时机正好，有一批国民党高干子弟去俄留学，父亲让他随队而去。他去了，那年他刚好15岁。

冬天。他们乘坐的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大雪纷飞中，从窗外一掠而去的大地、山峦、房屋、树木全部披闪着银辉。天和地连在一起，白茫茫无边无际，情景非常壮观。火车靠烧木柴提供动力，车厢里冷得要命。在半个月的旅途中，革命青年们谈理想、唱歌……车厢里洋溢着歌声和笑声，驱走了漫漫旅途中的严寒和苦寂。

到莫斯科时，夜幕已经降临。路灯映着白雪，晃人眼睛。他们就读的中山大学，座落在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大街上，主楼是一座规模很大、四面怀抱的四层楼房。他是和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仁的女儿于秀芝等人是同学。同学中，数他年纪最小，也最顽皮活泼。他常穿一身工作服，皮肤晒得黑黑的，大家用俄语喊他“小工人”。在中山大学，他唯一的挚友是从湖南去的共产党员徐君虎。

从俄国回来后，在山青水秀的赣南，他先后任过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处长兼省政治学院总队长，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在那里，他提出“除暴安良”口号，雷厉风行地打击地方恶霸，恢复地方秩序，惩治贪官污吏，深受当地人民赞赏；在赣南，他有“蒋青天”之称。

1939年夏天。赣南遍披青葱，境内景象欣欣向荣。来了一个“王点验”，这是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派到江西点验地方军队的“钦差大臣”，是个中将。“王点验”每到一地都要钱要酒要女人，光景德镇珍贵瓷器他就要了不少。

“王点验”到了吉安后，专门给蒋经国蒋专员拍了一个电报，让派人派车去接他。蒋经国却把来电一扔，对他的“总管”徐君虎说，“别理他。”

“王点验”到赣州见没有人理他，很不高兴，只好自己去找了个旅馆住下，让自己的副官将路上一应经费送给蒋经国，要求报销。

蒋经国不予报销。“王点验”发现情况不妙，这就去专署朝见蒋专员。蒋经国不理他，他就同徐君虎套近乎，对蒋经国对徐君虎都竭力吹捧。

蒋经国看不惯他那一套，虎着脸要“王点验”谈正事。公事谈完了，他给“王点验”约法三章：到各地后不准请客，不准收礼。违犯了，军法论处。各地在规定时间将地方部队集合好后，必须准时去点验，若届时点验员不到，责任自负……蒋经国将这些交待完毕，转身就走，把中将“王点验”气得差点昏了过去，却又无可奈何。

蒋经国知道这事没完，知道官场凶险，他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王点验”还在回去的路途上，他就已经将“王点验”的种种劣迹写信详细告诉了父亲的侍卫长王世和。

徐君虎不解，问他为什么不一杆子捅到父亲那里，却舍近求远，走侍卫长王世和那里转上一圈？

蒋经国笑了，“如果这样，老头子会怀疑我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由王世和出面说，比我好多了。”他是把父亲蒋介石的脾气琢磨透了。果然，“王点验”回去没有几天，就被国民党中央军委撤职查办了。

“芳娘，芳娘，君虎来了。他这个湖南人爱吃辣椒，你给他炒几盘菜，不要少了辣椒，再烫壶酒。”徐君虎没带家属，他常请君虎在家吃饭。

长得高大魁梧，性情直爽的老朋友徐君虎乐得哈哈大笑，说，“你这家伙不像话呀！我们中国哪有管自己老婆叫娘的？芳娘，这名字是怎么取的？”

芳娘是他根据她俄文原名谐音给取的。他也哈哈大笑，两手抱在胸前，侧着头问朋友：“依你说，不叫芳娘那该叫什么？”

徐君虎在地上来回踱了几步后，说：“有了。就把‘娘’字的女旁去掉，改名‘方良’，你看如何？”

他从善如流，拍手叫好。当即将在厨下忙活的俄国太太叫来，告诉她，以后她的名字叫方良。

蒋经国生活俭朴，即使招待客人，徐君虎在一碗饭里就挑出了18颗稗子……

1939年夏天，他奉命去陪都重庆受训。父亲见到他满面秋霜，将面前厚厚的一叠档案一拍，怒喝：“你是怎么搞的，你那里搞成了共产党的窝！”

他不明究里地看着父亲。

“徐君虎是什么人？”父亲霍然转过身来，看定他：“徐君虎是共产党，你不知道吗？”

他真是对他这个朋友不甚了解。徐君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两年，后受组织派遣秘密回国，先是当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任师长陈嘉佑的秘书。“四·一二”事变后，教导师改编为革命军第13军，陈嘉佑升任军长，徐君虎任该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徐君虎和著名共产党人李富春、谭平山等都被“请”出了部队。

徐君虎奉命去南昌参加拟定中的1927年“八·一”起义，行致途中接到命令转赴上海进行地下斗争。不意有次在上海南京路上遇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时已叛变，成了“蓝衣社”特务头上的康泽。于是，被捕入狱。两年后出狱积极参加了上海抗战。上海沦陷后，失去了组织联系的徐君虎仿徨、苦闷。病中的他举家迁往桂林。在那里，所幸有行医看病本领的他行医度日，同时当了广西省参议员。

蒋经国回国后，寻访到了徐君虎，将他接到任上帮助工作，深受器重。

蒋介石在加紧对儿子悉心栽培的同时，加紧了对儿子的管束、教育。

蒋经国在重庆受训完毕归去时，带去了几个陌生人，徐君虎感觉到了什么。

“经国，” 徐君虎试探他，“我想安排几个人？”以往，蒋经国对他总是言听计从的。然而，这次蒋经国却以“研究研究再说”以搪塞。

于是，徐君虎当即将蒋经国托付他保管使用的私人印信、公家印信和电报密码交还蒋经国，说，“我明天就走。”

蒋经国不由一惊，“你真要走？”

“真的要走。”

蒋经国没有挽留，垂下头，坐在那儿什么都没有说。

徐君虎走了。从此以后，蒋经国同共产党彻底决裂了。

蒋经国对父亲的感情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原先他对父亲的不解、甚至仇恨慢慢变成了理解、同情直至敬仰。1949年1月，父亲被迫引退时，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笔：“21日。今天是父亲引退的一天，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是断送国脉的一天。”

“为父老矣，经国，以后就看你们的了。”想到父亲近来时常对自己说的这句话，父亲流露出明显的“交班”之意，想到自己即将登上的政治峰巅，一种混合着使命感和荣誉感的豪情油然而生。凝神屏息中，他细思父亲的种种失策，对于建立未来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宫殿，充满了信心。

凝神细想中的蒋经国，看了看戴在腕上的夜光表，时针已指向了第二天凌晨一点。父亲屋内的灯光还未熄，父亲还未睡。他想，父亲在作什么呢？

蒋介石这时站在临时挂在屋内那张20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前沉思。地图上，红色箭头从上而下，密密簇簇，已将西南和南方几块小小的地盘逼得紧紧。这是一盘残棋。作为兵将损失得几乎净静的一方棋手，尽管绞尽脑汁，败棋还是没有改了。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盘棋他是下输了，没法再下去了。

自1911年民国建立以来，40余年间，遇到过多少风险，都过来了。难道这次就真的过不去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饱含哲理的名言，今天究竟还灵不灵？蒋介石下意识地想着。

窗外下起了霏霏的冬雨。风吹落叶，雨打芭蕉，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凉意味。蒋介石颓然坐在了沙发上，但仍然保持着职业军人坐姿，正襟危坐，他好像在用心地谛听着什么，又好似老僧入定。

自怨自艾中，蒋介石想到了张学良。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1930年历史上那场有名的‘蒋、冯、阎大战’中，因张学良易帜助战，成就了我的事业，打败了冯玉祥和李宗仁等人的联盟，我曾经夸你是千古功臣。年纪轻轻的，我就让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国海陆军副总司令。后来，红军全数被我围在陕北那样一个弹丸之地，人不过三万，平均只有五颗子弹。为了还你张学良的恩，我让你带你的东北军并杨虎城的西北军，去一举解决共产党，然而，你少不更事，竟中了周恩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之计，竟然与共产党人杨虎城联合实行兵谏。如果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何至于有今天我蒋某人的败走麦城？张学良呀张学良，你这一来，又成了党国千古罪人！

想到这里，蒋介石恨得牙痒痒的，往事不堪回首。带着一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眷恋，他打开抽屜，拿出一本照片薄，翻开，一张照片让他感慨万千。照片上的他，穿一身黄呢军服，高领上缀特级上将金星。手上戴着雪白手套。左手执一顶缀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徽记的军帽，挺拔、从容、镇定。旁边罗斯福总统身着一套黑色西服，神经专注地侧面向着他，脸上露着会意的微笑，似乎在向他说着什么，神态很是亲热。罗斯福旁边的是英国首相邱吉尔，穿一套考究的白西服，脚蹬一双白色皮鞋，样子傲慢，标准的英国绅士派头。靠在自己身边的就是“大令“宋美龄了。在两个“洋人”面前，她好像是在时时呵护他，又像是在偎依他。而连他在内的三大国元首当中，她显得特别耀眼仪态高雅，身着黑缎旗袍，外罩一件白色绣花外套，脚上的白色皮鞋上饰着蝴蝶结。这是1943年他携“大令”去参加开罗会议时的一张留影。

然而，韶华、荣耀都成了过去。剩下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这时，儿子蒋经国轻轻推门进来了，关切地说：“爹爹，夜已深了，休息吧。”

他却抬起头来问儿子，飞台之事准备好了没有。

儿子的回答总是让他放心的。

“对了。”电光石火般，他思想上有了一个主意。他对儿子说：“你通知一下有关方面，明天我要在成都励志社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我要亲自赴会，并宣布我赴台的消息。嗯？”他看着儿子强调，“来参会的报馆和新闻记者越多越好，嗯？”

儿子先是狐疑地看了看父亲，庚即明白了父亲暗藏的玄机，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十时。成都商业街励志社会议厅里，应邀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已经到齐了。只见主席台正中悬挂着一幅巨大的蒋介石戎装像，两边是一副标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那是先总理孙中山的名言。两边斜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

主席台边沿一字排开盆盆油绿的冬青和鲜花。

主角还未出场，场上一片嗡嗡声。 参加今天这个重要新闻发布会的，左中右的记者都有，总之，在蓉的大小报纸都来了记者。200多名记者交头接耳，无不对今天这个新闻发布会感到很有兴趣。

向来深居简出，对媒体不感兴趣，到蓉后更是从不露面，神秘莫测的委员长，今天竟要亲自来发布新闻？这是真的吗？就在一片嘈杂声中，只听门外站岗的卫兵扯着嗓子一个劲喊立正！

记者们调头去看时，只见在侍卫们的簇拥中，蒋介石由蒋经国、俞济时、曹圣芬、王陵基陪着快步进来了。蒋介石今天着一身玄色长袍，身姿一如既往地笔挺，脚蹬朝元黑直贡呢鞋，右手提根拐杖，左手轻提长袍下摆。上了主席台，坐在一张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方形桌前，面对着麦克风，向台下众多的记者微微颔首一笑。

新闻发布会开得很简洁。待委员长坐定，侍卫长兼军务局长俞济时宣布新闻发布会开始。蒋介石其实并没有发布什么新闻，而是要在坐的记者们有什么问题，尽管提。

才思敏捷的“无冕皇帝”们，这就争先恐后向委员长连珠炮似地发问：

“请问委员长，共军已分南北两路对成都形成了夹击之势，而且日渐迫近。而据传胡宗南部正向西昌转移。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制定的‘川西决战’已经放弃或说是失败？”

“兵临城下的共军为何忽然停止了前进？国共间是否达成了什么协议？成都是否有重演北平和平解决之可能？”

“处此非常时刻，不知委员长如何面对？”

“刘、邓、潘为何阵前倒戈？”……

面对记者们连珠炮似的，有些甚至是“过份”的提问，蒋介石充耳不闻不答。他只是在台上用一双鹰眼扫视着台下形态各异的记者们。他要这些记者来，可不是来回答什么提问的。他是要借这些记者的笔，达到自己的目的。

即使到了山穷水净，蒋介石仍然是唯我独尊。在他看来，座下记者们不过是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是一群芸芸众生。他信奉尼采哲学：“群众、百姓，不过是一片瓦砾堆，不过是多余的废墟……”纵然坐下的都是记者们，还是得他蒋介石耳提面命。

看记者们不再提问了，蒋介石轻轻咳了一声，会场上顿时清风雅静。

“诸位！”蒋介石宣布了一个重大新闻：“中正将于今晚离蓉飞台，去主持草山革命实践学院的开学典礼。在此，我郑重宣布，并借诸报端昭告全国人民……”

事情如此重大，又来得如此突兀！纵然是见多识广的记者们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只听委员长用他那口带着浓重宁波味的官话往下说去：“我早就说过，打，共产党是打不过我们的。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1936年，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日本人更是帮了共产党大忙。当时，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而共产党在后方游而不击，加紧扩充实力。他们抢占地盘，养精蓄锐。抗战胜利后， 在八年抗战中坐大的共产党已是今非昔比。他们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悍然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而在这四年的反共戡乱中，党国阵营里屑小之陡，见利忘义者、背叛党国者层出不穷。远的不说，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云南的卢汉，还有郭汝瑰……”说到这里，他表情十分痛苦，声音也尖锐起来：“是他们的背叛，使政府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说到这里，他涨红了脸，头上青筋暴绽，“我之所以要飞台主持草山学院，就是要尽快建立起一支不为做官不为钱，而愿毕生从事先总理孙中山制定的‘三民主义’奋斗终生的干部队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败共产党！”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

“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戡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将军；行政上则仰仗于王陵基主席。诸位！”在坐下记者们的走笔沙沙中，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慷慨激昂，语言流畅：“现在虽然形势危艰，但政府并非毫无办法。请诸君记住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几十万国军精锐之师将在那里同共军周旋到底。”说着，他举起拳头，“只要我们在大陆再坚持三个月，必然出现历史性转机。而坚持三个月，于我们是决无问题的。党国历史上不乏虽经百厥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中正深信，一个经数千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浸润的国家，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斗争中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下面的记者们对蒋介石这番内容空泛、提虚劲的话早就听烦了，见他又来这一套，纷纷交头接耳。会场上又不安静了。蒋介石给俞济时示了个意。俞济时这就赶紧宣布：“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散会！”

夜幕又笼罩了成都。

黑夜有两副面孔，一面是温馨，一面是狰狞。1949年底的成都之夜，却总是同阴谋、血腥、鬼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和事情紧密地联系一起。

在成都南郊，夜幕笼罩下的红墙斑驳、古柏森森的诸葛亮武侯祠一反以往的幽静。天黑后不久，高墙里就响起了急促的跑步声、枪托磕击声和低声吆喝声……驻扎在武侯祠里的刘文辉的董旭坤团，刚才接到中共“临工委”情报：敌人今夜有行动，蒋介石今夜要去新津机场乘专机飞台。大队敌人正在北较场中央军校内集结，敌人经过武侯祠时，很有可能来个“顺手牵羊”对董团进行攻击！

刘文辉24军董团很快完成了战斗准备。他们占领了制高点，凭借红墙作掩体，一支支伸出墙洞的枪枪、步机……在黑夜中警惕地向外瞄准。竹梢风动，外松内紧武侯祠中的董团已进入临战状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上半夜无事。整座九里三分的成都市，死了般冷寂。

子夜刚过，北较场中央军校前门两扇大铁门突然洞开，随即一队钢铁长队鱼贯而出。昂着炮筒的15辆坦克车在前开路，跟在后面，载满胡宗南部队的美制十轮大卡车，首尾衔接，长约两里许。钢铁巨龙中间，保护着几辆高级豪华轿车，其中一辆流线型高级防弹车，一看就是蒋介石的坐车。钢铁巨龙的末端由15辆装甲车押阵。好大的气派！蒋介石由胡宗南派出的整整6个团警卫保护，向城南疾驰而去。

钢铁巨龙隆隆地卷过了东城根街，卷过了南大街，来到武侯祠。不出董旭坤团长所料，借着夜幕掩护，准备从新津机场逃走的蒋介石，指挥部队对董团实施了打击。

“咚咚咚！”道道长长的火舌，从多辆排开的坦克车炮筒里吐出，在夜幕中窜去，红红的，像是从多根毒蛇嘴里吐出的须，凶猛地舔倒了片片山墙。董团官兵英勇还击，2000名官兵用火力构成了一片火网；然而，胡宗南6个整团的火力构成的是一片火海。火海将火网压制、吞噬了。

武候祠在被打得残垣断壁，里面董团的抵抗几近停止时，发泄够了的钢铁巨龙这才停止了肆虐，耀武扬威地重新集结整队，向新津方向一路呼啸而去。

一个小时后，五津镇已遥遥在望。借着机场上亮如白昼的灯光，担任护送任务的胡部官兵看见了古镇中段那标志性的高擎云天的百年古榕，看见了机场中夜航起落的飞机，正暗自庆幸顺利完成任务时，突然，黑暗中枪声骤响，护送委员长的胡部官兵们猝不及防，有好些像被镰刀突然割倒的稻谷，倒了下去。

但这支护送委员长的队伍，毕竟是久经战阵的中央军精锐部队，小小的慌乱很快就过去了。他们迅即开始组织还击。坦克车、装甲车和机枪、冲锋枪、卡宾枪，一起向隐藏在黑黝黝的河边树丛中的偷袭者开火。六个团的火力像交织起来的火网，把河滩、芦苇照得一清二楚；半边天都被映红了。河边的芦苇、树枝被打得一排排齐唰唰断下河去。可是，打了半天，哪里有人？偷袭者们，倏忽间像是驾了地遁，无迹可循。护送委员长的车队，这才停止射击，钢铁巨龙这才又向机场蠕动，护送着委员长鱼贯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中，原先雪亮的灯光忽然间黯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披着黑斗篷，一身军服，军帽压得很低的委员长快步下了他的那辆高级防弹流线型轿车，在几个侍卫陪同下，急急登上“中美”号专机。很快，舱门关上，收了舷梯。飞机开始滑行、起飞。漆黑的夜幕中，“中美”号专机飞上了高空，双翼和尾巴上的几盏小红灯一闪一闪的，很快消逝在了夜幕中。

与此同时，在偌大的机场深处，传出一阵阵“轰！轰！”巨响，团团通红的磨茹云似的火光直冲入夜空，那是机场中的特务们奉委员长令，将5000吨无法运走的飞行器材炸毁。

委员长飞台时中途遇袭，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了出去。但是，中共成都地下组织万万没有想到，中了蒋介石的计。蒋介石这是声东击西，转移了地下党对他的注意力，这时他仍在成都。

新的一天姗姗来迟。

“号外、号外，看蒋委员长昨日飞台途中遇险！”

“号外、号外，看中共游击队夜袭蒋委员长！”……

在成都春熙路口、少城祠堂街……在九里三分的成都市600多条大街小巷内，人们都在抢购“号外”。

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夜走的是他的替身。

这时，在猛追湾畔南跃去那戒备森严、高墙深院的公馆里。蒋介石正站在那幢浓荫深处的法式小楼的二楼上，透过窗棂往外凝视。他那张清癯憔悴的脸上挂着一丝傲慢自得的冷笑。他身着戎装，没有戴帽子，身姿笔挺，始终保持着职业军人的姿势。从侧面看，他的像貌特征更为清晰。他那张脸给人印象很深，橄榄形的头上剪平头，高颧骨。那隆起的头颅，似乎蕴藏了比常人多几亿倍机敏诡诈的细胞；鹰眼明亮有光，眉宇间隐含着一种阴沉肃杀之气。

这时的蒋介石暗暗得意，昨天，他接连导演的两出“闹剧”，以及现正在成都大街小巷内热销的“号外”，起了一石二鸟、事半功倍的作用。他既打掉了刘文辉在武侯祠一个团，算是出了心中一口恶气。更重要的是，将中共对自己的注意力引了开去。他确信，在成都期间，中共地下武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谋杀”，杀机终于过去了。这下，他可以放放心心，从从容容地走了。

转过身来，看看墙上的挂钟，客人马上就要到了，他这时在等待美联社著名记者沙克尔。这是他在大陆执政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独接受记者采访。在离开大陆前，他要借美联社记者的笔，将他的一番话作为政治宣言，公诸于国际社会。

墙上的挂钟“当、当！”地敲响了十下。钟声刚落，蒋经国大步走进屋来。“爹爹！”他说，“沙克尔先生到了。”

“美国人真准时。”蒋介石赞许地点点头，“请他进来。”

沙先生大步走了进来，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沙发上，摊开了采访本，用他那双天蓝色的眼睛审视着蒋介石。蒋介石也第一次注意了这位西方的“无冕皇帝”，名记者沙克尔先生。

美联社记者身着一套银灰色西服，打桃红洒金领带；身材高大匀称，看人有种穿透力。中年人的成熟和职业记者的老练，在他身上融为一体，给蒋介石一种信赖感。

令美联社名记者感到特别吃惊的是，在蒋介石这间简洁的、中西合璧的、舒适的卧房兼书房里，那张靠窗的锃亮宽大的办公桌上，即使到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仍然摆着一本翻开的线装书《曾文正公全集》。显然，《曾文正公全集》，是蒋介石须臾不可离的精神源泉和思想武器。

采访的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

蒋介石沉痛地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他之所以一错再错，一败再败，最终丢失大陆，原因很多。不过，他也为自己的失败进行了辩护，甚至不无委屈。他追根溯源地说，北伐胜利，中国名说是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实际上是军阀割踞。他搬起指头一一算来，四川有二刘：先是刘文辉，后是刘湘；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山西有谁也搬不动的土皇帝阎锡山……作为一个总统，他可怜得很，权力有限得很，其军令政令只能在沿海江浙等五个省行得通……这也是他所以要裁军，实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原因。需知，军阀割踞、四分五裂的中国，是不能真正强大起来，从而进入世界民族之林，更不能走向世界民族前列的。

“……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民国）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行民主为职志。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包括对共产党乃迫不得已而为之。抗战中共党坐大，加之党国有不少或为一已私利或政治军事失措要人。他们一错再错办了好些替共党为渊驱鱼之蠢事，致使共党武力空前膨胀，竟致不可收拾……”

蒋介石沉痛地回顾了历史教训后，又开始打美国人的板子。他历数事实：1948年，国民党据长江而守，尚有东南半壁时，大局尚有可为。然而，是杜鲁门总统政治上短视，拒不给予经济援助，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甚至是年11月19日，他亲自写信给杜鲁门总统，只是希望杜鲁门总统发表一篇在口头上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是，就连这点微小的要求，也被杜鲁门总统拒绝了。

谈到这里，蒋介石激昂起来，“愈挫愈奋。面临如此糜烂局面，中正实堪痛心。唯虚心接受大陆失败之教训，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而个人一切均为国事鞠躬尽瘁，必能取得最后戡乱反共之胜利！”

对以后的打算，他进一步具体阐述道：“吾人以有效之社会改革，特别是农民之改革。如台湾及西南各省之战及政策，即为吾人改革运动之初步……吾人要努力在自由中国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实施政治社会改革……吾人必尽一切努力，增进人民政治经济利益，并获得自由之生活方式……”

沙克尔走笔沙沙。当蒋介石将最后一句话说完之后，沙克尔也写完了最后一个字。蒋介石对这篇谈话很慎重，他让秘书曹圣芬进来，翻成中文；再亲自逐字逐句审定后，这才签字，让美联社名记者沙克尔公诸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