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二十八日，奉旨校理文溯阁库书的陆锡熊、刘权之、关槐、潘曾起等已赶到盛京。

校书得有一个宽大的地方，盛京宫禁没有多余的房舍，盛京将军嵩椿将历任将军官署那边一片房舍派人收拾干净，安顿下来。这里院落宽敞，又与文溯阁甚近，所以这里也就成为校阅书籍公所的办书处。

第二天，陆锡熊和各员即开卷校书。

从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初四日，陆锡熊给乾隆皇帝上了三份折子，报告校书情形。三月二十九日折子说：“统计全书六千一百余函，臣总司核签，仍兼分阅，与详校之刘权之、郑际唐、关槐、潘曾起、翁方纲等，每人应分一千余函。仅将各书逐段匀派，按股图分，以专贵成而均功力。……查全书各分，缮校原非一手，误字脱简不尽相同，至其间应行删削、刊正之文，谅无歧异。臣等业经彭元瑞、纪昀办过详校各档，查取全带，于各书检出之条再行互相参证，以防挂漏。如有经臣等看出而前档所无者，亦容知会查明，划一办理，务与三阁珍函同臻尽善。此内有应行另写者，臣等即行分别赔写[1]。”五月初四日折子说：“伏念臣等向预编摩，失于详核，愆尤丛积，夙夜疚心。仰荷圣恩，许令重加校勘，惟有殚竭驽骀，稍酬高厚，断不敢略形草率，获戾滋深[2]。”到七月十二日，文溯阁书籍复勘告竣。计阅过书六千一百余函，此内点画讹误随阅随改外，共查出誊写错落、字句偏谬书六十三部，漏写书两部，脱误及应删处太多应行另缮书三部，匣面错刻、漏刻者共五十七部。

陆锡熊奉旨回到京中，又会同纪晓岚，将漏写、错写等书进行了一一查对，另行缮写之书，自行赔写完妥。纪晓岚望着陆锡熊差不多脱了相的面容，不胜唏嘘。

对勘察出的文溯阁漏写、错写及匣面错刻之书籍，除由陆锡熊出资赔写外，原办书各员也全都受到处分。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议陆锡熊详校文溯阁书籍折》，议定：此次查出有疏漏的各原办人员，除赔写外，罚到摛藻堂、味腴书屋校勘所藏的两份《四库全书荟要》，并将查出的应换写页面改刻匣面及装订挖改的工件，让受处分的人出资办理。有的原办人员已经外任或者退休，便通知他们派子弟来京办理：“至原办之提调、总校、分校等不详加校订，总纂官又不将书内偏驳字句及征引钱谦益之语删除净尽，以致讹谬丛生，脱遗卷页。疏漏之咎，均属难辞。……所有总纂官纪昀、孙士毅、陆锡熊，提调官韦谦恒、吴裕德、关槐，及单开之总校、分校各官，照应文渊、文源阁之例，罚令校勘书籍，用示薄惩[3]。”

五月初七日，浙江巡抚琅玕又上奏朝廷，开列第二十五次查缴禁书清单，奏章谓：“窃照浙江省查缴应禁各书，经前巡抚臣先后缴过共二十四次。嗣又接奉谕旨，饬再收缴，只须查销净尽，毋庸定以期限。钦此。钦遵。当经臣严饬所属，查出应禁之《檀园集》等书二十种、《今是堂》等集二十六种、《明文统宗》等书一百四十六种，于乾隆五十三、五十四两年三次奏明解京销毁在案。臣仍谨遵谕旨，实力督查，并移会学政臣窦光鼎督同教职等不动声色，劝谕收缴。兹据布政使顾学潮详称：自上年十一月起，至本年四月止，据各州县学陆续缴到应禁各书共二百七十一种，计四千八本存贮书局，汇请具奏前来[4]。”

近年来的查缴禁书活动，“不动声色”是一个“规范动作”，但实际上各督抚的动作都很大，尤其是依靠州、府、县学作为查缴禁书的桥头堡，这个办法收效殊巨，基本上不会再有查禁的“死角”。

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颁谕，准许京中士子入翰林院，江南士子前往文宗、文汇、文澜三阁，检视抄录《四库全书》。乾隆皇帝谕旨谓：“《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至为美备。不特内府珍藏，藉资乙览，亦欲以流传广播，沾溉艺林。前因卷页浩繁，中多舛错，特令总纂等复加详细雠校，俾无鲁鱼亥豕之讹。兹已厘定蒇工，悉臻完善。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贮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庋。该处为人文渊薮，嗜古好学之士自必群思博览，藉广见闻。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以资搜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等翻阅污损，或至过为珍秘，阻其争先快睹之忱，则所颁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即武英殿聚珍版诸书，排印无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购览。著该督抚等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至稍有遗失。”

因为京中文渊、文源二阁，地处宫禁森严之地，士子不能随便入阁抄阅，乾隆皇帝指示以翰林院现有存贮底本供士子就近检录，掌院不得勒阻留难。“如此广为传播，茹古者得睹生平未见，互为抄录，传之日久，使石渠、天禄之藏，无不家弦户诵，益昭右文稽古、嘉愿士林盛事，不亦善乎[5]！”

此谕一颁，士子无不欢欣鼓舞。

这个时候，纪晓岚正在为味腴书屋和摛藻堂存的两部《荟要》的复勘工作，忙得昏天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