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的文化专制在乾隆二十年（1755）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接连发生了几桩文字狱案，让庶常馆里的庶吉士们触目惊心。

当年二月，乾隆皇帝亲自制造了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胡中藻为鄂尔泰门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曾外放广西学政。二月二十一日，广西巡抚卫哲治奉上谕，将胡中藻提督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查缴，差安人送京。胡中藻之诗集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乾隆皇帝说：“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皇帝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

乾隆皇帝决定以胡中藻案为突破口，打击鄂尔泰、张廷玉两派越演越烈的党争。

在办理《坚磨生诗钞》案的过程中，发现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与胡中藻往来亲密，叙门谊，论杯酒，命逮京按治。后刘统勋又从鄂昌署中搜得其诗稿、信札，中有狂悖语。其中《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且闻其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则云“奈何！奈何”。时廷议依大违律论胡中藻凌迟，诏议斩后弃市，算是“从宽”，鄂昌即以比附标榜问罪，复以其诗中语系怨望，实为忘本自诋，赐令自尽。因其书札内有史贻直为子史奕昂请托补甘肃之缺一书，因此史贻直也受到“以原品休致”的处分，并通晓知之。乾隆皇帝谕令：嗣后，八旗满州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来往者，一经发现，决不宽贷。

这起文字狱案，实际上是给全国各地官员做了示范性的指导。

在乾隆皇帝的带动下，各地官员望风希旨，将皇上在制造胡中藻一案时使用的强拉硬扯、穿凿附会、深文周纳等方法照搬不误，一时之间，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字狱案大量出现，把全国各地的文字狱推向了**。

接下来，五月，是疯汉刘裕后《大江滂》献书案，九月，是程馨《秋水诗抄》案，入冬，又有朱思藻的《吊时》案。

这年五月，山西学政蒋元益赴保德考试生童，太原府兴县疯汉刘裕后，冒其堂弟监生刘立后之名，献所撰《大江滂》。刘裕后本为游医，其父放筏落水死，裕后日夜哭泣，感成疯迷，悼其父而成《大江滂》十六本，因取父亲身沉大江，涕泗滂沱之意。蒋元益检书中悖逆尤甚者一百二十六条，具折上奏：“查该犯虽因父死非命，悲伤成疾，妄作狂悖不经之书，自行呈献供非出自有心，但书内或自比圣贤仙佛，或称颂伊之父祖僭拟帝王，甚至有讥刺朝廷之语，悖逆猖狂不法已极，实难容于光天化日之下，未便因其素有疯疾稍为宽纵[9]。”奏请乾隆皇帝批准后，将疯汉刘裕后判以杖刑，押赴市曹，活活打死。

朱思藻《吊时》案，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字狱案。朱思藻，江苏常熟人，“读书未成，粗知文义”。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常熟一带被风灾，庄稼歉收，米价昂贵，饥民流离，怨声四起。县民朱思藻，摘取《四书》中指斥暴君污吏之语连缀成文，题为《吊时》，中有“暴君污吏，长君逢君”“有王者起，犹解倒悬”等语，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请，将其即行正法。

特别是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发生后，内外臣工震惊之余，感受各异。乾隆皇帝也急于想知道此案在士大夫中产生的影响，便让即将离京赴任的浙江按察使富勒浑，留心体察在籍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对此是否有怨言。

梁诗正曾在兵部任过职，富勒浑是他的下属，于是就借这层关系去刺探。没想到梁诗正机警得很，一本正经地向富勒浑表示胡中藻罪有应得，并借机谈了自己仕宦多年的体会：“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时留心，免招后患！”

富勒浑没套出口风，不甘心，不久又借机到了梁家，引出胡中藻的话题，梁诗正则大谈为官之道：“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乾隆皇帝估计梁诗正对胡中藻一案必多怨言，得到富勒浑的密报，很是满意。富勒浑还想再三勘察，乾隆皇帝在他的复奏折子上批曰：“梁诗正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探求？”过了两年，又起用梁诗正当了工部尚书。就是因为梁诗正“知惧”，被文字狱吓怕了，彻底地驯服了。

梁诗正的经验正是当时大多数臣工所谨慎奉行的。

而在学术界，学者们惧一身之祸，在如何做学问和如何做人如何居官两个方面开始了显著的变化。潜心于古籍的考订和辨证，一起沿着避免接触现实的路子走下去，吴派代表学者惠栋举起了“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必好”，强调要恢复到汉以前的学术生态，潜心经籍，注重考证功夫，反对宋明以来学者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的学风。

纪晓岚的治学，即开始于乾嘉考证之风初起之时。

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张为主客图》的编帙。《主客图》，系唐人张为所撰。所谓“主”者，白居易、孟云卿、李益、鲍溶、孟郊、武元衡，皆有标目。所谓“客”者，即升堂入室及门之殊。早期宋人诗派之说，实本于此。《主客图》分“广大教化主”（客：上入室一人，入室三人，升堂三人，及门一人）、“高古奥逸主”（客：上入室一人，入室六人，升堂六人，及门二人）、“清奇雅正主”（客：上入室一人，入室十人，升堂七人，及门八人）、“清奇僻苦主”（客：上入室二人，及门二人）、“博鲜宏拔主”（客：上入室一人，入室二人）、“攘奇美丽主”（上入室一人，入室三人，升堂四人，及门五人）共十种。

纪晓岚序略云：“张为《主客图》一卷，世无刊本，殆佚久矣。其文时散见《唐诗纪事》中。长夏养疴，即原序所列八十四人，一一钩稽排纂之，可考者犹七十有二。张氏之书，几还旧观矣[10]。”

《张为主客图》编定后，首先在朋友中传阅，得到了朋友们的赞赏。王鸣盛当时亦寓虎坊桥给孤寺，与纪晓岚只有一墙之隔，自然先睹为快。遂赋诗赞曰：

孝穆新编得少瑜，飞卿酬唱有唐夫。

卜邻喜占东西屋，把袂看传主客图。

隔牗茶烟分细缕，过墙树影借纷敷。

晚来淡梦同听处，钟梵声声自给孤。

（王鸣盛《西沚居士集》卷十六）

纪晓岚早期考据之著，多有散佚，《审定风雅遗音》和《张为主客图》，可视其治学之初步成就。

二十年（1755）三月，准噶尔各部先后来降，行献俘告庙之礼，纪晓岚献《平定准噶尔赋》。此赋洋洋数千言，辞采瑰丽，气势恢宏，庶吉士纪晓岚的才情，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