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文化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以什么样的文化精神作为预防文化的内核，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说，预防文化建设，首先应以道德文化建设为先导。道德文化也是个大系统，包括社会道德、政治道德、职业道德、人伦道德等。孔子把各种德目起了一个总名称叫做“仁”。孔子所讲的“仁”，即是道德规范，又是区别善恶的标准。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都要用“仁”这把尺子来衡量。他举例说：发财：做官，是众人都希望得到的，如果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取得它，君子不为。贫穷和卑贱又是众人所厌恶的，但是如果不用正当的手段去掉它，君子也是不为的。因此，君子时时刻刻要用“仁”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一顿饭的时间也不能丢掉它。在忙碌时，在颠沛流离时，都要让自己保持着高尚的德性，与“仁”同在。

“仁”做为一个总的道德规范，一般人是不是很难做到呢？孔子认为，并非如此。关键有两点，一是要有决心，二是要善于学习。

中国的传统道德是排斥了两种倾向的，一种是认为道德高不可攀，很难达到。另一种是：不见得要经过学习和个人修养，才能达到道德的境界。这两种倾向是必须摈弃的。

如此，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提到首要位置上来了。

孔子本身很注重自身修养，重视“内省”，就是自己自觉地监督自己。他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自己的行为都符合道德规范，自我反省，问心无愧，就会心安理得，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还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內自省也”，（《论语。里仁》）见别人好的道德品质，就要虚心学习，向他看齐；见别人不好的品德表现，就要联系自己，反省对照，引以为戒鉴。

孔子认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的过错，好比日蚀和月蚀，他有过错，人人都看得见；他改正了，人人都仰望他尊敬他。他还提出，人不怕犯错误，就怕有错误而不去改正。“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他的学生曾参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什么意思呢？我每天三次反省我自己，反省什么呢？替人家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与朋友交往是不是不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习是不是认真复习了。

孟子是以孔子学说的正统传人自居的，对如何进行道德修养，他也有更加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

孟子认为：讲道德，重仁义，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关系到天下国家。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偻上》）道德修养首先要从“我”做起，最后对天下、国家产生影响。这就是后来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的源头。

孟子继承了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予我如浮云”的人生精神，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他坚持一个人生的基本原则：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哪怕是一丁点也不能给予别人；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哪怕是一丁点也不能向别人索取。

他所崇尚的，一种“尊德乐义，以义待利”的精神。这种豁达、健康的人生精神，对医治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的精神疾病，不啻为一剂猛药。

人一旦做了金钱和物欲的奴隶，就会丧失心灵的自主，也会丧失生命的真正自由。因此，人应不断修养自己的德性和品行，只有在法律、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尊德乐义，以义待利，才不至于被物所“物”，才不至于迷失自我。

其次，孟子倡导扩充价值的自觉，提出“四端”之说：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人没有恻隐之心、没有羞耻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就不能称作“人”。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恻隐之心，是“仁”的根源。羞恶之心，是“义”的根源。辞让之心，是“礼”的根源。是非之心，是“智”的根源。

“人之有此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人有这四个根源，好比他有手足。凡是有了“四端”的人，都知道怎样去发挥并且扩充它，如火之初燃，泉之始溢。如能使之扩充，则可以保四海，如不懂得扩充之道，则不能事自己的父母。因为“端”只是个起点，自觉心原含有各种德性，但要想让各种德性圆满展开，必须有自觉的努力。其德性形成的过程，就是由对价值意识的内在自觉，进而扩充本有之价值意识，以达到各种德性的完成的过程。

孟子在这里提出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自觉，是价值的自觉。这种价值自觉，通过各种形式的表现，就形成了各种德性的根源。扩充这种自觉价值，人就完成了他自身的心性功夫。

再次，在道德修养中，孟子提出了“养气”的理论，这是中国古代道德伦理的重大创造。什么叫“养气”？养什么气？所谓“养气”是指人们经过学习、磨炼，培养一种基于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催人奋进，百折不挠。孟子称这种精神为“浩然之气”。

孟子是这么描述它的：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这种气最为伟大、最为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丝毫不加伤害，就会充满在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也，非义袭而取之也。”

这种气，必须同道义配合，缺少道义就失去了力量。这种气，是由道义的日积月累而形成，不是偶然的正义行动所取得的。

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人生的价值观问题，他认为人的价值在于是否有“浩然之气”。有了它，为高尚的理想奋斗，就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否则就成为庸人。这也是儒家人文化成精神的主要特征之所在。

孟子认为，人不仅有物质的一面，更有精神的一面，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在他看来，这种“浩然之气”是可以培养的，而不是先天形成的，养浩然之气要经历长期的、痛苦的磨炼。

由此，孟子提出了“大丈夫”的概念。怎样的人才算是“大丈夫”？孟子制定的标准是：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一个人身处温柔富贵之乡，不能丧失志向；身处贫贱困苦之地，不能改变其人格；身处强暴威胁时，不能丢掉气节。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这样的“大丈夫”，“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在天下有道时就以“有道”来完善自己，天下“无道”时就会要为了“有道”而舍生取义、杀生成仁。

孟子这种崇义尚道的人生精神，后来发展成为泱泱中华的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与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浩浩历史上的无数慷慨悲歌。

儒家的人生哲学，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用世精神，对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的心理塑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十分推重，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讲演中说：

“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因为他们近来的物质文明很发达，所以关于人生日用衣食住行种种设备，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关于海陆军的种种武器毒药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这些新设备和新武器，都是由于科学昌明而来的。……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中国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孙中山讲的“政治哲学”指的是什么呢？

他自己解释说：“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为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孙中山是把这段话完全赋予了新意的。他说革命者的“正心”和“修身”都是指“心理建设”，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思想建设”。他认为“人心就是立国之大根本”，“仁爱”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这种价值取向，就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发展。

儒家的修身观，对于我们今天的“预防文化”建设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首先，“预防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是道德文化和法制文化这两个层面，而契合两者的內在本质要求是修身。修身是完善人格的“养成教育”。修身作为一种主体的道德追求，不是随心所欲的事，而是主体的自觉、自需与自律。也就是说道德修养是不靠外力的。只有把道德规范变成受教育者的内在需要时，才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有人也许会认为，传统的修身教育虽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更应该看到，这是先贤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思想遗产。剔除其时代性的糟粕，仍然会有许多优秀的内容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特别是对当代领导干部的人格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次，预防文化建设必须突出、强化其激浊扬清的功能。预防文化的重要性，突出体现在它与消极文化、腐败文化的直接对抗的使命性、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此消必长的斗争形势中所发挥的“盾牌”作用上。受传统文化中“官本位”、“千里做官，为了吃穿”等文化糟粕的影响，同时，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求利、交换等文化理念，也会滋长消极和腐败文化。而修身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在复杂的社会人生中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侵蚀，培养健全的心理人格，增强心灵上的归属感，从而坚定正确的人生信仰目标。

再次，预防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需要以干部队伍为主体，同时不能脱离大众的参与和支持。修身虽然表现为个体的行为，但任何个人都不是一个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存在，个人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广泛而巨大的，会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学习效法，这样就会使更多的人的心灵得以净化，对改善社会不良风气起到重要作用。修身不仅仅有道德上的作用，还可以凝聚众心，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如果从政的人能有很高的德行，那么他就会像北斗星那样，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所以，我们从事预防文化建设，就一定要在文化上找准突破点和着力点。这个突破点，就是道德文化建设这个大前提。这个着力点，就是修身教育。

现在领导干部的学习，或者办读书班，一般是以学文件为主，很少有专门讲传统修身文化的，这一课一定要补，哪怕是“恶补”也要补。应该增设专门的修身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