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五十一岁时出来做官了。

文人出仕，孔子是第一人。更有意思的是，用类似现代“跑官”的方式进入仕途的文人，孔子也是第一个！

对当官，孔子一直是很向往的。不但向往，而且很热衷，而且很舍得下功夫。

他年轻时一直没有机会出仕，在他三十五岁那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和郈伯因为在斗鸡中产生了矛盾，致使鲁国发生大乱，连鲁昭公自己都跑到齐国去了。孔子呢？也就离开鲁国去了齐国。孔子到齐国后也不得志，甚至跟齐国大夫关系也处得很不好，于是两年后他又回到鲁国。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齐国时，曾为“高阳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高阳子是个名声很坏的贵族，但是孔子为了能够接近齐景公，能达到出仕的目的，既使给一个名声很坏的人做家臣也在所不惜。

在这以后又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鲁国季氏家臣公山不狃盘踞费邑，起兵反叛季氏，想让孔子去那里做官。孔子很想去，他的学生子路不干了。子路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公山不狃这个人是鲁国的第二号大坏蛋，头号大坏蛋当然要算阳货。子路说什么呢？他说：“老师您要实在没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要到公山氏那里去呢！”

孔子怎么说，他说：“请我去的人，难道没有什么意图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难道不可以在那个地方恢复文、武、周公的事业，从而挽回东周这种衰败的局势吗？”

孔子为什么明知公山不狃是第二号大坏蛋，是文、武、周公事业最坚决的颠复者，还要到那里去呢？难道孔子不知道他想依靠公山不狃这样的人恢复文王、武王、周公的事业是“与虎谋皮”吗？难道他为了当官连最其码的原则也不要了吗？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也好，公卿也好，陪臣也好，没一个正经东西，差不多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孔子是想有一个政治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报负，他做谁的官都一样。孔子没法跟子路讲这些的，但他还是听从了子路的意见。

还有一件发生在孔子流亡途中的事，晋国的佛肸在中牟那个地方（现在的河北邯郸与邢台之间）搞叛乱，抗拒赵筒子，让孔子去那里做官，孔子仍然准备去，还是这个直性子的子路出来反对，阻止他说：“老师我记得您从前说过，‘君子决不与做坏事的人同流合污，’如今佛肸盘踞中牟谋反，您却要去，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孔子怎么回答？他说：没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你应该知道，最坚硬的东西是不容易被磨薄的，最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难道我这个人是个葫芦，只挂在那里给人看吗？

孔子是很想当官的。他的从政情结特别强烈。后世的知识分子一个劲地往这条小道上挤，不知与他老人家带了头是不是有关系。但是命运似乎一直在跟他闹别扭，尽管他从年轻时就为此而不懈奋斗，储备知识，精湛“六艺”，磨砺精神，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总是碰不上合适的机会。

那个时候季氏操盘鲁国国政，但是季氏又受制于他的家臣阳货。阳货这个人是有野心的，他要背叛季氏，自己跳到政治前台上来，所以就想拉拢孔子。

我们看一看《论语。阳货》篇，阳货与孔子的会见是很富戏剧性的。阳货希望孔子去拜会他，孔子不去，他就送了一只烤乳猪给孔子。这下孔子为难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不管怎么说，总要上门谢谢人家才是啊。可是孔子又实在不愿意见这个讨厌的家伙，怎么办呢？孔子就想了一个办法，专门瞅准了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他。没想到两个人在半路上碰见了，这就叫“冤家路窄。”阳货对孔子说：哈哈，老兄，别躲我了，我有话对你说呢！孔子没办法，只好走过去。阳货说：一个人自己具备才干却让国家陷入困境，这可以称做行仁德吗？我会说不可以。喜欢从政做官却屡次错过时机，这可以称做明智吗？我会说不可以。光阴似箭，时间不等人呀。

孔子说：好吧，我会出去做官的。

阳货想让孔子给他撑门面，虽然孔子非常想当官，但他不愿意当阳货的官。

在这之后，孔子与他的弟子子贡有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子贡问孔子：“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老人家说是把它藏在箱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人把它卖掉？”

孔子怎么说，他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卖掉它吧！卖掉它吧！我也是正等待识货们买主呀！

孔子想出仕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不久，果然这一回机会真的来了。

阳货反叛季氏在鲁国引发了一场内乱，内乱平息之后，鲁国特别需要一个能够维持局面的人，鲁定公和季桓子，同时想到了孔子。于是，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孔子之被任用，完全是因为他日益高涨的社会影响。中都宰这个官职，相当于县长。

中都宰这个职务，孔子干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升迁了，第二年，他52岁时，被任命为小司空，管理建筑。又没过多久，由司空再升为大司寇，管理司法。再后来孔子还当过三个月的代理宰相，位列大夫。

孔子怎么当官，史料记载不多，《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当了县长不过一年，已成为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中都县周边地区都学习他的做法。他树立了什么榜样呢？《孔子家语》记载了他实行的几条政令，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按照年龄长幼分配食物，按照身体强弱分配劳动项目，男女分路行走，器物不搞华美的雕饰，实行丧葬改革等等。除此之外，孔子肯定还做了能成为周边地区样板的许多事情。鲁定公接见过他，并且问他：“学子之法，以治鲁国，何如？”学习你治理中都的办法，来治理鲁国，可不可以呢？孔子充满自信地回答：“虽天下可以乎，何但鲁国而己哉！”用我的办法，治理天下都是行得通的，何况只是一个鲁国呢！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参与国政三个月的政绩：“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做的第一件事，是治理市场，平抑物价，使贩卖猪、羊的商人不敢哄抬物价。第二件事，是男女分路行走，率先施行男女有别的政策。第三件事，治理社会治安环境，以至于东西掉在路上都没人拣拾。第四件事，是加强政府的廉政、高效建设，四面八方的旅客来到鲁国的城邑，要办什么事不必向有关部门求情送礼，有关政府部门必须对他们给予热情接待，不得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确保服务质量的“零投诉”，直到客人满意归去。

我们说，孔子实在了不得，这些事现在做起来都难啊。可是他做到了。

《孔子家语》中记载了一个孔子办案的故事：孔子当大司寇时，有一天来了一对打官司的父子，父亲控告儿子不孝，儿子又诉父亲不慈。孔子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呢？他不判谁对谁错，而是命令把这爷俩全关起来，关在一间牢房里。关起来之后，孔子似乎把这件事忘了，一天不问，两天不问，就是不审理他们。下属办案人员说：这事怎么处置啊？总得先审一审，看看原告被告谁对谁错，拿个处理意见。孔子笑笑说：“不用管他们。”就这样一直关了三个月。最后老人提出撤诉，不告儿子了。儿子呢？也表示以后会善待父亲。父子俩尽释前嫌，和和睦睦回家了。从此以后父慈子孝，连口角也没发生过。

当政者季桓子对这件事提出批评，他以为孔子这么做是背离了以孝治民的道路。明明是那个做儿子的不孝顺父亲，父亲告他儿子是正当的。可你却不分是非曲直，把两个人全关了，让人家自己解决。以后有不孝之子，当老子的就只有忍气吞声了？孔子说：“上失之，下杀之，岂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颂，杀不辜也。”意思很明白，为政的人首先要做好表率，不教而诛是万万不可以的，更不能滥用刑罚。孔子还有一个观点：这对父子讼于公堂，不只是他们中谁的错，而是我们这些当官的没有把他们教育好。搞法律的，不要动不动就是处罚，像这父子二人，让他们两个好好反思，用情理来化解矛盾，不也很好吗？其中的效果，是使用刑罚得不到的。

我们说孔子这个理念很超前，早在两千多年前，他就想到了用情感因素去解决法律问题，这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我们试想一想，如果他当时把那个不孝的儿子打一顿板子再关上几个月的班房，他表面上伏了，但会积郁更大的怨恨，这矛盾看起来化解了，实际上却隐伏着更大的矛盾。而采取自我反思的方式化解，效果就不一样了。当然这是指民事个案而言。

如果您认为孔子当官只能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错特错了。孔子为政的才能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值得一提的“大手笔，”就有“夹谷会盟”和“堕三都”事件。

我们先简单说说“夹谷会盟”。

鲁定公十年（前500）夏，鲁国与齐国两国首脑约定在夹谷会盟，签立和平条约。夹谷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现在的山东莱芜南部。这次会盟的政治背景，与孔子有关。齐国大夫黎弥说齐景公：鲁国重用孔子，那么形势的发展会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必定会给齐国带来更大的威胁。于是齐景公派使臣约会鲁定公，在夹谷相会洽谈缔结盟约。

鲁定公本来没有一点戒备心理，孔子向他建议说：办理文事一定要有武备，办理武事一定要有文备。古代诸侯出国，一定配备文武官员随行，您不妨安排左右司马同去。鲁定公采纳了他的建议。

果然不出孔子所料，这一次会盟一开始就险象丛生。两国首脑相见的程序刚过，齐国的四方舞乐队伍就就以旌旗为先导，头戴羽冠，全副武装蜂涌登场，试图武力劫持鲁定公。鲁定公一时手足无措。这个时候，被齐国大夫黎弥认为“知礼而无勇”的孔子突然站起来，从容不迫地走到盟坛上，大义凛然地对鲁景公说：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两国首脑在这里会盟，为什么让这些夷狄的舞乐来出丑，你齐君还怎么号令诸侯？齐景公自知失礼，挥手斥退了舞乐。

紧接着，又演奏宫中之乐，齐国一些戏谑艺人和一群小矮人边舞边唱上了台。孔子又说：百姓迷惑戏弄诸侯，论罪当斩！请命令有司去执行。这些人于是全被腰斩。

盟约快要缔结时，齐国提出：齐国将来如果出兵作战，鲁国必须出动三百辆兵车助战，否则就是破坏盟约。这是一个“霸王条款”。如果鲁国承认了这个条款，就等于是把自己降格为齐国的属国。孔子随机应变，马上提出：如果齐国不把前一年阳货奔齐时侵占的鲁国汶阳地区的郓、灌、龟阴三地归还鲁国，而要求鲁国出兵车，也是破坏盟约。

于是这一条也写在了两国的盟约上。会盟之后，齐国如约归还了他们占据的鲁国汶阳地区郓、讙、龟阴的土地。

夹谷之会真是孔子的大手笔。面对国力、兵力皆大大强于鲁国的齐国，孔子不畏强霸、大义凛然，他所表现的政治家的气度、外交家的风度，让我们今天看来也不由为之鼓掌喝彩。

再说孔子的另一个大手笔“堕三都。”

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三都。”我先讲讲当时鲁国的政治格局。鲁国的政权，是由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分享的，其中孟孙氏为司空，叔孙氏为司马，季孙氏为司徒。这三个人就是鲁国三卿，也被称为“三桓。”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鲁国国政实际上把持在他手里。“三桓”在各自割据领地内的城堡，被称为“三都。”即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孟孙氏的成邑。这三座城堡，是他们搞分裂、闹独立的大本营。到了孔子仕鲁的时候，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本来“三桓”向鲁国国君要筹码闹独立的据点，反而变成了“三桓”的家臣向“三桓”闹独立的据点。当时“三桓”全部住在国都曲阜，这三大城堡是由他们各自的家臣盘踞着。他们拥兵自重，对“三桓”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形成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我们知道此时的孔子，正怀着平治天下的抱负，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加强鲁国公室，削弱“三桓”特别是季孙氏的权力扩张，剥夺“三桓”家臣膨胀的私欲。最终达到尊天子、服诸侯，以仁德统一天下的大目标。

孔子“堕三都”的计划是这样的：“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不允许“三都”有自己的军队，城市面积要按规矩缩小。这个计划，一开始鲁定公和“三桓”都是支特的。

这个计划的实施却遭到了抵制，拆除叔孙氏郈邑的城堡还算顺利，但拆除季孙氏费邑城堡时就遭到了邑宰公山不狃的强烈抵抗。公山不狃突袭曲阜，吓得鲁定公和孟孙氏、叔孙氏都藏在季孙氏家里。这个危急关头，孔子挺身而出，组织将领率兵反击，大败公山不狃，公山不狃出逃齐国，费邑城堡被拆除。

但是，最后一座城堡：孟孙氏的成邑（在今山东宁阳东北）却成为孔子的“滑铁卢。”

成邑邑宰叫公敛处父，他对孟懿子说：你是孔子的学生，况且堕三都的计划你是投过赞成票的，不能出尔反尔。现在你也知道堕三都对你是多么不利了，那么，你就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由我来抗住它。所以由于公敛处父的抵抗，从夏到冬几个月成邑毫发未损。鲁定公御驾亲征，但季孙氏、叔孙氏都持观望态度，不予任何支持。孔子这才醒悟，“三桓”已经把他当成他们的对立面了。随着鲁定公出兵失利，孔子的“堕三都”计划宣告流产。这对孔子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孔子伤心透了。

更让他伤心的还在后面。

齐国国君用大夫黎弥之计，送了80名年轻的美女和披挂彩衣的30匹文马给鲁君，齐国的美女、文马到了鲁国国都曲阜城外，不敢贸然进城，先是派人去谒见季桓子。季桓子穿着便服三番五次去偷看，决定接受下来。就请鲁君外出巡游，借此去城外观赏美女文马。然后照单全收。收下之后鲁定公耽于声色，把政事全懈怠了，而且疏远了孔子。季桓子也是“三日不听政，”连祭天这样的国家大事也不参加了。郊祭结束，又没有把祭肉分给孔子。这个时候的鲁君和季桓子，巴不得孔子早一天离开，好让他们心安理得地享用美女和名马，所以用不分祭肉的方式故意羞辱孔子。

子路对老师说：咱们还是离开鲁国吧。

这一回，他听从了子路的劝告，怀着一腔悲愤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的生涯。

这一年，孔子已经55岁了。

孔子曾对他的学生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清明时，做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还去做官领俸禄，这是莫大的耻辱！

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八、理想主义者孔子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很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者。

14年的颠沛流离，孔子经历了许多磨难。

不幸的是，各国的诸侯都不愿意用他，不是因为孔子没有才华，相反，他的才华已经到了让他们害怕的地步。他让鲁国的政治、经济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夹谷会盟的胜利让他在鲁国和周边地区有了很高的声望，“堕三都”虽然功亏一篑，但这个事件本身带给各诸侯国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按常理来说，他在哪一个国家谋一个位置都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他有敏感的政治意识，批评诸侯无不切中弊病，而且不留情面，谁愿意把这样一个人放在身边呢？他开头去卫国，受到卫灵公短暂的礼遇，仿照鲁国的俸禄标准，给他六万小斗谷子，但没多久就被猜忌，被诽谤，孔子只好选择离开。

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外乎“求仕、”“行道、”“教学。”但孔子自己知道，要实现这三个目标，实在是难于上青天。首先，“求仕”之道从他流亡的第一站起就已成为畏途。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说孔子为了寻求出仕之路，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曾游说过七十多个国君，但没有一个国君愿意任用他。孔子游说七十余个国君当是夸张，在14年的流亡生涯中，他到过的国家有卫、陈、曹、宋、郑、蔡等六个，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分布在现在的山东、河南两省，其中在卫、陈两国呆得时间最长，仅在卫国，先后就有十年时间，但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在匡地被当地人围困过五天，在蒲地被人扣押，在宋国又差点让司马恒魋杀了，在陈蔡之间又被围困在野外，绝粮七日，差点饿死。真是历尽劫难。

矢志不改的，是他道德理想。

在他离开宋国前往郑国时，和他的学生们走散，独自一人站在郭城东门外等他的学生，有个郑国人对寻找老师的子贡说：“东门外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三寸，看他上半身有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却如同丧家之犬。”子贡把这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他说得没错！

在被匡人围困时，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说：周文王死后，周代的文化礼乐不还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要灭绝这种文化，那我死后，人们再也不会掌握这种文化了；如果上天不灭绝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同样，在宋国时他带领学生们在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恒魋把树砍了，扬言杀他，孔子又说：上天已经赋予了我传播道德的使命，一个恒魋又能把我怎么样？

在被围困在陈蔡之间，绝粮七日，不少弟子饿昏的情状下，他却照样给弟子讲学、诵诗、弹琴、唱歌，鼓舞他的学生们坚定信念。直性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孔子怎么回答？他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走投无路时，会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原则，換了小人，肯定要胡作非为了。

孔子在这里给“君子”和“小人”划了一道分水岭：君子处于困境也不失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的理想人格。而小人在穷困时却是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这就是孔子，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论语。宪问》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留居卫国时，有一天正在击磬，有个人担着草筐从门前经过，说：“这磬声里有击磬人的心声，含着深意啊。”停了一下，又说：“声音硁硁的，太执著了！没有人了解自己，放弃就算了，所谓：水深的话，穿着衣裳走过去；水浅的话，撩起衣裳蹚过去。”孔子说：“有这种坚决弃世之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孔子在信念问题上是从不讲究“变通”的。

我们再看《论语。微子》中的一则故事。孔子和他的学生在流浪途中要过一条河，不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正好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两个农夫在耕田，就让子路去问津，问问哪里有渡口可以过河。原来这两个耕田的农夫，却不是一般的农夫，而是两个“高人，”也就是避世的隐士。一个叫长沮，一个叫桀溺。子路先问长沮，长沮反问他：你替他赶车的那老头儿是谁？子路说：那是我的老师，天下闻名的孔丘啊！长沮哂笑说：“既然是孔丘，他理所当然应该知道路该怎么走，还用得着去问别人吗？”这句话有弦外之音：你孔先生周游列国，到处布道，给人指点迷津，你自己还不知自己的路应该走哪一条？这个世界已经烂透了，没救了，你想拯救世界？此路不通呀！

子路又问桀溺，桀溺反问子路是谁？子路以名字相告，桀溺又问他是不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不告诉他渡口在什么地方，却答非所问地说：“如今世风日下，礼崩乐坏，这就像大水泛滥似的成为时代的潮流，谁也不能遏止它、改变它。与其追随逃避坏人的人，你何不跟着逃避社会的人呢？”说完继续埋头干自己的农活，不再理睬子路了。子路把问路的情况向孔子一说，孔子脸色沉了下来，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人各有志，各自走各自的路，如果天下有道，那么我孔子也用不着东奔西走，反倒可以回家去种地了。

孔子何尝不知这个世界是他所没有能力改变的，但他又清楚，如果谁也不去管，这个世界可就真的没希望了。

孔子知道他自己走上了一条什么路。他也知道他自己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他所做的事情，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他既然上路了，就不能放下自己的行囊。

这就是孔子。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结束了他十四年的流浪生活，回到鲁国，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

回国以后，尽管他被国人尊为“国老”，鲁哀公、季康子且每以政事相询，但孔子铁下一颗心，不再去做官了。

孔子晚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继续教学生，二是研究整理古文献。经他之手整理的古文献有《诗》、《书》、《礼》、《乐》、《易》等，他对《易》用力最勤，手不释卷，以致于把串联竹简的绳子磨断了三次，后人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就是这么来的。另外，孔子还据鲁国的国事，编成了《春秋》一书。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享年73岁。

晚年，孔子遭受的最多打击，就是他心仪的弟子一个个相继离开人世。

比他小三十岁的颜回死了，死于贫、病；

他最忠实的弟子子路死了，死于卫国的内乱；

他欣赏的弟子冉伯牛也死了，死于瘟疫。冉伯牛病重时，他的家里人怕传染，不敢去看他，但是孔子去了，冉伯牛却紧紧闩着门，不让老师进去。孔子一遍遍敲门，敲不开，就从窗外把手伸进去。冉伯牛哭着把老师这只手握住了。孔子也哭了，只是说：这都是命运啊，这么好的人怎么就得了这样的病呢？这么好的人怎么就得了这样的病呢？

死去的还有他的弟子闵子骞、仲弓……还有一件让他伤心的事，鲁国贵族们打猎时捕获了一头麒麟。当时谁也不认得这头怪兽，就把它送给管理山林的人了。孔子见了，立刻掩面大哭。他的学生见他哭得这么伤心，问他，孔子说：这是麒麟啊！它是含仁怀义的祥瑞之兽，只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有仁爱君王出现时它才出现，可现在正是恶人当道的乱世啊，它出来了，真是生不逢时啊。所以它会受到伤害，我就是因此而悲伤啊。最后，孔子长吁一声：“吾道穷矣”！我一生所奉行的道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孔子哭麟，实际上是在哭他自己啊。

孔子怀着一腔悲愤和无尽的惆怅离开人世。

司马迁给他的评价是“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孔子就像一座巍巍大山，让人敬仰，他一生的学问人品，像大道为人们所遵循。一般的人虽然没有可能达到他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心灵是永远向往着他的。

这是对孔子一生最权威的定评了。

九、孔子在人间司马迁对孔子的定评是不过份的。

孔子自己也万万不会想到，他东碰西撞地活了一世，却被世世代代千世百世的人们记在心里。

从他还活着时被自己的学生尊为圣贤，他的头上就已经有了太多的光圈。

这不是孔子自愿的事，他活着时对说自己是圣人非常反感。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圣人。

孔子成为圣人，是因为有人需要他成为圣人。

千百年来，我们心目中的孔子早已失却了他老人家的“本来面目。”

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不是原本的孔子；

那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孔子不是原本的孔子；

那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孔子不是原本的孔子；

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孔子不是原本的孔子……那是董仲舒和朱熹们“制造”的孔子。

真正的孔子在哪里？就在历史的紫陌红尘里，就在我们这个烟薰火燎的人世间。

今天，我们研究孔子的学术，重温孔子的思想，首先，应该让那个真性情的孔子回到人间。

以上我所讲的，是孔子学说和思想对世道人心的贡献，还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孔子的人生智慧。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日常的孔子。

前些年我在一家高等院校讲孔子，学生递了一个条子给我，说老师你说孔子这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他轻视女人，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是应该批判的吧？

我认为，对孔子的女性观的认识，首先要从“礼”上做一番考察。

坚持“孔子轻视女性”观点的朋友有很充分的理由，光是从《论语》里摘出几条言论就能成为很好的论据了，而且，孔子说他“有教无类，”实际上是“有类”的，他的学生不论穷富只有一类人，那就是男人，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女人。

孔子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无沦从思想观念还是社会风俗都不一样，首先从周朝的礼制上就规定了男女之间的“大防。”我们看《尚书大传》，那里面记录了孔子关于男女从不同风俗的角度看待男女关系的话。孔子说：“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胜，出无礼也。”吴越这个地方的风俗，男的女的在一条河里洗澡，虽然刑罚对于这一点是很重的，但还是不能制止这种行为，因为他们不懂得“礼。”接下来他又说：“中国之教，内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架，不同巾栉，其刑重而胜，由有礼也。”什么意思呢？中原这个地方，很重风俗的教化，男女有别，内外有分。男人女人不在同一个衣架上晾衣服，或者更进一步说男人女人的衣服不晾在一个衣架上，男人女人不共用一条毛巾，一把梳子，那里的刑罚与吴越地区是一样的，但是却可以制止犯罪，原因在于他们遵循“礼”的制约。男女没有分别，重刑也不起作用的地区，是因为没有“礼”的制约，这里，孔子是把“礼”看得重于“法”的。所以他当了中都宰，就制订了一条“地方礼规：”（请注意是“礼规，”同时也是“法规”）那就是“男女别涂。”男人女人各走各的道，一条街上男人走这一边，女人走那一边。看起来怪怪的，有点滑稽，有点非夷所思，可那时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朋友递条子给我，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可以为师的“三人”中包括女人吗？我说孔子没说女人不可以为师呀，但那时男女走路是分开的，“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这同行的人中肯定不是女人了。但是没关系，如果孔子认为这个女人很优秀，就肯定会赞美她并向她学习。

但是，孔子所赞美的女人，往往是与“知礼”有关的。在《礼记。檀弓下》篇，孔子赞美一个名叫敬姜的女人，她是鲁国大夫穆伯的夫人。赞美她什么呢？她的丈夫穆伯死了，她只在白天哭，出殡的时候，她躲在帐子里面哭。而她的儿子死了，她白天黑夜都哭。孔子赞美她说“知礼矣！”这个女人懂得礼节啊。这里“礼”和“节”是这样构成组合的，即用“礼”来“节”制自己的情感。

我们再看一个记录在《孔子家语。好生》篇中的故事：鲁国有一个男子，独自住在一所房子里。（这个男人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后世的人称他“鲁男子”）他有一位邻居，是个寡妇。有一天半夜，下起了暴雨，寡妇家的房子冲毁了，于是就到鲁男子家来打门，要求到他家借住。鲁男子却拒绝了，没有给她开门。寡妇在门外说：你这人怎么没有一点仁爱之心？不肯帮助我呢？鲁男子说：我听说男人和女人不到六十岁是不可以同住的，我们都还年轻，所以我不敢接纳你。女人说：你干吗不学学人家柳下惠呢？人家怀里抱着没赶上出城的女子，可是没有一个人说他心术不正啊。鲁男孒说：柳下惠做到的事情，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用我自己做不到的，学习柳下惠能做到的。

柳下惠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当年他差不多就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有一个成语叫“坐怀不乱”就是讲他的事。柳下惠是春秋中叶鲁国大夫，他其实不姓柳，而是姓展，展开的展。名获，字子禽，因为他受封的那个地方叫柳下，他死后谥号叫惠，所以就叫他柳下惠了。还有人说他姓“柳下”，单名叫惠，就更大错特错了。他当鲁大夫是有贤名的，孔子很欣赏他，《论语》中多次写到他，称赞他贤能之人。却说有一天晚上柳下惠夜宿城门，偏巧有一个女人因为错过了出城的时间，也只好在城门洞里过夜。晚上天气很冷啊，柳下惠怕那个女子冻伤了，就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抱了整整一夜，一点没有越轨的行为。所以后来就成了“坐怀不乱”的榜样。

我们说鲁男子这个回答太有趣了。鲁男子的意思是：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成为柳下惠，比方说我就不行。一个年轻女人如果抱在我怀里我肯定做不到“坐怀不乱。”所以我只能用“礼”来克制自己，“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

孔子是赞美鲁男子的做法的，他说：“善哉！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袭其为，可为智者乎！”孔子赞扬鲁男子的“活学活用，”说从来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像鲁男子这么样懂得变通原则的人。他学到了柳下惠的精神，却用得是另外一种行为方式来达到“至善，”而不是死搬硬套照抄蓝本，可以算是智者了。

这位鲁男子拒绝接纳女人过夜，可能有两种想法，第一是感到自己没有柳下惠那样的道德定力，怕把持不住自己，第二是怕对方也不是柳下惠抱在怀里的那类女人，即使自己有定力，对方没定力也不成。成全了柳下惠“坐怀不乱”英名的那个女子，也是个“坐怀不乱”的人呀。所以孔子称赞鲁男子变通的智慧。

孔子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吃饭喝水、男女之情，都是人生存的大欲望，是人性中最根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怎么妥善处理好，就只有用“礼”去权衡约束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苛求孔子。

孔子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19岁时娶丌官氏，妻子为他生了一儿一女，但他们之间却没有留下任何情深义笃的记录。《礼记。檀弓上》上记载，孔子的夫人死后一年，儿子孔鲤还在哭祭，孔子听到哭声，问：谁在那里哭呀？他的学生说：是伯鱼（孔鲤的字）。孔子说：“嘻，其甚也。”他也太过份了吧。伯鱼听到父亲斥责他，就除掉丧服不哭了。

有一种说法是：孔子是与妻子离了婚的，那个时代叫休妻。这不是野史，而是有据可考的。我们还看《礼记。檀弓上》篇：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往昔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隆，道污则从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

我们看大屏幕上这段原文，我来解释一下。“子上”是指孔子的重孙子孔白，字上。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鲤的儿子孔伋，字子思。这段文字涉及了孔家四代人的婚姻问题。子上的母亲，也就是子思的妻子死了，但子上却没有为母亲穿孝服。原因是子上的母亲、子思的妻子是离了婚的。门生问子思：“从前您的父亲孔鲤，不也曾给离婚的母亲戴过孝吗？”子思说：“对呀。”门生又问：“您不让孔白戴孝，是为什么呢？”子思回答：“我的父亲从前没有失礼的地方。按照礼节，该隆重的就隆重，该简单的就简单，我怎么能做到呢？如果是我的妻子，那么她当然也就是孔白的母亲了，但如果她已经不再是我的妻子，就不应该是孔白的母亲了。”

这段文字透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孔子是离过婚（出妻）的。门生问孔子的孙子子思：“从前你的父亲孔鲤不是给离婚的母亲戴过孝吗？”子思承认说：是这样。孔鲤的母亲，是孔子的夫人。

孔子的孙子孔伋（子思）是离过婚的，所以不让自己的儿子孔白（子上）给他的母亲戴孝。因为妻子既然离了婚，就不再是自己的妻子，也就不再是儿子的母亲了。

从子思那时起就立了一条规矩，孔家是不为已经离了婚的母亲戴孝的。

孔子离过婚，这没什么不正常的，谁说名人、圣人、伟人的婚姻就一定要美满幸福呢？这是两码事。孔子为什么离婚？我们也不必深究。孔子自己制订过“出妻”的七种原由：

不孝敬父母；

没生育子女；

**邪僻；

心怀妒忌；

身有残疾；

拨弄是非；

偷盗财物。

但我们还是无从考察孔子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

孔子的儿子孔鲤也是离过婚的，他离婚的原因大概可以和以上条款中的某一条对上号，《阙里述闻》记：“伯鱼前妻无德……妻不可化，乃出之。后妻贤，生子伋。”

孔子自己和他的儿子、孙子三代婚姻都是失败的，这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儿子的婚姻是孔子主的，孙子的婚姻是儿子主的，其结果是一连串的失败，说明不论是谁，都会遇到理想与现实不合卯楔的矛盾。

孔子其实是一个很讲究生活品味的人，比如他对于饮食、服饰的讲究，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起来，那真是精致到了极点。

我们都知道孔子有一句名言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文革期间“批孔”，说他是“寄生虫，”他的上述理论，成为很醒目的靶子。

孔子对吃是很讲究的，他有“十不食”论也非常著名：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饐，读yi，指食物陈旧，餲，读ai，指食物腐败变质。粮食陈旧发霉，鱼肉腐败变质，当然是不能吃的。

色恶，不食。食物的颜色变了，意味着已经变质，这也是不能吃的。

臭恶，不食。食物变味，是万万吃不得的。

失饪，不食。食物在制做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火候不到或太过，不能吃。

不时，不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是应时的东西不吃，也就是不知那些反季节的东西。二是不该进食的时候不吃东西。

割不正，不食。肉切得不方正，不吃。孔子认为割不正是失礼的表现，所以不吃。

不得其酱，不食。孔子那时吃肉，没现在这么复杂的烹饪手段，煮熟了放点盐，而酱是主要的调味品。如果酱调理的不好，一来败坏胃口，二来也是失礼的表现，所以不能吃。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尽管肉很多，而且烹制也合口味，但是注意不多吃。食气是什么意思？“气”与“饩”是通假字，食饩，指的是主食。这一条的意思是吃肉不要超过主食的量。

沽酒市脯，不食。从街上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这是从卫生的角度谈的。当时的食品加工非常粗糙，不堪入口。

不撤姜食，不多食。吃完肉食以后，姜不撤下，但也不多吃。古人对吃姜是很讲究的，几乎每顿饭都有姜，作为一种调味品，也有祛寒湿解温毒的作用。但不宜多吃，要适可而止。

文革时批判孔子的“十不食”，说这是奴隶主腐化堕落的生活写照，今天看起来，“十不食”中除了极个别的是出于对“礼”的遵循，大部分体现了孔子的饮食科学观和养生思想。

现代人又把孔子抬举成一个“美食家”，这个观点我也不敢苟同。孔子的饮食观，只不过是反映了最基本的饮食科学常识，相反，他是个“无终食之间违仁”的人，哪怕是吃一顿饭，也不敢违背“仁”、违背“礼。”《吕氏春秋》中有个故事，证明了这一点。那个故事说：周文王喜欢吃昌蒲的根腌制的咸菜，孔子是很崇拜周文王的，处处拿周文王做自己的榜样。他听说周文王喜欢吃昌蒲根腌渍的咸菜，也强迫自己吃这东西。但是这种咸菜实在是不好吃，孔子一边吃一边皱着眉头，“缩頞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就这么皱着眉头坚持了三年，终于习惯了这种东西。在孔子心目中，难咽的昌蒲根咸菜因为周文王的嗜好而变成了一种“圣物”，他逼着自己用了三年的时间去接受它，是为了让自己去接近“仁。”

据说孔子也是个喜欢酒的人，而且还有海量，古谣曲有“先舜千钟，孔子百觚”之说。觚和钟一样，都是酒器。觚就是牛角大杯，容量很大，能饮“百觚”是夸张，但看出他酒量还是蛮大的。但是孔子喝酒很有节制，他爱酒而不为所困，善饮而不及乱，时刻保持着一种清醒。他从来没有放纵过，你翻遍能看到的史籍，都找不到孔子醉酒的记录。

孔子对穿衣也很讲究。我们打开《论语。乡党》篇，就等于打开了孔子的一架大衣橱。那里边各种颜色、各种款式、各种质地们朝服、祭服、常服、斋服甚至睡衣、亵服应有尽有。而且麑裘、狐裘、羔裘之类的高档服装也不少。齐国的国务总理晏婴就曾批评孔子“盛容饰。”晏子这个国务总理是以节俭出名的，他天天坐着破烂的牛车上下班，穿的衣服上打满了补丁，他对衣冠楚楚的孔子是看不上的。

孔子对服装的过份讲究，当然也是出于“礼。”他的学生颜渊问他怎么去治理一个国家，他讲到其中一点就是“服周之冠，”即戴周王朝款式的帽子。他向来都是从政治的高度来考虑服装问题的。一些国君碰到了服饰方面的难题，总是找他请教。

孔子在服装问题上也有“活用”的时候，比如他在家里穿的皮袍，就做成了一只袖子长一只袖子短的，“亵裘长，短右袂。”右边的袖子短半截，看起来不太协调，但实用、方便。这是他的灵活之处。

孔子这个人，从来不太掩饰自己的真性情，比如他和他的学生们有时也没大没小地争论，比如他也想发财，他自己就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如果可以求得财富，既使是让我去做拿鞭子干的活儿，我也去干。孔子时代，所谓“执鞭之士”是一种很低贱的职事，拿着鞭子给人家看门儿。孔子认为人想发财是正常的欲望，这叫“可欲。”孔子不掩饰自己这方面的追求。但是他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上）不义之财对我来说就是天上的浮云，从来不会让我动心的。

孔子爱哭，但是他又是一个随时随地能给自己找到欢乐的人。《孔子家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回孔子到泰山出游，碰上一个高人。这个高人是一个隐士，名叫荣声期，当时已经95岁了。他穿着鹿皮袍子，腰里扎着绳子，一边走路，一边快乐地弹琴唱歌。孔子看见这个老头活得这么快活，就问他：老人家，您怎么这样高兴呢？荣声期说：让我高兴的事太多了，而最值得高兴的有三件。第一、天生万物，人是最尊贵的，而我呢，能够成为一个人，这是头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第二呢，人中有男人有女人，男尊女卑，我又有幸成为一个男人，这是又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第三呢，人生寿夭不同，有的没出襁褓就死了，而我却活到了九十五岁。难道这不值得高兴吗？

孔子很受感动，他说：“善哉！能自宽者也。”这个老汉，是个能宽慰自己的智者啊！

孔子就是以一种大生命的意识来创造生活，并且创造生活的欢乐的哲人。

孔子对欢乐的认识是他人生智慧的精华。他曾提出“益者三乐”和“损者三乐”的观点：益者之乐，首先是以遵循礼乐为快乐，其次是以扬人之善为快乐，再次是以多交有德行的朋友为快乐。损者之乐，首先是以骄纵为快乐，其次是以闲游浪**为快乐，再次是以大吃二喝为快乐。（见《论语。季氏》）孔子告诉我们，欢乐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

这对于我们的人生有着很重要的启迪意义。生命中的大欢乐是人生的大超越。金钱和权力不可能给人带来持久的欢乐，因为金钱有地域性，你到外国，花人民币就不方便了。权力有时限性，你从领导岗位上总有一天会退下来。但欢乐是没有边界的，你可以无所不快乐，无往不快乐。

在日常生活中，孔子是个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凡人。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超越了“本我”的大写的人。

孔子的人生智慧，是全人类的精神不动产。

在结束这一课的时候，我想起了伏尔泰的话：人们对孔子的信仰不同于对神的膜拜，人们之所以尊敬他，是因为他在上天的启示下，为人类创造了最崇高的理想。（《自然法则》）

人间的孔子，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人类；

人间的孔子，他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属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