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九……八”事变五周年―1936年9月18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为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同志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在充分肯定宋庆龄同志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以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也是在这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中，毛泽东同时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写了一信，同时，附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扩大其影响，刊在了法国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

王昆仑在获悉这两封信的内容之后，他很自然地想到自己也是国民党的中委，也自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为此，他向孙科、冯玉祥等人做了通报。还是这位心直口快的冯玉样将军认为事关重大，遂在蒋介石召开的例会上，当面质问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的公开书向中委传达？蒋介石先是一征，遂又严肃地反问：

“焕章同志，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听王昆仑说的。”

“又是你王昆仑！”蒋介石以兴师间罪的口气质问，“你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消息的？”

王昆仑似有准备，不慌不忙地站起，答道：

“我是从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看到的。”

“堂堂的国民党候补中委，为什么专爱看外国的报纸？”

“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党章有没有规定：国民党员不允许看外国报纸？”

这就是王昆仑第二次和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并被时人称为第二次语惊四座的发言。

是年11月，绥远抗战的局势日趋紧张，傅作义将军率部英勇抗击，历经数度血战，击败了蒙奸李守信、王英等伪军的进犯，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这在亡国日盛的民族心理中，无异于注射了一针民族自信的强心剂。因此，大江南北掀起了援绥抗战和庆祝绥远抗战胜利的热潮。

面对全国人民援绥的抗日热潮，首都南京该如何表示呢？王昆仑在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并在南京救国会及其负责人曹孟君、孙晓村、王枫、胡济邦等人的努力下，掀起了上自国民党元老、下到普通百姓的最为广泛的援绥运动，召开了援绥抗日大会。

实事求是地说，南京援绥抗日大会是救国会组织得最为成功的一次救亡运动；自然，也是王昆仑一生公开向蒋介石示威最为得意的一笔。但是，革命的成功并未推进他和曹孟君的爱情的发展，相反，却出现了大的挫折。

曹孟君是一位“和蔼而严肃，理性比感情更强”的女性。如孙晓村同志所说：“孟君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谈闲天，对于游山玩水，美味佳肴都不感兴趣。”孙晓村曾善意相劝，“把心事都用在工作上，这是革命性强的表现，是好事，但生活面太窄，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而且对开展工作也有不利的影响。”再者，曹孟君虽然“长得真是一个美人”，但她的实际年龄已经30有3，而且她因生理的原因不能生育。在当时―乃至于今天，上述两条原因，也必然影响曹孟君选择爱人。据说左恭同志和曹孟君离异，除去性格方面的差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左恭同志非常喜欢孩子。而今，促成王昆仑和元配夫人离异的决定因素也是小女儿的碎死，这说明他是十分钟爱自己的孩子的。据推测，这恐怕也是他们二人中断热恋的原因。

恰在这时，一位中央大学学艺术的女士于不知不觉中闯进了王昆仑的生活中。她就像丁玲回忆的那样，被王昆仑“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以及“却是很吸引人”的谈吐打动，很快就心甘情愿地做了王昆仑的感情俘虏。不久，二人就由热恋升温到要求结婚。也就是在南京援绥抗日大会召开前后，这位女士南下香港，订做和王昆仑结婚的服装。

值得称道的是，曹孟君依然坦然处之。就像她和左恭离异之后，并未影响他们间的战友之情，就是在左恭和钟天心的妹妹―也是一位中央大学学艺术的女士结婚之后，曹孟君与左恭依然保持着很纯洁的战友之情。时下，王昆仑又和一位中央大学学艺术的女士相爱了，她仍然能把个人情感中的痛苦深埋心底，继续和王昆仑一道为救亡抗日奋斗着！

就在这段时期，蒋介石采用收买与武力并举的方针，终于平息了“两广事变”。王昆仑作为政治家―尤其作为熟谙蒋介石治国之术的反对派，知道蒋氏必然要掉转矛头，继续执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因此，他提醒宁、沪两地的“全救会”的领袖们更加注意斗争策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就在王昆仑向宁、沪两地的“全救会”的领导人发出忠告不久，蒋介石亲自下令，于11月23日夜逮捕了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七人。史称救国会七君子。

王昆仑听到上海“七君子”被捕的消息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设法营救或请党国元老出面保释；第二个念头就是南京的救国会的领导人会不会被捕？因此，他把曹孟君、孙晓村等约到自己的家中，共同商议对策。正当他们横眉冷对蒋介石制造的新的白色恐怖之际，上海又传来消息说：被捕的七君子于翌日交保释放。但是，王昆仑沉吟良久，依然认为七君子还有可能再次被捕。他的理由是简单的：蒋介石逮浦救国会领导人是不会改变的！为此，他希望孙晓村、曹孟君等人要有思想准备。

孙晓村认为自己是国民政府的官员，蒋介石没有确证是不会贸然下手的。

孙晓村离去之后，王昆仑和曹孟君久久相对无言，似乎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还是王昆仑打破了这矜持的僵局：

“孟君，我是个无神论者，可不知为什么，一种不祥的预兆老是笼罩着我的心头。”

曹孟君自然知道王昆仑说的不祥预兆的内容，那就是指她可能被捕。可她听后却是那样坦然地笑了，十分平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句文天祥的名言，不知被多少人引用过；就说他王昆仑吧，自读书起，也不知念过多少遍。但是，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展倾了！他站起身来，紧紧握住曹孟君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放心了！也请你放心。”

曹孟君似乎完全明白了王昆仑这句话的全部内涵，徽徽地点了点头，遂告辞离去。

“七君子”案情的发展，不幸被王昆仑所言中：是日―24日晚蒋介石再次下令逮捕了沈钧儒等五人，史良因获悉消息暂避他处（后主动投案），李公朴于开庭前主动到庭，和其他五位被捕的战友一道把法庭变战场，宣传救亡无罪的道理！

王昆仑以及救国会的常委曹孟君、孙晓村等除去设法营救之外，还与上海尚未被捕的救国会的领导人采取了如下三项措施：

一、由胡子要找上海《立报》主编萨空了，请该报发表救国会领导人被捕的消息；

二、救国会和被捕人员的亲属聘请律师，出庭辩护；

三、救国会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该书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诬陷救国会的罪名，严重抗议当局逮捕救国会七领袖，希望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营救被捕的救国会七领袖。

以宋庆龄女士于26日发表声明为起点，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营救“七君子”的群众运动。自然，南京救国会的负责人曹孟君、孙晓村，以及在幕后支持的王昆仑也四处奔走，八方求援，为营救“七君子”各显神通。

28日上午，王昆仑赶到许宝驹家，与孙晓村、张西受等讨论如何营救“七君子”的时候，大教育家马叙伦的儿子马克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说：

“孟君她……她被捕了！”

全体与会者听后愕然，而王昆仑则气得拍案而起，愤然自语：

“抗日有罪，救国被捕，这叫什么王法盯！……”

曹孟君被捕的消息就像是重磅炸弹，令大家难以平静下来。王昆仑毕竟是一位久历政治风潮的政治家，他终于先于其他同事平静下来。他声调低沉地说道：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当务之急是：一、孟君被捕了，晓村要不要立即躲避一下？二、如何营救被捕的孟君？”

大家根据王昆仑的两项提议，非常严肃地讨论起来。诚如孙晓村同志回忆的那样：“研究下来认为我最好不走，因为我在财政部是科长，又是筹备直接税的专门委员，地位比曹孟君高，敌人可能不致下手。营救曹孟君，主要想找李德全（冯玉祥夫人），通过冯玉祥去想办法。决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

王昆仑回到自己的家中，真可谓是思绪烦乱，坐卧不宁。正当王昆仑准备驱车赶往冯公馆拜会冯玉祥将军和李德全夫人，请他们营救曹孟君的时候，财政部的一位友人打来电话，报告孙晓村科长于下午4时被捕了。

对于孙晓村的被捕，王昆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来得这样突然，的确是有点出王昆仑所料。他决定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一边请冯玉样将军和李德全夫妇等出面营救曹孟君、孙晓村，一边查询曹孟君和孙晓村被捕的真实原因，以及他们在狱中的表现。

王昆仑获悉曹孟君和孙晓村在狱中镇定自若、大义凛然的情况之后，深深地为战友们这种高风亮节、气壮山河的言行所感染。他不知为什么，每当他想起曹孟君在狱中的表现时，他的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或曰是歉疚感。为此，他觉得似乎只有尽快把曹孟君等早一天营救出狱，他内心的这种负疚之感才会得以平衡！

随着营救上海“七君子”和南京“二君子”运动深入展开，南京的上层又传出这样的谣言：“王昆仑和曹孟君有恋爱关系，曹通共，难道王能不通共吗？”为此，王的亲朋好友还要出面解释：王昆仑和曹孟君没有恋爱关系，王就要和某女士举行婚礼了！对此，王昆仑十分清楚：这是蒋介石为低毁他的政治声誉，授意戴笠这伙人干的。或许是见多不怪了吧，王昆仑除去感谢朋友们的好意之外，他认为这种见不得人的把戏是无聊的，非强者所为。因此，他越发地瞧不起蒋介石了！

王昆仑或许是从可能被捕想到了自己的婚事，他突然觉得一位革命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生活，选择妻子的首要条件应该是志同道合，或日是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也就在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多少软骨头的丈夫、妻子被捕之后，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为此，他在应当和谁结婚的问题上开始犹豫起来，两个熟悉的面孔在他的脑海屏幕上反复登印，最后，一个熟悉的面孔消逝了，而曹孟君的形象却一动不动地定格在他的脑海屏幕上！

当王昆仑在爱情上做出最后的选择之后，曹孟君那倔强的个性又向他发出挑战：曹孟君会接受他的爱情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昆仑伤害了曹孟君的自尊心啊！这时的王昆仑只有一个念头：取得曹孟君的谅解，永结秦晋之好。万一曹孟君不原谅他的所谓过失，他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后悔的，因为他的爱情良心得到了平衡。这就是王昆仑的性格。

当王昆仑决定和曹孟君结合之后，他又想到远在香港制结婚服装的那位女士。王昆仑给这位女士写了一封信，请她不要匆匆赶回南京。聪明的女士自然明白这封信的真意，不久她又有了新爱。值得赞美的是，她没有记恨王昆仑，而且一直还保持着十分圣洁的友谊。

不久，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兵谏蒋介石，这条消息犹如晴空解雳，惊得中外人士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此时，陈立夫借中枢机关争论“和”、“战”之机，又突然提出枪毙宁、沪两地救国会的“九君子”，以警告张学良和杨虎城。王昆仑急得慌了手脚，除力陈自己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而外，还请冯玉祥等实力人物出面’，坚决反对陈氏兄弟杀害“九君子”，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王昆仑很快从潘汉年处获悉：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解决“西安事变”。这给王昆仑以及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党派吃了一顺定心丸。与此同时，王昆仑获悉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提出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其中第三项即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未过几夭，蒋介石完全承诺这八项救国政治主张。这在宁、沪两地的救国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两地被捕的“九君子”就可释放回家，从而再借“西安事变”之东风，掀起更大的救亡抗日**！

蒋介石于是年圣诞节中返回了南京，但是，宁、沪两地被捕的“九君子”依然关在牢中。也就是在这期间，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过沪逗留期间，曾经会见了宋庆龄女士以及未被捕的救国会的领导人，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王昆仑是何等地想见周恩来同志啊！但是，他的地位和身份不允许他赴沪拜见，终引为憾事！

7月7日，展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北平爆发了！日本的枪炮惊醒了中华民族那顺不做亡国奴的心；将士的鲜血擦亮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眼睛。只有同仇敌汽，万众一心，中国才不会亡于日本之手。在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于1937年7月31日下午5时释放了关在苏州的“七君子”。

但是，令王昆仑愤概的是，蒋介石拒不释放关在南京的曹孟君和孙晓村。王昆仑一气之下东下上海，经和潘汉年协商，亲自陪同沈钧儒等人西来南京营救，才使两人获得释放。

在这期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乘云南王龙云的专机飞抵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在暂时休会期间，王昆仑在潘汉年的引荐下，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

周恩来和王昆仑虽然同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但因在京津两地而未曾谋面；王昆仑虽然曾是周恩来弟弟的老师，但当时的周恩来尚在欧洲勤工俭学，自然也不相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周恩来不知王昆仑的名字。远在1925年夏天，邓颖超南下广州，一定会向周恩来谈到王昆仑的名字；至于王成了西山会议派的骨干之后，周思来当然会知其大名了！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周恩来业已进入中央苏区，但越年退入苏区的潘汉年一定会向周恩来报告王昆仑入党之事。因而说他们二人虽初次谋面，却神交久矣！至于这次相见的经过和谈话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在王昆仑的晚年，他只回忆说：

“总理和我谈话的内容有二：一是要我做孙科等人的工作；再是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总理下边。从此以后，我就是在总理亲自领导下，从事国民党的上层工作。”

这次会见。对王昆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从现在开始，就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历史责任是：在周公的领导下，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浸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