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日本入侵华北的危局遂牵动了全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为此，王昆仑这位刚刚入选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即又马不停蹄地转移阵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也就是在这轰轰烈烈的救亡大潮中，王昆仑和曹孟君由战友之情向着爱情飞速发展。

王昆仑是属于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早期在爱情问题上，就像是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依然是属于那种传统观念加西方自由恋爱型的。而今，他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洗礼，又经历了和范映妓的婚变，并且已经步入了成熟的中年，似乎应在爱情问题上变得成熟起来。但是，就像西方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写不好爱情这本书（大意）。王昆仑和曹孟君继续谱写的这部爱情的书，准确地说从开始就没有写好，

王昆仑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他的学识、他的地位，以及他的爱国热情，是很多进步女性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他或许是过分自尊其学识，自爱其地位，他在再次选择爱情的间题上又出现了自我矛盾。举例说：曹孟君是一位美人。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曾撰文这样称道她：“曹孟君和王昆仑、胡济邦一起来的。那时，孟君真漂亮，额前正中间还有一颗痣，真是一个美人。”像长得这样漂亮的美人，又是那样富有文学才华，富有爱国的热情。怎能不引起王昆仑的爱恋呢？因此，当王昆仑和范映霞离异不久，很快就不知不觉地陷入和曹孟君的热恋之中。

同样，曹孟君和左恭已经离异有年，而且左恭业已和她稳熟的钟天心的妹妹结婚，因此，当她敏感地意识到王昆仑在追求她的时候，她也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况且，那时他们的革命追求和所谓的共同语言，都是抨击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发动各界人民救亡抗日，是不会产生夫妻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矛盾的。相反，在那种特定的危险环境之中，共同的政治利害又会把他们的感情加温和升华。就这样，曹孟君于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王昆仑的爱。

王昆仑和曹孟君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热潮中去，但这些活动是否完全符合《八一宣言》的精神？他们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另外，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含哪些阶层？又如何处理一直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集团？他们的心里就更没有底数。再者，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派出权威代表到上海，恢复早己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白区党组织，这也不能不令他们疑心重重。为此，他们经常围绕着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大事悄悄议论着。一次，王昆仑自上海返回南京，颇有些兴奋地对曹孟君说：

“我这次在上海，从权威人士那儿获悉，蒋介石不仅看到了《八一宣言》，而且他还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地和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共产国际，甚至还和陕北的共产党秘密联系，协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情。”

这些消息来得实在是大突然了，令曹孟君难以转过弯来。尤其她听说蒋介石也在秘密地和共产党联系，就更是难以置信。但是，她心里又清楚，王昆仑所指的权威人士，十有八九是孙夫人，这又使她不得不相信。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碍于地下党组织的纪律，她又不能详细询问这位权威人士到底是谁？还做了哪些指示？为此，她只是感叹不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真想听到那边的声音！”

王昆仑自然明白那边的真实含义，是指时在陕北的党中央。他也颇有同感地说道：

“我也是啊！……”

1936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昆仑突然接到左恭一个电话，告诉他远方来了一位朋友，有重要的事情和他面商。王昆仑放下电话，几乎是下意识地自问：

“远方来的朋友是谁呢？……”

这位朋友就是自陕北衔命而来的冯雪峰同志。

1936年4月上旬，冯雪峰从东征前线奉命调回陕北瓦窑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对此，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曾做了如下记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党中央从陕北瓦窑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冯雪峰到南京，不可能首先去拜访官居要职的王昆仑，他一定事先和有关的人士―和他熟悉的同志取得联系，然后再见王昆仑。为此，笔者认为这位中间人只可能是左恭。

左恭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和同乡曹孟君、丁玲捻熟，且又和曹孟君热恋。而这时也在北京的冯雪峰和丁玲不仅过从甚密，、并且还曾追求丁玲。由此推论，冯雪峰在这期间就和左恭十分熟悉了。因此，冯到南京之后，应当首先拜访老友左恭。为此，笔者询问了左恭的家属。

据左恭的夫人说，冯雪峰到他们家的时候穿的是很土气的衣服，左恭说：“穿这种衣服去上海不行，容易被特务识破你的身份。”为此，左恭请人为冯雪峰赶做了一身西装。

据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同志说，她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曾和同住医院的夏公谈及此事，她父亲也说了类似上述的话。

由此可以说，冯雪峰在去上海的途中，先在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应当说及的是，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断，并非定论。

冯雪峰在左恭的联系下，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的王昆仑见了面，向王传达了党中央有关的精神。最后，王昆仑问道：

“你去上海有什么困难吗？请不要客气。”

冯雪峰坦诚相告：他带的经费有限，无法购置电台。没有电台，就等于和党中央失掉联系。他希望王昆仑帮助解决这笔数目很大的购置电台的经费。

王昆仑清楚地知道，一部能和陕北党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必须是进口的，没有数万元是买不到的。诚如前文所述，他连和范映故离婚所需的一万元都拿不出来，又从什么地方为冯雪峰搞来这数万元买电台的经费呢？这的确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但是，那时的党员，尤其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对党交给的任务是不能讲价钱的。因此王昆仑郑重地答说：

“请放心，我会尽快筹到这笔经费的卫”

王昆仑去何处筹募到这样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呢？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向川系军阀，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刘湘将军化缘。

还是在中央红军突围长征时，蒋介石急调刘湘东下南京面商一切。刘湘为探明蒋介石的虚实，决定出川，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为摸清蒋介石与他会谈的底牌，密电他的驻南京代表邓汉祥从南京赶往武汉商谈对策。

王昆仑为秘密策动各地方实力派反蒋，与邓汉祥以及刘湘的财神刘航深、四川胞哥老大范哈哈等时相过从。自然，刘湘派驻南京的这些耳目，也负有从王昆仑这位太子派骨干口中刺探情报的使命。因此，邓汉祥在向刘湘报告完蒋介石调他来南京的目的之后，特别说道：

“为了使你全面地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你一定要亲自见一见敢于公开反蒋、同时又是太子派骨干的王昆仑委员。”

王昆仑非常清楚蒋介石调刘湘进京的目的，那就是借刘湘之军事实力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反过来，又借红军与川军交恶之机，削弱刘湘的军事实力。一旦刘湘所部难以抗击入川的红军，蒋介石便可趁机派其嫡系部队入川，收当年刘备图川之效。为此，王昆仑向刘湘讲了类似这样的话：

“蒋委员长调甫没将军来南京，是步一石三鸟的好棋。终其目的，是要图川。”

王昆仑的分析击中了刘湘的要害。因为在这之前，蒋介石的摘系部队在四川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不出王昆仑所料，蒋介石和刘湘的会谈，恰恰是在这些方面陷入僵局。因此，刘湘认为王昆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说得更准确一点：刘湘认为王昆仑是个有用之才。从此，刘湘指示常驻宁、沪的代表邓汉祥、刘航深等人经常和王昆仑保持联系。

刘湘返川之后，在王昆仑等人的建议之下，刘湘不仅接受了冯玉祥派出的私人代表高兴亚同志，而且又在高兴亚的建议下，决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秘密的联系，并请冯玉祥将军转达他的诚意。不久，上海中央局派出张曙时同志西去重庆，开始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王昆仑向刘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反蒋情报。刘湘为向这位太子派的骨干且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兼立法委员的王昆仑示好，多次向王发出邀请，希望王到川一游，使他能尽地主之谊。自然，有何困难尽管说这类话也是经常提到的。对此，王昆仑生前曾做了如下的回忆：

根据形势的发展，加上我对四川局面的初步了解，决定先和四川驻京的三位代表人物刘（航深）、谢（参谋长）以及驻京办事处主任谋求接近，以便了解更多的情况。同时，我看得出，他们很是积极地要求和我接近。这样，相互都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最初，我只和左恭同志一个人密商。可能事后他征求了领导的意见，所以劝我积极进行。之后，我又找了一个善于做机密谋划的许宝驹，他很兴奋地说：“四川找出路，我们就应该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和他们两个人研究，想派个人去四川一行，以便直接得到刘湘的动态……过了几天，刘航深谈话中露出，他愿意陪我到四川走一趟。但强调一定要严守机密。这样，我们假说去四川游览，乘飞机直飞重庆。

据王昆仑生前的回忆：他和刘湘在川第一次相见时，就发现刘很愿意和王昆仑多谈。但是，王并不知道刘的真实情况，“只告诉他全国矛盾重重，但最大的矛盾却是日本的威胁，第二才是蒋介石，而蒋的意图依然是先要压倒各地实力派的军事力量。俘刘湘并未表示赞成与否，沉吟片刻，有意问道：

“王先生，你看我们四川怎么办？”

王昆仑由于不摸刘湘的底牌，没有答复他的问话，只淡淡地答说：

“刘甫公，我此行主要想听听你们四川的情况。”

就这样，王昆仑结束了和刘湘的第一次相见。

隔了一天，王昆仑和刘湘进行第二次会谈。也或许是同行的刘航璨向刘湘介绍了情况，二人一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王昆仑一见这气氛，便趁机问道：

“刘甫公，对内和对外这两大课题，恐怕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但不知四川方面是怎样考虑的呢？”

刘湘一听似有准备，当即说了如下这段话：

“我是个中国人，我要爱中国；我是个四川人，我要爱四川。你看这样对吗？”

“我看应当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既爱全国，又爱四川。”

“这样行吗？”

“这就看刘甫公你能不能做到对全国、对四川的利害都看成是一致的？”

“说得好极了！我能。因为我相信四川人，还不会为了四川就忘了全国。”刘湘忽然打住话头，想了想又问道，“王先生，我爱四川，又爱全国，你看蒋委员长放心吗？”

对此，王昆仑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作陪的刘航深忙接过话茬说：

“这位王先生清楚地知道，南京中央既不放心日本，也不放心四川。”

“哦，是这样的吗？”刘湘盯着王昆仑问道。

“我想刘甫公心里是有数的。”王昆仑巧妙地说罢又把话题拉了回来，“不管谁放心不放心，能不能把既爱四川又爱全国结合起来，就看刘甫公下决心了！”……

又过了三天，王昆仑和刘湘进行了第三次会谈。首先，由南京赶回来的那位姓谢的参谋长分析全国军事形势，两广正在策动反蒋的军事活动，华北的宋哲元、韩复集等也在有意保持力量。总之，似乎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去抗击日本的人侵。这时，王昆仑惟恐动摇刘湘赞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心，遂又严肃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现在是很重要的时机，人心都希望全国统一，可是不能先统一后抗战，如果大家都观望，拖下去，只会对南京有利。到那时，日本不仅亡了我半壁河山，恐怕刘甫公想偏安西南也危险了！另外，我们的蒋委员长也不会让刘甫公偏安西南的。”

“好！我听王先生的，我下决心了！”

接着，刘湘又对王昆仑说：“请你留在四川，参加我们的工作，帮我们出川。你一定知道：我们常在四川这地方，即便有点力量，也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全国的形势还是不大了解。”他说到此处，突然问道：

“真要是和日本人打起仗来，共产党会怎么样？”

刘湘间此话的含义有二：其一，他率部出川抗击日本，活跃在川、陕、甘等地的共产党会不会在他的后院放火？其二，共产党会不会同意抗日？王昆仑为打消刘湘第一个疑虑，用反问的口气说道：

“刘甫公，共产党在四川还有力量吗？”

刘湘知道留在四川的原红四方面军被压迫在川西和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其实力大不如以前。据可靠情报，他们也准备再过草地，北出四川，和原中央红军会师。因此他笑着微微地摇了摇头。王昆仑为了解决刘湘第二个疑问，坦率直言：

“另外，据我们所知，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全国抗日，蒋先生抗日，他们才有前途。”

“他们有力量吗？”

“有一定的力量。另外，如果全国有几个像四川这样坚决抗日的省份，对他们的发展也有好处。”

“他们有什么困难吗？”

“他们被封锁在十分贫困的陕甘一带，自然会很困难的。”王昆仑看了看微微点头的刘湘，“详细情况，我并不多知，如果刘甫公下了决心抗日，那既是帮助了全国，也帮助了他们。”

“你能约他们到四川来吗？”

“能！但要绝对秘密，同时，”王昆仑又看了看刘湘的表情，认为可以提经济要求了，“刘甫公，你是否可以对他们有具体的帮助吗？”

刘湘回头看了看刘航深和那位姓谢的参谋长，问道：

“你们看，咱们能有具体的支援吗？”

刘、谢二人明白刘湘问话的本意，故谁也不作答。王昆仑忙说：

“对他们的帮助很有限，但要你亲自下决心。另外，我近期还要回去。”

“你不能留在这儿吗？”

“不行，我留在这儿，对你也不利。我可以介绍一个共产党的代表来四川，也可以介绍一个非共产党的老国民党来四川。对共产党的联系，我负责保密，也请你们保密。”

“我要主张抗战，还要保密吗？”

“还请你考虑，你的行动，到那时也会自然知道的。”

王昆仑回到南京之后，遂通过地下党组织约见冯雪峰，请冯入川和刘湘当面会谈。至于建立秘密电台的经费，也可当面和刘湘谈判。如果刘湘间到他的意见，就说他希望刘湘拿出十万大洋支持抗战。

不久，冯雪峰衔命溯长江西行，在重庆见到了刘湘。冯和刘会谈之后，刘湘应允拨款六万元资助共产党。冯雪峰为落实这笔巨款转账事宜，又立即赶到重庆鼓楼街旅馆，找到地下交通员郑育之同志，请他出面办理此事。请看郑育之同志的回忆：

王昆仑同志在上海按照党的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对四川省主席刘湘做团结工作，王昆仑来四川接谈得到刘湘秘密允行，我党就派冯雪峰同志来四川与刘湘面谈。刘湘表示要有土海办事机构才能拨款转入王昆仑同志的账上，在上海直接办理取款有困难，当时经冯雪峰同志懊重考虑，决定我以在上海太古轮船公司承包人协办身份出现，租界内上下层交往关系最为适宜。接受任务，我从四川重庆去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大世界侧对面的刘湘的办事机构划出六万元发票，经我取出交给冯雪峰转入王昆仑账户。

王昆仑遂将这笔巨款交给地下党组织。旋即地下党组织又用此巨款购置了秘密电台，接通了和陕北党中央的联系。也就在此前后，播汉年奉派由莫斯科回到香港，经由先期北来上海的胡愈之同志接头，冯雪峰又利用这部电台和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由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在红军中的党中央以及设在莫斯科的第三共产国际失去一年半之久的关系全部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