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回到陕北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于当日晋见了负总责的张闻天同志，汇报了自己回国的使命以及在沪、宁两地谈判的情况。翌日即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间题。五天之后，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明确指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于9月1日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民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在我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过渡的全过程中，潘汉年是这个方面的重要的经历者，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陈立夫、张冲、曾养甫通过张子华同志和我党中央联系，企图促成周恩来和陈立夫的会谈。终因政局变化，始无结果。

1936年10月4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潘汉年随叶剑英同志离开保安，乘坐张学良派来的汽车进入古都西安，当即拜会了张学良将军，转呈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两个文件，并说明我党联蒋抗日新政策的具体内容。这对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矛盾中的张学良将军的抉择起了作用。

这时，“两广事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为了制约蒋发动新的内战，中央指示潘汉年“即去南京和陈立夫直接会谈”。这样，潘汉年电告张冲，说明自己“正在西安逗留，不久即可赴南京面谈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与条件”。

恰好负责联络国共谈判的张冲已等得十分着急，加之陈立夫等想从潘汉年的口中获悉中共的最新态度，遂命张冲“立即赶到西安来会晤潘汉年”。二人相见，故做老友重逢的热情。潘汉年为促成尽快会见陈立夫，主动地将陕北方面定下的谈判方针和基本条件向张冲做了介绍。张冲的任务完成了，和潘汉年相约在上海相见之后，遂返回南京复命。潘汉年于11日动身去上海，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准备与南京方面接触。

不久，张冲自南京到上海，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和陈立夫晤面。潘打点行装，随张冲即日赶到南京，下榻中央饭店。

翌日，张冲引陈立夫来到中央饭店，寒暄过后，遂进人正式会谈。由于蒋介石给陈下达了新的谈判指令：“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间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来解决。”这等于他食言并取消了和周恩来举行会谈的可能。因此，他请潘汉年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转达他个人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三条是核心：

“我们的意见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至于中共的干部和毛泽东、朱德等先生的位置都好解决。干部可以适当安插。毛泽东、朱德先生如感不便，可以先出国考察一个时期。”

潘汉年听了陈立夫的三条意见，不由怒火中烧。但他知道自己此行的身份是负责联络，遂又把碎起的怒火压在心底，客气地答说负责向党中央转达，即结束了这次会晤。他当夜赶回上海，把和陈立夫会谈的详细情况，如实地电告陕北党中央。

敌变我也变。我党为了策应军事反击，于10月14日转电潘汉年全权负责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为此，潘汉年立即通知张冲，商定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会谈。

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陈立夫代表蒋介石做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答文：

“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可保留三千人的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潘汉年为了戳穿陈立夫的阴谋本质，一针见血地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谈论合作。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张冲是寄希望国共合作以开创抗日救国新局面的，因而乐此不疲地为之奔走。另外，他在近几个月和潘汉年的交往中，暗自佩服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无论是从民族、国家的公利出发，还是从他和潘汉年结下的私谊着眼，都认为潘、陈的谈判结果是太令他失望了。他为了表示一种姿态，于当晚10时左右去看望潘汉年，婉言申述陈立夫左右为难，望双方继续努力，并转达陈立夫意见，希望潘把蒋的意见电告陕北，如果周恩来能与蒋面商，条件可斟酌。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来上海见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同时，张冲还告诉潘汉年，他近期赴西安见蒋介石，等他返回南京以后再联系会见。但是，他决没想到此次西安之行，竟然当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的俘虏，被软禁在古都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