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汉年调入情报战线之后，张冲遂成了他的第一个主要对手。自然，张冲也知道潘汉年的政治身份，多次密谋抓捕而始终未能如愿。时下，他们从国共两党情报战线上的主将，又同时受命互为谈判对手，本身是极富戏剧性的。另外，也说明了时代的进展，是可以改变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政治立场的。再者，张冲在坚决反共的同时，他还是南京力主抗日的要员。当他的属下―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接收到《八一宣言》之后，他阅后认为十分重要，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由此，他又支持国共合作，并作为陈立夫的译员，曾随陈做过一次失败的苏俄之行。当陈氏兄弟收到潘汉年的信后，蒋介石当即指示：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派张淮南同志去香港会见潘汉年，具体的事情，请潘汉年到南京来谈，”

就这样，张冲衔命南下香港，在《生活日报》上登出上边那则启事，要求会见潘汉年。但真的要见面了，他又想到了“冤家路窄”四个字，为防万一，自己化名住在另一套高级卧室里，派员守候在以黄毅名字登记的房间中，等候潘汉年的到来。

潘汉年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贸然叩门求见，而是通过有关人士出面搭桥、联络，直到双方都解除了这种互不信任的心态疑虑，他们在双方都认为安全的地方见了面。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手，很有分寸地握在了一起。

播汉年和张冲虽系国共两党的情报干将，有趣的是他们都属于“才子派”的实干家，举止言谈，落落大方，都给对方留下了相当不错的第一印象。加之双方“神交”可谓已久，也用不着例行的客套和寒暄，交谈时谁也不用那种虚以掩饰的外交辞令，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首先，潘汉年亮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而说出自己负责调解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张冲是位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认为潘汉年如此而为的目的有二：一是说明自己的身份，再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因为南京政府是不能逮捕共产国际派出的谈判代表的。他作为这次秘密谈判的东道主。遂友好地说：“潘先生是我的客人，我一定尽地主之谊。有什么要求，请直言，千万不要客气。”

接着，潘汉年把自己回国的使命，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条件，扼要地讲述了一遍，旋即又很客气地问道：

“我很想知道国民党最高当局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请张先生赐教。”

张冲认为在潘汉年这样的谈判对手面前，诚实比虚伪好，故极为爽快地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之后，又开门见山地说：

“潘先生是知道我党内情的，有些事说难办也真难办，说不难办也的确很容易办，这都取决于蒋先生。为了尽快促成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政治局面，希望潘先生随我去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决策人，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全部意见。”

几经交谈，潘汉年认为张冲的态度是真诚的，遂答应随张冲去南京。几天后，潘汉年和张冲乘船北上，经上海转赴南京，下榻于扬子饭店。

张冲告别扬子饭店以后，又马不停蹄地驱车直奔陈公馆，向陈氏兄弟报告香港之行的经过，以及他对潘汉年的印象。

陈立夫听了张冲的报告后，立即和正在前方指挥“平息”所谓“两广事变”的蒋介石通话联系，求其指导方略。由于时局发生变化，蒋介石做了四点措词强硬的指示：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指示方略是心领神会的。但是，他认为要落实蒋介石这四点指示，单单和潘汉年谈判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他考虑再三，决定这次不见潘汉年，由张冲转达他的三点意见：

一、二陈对潘汉年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欢迎。播的安全不成问题，但请他保密，以免传出去引起麻烦；

二、二陈目前不便向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的事，因为蒋正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蒋坚持在解决“武装割据”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

三、二陈决定派曾养甫做代表先和潘汉年谈。等潘汉年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之后，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正式谈判。

翌日清晨，张冲如实地向潘汉年转达了陈立夫的三点意见。

这实在有点出乎潘汉年所料，但他一揣度其用意，又觉得在情理之中，遂同意和曾养甫举行接触性会谈。

曾养甫是一位绝顶聪明的政治家。在此之前，他已经受命和共产党有关人员举行国共合作的会谈。他和潘汉年交换意见过后，就又代表国民党提了意见，并直言不讳地要求潘汉年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要人转达。

潘汉年终于明白了他这个谈判代表，仅仅有共产国际的授权还是不行的，因为讲究实际的蒋介石，更为重视的是握有兵权的在陕北的党中央。因此，他决定结束这次接触性的会谈。不久，他告别了张冲，在冯雪峰等人的协助下，经西安回到了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