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已进入暮春，但东岳泰山的清晨，还是颇具凉意的。

泰山，为我国五岳之一。由于古人以东方为万物交替，初春发生之地，故泰山有“五岳之长”、“五岳独尊”的称誉。在我国古代，帝王登基之初，或太平之岁，多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告天地。据传夏、商、周三代即有七十二君主来此祷祠，自秦始皇以后，登临泰山的人王之主就多得不胜其数了。因而，它名贯九洲。

泰山为地灵之处，它以山势磅礴雄伟，峰峦突兀峻拔，景色壮丽诱人，山路名胜古迹众多，为我国名山之首。所以，它也是历代文人骚客景仰之处，并留下了浩瀚的诗文碑刻。汉武帝登临泰山的时候，发出了如下的赞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感矣”。一代名士东方朔著文：“盖好吞西华，压南衡，驾中篙，轶北恒，微九河之浅，委小七泽其杯，盈彼五屋，太行、终南、五老、眠、蟠、雁**之秀，拔天台、会稽之奇。”唐代诗仙李太白留有“凭崖望八极，目尽长空闲”佳句；一代诗圣杜甫也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绝笔。

时代推进到一九三二年的春天，伟哉奇哉的泰山，再也不可能引来帝王将相登临祭天，也没有招来通硕大儒携卷登山高歌。令国人―尤其是令蒋委员长惊疑的自称“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有为民，只求为国”的丘八诗人―我们的主人公冯玉祥将军来到泰山，住进南麓的普照寺西院“菊林旧隐”。

冯玉祥进驻普照寺以后，每天清晨，他都要沿着登临泰山的石阶拾级而上，看着那些虔诚不悔的善男信女三步一作揖、五步一叩首，口中还喃喃祈祷的样子，他似乎完全忘了上山的劳累，似乎还感悟道这样一个真理―人不能没有信仰，但千万不要迷信，而中国人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盲目的迷信。同时，他每每看到那些为了生存荷担上山，或抬着有钱人艰难攀登的贫苦山民，就会本能地想起自己那曾经食不果腹的父母双亲，因而，他越发地坚定了要让这些穷人过上好日子的决心！

今天，冯玉祥起得格外早，怀里揣着两个烧饼，天还未亮就又动身上山了。行至中途，他回首望去，泰安的房舍还罩着薄薄的夜幕；再仰首望天，发现晨雾缭绕的泰山顶已经刺破黎明前的黑暗，淡淡地抹了一层朝辉。他触景生情，禁不住地信口吟了一句名诗：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是泰山的良辰美景给了冯玉祥以启迪？还是王之涣这两句名诗勾起了冯玉祥的情思？总之，他将登山的感受和自己未来的命运联系起来，遂暗自下定决心：“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但是，当他再次痛苦地思索如何达到“更上一层楼”的境界时，他又很自然地想起了中原大战惨败后的坎坷经历中原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这个胜利者一边洗礼板依基督，一边乘胜追击，决不给冯玉祥、阎锡山留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坚决要求冯、阎二人必须无条件下野。于是，冯、阎二人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四日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蒋介石清楚地知道，只要冯、阎二人留住国内，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遂强行严令冯、阎必须出洋，并发布了对他们的通缉令，不能留住国内的半点余地。阎锡山被迫绕道天津，在日本驻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转到被日本占领的大连韬光养晦，待机而起。冯玉样没有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洋朋友，只好先由大同J匕上，秘密转人晋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的防地居住。后因宋哲元部移防晋东南平、阳泉，冯玉祥遂移居晋西汾阳县内的峪道河。随同他前往的部属，依然只有西北军官学校的残部和刘田的一个团。

大凡人在逆境之中才会想到自己的短处。冯玉祥脱离生死与共的军队以后，表面上在峪道河过着清闲的田园生活，实际上他在学习越王勾践教训、十年生聚之法，欲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对此，跟随他多年的秘书高兴亚作了如下的剖析：

“冯玉祥在这个时候已有所醒悟，开始寻求他精心训练的部队失败的原因。他时常与左右的人谈论，希望帮助他分析导致失败的原因和错误。过去，他家长作风比较突出，一般人不敢言尽其辞。冯玉祥这时确是虚怀若谷，肯接受意见，有时还竭力启发旧属直言不讳。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冯玉祥及其左右才逐渐得出一个统一的认识：军队失败的原因，就是由于没有正确的和鲜明的政治主张。什么才是正确的政治主张呢？这就各不相同了。有的偏重于‘人治’，所谓举贤任能，为老百姓解除痛若，甚至远引尧舜禹汤文武；有的认为必须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社会的矛盾。但是，当时冯玉祥对于阶级斗争学说还有成见，以为中国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没有明显的阶级对立，因此，他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当时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由汾阳军官学校的几名教员汪导予、英传泉和高兴亚等给他分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等。他越听越感兴趣，对于乌托邦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兴趣尤甚，并认为自己以前的思想也是乌托邦。为了进一步学习，他又聘请李达讲辩证唯物主义，陈豹隐讲政治斗争原理，并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室，请陈为他找朋友来进行这项工作，一九三一年，他邀请共产党员肖明、张吾唐来住了五天，就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并讨论到中国革命问题。这对冯玉祥很有影响。他曾对人说：‘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这怎么能打倒蒋介石呢？至于革命的问题，更谈不到了！’经过这次谈话，他同意共产党在他所办的汾阳军校中发展组织。他听说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缺乏通讯工具，又主动卖了在北京的一所房子，购了一部电台，由赵彦青经手交肖明同志转赠。这时，他虽对共产党有一定认识，但还是初步的……就在冯玉祥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时候，很多方面的朋友来访过。邓演达曾几次派章伯钧等前来，宣传邓演达的主张。冯玉祥认为邓演达的主张与他相合，曾亲笔作函约邓北来详谈。邓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四日回信答应来访，但不幸的是十七日邓演成达被捕了，终究没有能够合作。”

败军之帅是不可言勇的。当时借住晋地的冯玉样连人身安全都难保证。此时商震主政山西，为阎锡山的心腹爱将们所不能容，遂悄然在酝酿倒商运动。“商震一方面想向蒋讨好，一方面想转移阎系各军阀的目标，便着手逼迫冯玉祥，要用武力解决汾阳所驻刘田等部。一时风声很紧，双方戒备。冯玉祥不能不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晚十时仓皇地离开汾阳，茫茫四顾，无处投奔。驻运城方面的孙殿英，不肯做愿意相留的诚恳表示；驻冀城的张人杰表示欢迎，但张的力量薄弱，自保不暇。冯经太谷到曲沃，由曲沃又到樱县，最后到了新绛，幸好张学良和阎锡山都不赞同商震的做法。张学良欲以对冯的尊重和照顾，来博取旧西北军的拥护；阎锡山以为留着已成光杆的冯玉祥在晋，利多害少。所以张、阎分别来信或派人来向冯表示慰问，张学良并馈赠礼物。商震看到这种形势，也就来电申辩，未加进一步的威胁。冯玉祥因此痛恨商，又感到自己没有武力和地盘的痛苦，倚军队而自立的思想一度再萌。”于是，他首先帮助石友三联络倒蒋，而后又策动在甘肃的旧部雷中田、高振邦等逐马鸿逢以取甘肃地盘，但由于蒋介石的破坏，均未成功。

与此同时，蒋介石利用手中的权力，软禁了力持疑义的元老胡汉民，于是年五月五日，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会议在南京举行，他如愿当选了国民政府主席。作为与蒋势不两立的冯玉祥，眼见着当年的盟弟―如今头号的政敌蒋介石，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独裁统治，他内心的隐痛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在这期间，冯玉详经常和部署们讲述为反对清朝统治，在滦州高举义旗的往事，尤其当讲完带兵打垮张勋复辟的辫子兵、驱逐逊帝溥仪出宫之后，他总是要发出这样的哨叹：

“咳！时下手中没有军权，只能空怀一腔壮志，仰天长叹了！”

正当冯玉祥默默独行，沉浸在往事之中，回忆他当年一手栽培的将领，除宋哲元一人外，相继叛他投蒋而去，虽说碍于多年的情分尚未反目成仇，但对他大都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的时候，一座不大的庙宇拦住了他的去路，截断了他的回忆。他蓦地抬头一看，遂感慨地自语：

“啊！回马岭到了……”

冯玉祥或许是从戎多年，对地理有着特殊的兴趣；也或许是少年家贫，读书颇少，及至成年还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对任何学问―尤其是有关祖国大好山河的今昔、风貌的探求，有着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为其身旁的读书人所叹服。他进驻普照寺不久，遂对泰山的文物古迹，尤其是像回马岭这样和帝王将相有关的景点，查找了有关的史书。他终于获知：回马岭古称石关，山陡崖峭，盘道曲折，马不能行，为泰山一景。相传唐玄宗―一说宋真宗乘马登山，至此改乘山舆，因而得名。但据史书记载，唐大历年间，即已有回马岭之名，且泰山史料也有汉光武“马留中观”之说。清末大学问家王阁运作（回马岭柏树歌》曾云：“霍家都尉死山头，汉武匆匆旋王轮，自比群臣陪法驾，行至山前尽回马。”简之，有关回马岭的由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冯玉祥因学得若多的古迹传说，还是相当满意的。

今天清晨，冯玉祥来到回马岭驻步稍歇，下意识地抬头向东方一望，虽说朝阳依然藏在大山背后，但它辐射出的万道霞光已经染透了长空，一派紫气东来的景象！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面向东方，尽情地吸收着所谓的天地之正气。出于好奇，他信步走到这位长者的身旁，拱抱双手，十分客气地问道：

“叨扰了，请教这回马岭还有什么传说吗？”

这位长者闻声停止气功的演练，睁眼看了看像尊铁塔的冯玉祥，一种非同常人的气质迎而扑来，他本能地感到这位间话者，绝非一般的凡夫俗子。他沉吟有顷，很有礼貌地答说：

“山民无知，不晓回马岭有什么传说。”

这太扫冯玉祥的兴了！但是，他从这位长者说话的口气，认定他是隐住山间的居士。按常理而言，他肯定知道不少有关泰山的传说，只是不愿随意启齿而已。冯玉祥暗自想了想，有意地提问：

“自明清以来，有不少皇帝到过回马岭吧？”

这位长者点了点头。

“风流皇帝乾隆，也是经此登上泰山的吧？”

“不，”这位长者微微地摇了摇头，我听先祖说，乾隆皇帝第一次登泰山，走到此处就回马下山了。”

“为什么？”冯玉祥顿时来了情绪，“难道这回马岭是乾隆定的名？”

“非也！”

接着，这位长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历来皇帝登临泰山的封禅祭天，当地的官府都要清理山道，不许当地贫人拦路向皇帝乞讨。乾隆皇帝愤而传出口谕：“乞丐是无冕之王，他们为了活命，有权向任何人讨要。”当地的官吏慌忙跪地，诚惶诚恐的启奏：“皇上有所不知，泰山路上的叫化子太多了，有多少钱也不够施舍的。”乾隆皇帝一听十分不高兴：“难道我的钱也不够施舍吗？”泰安府的官吏吸哺了。乾隆皇帝当即传下御旨：“要用十匹骏马驮钱，我一边登山，一边向沿路的乞丐舍钱。一直要舍到玉皇顶！”结果，乾隆皇帝带的钱到回马岭就全舍光了。他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老百姓太苦了，皇上有再多的钱也不够舍的。”遂至此驻步，打道回府了。

冯玉祥听了这个故事以后，禁不住喃喃地重复说：“老百姓太苦了，皇上有再多的钱也不够舍的。”他说罢又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推翻帝制，打倒独裁，方能实行天下大同的道理，，二当他从这个故事中感悟到要想人民不受穷，惟有唤醒他们推翻新的独裁者的时候，又想起了自己再次上蒋介石当的往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与蒋介石的媚日求荣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教育了冯玉祥。他于九月二十三日发出通电，谴责蒋介石穷兵膜武、媚外误国和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在全国抗日救亡**的鼓舞下，又于十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提出抗日求亡的十三项主张。

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冲击下，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五日宣布下野。汪精卫电邀冯玉祥前往南京，共同救亡。同时，胡汉民、孙科等人也屡电冯玉祥、阎锡山，促其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行前，冯玉样由太原赴兰封与阎锡山、赵戴文等会商，均主张冯玉祥立刻到南京，阎锡山稍缓即往，并共同支持一致抗战。实际上这不过是阎锡山骗冯玉祥早日离晋，并为他试探风色而已。冯玉祥却欣然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平汉转津浦南下，途经济南，韩复集亲到车站迎冯玉祥在山东省政府住了一宿，并表示悔悟，这就为冯以后住泰山埋下了伏线。

冯玉祥到上海，胡汉民已去粤。冯玉祥前往会晤汪精卫，被汪称病拒见。然而次日汪精卫即赴浙渴蒋，冯玉祥像是挨了一个意外的耳光，才知道了汪蒋勾结的真面目。冯玉祥于是返回南京，支持孙科的政府。但汪蒋即合作，便给孙科的政府制造财政上的种种困难。孙科政府无法维持，蒋汪于是卷土重来，连翩回到南京。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孔祥熙的宴会上见了面，蒋介石伪装忏悔，向结拜兄长认错，对冯玉祥说：“过去都是我做兄弟的过错，把国家闹到这样地步。可是大哥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是太客气了，不当面指出兄弟的缺点。现在国难当前，我们必须精诚团结，才能挽救危亡。希望大哥随时指教，不要再客气了！”冯玉祥又被这种甜言蜜语迷惑了，逢人便说：“蒋先生有了很大的转变！”可是“一二八”上海抗战，使蒋介石的真相毕露。他坚决不抵抗，不但不支援第十九路军，反而多方掣肘。汪精卫则助封为虐。最初，军事委员会只设常务委员，由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担任，李济深为办公厅主任，蒋介石难以为所欲为。因此，这时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案，都是赞成抗战和支持第十九路军的。不久，汪精卫提议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此为自己换取了行政院长的职务，汪、蒋狼钡为奸的投降路线，便大胆地执行起来。于是上海抗战被出卖，并以屈辱的淞沪协定告终。冯玉祥一心主张的抗战，完全成了泡影。因此，他不能呆在南京，便称病到徐州，准备移住泰山。

这时，汪精卫欲以高官厚禄来**，先请冯玉祥任内政部长，被冯拒绝，继而又以巨款相赠，也被冯玉样退还。至此，冯玉样与汪精卫彻底决裂，怀着愤感的心情来到了泰山。

“冯先生！冯先生……”

冯玉祥从痛苦的沉思中被唤醒，他以为是那位长者在唤他，循声一看，给他讲故事的长者不见了，原来是高秘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近前，他忙问：

“有什么大事吗？”

“吉鸿昌将军到了！”

“什么？吉鸿昌这小子到了……”冯玉祥将信将疑地自语，“他不是在上海吗？”

“可他一大清早就在泰安车站下了车，说是有重大的事情和你商量。”

“噢，他真的来了……”

中原大战失败以后，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被任命为总指挥。不久，他受蒋介石的派遣，率部进剿鄂豫皖苏区，驻扎在满川、光山一带。他对于“围剿”苏区，攻打红军是十分反感和厌恶的。尽管蒋介石一再催促，他却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为了督促、监视吉鸿昌的行动，蒋介石派冷欣到二十二路军任高级参议。吉鸿昌为拖延进攻，密令八十八旅的一个团化装成红军游击队黑夜鸣枪攻打潇川城关，然后上报：红军主力逼近演川，城防难保，无力“进剿”。

这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军政情报部根据吉鸿昌的思想变化，决定由刘仲华通过邓宝珊与吉鸿昌进行秘密联系，策动吉部起义，实行兵变。由于党的积极争取，使吉鸿昌产生了率部投奔红军的想法。并表示自己决不进攻红军。他为了应付蒋介石，在和红军取得联系后，遂决定对苏区进行一次“进攻”。吉的部队开到那里，红军就主动撤离，一路上都是乱放一阵枪，虚张声势，以此向蒋介石打假捷报；同时假装沿途受红军袭击，给红军扔下了许多枪枝弹药和面粉、大米。为了帮助吉鸿昌对红军有进一步的了解，部队中地下党组织特地安排吉鸿昌到苏区。吉鸿昌化装秘密进人苏区，参观了不少地方，并在金家寨附近与苏区领导见了面。

一九三一年夏天，正当吉鸿昌一面积极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一面秘密组织部队准备起义参加红军时，突然遇到了罕见的大暴雨，队伍出不了城。这时，蒋介石得冷欣密报，知吉鸿昌已采取行动，遂从湖北调汤恩伯、陈诚等嫡系部队十几个师，将吉鸿昌部团团包围。吉鸿昌当即决定马上起事。但是遭到被冷欣收买的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的反对，三十三师师长葛运隆也害怕到苏区吃苦，致使吉鸿昌演川起义计划失败。

是年八月，蒋介石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强迫他“出国考察”。在吉鸿昌即将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他悲愤已极，将备好的出国服装撕毁，向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却遭到无理拒绝。蒋介石命人将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先强行送上船，迫使吉鸿昌出国。九月二十三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悲愤心情，含泪登舟，离开上海。

吉鸿昌自日本转赴美国，遂又乘船赴欧洲，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了欧洲之行，乘船回国。

二月二十八日，吉鸿昌回到上海那天，目睹“高悬太阳旗之海船”以及“吴淞全市，尽成瓦砾的惨景”，心情十分沉重。他“默念国家前途，心胆全为破碎”，“泪竟不禁夺眶而出”。在这民族危亡关头，他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担当起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很快，他找到了曾在西北军中当牧师的共产党人浦化人。吉鸿昌向他表示了要参加革命的心愿。随后，吉鸿昌在上海和党组织的代表见面，商谈了今后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大计。不久，他受命离沪北上，路过泰山，希望拜见老长官冯玉样，除以释前嫌外，二人还可以掏心窝子地说说抗日救国的大事。

但是，冯玉祥对于吉鸿昌的突然造访，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或许太偏爱吉鸿昌这员晓将了，一旦吉投人到蒋介石的阵营去，这种偏爱无疑会转化成恨―而这种恨又绝非是仇恨，而是恨铁不成钢；另一方面，他知道吉鸿昌和蒋介石闹翻了，被蒋掳夺兵权，送出国门考察。他有时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可以上蒋介石的当，为什么吉鸿昌就不能受蒋介石的骗呢？可是，他毕竟是吉鸿昌的老长官了，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特殊心理时常在作祟，一时难以忘掉吉鸿昌离他投蒋这件事情。

分别，既能加深仇恨，也能化解隔膜。冯玉祥和吉鸿昌有一年半之久没有见面了，他潜意识里很想和昔日的爱将深谈它三天三夜。但是，谈什么呢？他一时为了难。古语说的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吉鸿昌在这一年半中，毕竟是剿过共产党，还到欧美诸国转了一圈，还是先听吉鸿昌的言论为上策。

冯玉祥定下见吉的方针后，先是热情接待，旋即带着吉鸿昌参观自己居住的地方。一会儿指着自己下榻的西院“菊林旧隐”介绍：“相传清代康熙初年高僧元玉主持普照寺时，因广植**而得名。”一会儿又带着吉鸿昌来到“五贤祠”，说明原来称“三贤祠”，北宋三位著名的学者孙复、石介、胡缓都曾在此读书、求学，后来，明代的宋涛和清代的赵国麟也在此潜心读书，故得名“五贤柯”。简之，他缄口不问吉鸿昌的往事，更不谈当前的时政，给吉鸿昌的感觉是：这位优国优民的老长官，真的成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陶渊明了！

但是，当吉鸿昌听见随冯玉祥来泰山的官兵的操练声，以及看到冯在客房中书写的“尽忠报国”的大字横幅，他断定这位老长官没有变，只是出于对自己不放心才违愿而为的。因此，当所谓“参观”告一段落，一埃回到简朴的客厅以后，他就开门见山地说：

“冯先生，如果你还记恨我，就像当年那样，当众打我四十军棍吧！”

“这又说到哪里去了，在这种时候，你还没有忘记我，顺路上山来看看我，感谢还来不及，何谈打你军棍呢！”

“冯先生，”吉鸿昌一把扯开上衣，露出了宽阔的胸膛，他含泪激动地说，“请你拿把刀来，剖开我的胸，取出我的心，看看我还够不够一个中国人！”

冯玉祥从这简单的言行中，不仅看到吉鸿昌没有变，而且还猜出吉鸿昌此次造访还有着重要的使命，他情不由己地大喊了一声“吉鸿昌！”遂伸展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吉鸿昌―就在这相互紧紧地拥抱中，昔日的一切恩怨都化为乌有……待到他们平静下来相对而坐之后，似乎都有着相同的心灵感应，遂十分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抗日救国方面来了。

“鸿昌，我们光想不当亡国奴不行，你看我们怎么干，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到东海里去喂鱼鳌呢？”

“容我直言，时下的中国，人人都叫喊抗日救国，结果，东北三省变成了伪满州国。”吉鸿昌说罢叹了口气，“我终于明白了，蒋介石喊的抗日是假的，汪精卫卖的更是坑人的野药，只有共产党打鬼子才是出于真心！”

冯玉祥听后怔住了，似乎不认识面前的这个吉鸿昌了，忙又问：

“你要给我说老实话，你小子是不是变成了共产党？”

“我也给老长官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真想当一个打鬼子的共产党，可是……还不够格！”吉鸿昌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不打不成交，我是在剿共中认识共产党这个抗日朋友的。”

“共产党真的能抗日吗？”

“能！就是蒋介石不让共产党抗日。”吉鸿昌看了看陷人沉思的冯玉祥，又补充说道，“打个比方说吧，冯先生想揭竿打日本鬼子，他蒋某人能允许吗？”

“他当然不允许！”冯玉样扼要地追述了他在南京的遭遇以后，又愤慨地说，几千年来，中国的当权者，宁可当石敬塘这样的儿皇帝，也绝不允许岳飞这样的忠臣报国！”

“可你还必须看到，中国历来的报国忠臣，宁可像岳飞那样为卖国的皇帝殉道，也不敢带头起事打倒一个儿皇帝！”

“结果，北宋灭亡了，明朝也变成了清朝。”冯玉祥断然说出结论，遂有些茫然地问，“鸿昌，你看我们该如何抗日呢？”

“一，不上蒋介石的当，更不当今日的岳飞；二，时下，我们没有力量打垮卖狗皮膏药的蒋介石和汪精卫，我们可以暗自积蓄力量，另立抗日的门户。”

“好！冯玉祥挥拳打了吉鸿昌一下，激动不已地说，“再给我说句老实话，你小子北上，是不是准备另立抗日的门户？”

“不完全是，”吉鸿昌十分严肃地说，“我吉鸿昌不是扛大旗的料，只要冯先生愿意出山，我愿当你的抗日大军的先锋官！”

“好！事关重大，让我们好好地计谋一番。”

吉鸿昌行前，冯玉祥取自己写的丘八诗《献身）相示，并朗朗读出声来：

献身给国家，不怕刀砍和枪杀；

献身给民族，情愿粉身与碎骨。

民族生存，我方生存，我身虽死，换得民族生存。

国家自由，我方自由，我身虽死，换得国家自由。

吉鸿昌离去之后，冯玉祥“正式组织研究室用来帮助他学习革命理论。由于他左右的老先生的影响，同时也重温《左传》、《易经》等古籍。这时，冯玉样的思想虽然有向进步方面转化的倾向，但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并不理解”。对此，他的部属高树勋等人曾做了如下评介：

“冯三番五次地发表抗日主张，一方面，固然是激于爱国热情，如续在喉，不吐不快；另一方面，则是以为不如此不足以扩大个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他本来是不甘寂寞的人，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多事之秋，退居林下，内心是异常苦闷的。可是他又没有勇气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而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一次，有人和他谈到革命斗争的问题。他说：‘我干革命工作，不能叫我上山当土匪。’在他奔走于南京、上海、洛阳的几个月之中，使他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实力，什么主张也不会受人重视，更谈不到贯彻。因此，他强切需要重新开创一个局面，有了地盘，有了实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抗日主张以及进行其他种种活动。可是山东的韩复集对他很冷淡……冯看到在泰山根本无法展开活动，需要另选一个适当的地方。”

一九三二年九、十月间，韩复集与刘珍年争胶东地盘的问题发生后，蒋介石有调兵北上解决韩部的打算，冯玉祥不能安居泰山了。此时，中国共产党曾通过卫梓木等人，劝说冯玉祥不能把抗日停留在口头上，应发动民众进行实际行动。适值宋哲元发表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当时的部下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将麟阁等与冯玉祥的关系都较深厚，冯玉样希望能在他们的掩护下，积蓄力量与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活动，以开创他的新局面。当时宋哲元本人在北平，留驻张家口的是彭国政的一个团，彭表示欢迎冯去张家口，并愿听冯指挥参加抗战。冯玉祥于是在十月九日移驻张家口。当冯玉祥坐上北去的专列，独自思索如何开展抗日新局面的时候，他又本能地自问：

“宋哲元是真心欢迎我吗？蒋介石又做何手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