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字庸之,一八/又0年生在山西太谷县程家庄。由于孔家为山西首富,故孔祥熙自青年时代就步人上层社会,并得到洋务大臣李鸿章的赏识。后由清廷派到美国官费留学,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在山西创办大学,自任校长,同时任太原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一九0五年见到孙中山先生,开始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辛亥之役后山西独立,被新上任的省督阎锡山聘为经济顾间。一九一三年元配夫人去世,遂和孙中山的秘书宋霭龄结婚。越年,宋庆龄和孙中山结为伉俪。从此他和孙中山成为连襟加同志的关系,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孙中山先生谢世之后,孔祥熙任广东国民政府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后,升任实业部长。汪精卫西渡归来,和蒋介石演成宁、汉对立的政治局面,他权衡利弊,当即东下南京,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商部长。蒋介石被迫下野了,他一时心里难以平衡。很快,他在夫人宋霭龄和蒋介石的谋划下,又看到了蒋介石复出的光明。于是就又开始为蒋介石的复出积极奔走。
“庸之,”宋霭龄缓缓地说,“蒋先生主动下野之后,他的政敌们就失去了攻击的靶子,结果,他们之间又必然为争权夺利打乱架。这样,我们就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安排蒋先生的复出。”
“这我清楚,”孔祥熙十分钦佩内人的政治谋略,但又不愿意丢掉所谓大丈夫的架子,故有意地说,“快说出你的锦囊妙计吧,看看你我是不是英雄所见略同。”
宋霭龄指出:蒋介石为什么会被逼下野?说明他的根基不牢。如果他已经达到孙中山先生的地位和威望,慢说是李宗仁、汪精卫、胡汉民他们不敢“逼宫”,就是再加上西山会议派的元老,也只能唯诺称是。时下,蒋介石复出的条件,除去他们争权夺利的乱架打不下去,需要有人收拾残局而外,很重要的是要做好打地基的工作。说到此,宋霭龄有意收住话语,瞥了丈夫一眼,问:
“庸之,你和我的见解相同吗?”
孔祥熙笑了笑,圆滑地说:“那是自然。不过,我还是想听听夫人的高见。”
宋霭龄有些得意地接着说:“如何打好蒋先生复出的地基呢?我以为有两件大事必须做一”
“哪两件大事?”孔祥熙迫不及待地问。
“一,使蒋先生成为中山先生的合法接班人。换句话说,使蒋先生成为中山先生未竟大业的真正践行者。这样,已经半神化的中山先生就变成了蒋先生打鬼的钟馗。”
孔祥熙听后为难地摇了摇头。因为他知道“天下为公”的中山先生谢世之前,不曾留下这样的遗嘱,而当时全会选举的合法接班人是汪精卫。那时的蒋介石仅仅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连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都不是。因此,他啃叹不已地说:
“夫人之见是高明的,可要变成现实,我看很难啊!”
“有什么可难的!”宋霭龄胸有成竹地说,“事在人为嘛。”
“如何为之?”
“首先,要密切蒋先生和中山先生的关系。”宋霭龄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而其捷径,就是尽快促成蒋先生和我小妹美龄联姻。”
“怎么?你真的要把美龄嫁给介石……”
“对!”
接着,宋霭龄指出这样做有两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一,使蒋介石和孙中山有了亲缘关系,而蒋介石复出,完成中山先生的未竟大业便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其二,由于这桩亲事,蒋介石便和中国最有威望―并和英、美诸西方国家有着特殊关系的宋氏家族建立了特殊的政治关系;同时,也和我们孔氏家族建立了特殊的政治关系。这样一来,以蒋、宋、孔为三个支点的蒋氏王朝就会在南京建立。
孔祥熙听后点点头,笑道:“这当然是好主意,不过……”他想到宋美龄那难以驯服的个性,以及长达五年拒不答应蒋介石求爱的历史,又有些不安地问:
“小妹会痛快地答应这门亲事吗?”
宋霭龄微微地点了点头。她转身取来一封信,有意掂了掂,方才笑着说:
“不仅小妹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而且蛰居故里的蒋先生还托人送来了求婚的信。”
孔祥熙接过信,用心拜阅:“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号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孔样熙读完这封特殊的求爱信后,品味再三,真是万千感慨地说:
“看来,介石不特是一位三军统帅,而且也是一位玩弄政治权谋的高手。”
“那是自然了,”宋霭龄说,“蒋先生为了走这一步棋,花了整整五年的时光。”
对此,孔祥熙早已知悉。但早年因庆龄、子文,还有宋氏家族的佘太君倪老夫人的反对,终未成为现实。而今宋庆龄亡命苏俄,宋子文业已向蒋介石输诚,可倪老夫人这一关如何过,他却不得而知,故又叹了口气说:
“我尚不敢做乐观派,倪老夫人……”
“这用不着你来操心,我自有安排。”宋霭龄望着愕然瞳目的孔祥熙,“你嘛,应当为蒋先生的复出,去做第二件大事。”
至此,孔祥熙才又想起还有第二件为蒋介石复出―且又要自己去做的大事。他暗自想了想,茫然不知是什么事情。便有些着急地说:
“那就快着下令吧,我还等着去操办呢!”
宋霭龄笑了笑,间道:
“你说,时下谁最不满意蒋先生下野?谁又最希望蒋先生尽快复出?”
“冯玉祥和阎锡山!”孔祥熙毫不犹豫地答道。
宋霭龄微微地点了点头。
时下,和冯玉祥的处境相似―甚至还要严峻一些的是北方另一个实力派阎锡山。阎氏窥视国民革命军长驱北进,欲要举行郑州会师的前夕,毅然宣布正式参加北伐,并于六月六日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但他依然和张作霖秘密往还,取坐山观虎斗之势。直到宁、汉双方表面上尽释前嫌,握手言和,准备联冯北伐之时,他才于“九月二十七日在北路先发动,商震十月五日已得张家口,进攻宣化。南路徐永昌于十月四日已越正定。七日,阎亲至石家庄督师,激战于保定附近望都。初期进展迅速。”但形势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张作霖还是有相当实力的。他召奉军著名将领杨宇霆、韩霖春由奉天抵北京,“定五路作战计划。晋军受奉军大力压迫,逐次后退。北路于十月三十一日退据天镇。十一月六日,阎下三路总退却令。北路退雁门,中路退蔚州,南路退井隆,凭险坚守,奉军以死力攻之不下。中路傅作义之一部突人琢州,坚守了三个月。”
阎锡山讨奉失败的原因是孤军深人。换言之,是因为宁、汉合流后复又分为宁、沪、汉之争,没有执行既定的联冯北伐的计划。时下,阎锡山和张作霖由友为敌,隔太行山交恶,日子自然是十分不好过的。如何变被动为主动,进而取京津、华北的张作霖而代之呢?惟有期盼蒋介石早日复出,高举北伐的义旗,把张作霖的数十万奉军赶到关外!
孔样熙暗自分析了冯玉样和阎锡山的险恶处境以后,笑了笑说:
“夫人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北上做说客,游说马、阎从旁力促介石的复出啊?”
“你总算变得聪明起来。”宋霭龄果断地说,“时下,这台戏由我们孔门来唱。具体地说,家里的戏,由我来导演;北方的戏……”
“由夫人导演,由我孔某人具体去办。”孔祥熙近似调侃地抢先做了结论。
孔祥熙衔命赴郑州访晤冯玉祥,指出宁、沪、汉三方之争是为了权力再分配。实质上也是坐视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和张作霖的奉军相拚,而他们坐收渔利。冯、阎所部若想改变自己的危局,必须通电支持蒋介石复职,亲率各路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彻底摧毁奉系张作霖的实力。
孔祥熙的这番话太合冯玉祥的胃口了!当冯想起“郑州会议”汪精卫等人的表演,以及“徐州会议”蒋介石的慷慨解囊,顿悟只有蒋介石复出,才能解救自己的第二集团军。但是,当他想到蒋介石卸职东游日本,传闻和宋家小妹共洗温泉澡之后,又忍不住问道:
“蒋先生赴日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简单,”孔祥熙以权威者的口气说,“一,和宋家小妹永结百年之好;二,向日本各界―尤其是田中义一首相表明:日本必须改变支持张作霖的对华政策。”
“结果怎么样呢?”
“据说全部达到了目的。”孔祥熙有些得意地说,“蒋先生偕小妹美龄将于十一月十日返回上海,要我这个大姐夫赶回去为他们完婚。”
“蒋先生何时复出呢?”
“这就要看冯先生的努力了。”孔祥熙的口气突然又变得沉重起来,“时机是重要的,而眼下把握时机―或说是创造时机的千古功臣,非冯先生莫属!”
冯玉祥完全被孔祥熙说服了!他几经深思,于是在十一月十八日致电熊斌请蒋介石出山。电文说:
军事问题,乃目前生死关头。亚盼速有统一办法,并无余暇时间,可以稍延也,…津浦何总指挥所部,闻攻临淮、凤阳,得而复失……连兵数十万,战线四五千里,对于军令上下不统一,势如一盘散沙,何以为战?故我所盼者,蒋公克日出山。诚以中枢军事,须有才望如蒋公者主持其间,则全局呼应,处处皆灵,而不致为敌人各个击破也。现敌人新得外国军械,竭力扩充准备,我等迟一日北伐,敌人即增一分兵力。
蒋介石收到冯玉祥这则促驾出山的电文是高兴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纵横家,依然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再说,他是由所谓的“自己人”逼下台的,时下应冯玉祥吁请打起复出的大旗,不仅会引火烧身,而且也不体面光彩。他的目标是“解铃尚须系铃人”。换言之,必须在由逼他下台的人联合起来请他复出―并甘愿俯首称臣的时候才出山。因此,他依然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以超然的第三者,的身份,在操办和宋美龄结婚典礼的同时,冷眼相看逼他下台的李宗仁、汪精卫、胡汉民,乃至于崛起于沪的西山会议派间的争斗。并故意冷落促他出山的冯玉祥。他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登出了如下这则结婚启示: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这家室之私。……兹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爱拟搏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
这时,冯玉祥并不知蒋介石的真实用意。他眼看着汪精卫、李宗仁、唐生智等人的争斗,由宁、沪、汉三方对立,逐渐又转为宁、粤抗争的混乱局面,真是心寒到了极点。加之,冯此时驻扎郑州,而张作霖从河北向南进攻,张宗昌从山东向西进攻,他感到军事压力很大。恰在这时,孔祥熙又电告冯玉祥,如蒋再起,不但在战斗上可以减轻第二集团军的负担,而且晌弹方面也会得到补充。他再三分析局势和出路,遂决定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完婚的第二天―十二月二日,发出这则请蒋复出的电文:
为今之计,准盼吾兄东山再起,主持一切,各方军事有统一办法,否则行见我革命军之战线,将逐次为敌军各个击破耳!全局败坏,谁负其责?紧急之时,似未可构牵常势也。祈吾兄审查经权,以愁各方之望,毋任切祷。
是天意所见,还是事有凑巧,蒋介石和宋美龄完婚的第三天―即冯玉祥通电支持蒋介石复出的第二天,蒋介石终于等来了复出的天赐良机。为使读者了解这一历史,笔者有必要简述国民党在此期间互相倾轧的争权史:
蒋介石下野之后,汪精卫认为自己可以稳坐第一把交椅了,没想到对最高权位心向往之的李宗仁和有关派系商组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这等于拒汪精卫号令全国。因此,汪精卫愤而离开南京,西下武汉,参预唐生智等人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活动。不久,唐生智兵败亡命日本,汪精卫又南下跑到了广州。这时,蒋介石自日本回到了上海。
蒋介石面对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非常高兴,因为他已从众矢之的变为超然局外,可以“公正”地出面坐收渔利了。他为了摧毁李宗仁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电邀广州的汪精卫北上会商党政大事。他在冯玉祥等实力派的支持下,联合汪精卫,于十二月三日在自己上海的新居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自然,李宗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不堪一击,当即宜布寿终正寝了!
李宗仁等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利用张发奎借机赶走李济深、黄绍兹的粤桂之战,硬给汪精卫扣上一顶红帽子,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蒋介石貌持公允,实际祖护汪精卫,企图利用汪支持自己复职。汪精卫为摆脱孤立地位,抢先在十二月十日的会议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汪已抢先请蒋复职,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
这时,坐镇郑州的冯玉祥认为蒋介石复出的时机真的到了,在各派政治力量由反蒋变为争相拥蒋的形势下,他为了加重自己拥蒋复出的珐码,电邀处于奉军威胁下的阎锡山联袂拥蒋复出。事后,冯玉祥做了如下的记述:“我把拟好了一个电报稿子,打给阎锡山说:‘我愿意请蒋介石回国来,不只请他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我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愿意归他指挥,你喜欢不喜欢?’阎复电说:‘你这电报真是大公无私,我愿意署名’。”冯玉祥和有关谋士几经协商,以阎、冯的名义于十一日电请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起用蒋介石主持军政:
玉祥等为完成革命军事工作起见,拟请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起用蒋中正同志主持军政,玉祥等愿听指挥;伴得早奏肤功,完成革命,以慰全国民众之望,不胜待命之至。
同时,冯玉样和阎锡山向蒋介石发了如下这则电文,表示拥戴:
甚盼我兄克日出山,主持军政,伴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得如所请,弟等负弩前驱,愿听指挥。不帷弟等私愿得遂,大局实利赖之。
冯玉祥和阎锡山促蒋复出的两通电文,自然提高了蒋介石的地位。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争吵了十天,终于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同时还决定: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
蒋介石在这次预备会议上,利用各派矛盾,进退自如,为自己复职扫除了一切障碍。他作为制造矛盾、利用矛盾、驾驭矛盾,消灭异己的高手,深知汪精卫、胡汉民还在,当召开四中全会推选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时,汪、胡将成为他独揽大权的绊脚石。另外,他认为汪、胡对自己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赶他们走,更有利于自己独揽大权。所以他又在寻机驱汪排胡了。
这时,就在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闭幕的前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爆发了广州起义,消息传到上海,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立即抓住这一事件,继续采取扣红帽子的办法对汪精卫发动新攻势。他们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双簧。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再次提高反共反苏的调门,声称力主与苏联断交,全面搜杀共产党人,禁止工农运动等等。但是,反汪派并不因为汪精卫疯狂反共而减轻对他的攻击。吴稚晖一口咬定汪精卫就是共产党,所谓杀共产党是汪的苦肉计。白崇禧甚至找青帮大亨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杜与法国领事对此不表合作。白崇禧不死心,又亲自布置暗杀汪精卫。
与汪精卫暂表“合作”的蒋介石,认为驱汪的时机已到,遂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时离开上海。面对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汪精卫在上海无法立足了,他被迫于十二月十六日秘密离开上海,又一次亡命法国。
汪精卫走了,胡汉民还在。蒋介石审时度势,认为汪精卫已走,汪派对自己已不构成威胁。同时,他看到胡汉民等借继续攻击汪派,企图让胡派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力袒汪派,把汪派这个小伙计变成攻击胡派的卒子。胡派果真中计,认为无法和蒋介石合作,气愤地宣布不参加二届四中全会。胡汉民、孙科等以出国考察为名,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汪精卫、胡汉民相继被赶走以后,蒋介石就当然成了国民党的领袖。他毅然决定: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至七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开会。结果: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二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三月七日,又推蒋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蒋介石施展以退为进的“下野”策略,取得了国民党内部争夺党权斗争的胜利。他统一了国民党。通过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把党政军大权又一次集中在自己手里。
蒋介石深谙“有兵就有权”的古训。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整顿国民革命军。
蒋介石整军的核心,是重整他赖以起家的摘系部队第一军。因为他若要统率各实力派的军队,进而完成北伐奉系张作霖的大任,必须把嫡系部队牢牢控制在手。而目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参预桂系逼他下野的何应钦。
蒋介石严惩何应钦的手段是突然袭击。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蒋介石悄然前往徐州前线,进人第一路军总指挥部,突然下令撤销了何应钦总指挥的职务,并调走了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警卫部队。并公然宣布了撤职的原因:一,因为何曾与白崇禧联合逼他下野;二,何迟迟不发拥戴蒋介石复职的电报;三,桂系在外散布蒋介石已经指挥不了黄埔系的言论,“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接着,蒋介石以军纪弛废为名,将第一路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
同时,蒋介石清楚自己还不能完全离开何应钦,在狠打之余又予以轻拉,调何应钦为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既削了他的实权,也示留有余地。还安抚何应钦要“小心审慎”,不要受各派系的“挑拨离间”,“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云云。何应钦在惊惧、羞愤之中,告假两个月,避居上海。蒋介石又亲往上海安抚,然后何应钦才到总司令部就任参谋长职。
蒋介石在稳定了嫡系部队之后,遂又以杀鸡给猴看的策略,给反对过他的人敲警钟。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举凡异已部队都在铲除之列,所不同的仅是先后而己。其中,桂系发难逼他下野,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慑于桂系实力的强大,认为尚不到灭桂之机。于是利用桂系和程潜的矛盾,借李宗仁之手扣押程潜,并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明令免程潜本兼各职,着令听候查办。从而以牺牲程潜为条件,再次实现蒋桂联盟。
蒋介石认为冯玉祥在关键时刻帮了他的大忙,应当所谓知恩图报,方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另外,在蒋、桂、冯、阎反奉系张作霖的实力派中,冯玉祥所部是仅弱于蒋的,如果实现蒋、冯联盟,不但有利于北伐的推进,而且还可以威慑素怀异志的桂系李宗仁和晋系阎锡山。因此,他决定亲赴郑州,采用封建拜把子的办法,向天下宣布蒋、冯同心合作。
对此,冯玉祥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和蒋介石结盟,即可解除宿敌张作霖的军事威胁。一旦完成所谓的北伐大业,在平分华北、京津的战果方面,他想当然地认为蒋介石会站在自己的一边。再者,就在蒋介石下野复出的争斗中,冯玉祥看透了这些中山先生的弟子们无一是“天下为公”的,与他所熟悉的北洋政府的军阀政客毫无二致。加之,人人都骂蒋介石独裁,他本能地对蒋也存有戒心。就说在互换兰谱这件事上,冯玉祥也留了一手。他事后这样记述:
过了不久,蒋介石从南京到郑州来看我,先托马福议和刘天龄来对我说:“蒋要同我换帖做盟兄弟。”我说:“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我也写了帖子,我为的是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而与他结盟的,字句当中写得很清楚,他能看得出来,若不实行三民主义,结盟也没用处了。
我们两人见了面,互相拜了四拜,所以有人说我两个人是把兄弟,就是这个缘故。蒋问我:我们既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希望我有什么指教。因为我比蒋大几岁,所以蒋对我这样说话。我对他说:“老百姓是我们的主人,老百姓喜欢的事,我们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我们万不要做。”蒋还是客气地说:“大哥,还有什么事没有?”我说:“如果我们能实行刚才我说的话,我们就能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你若再问我,我就告诉你:我们要与士卒共甘苦,兵不吃,我们不要吃,兵不穿,我们不要穿,你若能实行这些话,我们革命一定成功的。”蒋说:“好,我们一定这样做。”
蒋介石写给冯玉祥的帖子是:“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年岁四十二岁生于丁亥年九月十五日。”冯玉祥写给蒋介石的帖子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年岁四十七岁生于壬午年九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多年之后,对自己写给蒋介石的帖子做了注释:“你若真正为实现三民主义,我们就在一起干,你若不拿人民当主人,而拿人民当奴仆,我是不能同你在一起干的,不但不能在一起干,并且是非打倒你不可……”简之,冯玉祥粗中有细,为他日反蒋埋下了伏笔。
自然,蒋介石对冯玉祥也并非百依百顺。他熟知冯玉祥这类武人参加北伐的真实目的,为了防范冯玉祥他日居功自傲,不服从军令,他对和冯玉祥交恶多年的阎锡山暗送秋波,悄然布置了未来钳制冯玉祥的好棋。
简之,蒋介石不愧是一位权谋家。他上台不久,以打的办法制服了何应钦;以又打又拉的办法稳住了李宗仁;以拉的办法买住了冯玉祥和阎锡山,同时又奠定了对冯、阎分而治之的基础。接着,蒋介石于二月九日在徐州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飞从此,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北伐”又在大河上下打响。随着战况的推进,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关系也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