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虽然借行刺摄政王一举名震天下，但也正是因行刺失败被囚吓破了胆，终生害怕遭人行刺。他北来郑州会晤冯玉样的主要目的，是拉冯反蒋，夺回被蒋抢去的军政大权，成为华夏名符其实的第一人。时下，他突然听说蒋、冯暗中勾结，密扣他一行于郑州，故吓得魂不附体，也未及分析这份密电的可靠性，甚至和冯玉祥连个招呼都未打，便私自改变会议进程，提前登车南返，真是有失所谓政治家的风范！

对此，冯玉祥却蒙在鼓里，心里极不痛快！数年之后，他回忆起这次郑州会谈，对汪精卫一行不告而辞的行为，极为愤您：’

“宁汉两方意见越闹越深，但真实内幕毕竟如何，我一点都不清楚。此次参加郑州会议的朋友，有的曾是共患难，有的为我素所钦敬。他们都是个中人，我正想乘着会议完毕的时候，和大家详细地谈谈，把各项问题讨论讨论，商量一个办法。可是想不到他们突然间说走就走，怎么也留不住。我到车站送行，问他们何以来去如此匆忙，都说武汉有要紧事急待料理，故不能耽搁。我心真是有点纳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我已与蒋先生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唉！这话哪里说起！……此事至今想来，一方面我以为是许多朋友那时恐怕还不真认识冯玉祥是个什么人；一方面我也要承认自己的过错。我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这个老粗太老实，太坦直，不会周旋应酬。我若是能随和随和着请请客，说些好听的门面话，使大家―其中汪精卫一人最有关系―心里痛快痛快，当也不致如此。我一生吃亏就在此类地方，老毛病恐怕总改不掉了。

冯玉祥虽然不满汪精卫这伙大员不告而辞的行为，但他从汪精卫一行人的口中获悉了宁汉对立的实质，是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而在“分共”、“排俄”方面却不谋而合，达成了共识。冯玉样依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遂决定在“共同反共”的立场上来调和宁汉双方，使他们能协同一致，进行军事上的所谓北伐。为此，他利用唐生智曾表示决不自己打自己，即决不打蒋，也不反蒋，于六月十四日给蒋介石发去如下这则试探电文：

日前唐孟潇（生智）同志南返，临别与弟郑重表示，决不与蒋会为难；如与蒋公为难，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均嘱弟转达。

这则试探电文发出以后，一天、两天过去了，均未收到蒋介石的回电。冯玉样黯然自骂：“这个蒋某人又想玩什么新花招！”而在第三天―六月十七日突然收到蒋介石的回电：邀请冯玉祥在徐州相见。他掂量掂量手中的电文，下意识地自语：

“看来，蒋某人此举意在拉我打汪……”

冯玉祥完全猜对了，蒋介石邀他举行徐州会谈，本意就是拉冯打汪，尽快由蒋完成统一国民党，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所谓革命大业。

在宁汉对峙不下的政局中，冯玉样的地位很似楚汉相争天下时的韩信。所不同的是，蒋介石不是西楚霸王项羽，汪精卫更不是沛公刘邦。但是，他们都清醒地知道：谁能取得冯玉祥的支持，谁就能得天下。因此，当蒋介石获悉汪、冯在郑州会见之后，立即召来得力大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密商对策。诚如李宗仁追述的那样：“武汉方面策动‘郑州会议’的目的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海路东进，而武汉军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同时，蒋介石由冯玉祥驻南京的代表李鸣钟口中获悉：冯玉祥“未为武汉方面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失望。”当蒋介石进一步获悉汪精卫一行为防被扣，匆匆南返，以及收到冯玉祥的试探电文之后，他毅然决定：电邀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

六月十七日，蒋介石偕李宗仁、白祟禧等高级将领，以及冯玉祥的代表李鸣钟离宁北上，在徐州静候冯玉祥的到来。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虽然早就听说冯玉祥的鼎鼎大名，但从未谋面议事，更无私情交往。他们所听到的传闻皆为冯玉祥的形象不佳，是一代军界怪杰。请看李宗仁事后所记：

“冯氏行伍出身，未尝受正式军事教育。其部属也多系行伍出身，纵是高级长官，也每有目不识丁的。所以冯氏治军，仍一本中国旧军的陈规。部下犯过，纵是高级军官，也当众罚打军棍，初不稍贷。其部将也专以效忠其个人为职志，部队固然是其私产，将校也是其奴仆。军官每有升迁，冯氏常按北方军的陋习，先罚打军棍数十，然后发表升官派令。故其部属如有无故被打军棍的，其同僚必购酒肉，燃爆竹，为渠庆贺，因打一顿屁股之后，必然又官升一级了。这种侮辱人性的作风，冯氏行之不以为怪。

冯氏治军素称严厉。渠因饭依基督教，不烟不酒，所以其军中烟酒漂赌，概行严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为时人所称颂。冯氏也很能以身作则，粗衣素食，与士兵共甘苦。渠尤善于装模作样，能躬自为伤病兵员洗脚、剪发。偶有士兵思亲、思乡，冯氏便令将其父母接来军中小住，关怀弥切，优礼有加，每使头脑纯朴的乡人父老感激涕零，叮盼子侄为冯氏效死力。

惟冯氏的为人却难免恃才傲慢，倚老卖老。渠又口才伶俐，演说起来，幽默讽刺一时俱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听者处于尴尬万分的境地。所以冯氏实可说是一时的怪杰。以渠的历史背景和习性来加人革命，与一般党人与胡汉民、蒋中正、谭延闻等相处，令人有凿柄不投之感。”蒋介石面对这样一位听说中的对手，如何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呢？他只能从冯玉祥的性格、处境、希望，以及汪、冯郑州会议失败的教训中去寻找答案。待到蒋的专列就要安抵徐州的时候，他终于微笑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

“我蒋某人此刻需要你冯玉祥，而你冯玉祥此刻不更需要我蒋某人吗？只要是相互需要，就一定能谈成两厢情愿的买卖！……”

这时的冯玉祥，实在是太需要蒋介石了！“由于宁汉对峙，使冯部在陇海、京汉及济宁、曹州各线单独受敌。他的部队虽然庞大，但属南口溃败以及久战之后的复苏，自己感到外强中干，惟恐在宁汉对峙过程中，奉鲁军阀乘机合力来攻，导致自己部队的再度毁灭。这种恐惧在他后来给李烈钧的电报中暴露得很清楚。电文历数南口大战以来元气大伤、粮晌魔乏的情况，讲到‘河南有五十万大兵，皆来挂我旗号，不听命令，不听调遣，有款有衣，即称之为长官，否则即鸡犬亦不如矣’！‘若靳云鸽，发三十万不动，发五十万不动，非但不动，且与敌勾结而谋我矣！情形如此，自保尚且不能，何能以大力攻徐乎？’冯玉祥历来受军阀思想影响，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视同生命，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希望消饵宁汉争执，以共同对付奉鲁军阀，挽救军事上的危机。”

另外，随着冯玉祥所部胜利挺进河南，听从收编的大小军阀越来越多。他本已十分拮据的军费就愈显捉襟见肘了。郑州会议之前，他原希冀自命为合法的中央政府能解囊相助，没想到汪精卫借口武汉国民政府经济困难，竟然一文不给，令他失望之极！他几经权衡，决定驱车东去参加徐州会议。但他还是忐忑不安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蒋某人是行伍出身，不应该像汪精卫这帮文人那样抠门吧？……”

冯玉祥于六月十九日凌晨乘上东去的专列，继续思索如何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做成一笔不蚀本的买卖。随着思路的展开，他又猜想蒋介石这个对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他想起汪精卫等大骂蒋介石独裁，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新军阀之后，遂又禁不住地想起了当年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以儒将自嘘的吴大帅，他不无蔑视地笑了笑，似乎是在说：“这些旧军阀头子我都不怕，难道还怕和你这个新军阀蒋介石打交道？”另外，在冯玉祥的心目中，蒋介石坐镇徐州，静候他的到来，是给他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架子，是让他朝圣、进香，因此，他有些不快地传下命令：

“车抵徐州之前，任何人不得通禁，我需要好好地睡它一觉！”

东去的列车急驰在夜幕笼罩的豫东平原上，频频吼叫的汽笛尚未驱走漫漫的长夜，新来的高兴亚秘书手持急电，惶恐地叩开了冯玉祥的包厢车门：

“报告！蒋总司令自徐州发来急电。”

“马上就见面了，还发什么急电！”冯玉祥不快地说罢，又打了个哈欠，依然有情绪地哼了一声，“还没见面交手，就想给我来下马威，让我俯首称臣。我冯某人是老虎拉碾子―不听（挺）你蒋某人这一套！”

“那，你的意思……”

“把他蒋某人的急电收着，今夜我不看。”

“不！不行啊……”

“有什么不行的？”

“蒋总司令的急电，不是让你俯首称臣……”

“那又是什么劳什子？快说！”

“他，他亲率文武百官乘专车西来，欢迎冯先生于黄口车站。”

冯玉祥闻报惊得一怔，他匆忙起身，接电拆阅，果真不错，蒋介石是要赶到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欢迎自己的到来。顷刻之间，在冯玉祥的脑海中，蒋介石独裁者的形象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谦恭待人―且具有大家风范的军事统帅的形象。当他从震愕中完全醒来之后，再一字一句地看了一遍这份急电，又疑惑地自问：

“这会是真的吗？……”

蒋介石的这份急电自然假不了，但他如此行事，是有着政治企图的。

蒋介石自从人保定军官学校就读讫始，一直混迹于旧军阀和青红帮之中，对清末民初所谓上层社会的应酬，真可谓是通晓练达。换言之，如何与冯玉祥这样靠武装实力起家的将军相交，心里早就有一本帐。时下，他虽然是响彻大江南北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他绝不像当年项羽那样傲视韩信，也不像刘邦那样慢待韩信，他决定采用超出常规的礼仪，欢迎冯玉祥的到来。这样，他从感情上就赢得了冯玉祥的好感，使得尚未举行的徐州会议，能比郑州会议有个好的开头。

六月十九日清晨，天空万里无云，刚刚升起的朝墩辐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把小小的黄口车站抹得分外好看！蒋介石一行早已步出专列，在很不像样的站台上肃然而立，静候冯玉祥的专列。蒋介石默然巡视了一遍前来迎近的阵容，顿觉“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突然，西边传来汽笛数声，只见冯玉祥的“花车”缓缓驶人车站。一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蒋介石的率领之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群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诚如李宗仁事后记述的那样：“惟车内概属冯氏的文武随员，未见有冯将军在内。随员见我们都在伸首窥探，乃以手指向后节车。我们遂一齐向后节走去。只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车厢上既无窗户，更无桌椅。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布衣敝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我们招手，大家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车停了，大家便一拥向前去欢迎，他也走下来和我们握手为礼。”蒋介石对冯玉祥的第一印象如何？无文字可考。随行的李宗仁事后记下了这段话：“冯氏穿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的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这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一尖锐对照，颇觉滑稽可笑。”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第一印象实在是不错。他除去感激蒋总司令的“执礼如恭”，就是对蒋介石的仪表，也大加称道：“见其丰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蒋介石达到了初战告捷的目的，旋即又主动挽着冯玉样走上自己的“花车”，指着上首的座位，非常客气地说：

“请冯总司令上座。”

“岂敢，岂敢……”冯玉祥颇有些诚惶诚恐了，“蒋先生乃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自应上座。”

“我是军界晚辈，只有向冯先生讨教的份儿。”蒋介石边说边把冯玉祥请到上座，“再说，尊长敬贤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等惟有发扬光大，方可完成中山先生的未竟大业。”

冯玉祥虽是老粗出身，却素有出口不凡的俗语口才。无论是曹大帅还是吴大帅、张大帅，都十分小心冯玉祥的嘴―不知何时、何事，就会说出让人难以应付的俗话便语。但是今天，他面对蒋介石这样的对手，竟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表达自已此时此刻的真实心情。相反，他内心深处却泛起一种异样的情感，粗粗咀嚼，方知是受宠若惊。他为了藏拙，遂半推半就地坐在了上座。

蒋介石和冯玉祥相比，愈显挥洒自如了。待到双方的随行人员落座之后，他就像是迎客的主人，随便地坐在了与冯玉祥隔桌相对的座位上。恰在这时，“花车”汽笛长鸣，缓缓起动。蒋介石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进人了正题：

“冯先生自打五原誓师以来，据悉一直被军需、给养所困扰。多亏冯先生治军有方，苦撑经营数十万大军，而且还完成了会师郑州的北伐大业，真堪称是军史上的奇迹！”

冯玉祥听后虽然感到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但他的直觉却是：蒋介石又要像汪精卫那样，用甜言蜜语堵住他索要军费的嘴。他暗自警惕地说：“我决不上你蒋某人的圈套！”他借题发挥，说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我一时苦撑带兵打胜仗是可以的，长期以往就不行了。视兵如子，是带兵所遵从不谕的古训，就是亲儿子，让他饿着肚皮去卖命，他也会造我这个老子反的。”

“是的，是的，”蒋介石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冯先生，据我所知，当年国民政府有明文规定：每月都要发给国民军相当数目军炯的。”

“一纸空文，”冯玉祥叹了口气，“连我们这些吃粮人的粮偏都不曾发过一文。”

“岂有此理！”蒋介石碎然动怒，他那两只深陷的眼睛射出了咄咄逼人的光芒，“不久前，你们不是举行了郑州会议嘛，汪兆铭他们是如何解决的？”

“简单，汪兆铭说，武汉的国民政府没有钱，让我在河南自筹军晌。”

“这太不像话了！”蒋介石拍案而起，面色气得有点惨白，“几十万大军，几十万张嘴，天天要吃要喝，偌大的军费，是靠自筹所能解决的吗？”

冯玉祥望着怒气冲冲的蒋介石，突然间变得沉静了许多。他认为这是蒋介石用的激将法，借此挑起他和汪精卫的矛盾，进而再达到所谓蒋、冯结盟的目的。他暗自说：“少给我玩，权术，我绝不顺着你竖的竿往上爬！”相反，他要借此机会，利用军费考察蒋介石有没有诚意。故假意为难地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带兵人起码的常识。可武汉这伙善于高扬革命调的秀才，却不懂得又叫马儿跑，又叫马儿不吃草，这是不行的。咳！说不定这位大才子汪兆铭还认为他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通呢！”

“我们是丘八对大兵，什么都讲得通！对冯先生的困难，汪某人不管，我蒋某人管。”蒋介石旋即以命令的口吻说道，“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向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全体将士，赠送五十万元！”他说罢，伏案疾书一纸命令，交到冯玉祥的手中，“冯先生到徐州以后，凭我这一纸手谕，即可提走五十万元，代我劳军。”

这实出冯玉样的所料，他望着手中的提款命令，激动得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另外，”蒋介石又换了一种口吻，“从下个月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每月向第二集团军提供二百万元的军晌。”

冯玉祥听后又是一惊，就像是三伏天吃冰淇淋一样，打心底深处感到痛快。同时，他再次验证了这样一个自我总结的真理：军人办事快刀斩乱麻，文人当道婆婆妈妈。另外，他感到蒋介石是一位善解人意、体谅人心的三军统帅，一见面就帮他解决了第二集团军的军炯这件大事，那种“相见恨晚”之情越发浓烈。但是，他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将这种“相见恨晚”之情，蓦地又转化成了另一种念头：担心蒋介石如此慷慨解囊之举，是为了拉他打汪精卫。因此，他有意把感谢的话题移开：

“这样一来，我的弟兄们就能吃得饱、穿得暖，有枪有炮的去打胡帅的奉军，北伐胜利，指日可待！”

蒋介石自然听明白了冯玉祥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他淡然一笑，沉吟片时，有意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蒋某人兴兵北伐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统一全国的未竟大业。耿耿此心，天日可表。可是，有人想从背后捅我的刀子，使我不得不驻步长江两岸，难以实现长城痛饮的壮志，真是令我痛心疾首啊！”

冯玉祥知道蒋介石所指背后捅刀子的是汪精卫。而蒋介石讲这番话的目的，是证明自己停止北伐是不得已而为之，罪魁祸首是汪精卫。另外，冯玉样听后还有一种感觉：蒋介石是在测试他对宁、汉对峙的态度。因此，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

“蒋先生所说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武汉和南京的暂时对立，是属于兄弟间的争吵；而北伐张作霖，则是实现中山先生统一全国的遗愿。或者说是中华民族渴望统一的万世大业。因此，蒋先生和汪先生应该履行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古训才是。”

“我例来主张外御其侮的，可是……”蒋介石啃然长叹了一声，“冯先生已经和汪先生在郑州见了面，他的本意是想和我阅于墙吗？”

“不是，”冯玉祥坦然相告。旋即又严肃地表白，“我已经再三正告汪先生，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虽然跑到了四川，可贼心不死，时时想卷土重来，无论如何不能自己打自己，忘了我们共同的敌人。”

“冯先生是顾全大局的，汪先生他们那班文人、政客做何反应呢？”

“有些朋友很同意我的话，也有的人不赞成，说我和你勾搭在一起，这不是笑话吗？”

“你我连面都不曾见过，何谈勾结二字？”蒋介石冷笑摇首，“冯先生，这班人的毛病，就是疑神疑鬼，生，怕自己家的弟兄多分得一些祖业‘结果，他们不惜和共党、苏俄携手，打自家的兄弟。”

“时下的汪先生，也已经决定分共了。”冯玉祥望着摇首叹气的蒋介石，又补充说，“这是真的！汪先生在郑州会议上，再三向我阐明分共的重要，并使我同意了他的这些主张。”

蒋介石听后如释重负，暗自庆幸地说：‘谢天谢地，你这个北赤冯玉祥也终于同意分共了！”转瞬，他又巧妙地掩饰了这种心理，十分自然地说：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但愿我们这位可爱的汪先生，不要在宁、汉对立一事上再来个马后炮！你说呢？”

“我的意见是清楚的：蒋先生和汪先生仍是携手打天下的时候，绝对还没到分家产的地步。因此，”冯玉祥有意打住自己的话语，扫了一眼微然点头的蒋介石，旋即坦陈己见，“我不仅反对你们二人自耗，而且还要尽力从旁调停，使你们二人忘记前嫌，和好如初。”

至此，蒋介石完全摸清了冯玉样的政治倾向：居中调停宁、汉纷争，团结一致分共，继续北伐。这对蒋介石而言，已经是颇多收获了！加之，他认为在争取冯玉祥方面，从感情投资所取得的成果而言，自己已经胜过汪精卫几分。所以，他认为举行“徐州会议”的目的，从实质上说已经达到了。对此，冯玉祥的新任秘书高兴亚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蒋介石与冯玉祥为初次见面，但他早从李鸣钟、毛以亨等人口中得知冯的处境、个性、左右情况和迫切希望了，他便针对这些来使用手法：(1)礼貌上的恭敬；(2）现金的馈赠；(3)迎合冯要‘共同北伐’以减轻自己的军事负担的心理，使用所谓‘继续北伐’，来换取‘清共’，并要冯作宁汉双方反动派的调停人，以达到蒋的反革命目的。”蒋介石为了坚定冯玉祥的决心，遂做出谦恭的样子说道：

“未来天下大事，全然操在冯先生的手里。我蒋某人愿积极配合冯先生的努力，消洱内争，积极北伐。”

冯玉祥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达到了前来徐州争取军晌、继续北伐的目的，内心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另外，蒋介石尊长让贤的表演，也博得了冯玉样的好感，使冯认定：中国没有蒋介石是不行的。因此，他也故作谦虚的样子说道：

“蒋先生过谦了！未来天下事，全然操在蒋先生的手里，我只能从旁敲敲边鼓而已。”

“不，不！时下的冯先生举足轻重，我请你来徐州，是帮我挥锤定音的。”

自黄口车站到徐州，不过二十余里的路程，蒋介石却用政治手腕买住了冯玉祥。不久，使冯帮助自己由下野到复出，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相比之下，尤其是和后来蒋胜冯败的历史联系起来看，冯玉祥在运用权谋方面就逊色多了。话再说回来，蒋、冯二人既然在这二十余里的随意交谈中解决了问题，因而所谓“徐州会议”也就是一种热闹的形式了。结果，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名，共发了一个坚持北伐的通电。

蒋介石一行满怀胜利的喜悦离徐南返了，冯玉样正要高高兴兴地班师西去郑州，高秘书手持急电走进，春风满面地说道：

“报告！夫人自苏联动身回国了。”冯玉祥急忙拆阅电文，惊喜万分地下达命令：“立即回郑州，欢迎夫人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