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埃及感受到的震**来自世界的另一端。11世纪末，蒙古人是中国北部诸多草原部族中的一支，有人将他们描述为“活得像动物，既不信宗教，也没有法律，只知道四处游牧，与那些吃草的野生动物没什么区别”。另外一位作者则说：“他们把抢劫、暴力、卑鄙和无耻视作是刚毅和出色。”他们的长相同样令人厌恶，与4世纪的匈奴人一样，身上穿的都是“狗皮和鼠皮”。这是当时外界人对草原游牧部落最常见的描述。

蒙古人的生活看似混乱、野蛮、漂泊不定，但他们的崛起绝不是混乱无序的结果。果断的决策制订、简洁的组织结构和清晰的战略目标是他们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的关键。蒙古人成功的背后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领袖人物：铁木真。他的另一些称号更为世人所熟知：“世界统治者”或“凶猛的统治者”，“成吉思”或“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出身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的家庭，他的命运在他诞生时就已经注定：“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的一块血”，据说是寓意将掌握天降的生杀大权。尽管他在后来的中世纪时代让人闻风丧胆，但他早期奠定自己地位和权力的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他必须和其他部落的首领达成协议，并谨慎地挑选战略同盟。他在选择对手方面也特别讲究，他总是能在最佳时机将对手干掉。他用最忠实的随从作为贴身保镖和战士，组成最牢不可破的核心集团，并给予他们最大的信任。这是一个精英人才体制，本领和忠心远比部落背景及他们和首领的亲缘程度重要。作为对忠诚效力的回报，首领会在货物、战利品和职位上给予奖赏——这些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因为成吉思汗的军事天赋足以让他慷慨解囊来保证部下的忠诚。

这些巨额奖赏是以一系列成功的征服行动为基础的。他靠着武力或恐吓连续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部落，直到他在1206年成为蒙古草原上无可争议的真正霸主。随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族群，如吉尔吉斯人（Kyrgyz）、斡亦剌惕人（Oirat）和居住在中国西部及中亚地区的回鹘人，这些人都曾发誓效忠蒙古帝国。1211年回鹘人的归顺极为关键，在回鹘首领巴而述（Barchuq）宣布愿意成为成吉思汗的第五个儿子后，蒙古首领立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巴而述。这一方面说明了回鹘人在塔里木盆地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也说明了回鹘人的语言和文字，对蒙古人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蒙古人将有文化的回鹘人收编为文书和官员，其中就包括塔塔统阿（Tatar-Tonga）[27]，他后来担任了成吉思汗儿子们的老师。

然后蒙古人将注意力转向了更大的目标。从1211年开始，他们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最后挺进到中国金朝的国土，夺取了中都[28]，迫使金国皇帝出逃，并几次向南方迁都，使入侵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掠夺。蒙古人朝其他方向扩张的时机也恰到好处。穆斯林政权在12世纪始终萎靡不振、难以统一，各个大小不一、强弱不均的地方势力都渴望挑战巴格达政权的至上地位。危机到来之时，花剌子模的统治者正忙于应对国内的对手，同时还用一只眼睛觊觎着东方的中国。很显然，只要蒙古人打败了花剌子模——他们后来也确实做到了，花剌子模的统治者被逐入里海的一个岛上，不久便去世——就意味着通往中亚的大门会统统敞开，道路上将没有任何障碍。

大量的文献资料生动地描绘了1219年蒙古人进攻花剌子模时的凄惨场景。入侵者“来了，打了仗，放了火，杀了人，抢了东西，然后离开了”，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我宁愿没生在这世上，那样就不必亲历如此残酷的场景了，另一位作者说。穆斯林只求消灭他们的基督教敌人，但蒙古人不一样，他们“谁都不放过，他们杀女人、杀男人、杀孩子，甚至将孕妇开膛破肚，杀死还未出生的胚胎”。

蒙古人是在有意制造这些恐怖景象，因为事实上，成吉思汗使用暴力也是有选择性的，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洗劫一座城市的目的是想让其他城市和平投降、快速投降，并用这些恐怖的屠杀昭示其他统治者，最好的做法是谈判而不是抵抗。

你沙不儿（Nīshāpūr）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里成了重灾区，所有的生物——从女人、孩子和老人，到牲畜，到家禽——都遭到了屠杀。因为上边下达了命令，连小狗小猫都不要放过。所有的尸体被堆成小山，警告着世人，如果和蒙古人作对将会是什么下场。这足以让其他城镇放下武器、进行谈判，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有关残忍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那些还在为如何抉择犹豫不决的地区。一则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有一位地方高官被命令面见一位新来的蒙古统治者，在这之前他的眼睛和耳朵里都被灌入了熔金。据说这是一种正常的惩处，所有“行为不轨，粗暴残忍”的人都应受到这样的刑罚。这也是对其他打算阻挡蒙古前进步伐的人的一种警告。顺从屈服将得到奖赏，顽固抵抗将受到严惩。

成吉思汗有着高超的用兵能力，同时也具备过人的智慧谋略。长时间地围攻某个据点是很费力费财的事情，在草原上长期屯集的大部队将很快耗尽周围地区的资源。因此，能够帮助部队快速取胜的军事技术师就成了香饽饽。比如在1221年的你沙不儿战役中，蒙古人共使用了3000张巨弩、3000架投石机以及700台燃物发射器。后来，蒙古人又对西欧人发明使用的一些军事技术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抄袭了他们的石弩和十字军攻城器械的设计，并在13世纪用它们来攻击东亚的敌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使蒙古统治者们得以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和思想，并将之复制、运用到千里之外的战场上。

考虑到蒙古人的坏名声，有人对13世纪初蒙古人在中国、中亚等地取得奇迹般的胜利颇感好奇，并给出了一种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其实并未被一直视作压迫者。花剌子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地人曾接到花剌子模政府的命令，需要预先支付一年的税金，用以建设撒马尔罕周围的新据点、组建骑兵射手来防范蒙古军队。将如此沉重的负担压在百姓头上显然不得人心。相反，蒙古人却将大笔资金用作被征服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位中国道士[29]在撒马尔罕被征服后不久访问该城，他惊奇地看到这里竟有那么多来自中国的工匠，有那么多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在帮助照看荒置的田地和果园。

历史似乎在重演：资金投向城镇，以利于重建和再生，艺术、手工艺和生产力也重获新生。从这些角度看，蒙古人所有的野蛮形象都不见了。这说明后来写成的历史过分强调了蒙古人带来的毁灭和灾难。这种偏见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一课，如果一个统治者想要流芳百世，那么他就必须善待那些热衷于记录当时帝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们——蒙古人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

但也不要误解，蒙古人的武力的确让对手毛骨悚然。蒙古铁骑一边席卷西进一边追击那些准备抵抗或出逃的人，他们的威力让敌人闻风丧胆。1221年，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统帅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横扫阿富汗和波斯，可谓所向披靡。你沙不儿、赫拉特和巴尔克被攻破；梅尔夫被夷为平地，所有百姓均遭屠杀，据一位波斯历史学家说，只留下400名工匠被带回到东方的蒙古宫廷服役。土地被死者的鲜血染成了红色，据少数幸存者统计，遇难人数超过了130万。其他地区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同样令人窒息，有些当代学者更认为这无疑是种族灭绝式的屠杀，大屠杀的比例超过了人口总数的90%。

我们很难精确统计战争中人员死亡的规模，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甚至可能是全部）在进攻中被摧毁的城市都很快得到重建，这说明那些后世的波斯历史学家或许过度夸张了蒙古人进攻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如此，来自东方的暴力之风都毫无疑问地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蒙古人并未停下脚步。他们很快攻破了中亚的重要城市，征服了高加索山脉地区，随后出现在了俄罗斯南部。他们还追讨部落劲敌奇普恰克人（Q·pchāq）或库曼人（Cuman），这些部落不愿降服，必须给予教训。成吉思汗大约在1227年去世，但他的继承者毫不逊色，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13世纪30年代末，窝阔台在父亲死后成为大可汗，即最高首领，他率军在中亚取得了非凡的胜利。此后不久，蒙古人发起了历史上最大的攻势之一，在速度上和规模上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已经跨越草原挺进到俄罗斯疆土的蒙古大军“数不胜数，如同蝗虫一样”，一个诺夫哥罗德的僧侣如是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去往何处。只有上帝知道，因为是他们上帝派来惩罚我们罪恶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蒙古人杀来的时候，要求各个国家进贡，并威胁若不服从将被全部消灭。一座座城池遭到攻陷，梁赞（Ryazan）、特维尔（Tver），最后是基辅，统统被收入囊中。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他的家人，连同城里的主教和权贵一同躲到圣母大教堂避难。蒙古人放火烧了教堂，里面的人都被活活烧死。某位继任主教写道，教堂被毁，“圣器惨遭玷污，圣物被肆意践踏，神职人员死于剑下”。此情此景如同凶狠的野兽在吞噬强者的肌肉，渴饮贵族的鲜血。这不是来自东方祭司王约翰的拯救，而是蒙古人带来的世界末日。

蒙古人带来的恐惧反映在后来人们给他们起的一个名字上：鞑靼人（Tatar），暗指“塔耳塔洛斯”（Tartarus），古神话中地狱的代名词。据说他们前进的足迹远抵苏格兰，导致不列颠东海岸港口的鲱鱼都卖不出去了，因为原先从波罗的海来的商人们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1241年，蒙古人直插欧洲的心脏，兵分两路，一路攻打波兰，另一路挺进匈牙利平原。整个欧洲大陆一片恐慌，特别是在波兰国王和西里西亚公爵率领的大军被击败之后。公爵的头颅被插在标枪上示众，死者的耳朵装满了九个麻袋。蒙古大军继续向西进发，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逃往达尔马提亚的特罗吉尔城避难。这时教士们站出来了，他们祈祷灾难远去，并带领教徒们列队等待上帝的援助。教皇格列高里九世（Gregory IX）宣布，任何能够解救匈牙利的人都将得到与十字军骑士同等的待遇。他的许诺并未得到热情的响应：德国皇帝和威尼斯总督都清楚地知道，即便他们出手相救，最终还是会以失败告终。如果蒙古人继续西进，如某当代学者所说，“也许不会遇到任何协作抵抗”。欧洲遭受报应的时刻到了。

然而当时有一些历史学家却以令人钦佩的胆识宣称，蒙古人确实遭到过勇敢军队的抵抗，甚至还在某些战役中吃了败仗。久而久之，也有人相信这些话。事实上，蒙古人对西欧根本不感兴趣，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们攻打匈牙利主要是为了警告贝拉对库曼人提供保护甚至拒绝将库曼人交出来的行为：这种抵抗必遭惩罚，不惜一切代价。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君主，”某位蒙古首领在写给贝拉国王的信上这样说，“你拥有无数士兵，而你本人还统治着一个伟大的王国。”对任何一个职业敲诈者来说，这些话语都很熟悉，也很直白。他继续写道：“对你来说，自愿向我臣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为了你未来的日子，你最好还是尽快这样做。”在大草原世界，羞辱一个强大的对手如同向之宣战。蒙古人认为有必要教训一下贝拉。于是匈牙利国王逃到了达尔马提亚，尽管他还有其他的逃路。蒙古人一路疯狂**，他们洗劫了一座城池，据一本当地的编年史记载，城里连一个“对着墙撒尿的人”都没有留下。

然而就在这时，幸运女神拯救了贝拉国王以及全欧洲的命运：蒙古大可汗窝阔台突然去世。虔诚的人坚信这一定是他们的祈祷灵验了。而对蒙古族高层来说，当务之急是挑选一位新领袖。蒙古人没有长子继承权位之说，汗位的继承权取决于谁能在一个机密高层会议中证明自己是最好的。支持谁来继任将决定一个将军的事业和生命：如果他所支持的人最终成为最高领袖，那么作为回报的奖赏将是无比丰厚的。因此，现在可不是追捕巴尔干地区各国王的时候，而是应该回到家乡、静观局势发展。于是，蒙古人决定从基督教欧洲的咽喉之地暂时撤离。

尽管成吉思汗的名字和在亚洲及其他地域的征服行动紧密相连，但这位蒙古首领在1227年就已经去世，当时还在创建中国和中亚帝国的初期阶段。那时蒙古人还没有向俄罗斯和中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也未涉足欧洲并使其屈服。目睹蒙古帝国的扩张和强势统治的是他的儿子窝阔台。窝阔台策划了从朝鲜半岛、西藏、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一直到西方欧洲的所有战役，他是蒙古所有成就的最大功臣，但同时也是导致蒙古停下征伐脚步的最大责任人：1241年他的去世为蒙古的对手们提供了关键的喘息机会。

整个世界都在观望谁将会是蒙古帝国的下一任统治者。欧洲、高加索和亚洲分别派出一批批特使，想弄清楚这些掠夺者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习俗是什么，由此来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两个使团带着书信，以上帝的名义乞求蒙古人不要向基督徒发起进攻，并接受基督教信仰。1243年到1253年期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派出了四个外交使团，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也派出了一个由佛兰德传教士卢布鲁克（Rubruck）带领的外交代表团。他们返回后写出了内容新鲜、图文并茂的出使报告，同9世纪、10世纪穆斯林旅行者前往大草原后写的报告一样。欧洲人对此感到痴迷和惊叹。卢布鲁克写道，尽管蒙古人无比强大，但这些亚洲的新主人并不定居在城里，除了首都哈拉和林（Karakorum）——那是他谒见大汗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巨大的蒙古包，“帐内的装饰全是黄金织品”。这里的人群都充满异国情调，他们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俗令人难以理解：不吃蔬菜，喝发酵的马奶；在公众场合完全不管谈话对象，只顾低头猛吃，即便客人和他们都近在咫尺。

另一位特使——方济各会（Franciscan）修士约翰·卡皮尼（John of Plano Carpini），成为当时欧洲众所周知的名人。他同样在报告中描绘了一个肮脏、堕落、稀奇古怪的世界，一个把狗、狼、狐狸和虱子都当成食物的地方。他还根据传言说，蒙古大地上存在这样的生物，人可以长着动物的蹄子或狗的脑袋。卡皮尼还带回了一个不祥的消息，即将继位的下一任大汗是孛儿只斤·贵由。从承认蒙古统治的各地区和各部落权贵名单上可以看出，蒙古帝国当时的规模大得令人震惊：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西伯利亚大草原、中国和朝鲜的首要人物全部在列，还有不下10位苏丹以及上千位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特使。

大汗还让卡皮尼带了封信回到罗马。整个世界都已被蒙古人征服，信上说，“你要亲自前来，带着所有的君主为我们效劳”。这是对教皇提出的要求。大汗警告说，如果不愿服从，“我将视你为敌”。至于让蒙古统治者皈依基督教的请求，大汗给了强硬的回复：“你怎么知道上帝将赦免谁，宽恕谁？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都是我的领土。”他继续炫耀着并未再提到教皇所说的上帝。这封信加盖了象征着大汗权力和腾格里（传统草原游牧部落信仰中的至上天神）的封印。前景看起来仍然不妙。

然而蒙古人并未确定继续进攻中欧和北欧的计划。他们有更为远大的目标，那就是统治全球。征服欧洲只不过是成吉思汗后代为这一目标所迈出的合理步骤而已。

对蒙古人的恐惧还在欧洲掀起了一波宗教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亚美尼亚教会与希腊东正教教会进行商讨，希望相互结成联盟，以共同抵御未来的攻击。亚美尼亚人还和罗马人会谈，表示他们愿意公开同意教皇关于圣灵的解释——这在以往可是一个引起主要争端的关键问题。拜占庭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它派遣了一个特使团到罗马，提议结束自11世纪以来将基督教派一分为二的争端，指出十字军东征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加深了这种冲突。过去欧洲的教士和君主们没能完成的事业，最后反倒靠着蒙古人成功了：同从前一样，只有来自东方的进攻，才能使基督教会走到一起。

正当宗教和谐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散落的沙子开始朝分散的方向漂移。大汗贵由在1248年突然死去，蒙古内部展开了激烈而漫长的王位争夺战。随着局势发生变化，亚美尼亚和拜占庭得到确切消息，他们暂时不会受到攻击。根据卢布鲁克的记述，蒙古人不攻击拜占庭还另有原因：蒙古大使拿了拜占庭太多的贿赂，因而出面干预过进攻计划。的确，拜占庭人为转移蒙古人的注意力想尽了办法，以避免遭受**。例如，在13世纪50年代，一个来自哈拉和林的外交使团被故意带到小亚细亚的一处穷山恶水，陪同那里的拜占庭皇帝一起检阅帝国军队。这是极力想让蒙古人相信，帝国根本不值得他们武力夺取，或就算进攻的话，帝国军队也是有备无患。

事实上，蒙古人决定暂不发起进攻还有别的原因：安纳托利亚和欧洲都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在别的地方还有更鲜美的肥肉。在13世纪末中国被完全征服之前，远征军的主力一直都在那里。当时蒙古帝国已经以“元”为名号，并在古城中都上建立了新城。这里成了蒙古人的新首都，以炫耀征服从太平洋到地中海之间所有地域的辉煌成就。自那时起，这座新城便获得了延续至今的重要地位，它就是北京。

世界其他主要城市也同样受到重视。新可汗蒙哥将蒙古大军瞄准在伊斯兰世界的珍珠财宝上。大军一路西征，摧毁了一座又一座城市。1258年，他们攻到了巴格达城下，稍加围攻后便彻底攻陷。他们扫**着这座城市，“如同饥鹰捕鸽、饿狼逐羊”，一位作者在此后不久写道，城中的平民像玩具一样被拖着穿过大街小巷，“人人都成了玩弄的对象”。哈里发穆斯塔西姆（al-Musta··im）被蒙古大军生擒，全身裹着破布被乱马踩死。此时的情景充分说明，谁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

征服行动带来了无数的战利品和无穷的财富。据高加索地区蒙古同盟军中的某人记载，胜利者被“掩埋在黄金、白银、宝石、珍珠、绸缎、衣物、金盘和银罐当中，因为他们只抢夺这两种最贵的金属，只抢夺宝石和珍珠，只抢夺绸缎和衣服”。对纺织品的掠取行为具有特殊意义。当过去匈奴人如日中天的时候，丝绸和奢侈品就在部落权力等级划分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因此被极为珍视。蒙古人也不例外，他们常常对贡品有特殊的要求，一定要是金线织品、紫色薄纱、珍贵衣料或丝绸；偶尔还规定，贡品可以用披挂着绸缎、金丝和珍贵宝石的牲畜来替代。进贡的“金、银和棉织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要求，一位该领域的顶尖学者将这些要求列成单子，发现制定者“既苛刻又见多识广”。

人们还未从巴格达陷落的消息中缓过神，蒙古人再一次出现在了欧洲。1259年，他们进入波兰，夺取了克拉科夫（Kraków），然后派人出使巴黎，要求法兰西投降。与此同时，另一支大军从巴格达向西挺近，直取叙利亚并进入巴勒斯坦。这一举动给居住在东方的拉丁人带来巨大的恐慌——13世纪中叶，基督教在圣城的地位已经靠着十字军得到了巩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以及后来的路易九世已经基本上将耶路撒冷夺回到基督教手中。没人相信安条克、阿卡和其他城市会存在任何危机，直到蒙古人的出现。

而且这场危机似乎是来自于一个已经在埃及得势的、野心勃勃的新政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埃及的新君主与蒙古人同根同枝，也是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正如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最后被他那些从草原上招募的突厥雇佣兵击败一样，同样的命运也于1250年降临到开罗的哈里发身上。埃及的新君主名叫马穆鲁克（Mamlūk），他的祖先原是黑海以北的游牧部落，后来被当作奴隶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港**易到埃及军队中服役。这支奴隶军中也包括一些蒙古人，以及一些所谓的“新来的人”（wāfidīyah），即在草原常见的内部混战中战败、为寻求避难最终来到开罗服役的人。

中世纪的欧洲一般被人看作是十字军东征时代、骑士时代和罗马教皇掌权的时代，但如果和远东的巨大战役相比，则所有的这些都基本上只能算是串场表演。蒙古人差点就征服了全世界，他们统治的地域几乎涵盖了整个亚洲。欧洲和北非也已是门户大开，但令人吃惊的是，蒙古统治者聚焦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换句话说，欧洲已经算不上最大的猎物。阻挡蒙古人控制尼罗河、控制埃及肥沃农耕土地以及四通八达贸易通道的，居然是同样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这已不仅仅是一场地区霸主之战，而是一场基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上的胜利。中世纪的战役将在中亚和东亚的两个游牧民族之间打响。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对蒙古人的进攻深感恐慌。他们先是放弃了十字军的掌上明珠安条克，同时阿卡的守军也在权衡之下与蒙古人达成了妥协。他们近乎绝望地向英格兰和法兰西乞求军事援助。但是最终拯救西方人的，居然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此时正在向北挺进，去对付那些横扫巴勒斯坦的蒙古军队。

过去6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蒙古人所向披靡，如今他们却要面临首次大败。1260年9月，蒙古人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艾因贾鲁（·AynJālūt）遭遇惨败。尽管忽都斯苏丹（Sultan Qu·uz）在内部权力争夺中被暗杀，但马穆鲁克人的进攻步伐几乎未受影响。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蒙古人帮了他们很大的忙：蒙古为粉碎当地人的抵抗势力，已经将城镇连为一片。正如中亚的整合为成吉思汗在13世纪的进攻提供方便一样，此时的蒙古人也不经意地将叙利亚、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拱手送给了对手。马穆鲁克人最后进城的时候，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圣地上的基督徒，连同欧洲的基督徒在内，都在惊恐地观察着这一切，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他们的结局又会是什么。但没过多久，人们对蒙古人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督教欧洲渐渐开始理解，尽管这些游牧骑兵从黑海北部**横扫匈牙利平原，尽管他们遭受了无数的苦难，但蒙古人可能真的如最初他们谣传的那样，是欧洲人的救世主。

在1260年以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和圣地派遣了多个使团，试图与蒙古人结成联盟，一同抵抗马穆鲁克人。身居亚洲的蒙古首领旭烈兀以及他的儿子阿八哈（Abaqa）也在派遣外交使臣前往西方，他们愿意谈判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利用西方人的海上力量攻击埃及，以及埃及人新近征服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但是合作远非那么简单，因为蒙古人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分裂的迹象。

到了13世纪下半叶，蒙古人的疆域已经非常辽阔——从太平洋到黑海，从大草原到印度北部再到波斯湾。于是，分裂在所难免。帝国被划分为四个主要分支，这些分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最重要的一支仍是以中国为中心[30]；中亚则由察合台统治[31]，一位波斯作者曾将之描述为“屠夫和暴君”，一个万人痛骂的“残忍的吸血鬼”，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在西部，占领了俄罗斯至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了“金帐汗国”（Golden Horde）；而大伊朗地区的统治者则被称为“伊利汗”（īlkhānid）[32]，源自īl-Khān一词，就是蒙古帝国分支的意思。

马穆鲁克人玩起了巧妙的政治手段，最后成功地和“金帐汗国”的首领别儿哥联手——之前别儿哥和伊利汗的冲突已经公开化。这种联手无疑将促使基督教欧洲和伊利汗之间达成合作协议。最具实质效果的协议之一出现在13世纪80年代末，伊利汗派遣来自中国的回纥人主教拉班·扫马（Rabban Sauma）[33]率领使团造访西欧的主要首脑们，就军事联盟的有关条款进行商议。选择拉班·扫马出使是一个正确的决策，此人温文尔雅、聪颖智慧，而且还是个基督徒。蒙古人虽然以野蛮著称，但他们在鉴别外国人才方面还是非常在行的。

没有人比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在听说联合行动计划后更加兴奋了。爱德华是一个十字军东征的狂热分子，曾在1271年亲自造访过圣地，对他的所见所闻深感失望。他总结说，这真是糟透了，基督徒似乎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窝里斗，而不是去进攻穆斯林。但真正使他感到震惊的是威尼斯人：他们不仅和“异教徒”做生意，而且还给他们提供物质援助，帮他们制造围城机器，这些机器最后都被用来攻击基督教城镇和港口。

于是，国王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来自东方的主教，并清楚表明，他的主要目标是看到耶路撒冷重新崛起。“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祈求。”英格兰君主在邀请他的贵客加入他和随从举办的圣餐之前，对主教这样说。他对主教尊崇有加，在举办庆贺未来胜利的宴会后还向主教赠送了丰厚的礼物和钱财。合作协议最终敲定，目的是帮助基督教王国一次性收复圣地。这是基督教世界期盼已久的胜利，罗马的部队甚至为即将打败穆斯林欢呼庆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人心目中的蒙古人从救世主变成恶魔，又从恶魔变回为救世主。人们相信，即将到来的并非世界末日，而是新的开始。

宏伟的计划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正如十字军多次东征并未实现诺言一样，由于联盟跨越几千英里，并且牵涉全球宗教的利益，所有美好的承诺最终都不了了之。而对爱德华一世来说，本国面临的危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英格兰国王没有和蒙古人结成反伊斯兰埃及同盟，而是被迫向苏格兰发动进攻，去平息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领导的叛乱。其他欧洲君主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圣地基督徒的命运最终走到了尽头：在十字军骑士首次夺取耶路撒冷的两个世纪后，他们被迫放弃了最后的立足地。1291年，西顿（Sidon）、提尔、贝鲁特（Beirut）和阿卡纷纷落入马穆鲁克人手中。结果证明，良好意愿和作战热情并没有什么用，并不能挽救和坚守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地域。

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心存幻想。1299年冬季，蒙古人终于实现了他们一代人寻求的梦想：彻底打败马穆鲁克。他们取得的胜利辉煌而巨大，以至于欧洲的传言说，东方基督教徒和蒙古族同盟一同攻克了耶路撒冷。传言还说，伊利汗首领转信了基督教，成了圣城的新的保卫者。某些报道甚至发布了更好的消息：蒙古人并不满足于将马穆鲁克逐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且还冲破防线拿下了埃及。这些消息太好，让人难以置信。蒙古人的确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那些激奋人心的故事不过是误解、传言和美好愿望。基督教圣城其实已永不复存。

中世纪西方的发展过程中，十字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教皇层次的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罗马教皇本人不仅是宗教权威人士，而且是一个具有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人物；精英阶层的职责转向了服役、奉献和虔诚；基督教作为欧洲大陆共同基础的思想已经生根。从理论上讲，夺取并占据耶路撒冷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但从事实上讲，很难、很贵、很危险。所以在欧洲人的意识中存留了两个世纪之后，圣地已开始逐渐消失。正如英格兰诗人威廉·布莱克在19世纪所写，重建耶路撒冷绝对可以选一个更容易和更方便的地方——比如在“英格兰青青快乐的土地之上”。

十字军最终还是失败了：想要在基督教王国最重要城市建立殖民的企图并未获得成功。不过，也不能说意大利城邦受到称赞的基督教骑士都是失败的。虔诚的骑士杀向疆场，海洋城邦及时调整，深入亚洲腹地。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目标。相反，在失去圣地之后，他们没有放弃努力，而是决定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