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9年7月15日，耶路撒冷陷落于第一次参加东征的十字军骑士之手。东征的历程十分艰辛。很多踏上征程的人根本就没能抵达圣城，他们或死于战场、或死于疾病、或死于饥饿、或成了俘虏。当最终来到耶路撒冷城墙边的时候，东征将士流下了幸福和解脱的泪水。在长达六个星期的包围后，圣城终于被攻陷，战士们磨刀霍霍，准备大开杀戒。据血腥场面的目击者说，耶路撒冷瞬间变得满地都是尸体，“堆起的尸体如同城外的房子一般高。如此残酷的屠杀真是前所未有”。几年后另一位作者写道：“如果当时你在现场，你的双脚会被鲜血淹到踝骨。我还能说什么？一个活口都没剩！妇女和儿童也没能幸免！”

夺取圣城的消息如野火般迅速蔓延。远征军首领们的名字一夜之间变得家喻户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博希蒙德（Bohemond），他是诺曼某传奇英雄（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都非常有名）的儿子、十字军中最早的明星。博希蒙德长相英俊，有着碧蓝的眼睛、修长的下巴、干练的短发，浑身透着西欧人常说的那种勇敢和机智。他在12世纪初从东方回到家乡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所到之处观者如堵，很多待嫁姑娘都被推到他面前供他挑选。

博希蒙德代表着新世界的崛起。纵观拉丁历史，他是权力从东方转移至西方的过程中完美的代言人。拯救基督教世界的是跋涉千里抵达圣城的十字军骑士们，解放耶路撒冷的是基督徒——不是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基督徒，而是诺曼人、法兰西人和佛兰德人，他们才是远征军的主力。穆斯林统治耶路撒冷达几个世纪之久，最终却被驱逐而出。在十字军抵达的前夕，有关未来灾难的绝望预测四处蔓延，但目前都被乐观的自信和期望所取代。只用了五年时间，人们就将对世界末日的恐惧转为了对新时代的展望——一个由西欧人主导的全新时代。

新殖民地纷纷建立，全由基督徒领导统治。耶路撒冷、的黎波里、提尔（Tyre）和安条克如今都归欧洲人管辖。从新移民的财产权，到社会税收，到耶路撒冷国王应有的权力，都要遵守西方的封建法规。中东将照着西欧的样子重新规划布局。

随后的两个世纪中，人们将为维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成果投入大量精力。罗马教皇一直在强调，欧洲骑士有责任捍卫圣城的疆土，为耶路撒冷国王效力就是为上帝效力。这一观念广为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被怂恿着踏上东进的征程，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圣殿骑士——一个代表着勇气、奉献和虔诚，充满无限光彩和荣耀的新头衔。

前往耶路撒冷的征程还成为一条通向天堂之路。1095年十字军第一次出征的时候，乌尔班二世曾宣称，那些带着十字架向圣城远征的人都将被上帝赦免原罪。但这一说法在远征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人们相信凡是在与异教徒战斗中倒下的人，都会踏上最终的救赎之路。东征之行不仅是此生之旅，更是来生进入天堂的通道。

基督教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教堂讲坛到酒馆客栈，教皇和骑士都被充满赞誉之声的歌曲和诗句所包围。反观伊斯兰世界则显得有些无动于衷。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城内曾制订过对付十字军的计划，但抵抗行动仅限于局部地区，而且实力非常有限。有些人曾对这种松懈政策颇感困惑。据说当时有一位巴格达法官曾冲进哈里发的宫廷，谴责当局对待欧洲敌人的态度：“你们还敢这样高枕无忧？”他对在场的人说，“你们过着鲜花一般的浮华生活，而你们那些在叙利亚的兄弟却连安身之所都没有了！”其实在当时，巴格达和开罗这两个对手已经达成了某种意外的默契，让基督徒统治耶路撒冷总比让他们的对手什叶派或逊尼派统治来得强，因此双方都选择袖手旁观。法官的演说让哈里发身边的某些官员掉泪，但多数人仍是置若罔闻、无所作为。

首次东征的胜利并没有给欧洲或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带来任何好印象，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所谓高贵的十字军的暴力行为。在莱茵兰（Rhineland），反犹太情绪的升级导致大批欧洲犹太妇女、儿童和老人惨遭屠杀。犹太人为欧洲在东方的崛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所以会有屠杀行为，是因为基督徒始终认为耶稣的受难是犹太人的责任，以色列的土地应该由基督教的欧洲来掌管。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欧洲向黎凡特进军的步伐。

对拜占庭来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也算不上什么胜利。因为在军事胜利和明星英雄博希蒙德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并不光彩的故事：帝国被出卖了。在1096年至1097年间路过帝国首都时，远征军的所有首领曾一同面见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os I），并朝着十字架赌咒发誓，他们将如数归还征服行动前原本属于拜占庭帝国的所有城镇和疆土。然而随着征服行动的开展，博希蒙德开始盘算如何摆脱这份承诺，并为自己捞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比如如何将名城安条克收入囊中。

当该城在重兵包围下被攻破后，他觉得机会到了。在安条克圣彼得大教堂一次著名的面对面交锋中，他坚持拒绝将城市交还给拜占庭皇帝。图卢兹（Toulouse）的雷蒙德（Raymond）——十字军领袖中权力最大的人——严肃地提醒他：“我们在主的十字架、荆棘冠和其他许多圣物面前发过誓，非经皇帝许可，我们不会将任何皇帝治下的城市和城堡据为己有。”但博希蒙德却只是说，那些承诺已然无效，因为阿列克修斯一世也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他提出要退出远征行动。

在12世纪初，所有关于远征行动的宣传中，博希蒙德都被摆在最核心的位置。从未有人提到，这个人们假想中的远征军英雄，在圣城陷落之时其实根本就没在现场。安条克的僵局拖延了近一年的时间，十字军最后决定留下博希蒙德继续前行。为了感谢上帝，骑士们在发动围攻之前绕着耶路撒冷环行，有些人甚至光着脚以表示自己的谦恭。而此时，博希蒙德却正在数百英里开外，独自欣赏这份靠着自己的固执和冷酷赚得的大礼。

博希蒙德之所以能在安条克及其周边地区立足，主要靠的还是东地中海地区超乎寻常的机遇。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占据安条克的行动，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东方世界不断吸引雄心壮志的西欧人和北欧人的必然结果。十字军东征是场宗教战争，但同样也是通往财富和权力的跳板。

不仅是拜占庭人对东征行动不以为然——主要原因自然是博希蒙德拒绝归还安条克以及其他的恶毒行为，比如他的支持者们在欧洲捏造扩散有关阿列克修斯一世的恶意传闻——还有一些人在最开始就对十字军东征冷眼相待，特别是像西西里岛的罗杰（Roger）这样的老一辈人，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不希望自己的地位受到任何挑战。据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称，罗杰不看好进攻耶路撒冷的计划，并试图让那些热衷于在地中海建立基督教新殖民区的人冷静下来。据说在听说进攻计划之后，“罗杰抬起腿放了一个响屁。‘我的宗教理念是，’他说，‘事实胜于雄辩。’”其实罗杰之所以反对东征，是因为任何针对穆斯林的进攻都将影响他和北非穆斯林头面人物的关系，甚至可能中断他们之间的贸易，更不用说给拥有相当数量穆斯林居民的西西里岛本身带来麻烦了。他表示，东征将造成损失巨大，因为出口受限将严重影响农业收入。他说，“如果你们非要向穆斯林开战”，随意，但别动我西西里岛。

罗杰等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地中海市场在十字军东征前几十年一直都很动**。君士坦丁堡的购买力因重大金融危机大幅下降。亚历山大港销售的蓝靛染料的价格，仅在1094年就下跌了30%，由此可以想象胡椒、桂皮和干姜的价格波动。通过巴勒斯坦连接的北非和欧洲之间的高利润贸易（比如在1085年，苏木的利润便高达150%）也一定出现了收益下滑。突然间的供需失衡导致了价格的巨幅波动：小麦成本在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后迅速蹿升，而供应过度的亚麻则在11世纪中期的地中海只能以半价出售。

但是，若与十字军冲击下的地中海地区巨大转型相比，上述的市场价格波动和个人财富变化根本算不上什么。北非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ūn）写道，在10世纪和11世纪，穆斯林的舰队曾是海上霸主，当时的基督教徒连想在海上漂根木片都不太可能。然而尽管阿拉伯人长期以来都占据着地中海，他们最终仍将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新对手们：那些新近加入东方贸易网络的意大利城邦。

阿玛菲、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早在11世纪90年代前就开始舒展自己的筋骨了。拿威尼斯来说，奴隶交易和货品交易使其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城镇，如扎拉（Zara）、特罗吉尔（Trogir）、斯普利特（Split）和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于是也奠定了它向亚得里亚海及更远地区发展的基础。这些贸易站点同样也是当地市场的所在地，并为长途旅行提供了安全的港湾。意大利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及拜占庭其他城市都有自己的永久居住地，这说明他们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样，这也促进了意大利当地的经济发展：比萨的富豪人数在12世纪末激增，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不断兴建塔楼，以至于主教和市民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制楼房的高度。

意大利城邦自然不会放过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商业机遇。早在十字军抵达圣城之前，就有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商船在海上活动，并曾抵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其动因不外乎两种，或是教皇也想参与商业活动，或是试图保护基督教徒，因为来自拜占庭的特使和目击者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正遭受惨绝人寰的迫害。精神信仰固然重要，但物质利益也不能忽视。夺取耶路撒冷之后，十字军的立足点并不稳固，急需休整并和欧洲母国取得联系。城外的舰船帮助他们在争取圣城新主人的谈判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他们还打算夺取沿海城市和港口来强化自己的实力，如海法（Haifa）、雅法（Jaffa）、阿卡（Acre）和的黎波里，围攻这些城市都需要强大的海上力量。

威尼斯人同意助十字军一臂之力，因为十字军承诺将给他们丰厚的回报。比如说，作为参与1100年围攻阿卡的犒劳，每个新来的威尼斯人将在十字军夺取的每一座城市中得到一座教堂和一个贸易广场，外加三分之一的战利品，并被免除全部税收。正如某学者所说，这是典型的威尼斯式的“虔信和贪婪”的结合。

1101年卡萨里亚（Caesarea）被攻下之后，热那亚人赢得了大批战利品和贸易利益。三年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Baldwin I）为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税务减免政策，还授予他们其他法律和贸易上的特权，比如万一热那亚人犯下极刑罪，可以免于皇家法律的判罚，这进一步增强了热那亚人的实力。国王还将卡萨里亚、阿苏夫、阿卡每座城市的三分之一交给热那亚管辖作为海外殖民地，并从阿卡的贸易税收中分出一大部分给他们。国王还每年向热那亚支付定金，并承诺如果他们能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继续提供支援，所有征服成果的三分之一都会分给热那亚。如此这般的协议体现出十字军在东方的地位十分不稳，但对意大利各城邦来说，这些协议都是使他们从地区中心晋升为国际强权的基础。

如此诱人的利益自然会引发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激烈竞争（阿玛菲在驶向东方的道路上起步略晚，无法再参与竞争，被排除在准入、和谈和利益的商业游戏之外）。早在1099年，比萨人就已经和威尼斯人开战，后者在罗得斯（Rhodes）海域击沉了比萨人50艘强大舰船中的28艘。战斗中缴获的舰船和俘虏，后来都被释放，目的是为了展现一种宽宏大量，因为据后来的人说，威尼斯人全都拥有主的十字架，不仅把它绣在衣服上（如教皇要求十字军那样），而且是刻在了心里。

这场冲突的导火索要从1092年说起，当时的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斯从刺激经济的整体策略出发，为威尼斯在拜占庭帝国的贸易活动提供了许多商业便利，比如在君士坦丁堡港口为威尼斯人修建登陆浮桥，还有免除威尼斯人所有进口和出口的关税。因此为了维护他们与皇帝之间达成的那些诱人的贸易条款，威尼斯人的首要目标就是设法将比萨赶出这个市场。战败后的比萨人被迫同意，除祭拜圣墓外，将不再因贸易活动进入拜占庭，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基督徒开战。至少据威尼斯人所说，这就是当时冲突的背景。

然而实施这些战败协议并不那么容易，事实上直到12世纪初，拜占庭皇帝还在授予比萨人类似威尼斯得到的那些特权，尽管不如从前那样慷慨：他们在帝国首都同样有码头和锚地，但比萨商人只得到了关税折扣，而不是关税全免。皇帝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威尼斯一家独大，造成垄断市场的局面。

意大利诸城邦为统治东地中海地区贸易所展开的争斗相当疯狂、残酷。但没过多久，威尼斯人就开始逐渐甩开其他的竞争对手。这应该归功于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从东地中海航行到威尼斯的距离比航行到比萨和热那亚的距离都短；另一方面，那里的地形有助于航船抛锚，为航行提供安全保障（当然，在此之前必须先搞定那些狡诈的伯罗奔尼撒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缺少地方上阻碍它发展的竞争者，威尼斯拥有更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更适宜的发展环境——不像比萨和热那亚，二者的激烈竞争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失去了控制各自的海岸线，特别是控制科西嘉岛的优势。

西方骑士大军全面挺进，并发起了后来著名的1119年“血地之战”（Battle of the Field of Blood）[24]。这场战役让安条克失去了十字军独立公国的地位，但却让威尼斯获益匪浅。。比萨和热那亚也卷入危机当中，近乎绝望地从安条克派遣特使面见威尼斯总督，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乞求援助。威尼斯人很快就组建起一支强有力的大军，因为——正如当时一位评论家所说——威尼斯人想“借助主的力量扩展它在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的实力，为基督教王国争取利益和荣耀”。更重要的是，国王鲍德温二世的援助请求又给威尼斯人带来了许多特权许诺。

威尼斯人还利用这个机会把拜占庭人好好教训了一顿。1118年继承父亲阿列克修皇位的新皇帝约翰二世认为，国内经济现已全面恢复，无须续签20多年前授予威尼斯人的特权协议。结果，威尼斯船队立刻朝安条克东进，并包围了科孚岛（Corfu）。他们威胁说，如果皇帝不续签贸易协定，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双方对峙下，皇帝最终让步，重新确认了当年他父亲签署的特权协议。

当威尼斯总督的船队最终抵达圣地的时候，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测。威尼斯人精于计算，给耶路撒冷的西方统治者提供了一笔贷款，让他们有能力组织自己的兵力向穆斯林控制下的港口发起进攻，由此抽取丰厚的利息：在耶路撒冷王国的每个城区，威尼斯人都将得到一座教堂、一条街道和一片广场；威尼斯人还能获得年贡，即当地主要商业贸易港提尔港的部分贸易关税。当1124年该港口在围困下最终陷落的时候，威尼斯人已经得到了可适用于整个耶路撒冷王国的各种特权，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也随之改变。这个意大利城市从前只是一个仅堪立足的弹丸之地，如今却已经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势力。有人甚至意识到他们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认为应立即对某些特权条款做出修正。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信仰至上的年代，一个为基督教牺牲自我的年代。但教会各阶层都心知肚明，宗教信仰必须依托经济基础和财政实力。因此当拜占庭皇帝保罗二世提出对安条克拥有主权的时候，教皇向所有教派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所有援助拜占庭的人都将受到永久的谴责。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为了取悦罗马教廷的盟友，与任何神学和教义均无关。

精神信仰和物质追求融合的绝佳例证是在1144年埃德萨失陷——东征过程中的另一次巨大失利——之后。当时整个欧洲都被号召增兵参战，组织第二次东征。呼声最高的人当属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他是个口才不错的壮汉，而且非常现实，懂得宽恕原罪和殉难救赎等说辞未必能劝服人们出征东方。“我请所有的商人，那些想尽快获利的商人们听着，”他在一封广为流传的公开信中写道，“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至12世纪中期，意大利城邦已成功抢占了东方世界一切有利可图的地域。凭借着在君士坦丁堡等拜占庭帝国海岸城市以及巴勒斯坦的特权，威尼斯的垫脚石已经直抵地中海东岸，并很快穿越黎凡特通向埃及。这让一些人感到嫉妒，中世纪热那亚著名历史学家卡法罗（Caffaro）在12世纪50年代悲伤地写道，整个过程中，热那亚都“在冷漠中沉睡、忍受”，像“海上一条没有导航者的破船”。当然，这样的描述略显夸张，作者借以抒发对热那亚统治家族的些许不满。事实上，热那亚在此时期同样繁荣增长。除了不时地维护他们在十字军领土上的地位，热那亚人还与西地中海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161年，他们与摩洛哥的阿尔穆哈德（Almohad）哈里发达成休战协议，从而得以进入摩洛哥市场并在遭受攻击时得到保护。到了12世纪80年代，来自北非的贸易额占到热那亚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沿海地区遍布着仓库和旅店等基础设施，足以让商人们毫无顾虑地做生意。

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崛起还刺激了周边城市的发展，正如基辅在俄罗斯带来的影响一样。那不勒斯、佩鲁贾（Perugia）、帕多瓦（Padua）和维罗纳（Verona）等城市迅速成长：这些城区扩展太快，连城墙都必须不断地重建，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尽管在缺乏相关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推算当时的城市人口，但毫无疑问，12世纪的意大利已经迈入了城市化的进程：市场繁荣，收入增加，中产阶层开始涌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这种繁荣其实是根植于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良好关系。无论是在圣城还是其他地区，都是如此。尽管在1099年夺取耶路撒冷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有摩擦争斗出现，但直到12世纪70年代末，冲突才真正全面升级。从整体上讲，这段时期的十字军学会了如何与自己治下及附近地区的穆斯林相处。耶路撒冷国王也经常发出警告，不许对过路的商队发动进攻，也不许攻击任何可能对当地十字军统治者心怀敌意，或者可能向巴格达或开罗请求支援的周边城市。

这种做法让新近抵达圣城的人很难理解，并认为这可能会引发许多问题。然而新来者可能很难相信，与这些“异教徒”进行贸易交往是日常行为，而且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事实上许多事情并不如他们在欧洲想象的那样黑白分明。没过多久，歧视心理开始淡化。已经在东方待过一段时间的西方人“比那些新来者强多了”，一位阿拉伯作者有感于新来者的残酷行为和粗俗举止，特别是他们对待非基督徒的态度，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穆斯林中也有人持相同的看法。12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份声明（fatwa）告诫穆斯林既不要到西方旅行，也不要和基督徒做生意：“如果我们到他们的国家旅行，商品就会涨价。他们从我们手里抢钱，然后用来攻打穆斯林并侵占我们的土地。”

不过从整体上说，两方的矛盾还算在理性范围内，能够顾全大局。在西欧，人们对伊斯兰世界充满了好奇。在第一次十字军出征之后没多久，不少人就开始对穆斯林突厥人产生了好感。“如果突厥人坚定基督教信仰并建立基督教王国，你恐怕再找不到其他更强壮、更勇敢和更能打仗的士兵了。”一位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同时可能也是在暗示塞尔柱人在转信伊斯兰教之前的宗教背景。

同样，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造诣和智慧成就也很快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其中就有巴思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正是他翻阅了安条克和大马士革图书馆的资料，才将数字运算表格带回了欧洲，奠定了基督教世界数学研究的基础。这次东方之旅还使他大开眼界，回到英格兰后，他发现“王子粗俗不堪，主教贪杯好饮，法官收取贿赂，主顾不可信赖，顾客趋炎附势，承诺全是谎言，朋友相互嫉妒，几乎所有人都野心勃勃”。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东方世界的发展非常成熟，相形之下，基督教世界则显得十分局限。阿德拉德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比如12世纪后半叶从英格兰到巴黎求学的莫里丹尼尔（Daniel of Morley）：那里尽是些装模作样、欺世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雕塑一样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假装自己无所不知”。丹尼尔意识到他从这些人身上什么也学不到，于是辗转来到穆斯林的托莱多城（Toledo），“以便尽快聆听世上最聪明的哲人的教诲”。

西方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东方思想。克吕尼隐修院（Cluny，中世纪法国极具影响力的神学中心）的院长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就曾组织翻译《可兰经》，以便让自己和其他基督教学者更好地理解经文——当然，其目的仍是继续强化人们将伊斯兰教视作异端、粗鄙和危险的固有观念。西欧人不仅仅向伊斯兰世界寻求启发，君士坦丁堡刊行的许多论著同样被译成了拉丁文。比如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aean Ethics）的注解，就是由阿列克修斯一世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主持译介的。这些注解后来引起了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关注，并将其中的思想汇入基督教哲学的主流。

同样，12世纪的社会经济繁荣靠的也不只是欧洲和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也是基督教地中海商业活动的主力军。从这一时期留存的资料判断，威尼斯与拜占庭的贸易占到其国际贸易总额的一半。

尽管拜占庭的玻璃、金属制品、食油、葡萄酒和食盐一直在向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市场出口，但来自更遥远地域的商品，价格更贵、需求更大、利润更高。西欧的存货清单、贸易账本和教会财政记录清楚地表明，人们对产于地中海东部、中亚或中国的丝绸、棉花、亚麻和织品的需求巨大。

黎凡特的城市在新兴市场下开始资本化：安条克已被建立成一个贸易中心，原材料可以由此运往西方；它同时也是一个生产中心，来自这个城市的纺织品，如“安条克布”，十分畅销，以至于英格兰亨利三世国王在每个行宫都设了一个“安条克屋”，包括伦敦塔、克拉伦敦（Clarendon）、温彻斯特宫和威斯敏斯特。

调味品同样从东方向欧洲大量流动。这些香料主要抵达三个集散中心：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港。然后从那里运往意大利诸城邦，运往德国、法国、佛兰德和不列颠。因为在这些地方，域外产品的利润十分丰厚。某种程度上讲，他们购买东方奢侈品的欲望与草原牧民渴望中国宫廷丝绸的欲望非常相似：如同在今天一样，在中世纪，富人要靠这些展示自己的身份，要显得和别人不一样。尽管从事昂贵商品贸易的商人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使发家致富成为可能，从而激发了社会活力和不断发展的动力。

耶路撒冷在扮演着基督教圣城角色的同时还有另一个角色，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尽管比不上作为贸易中心的阿卡城）。12世纪后半叶的王国税务清单展现了当时那里能购买到的所有商品，同样也可以看出结构复杂的政府机关是如何密切地关注市场，以确保不漏掉任何贸易收入：胡椒、桂皮、明矾、清漆、肉豆蔻、亚麻、丁香、沉香木、蔗糖、咸鱼、熏香、小豆蔻、氨水、象牙等物品的销售都需缴税。绝大多数物品都并非产自圣地，而是通过穆斯林控制的商业路线运达于此——其中自然包括埃及的诸港口，从这一时期的一份阿拉伯税收协议看，从埃及港口运出的各种香料、纺织品和奢侈品，数额巨大。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东征不仅刺激了西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且还喂饱了那些看准新市场赚钱机遇的穆斯林商人。在这些最精明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在12世纪大发其财的波斯湾尸罗夫城的哈密斯（Rāmisht）。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市场需求，引进并转卖中国和印度的商品。他的某个航运代理商每年要运载超过50万第纳尔的货物。与他的财富同样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慷慨施舍。他捐资将麦加卡巴神殿的银制喷泉换成了金制，并亲自出钱更换了神殿中受损的窗帘（由“价值连城”的中国布料制成）。由于这些善举，麦加在他死后为他举办了罕见的高规格葬礼，他的墓碑上写着：“船王阿布·哈密斯在此安息。愿真主赐福于他，并赐福于所有崇敬他的人。”

雄厚的财富积累引发了强烈的对抗竞争，翻开了中世纪的新篇章，即不惜代价地追求东地中海地区所蕴藏的巨额财富。到了12世纪60年代，意大利诸城邦之间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都会出现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斗殴。拜占庭皇帝试图出面干预，但街头暴力冲突早已司空见惯。这可能缘于商业竞争的加剧，从而导致货物价格的下降。他们必须保护自己的贸易据点，哪怕是采取武力手段。

各城邦之间的争战严重影响了都城居民的利益，不仅因为他们给城市财产造成损害，还因为西方势力的不断渗透。1171年，面对百姓的失望情绪，拜占庭皇帝采取行动关押了数千名威尼斯人，并且无视赔偿要求，更不用说为他的单方面突然行动表示道歉。威尼斯总督维塔雷·米希尔（Vitale Michiel）亲自来到君士坦丁堡处理争端，人们本指望听到一些好消息，结果总督也无能为力，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人们失望的情绪转为愤怒，最终演化为暴力。为了躲避他自己的臣民，总督试图逃往圣撒卡利亚（San Zaccaria）修道院，但未能成功，最后被一伙人抓住并私下处死。

现在，拜占庭帝国已不再是威尼斯的盟友和赞助者，而是成了对手和竞争者。1182年，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向当地的意大利人发动袭击。很多人被杀，其中包括拉丁教会的代表，他的头颅被街上一只奔跑的狗拖着。这只是欧洲两派基督徒之间仇视对立的开始。1185年，拜占庭帝国最重要城市之一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被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一支西欧军队攻陷。西方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将一支鱼叉投入东地中海，现在这支鱼叉开始展现它捕捉猎物的威力了。

不过对某些人来说，冲突就是机遇。在埃及有一位叫作萨拉丁·阿尤比（·alā· al-Dīn al-Ayyubī）的将军，已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人们都称他萨拉丁（Saladin）。他人缘极佳、头脑灵活、颇具魅力，并且早已意识到君士坦丁堡的冲突对他有利。他迅速采取行动，邀请耶路撒冷的希腊族长访问大马士革，对他慷慨之至，表明自己才是拜占庭帝国的盟友，而并非那些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徒。

12世纪80年代末，拜占庭皇帝艾萨克二世（Isaac II）满怀**地写下如下话语，“我愿与（我的）兄弟、埃及苏丹萨拉丁”分享重要军事情报。他还警告说，任何有关帝国企图的流言都是无稽之谈，我请求萨拉丁派遣援兵抵抗西方人。君士坦丁堡的反西方情绪已经酝酿了几十年。12世纪中期的一位作家说过，西欧人并不可靠，他们性情贪婪，为了钱甚至可以出卖家人。皇帝的女儿写道：尽管许多所谓的朝圣者都自诩虔诚无比，但其实他们心中满是贪欲，他们一直在想着如何夺取圣城，毁坏帝国的声誉，毁坏同族基督徒的声誉。这些说法广为流传，并铭刻在12世纪末拜占庭人的记忆当中，尤其是在1204年以后。

耶路撒冷的百姓也认同这种说法，因为那里的十字军骑士残暴异常、不负责任，似乎完全不在乎死后会进地狱。12世纪末常常出现的情景是，十字军首领们一次次做出愚蠢的决定，一次次愚蠢地相互征战，完全不顾眼前的危机和明显的警示。

但当时的情况让一位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非常困惑。伊本·朱巴伊尔（Ibn Jubayr）写道，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若说到政治和战争，双方“势不两立”，但若说到贸易，双方的旅行者则都“来去自由，未受任何阻挠”。不管商人走到哪里，都会得到安全保障，无论他们的信仰如何，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作者还说，这才是良好贸易关系应有的结果，税务协定确保了贸易合作的正常进行，也确保违反协定者受到严厉的惩罚。不遵守贸易协定或越过底线的拉丁人，哪怕是“仅仅越过一臂的距离”，都将被他们的基督教同族处以极刑，因为他们不想得罪穆斯林商人，也不想损害多年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伊本·朱巴伊尔对此深表赞同：这是“（西方人）建立的最好的、最具特色的传统之一”。

然而，耶路撒冷的宫廷内讧致使王国内部出现了多个互相敌对的割据势力，众多野心勃勃的、不择手段的人物开始涌现，并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造成巨大损害。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当属沙蒂永的雷纳德（Reynald of Chatillon），他一个人的鲁莽行为几乎毁掉了整个耶路撒冷王国。

雷纳德是圣城的一名老兵，他逐渐意识到，随着萨拉丁在埃及的实力不断增强，他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在萨拉丁开始控制叙利亚大片地区之后（这意味着能够对基督教王国形成包围）。面对威胁，雷纳德鲁莽地决定进攻红海的亚喀巴湾港口，结果不但没取得成功，反而还激发了阿拉伯人歇斯底里的斗志，他们嘶声呐喊：“麦地那和麦加危在旦夕，天启和末日即将来临！”

不仅如此，这样的冲动行为还可能提升萨拉丁的地位和声望，从而对十字军国家构成更大的威胁。对所有东方的基督徒来说，雷纳德是“最背信弃义、最不讲道德的人，也是最危险、最邪恶的人……他违背誓言，甚至背叛他自己”。萨拉丁将发誓“会亲手杀了他”，同时代的一位穆斯林作家这样写道。

他很快就找到了机会。1187年7月，耶路撒冷王国的十字军骑士在哈丁角（Horns of Hattin）的激烈战役中被萨拉丁击败，几乎所有西方士兵都战死或被活捉。军中的神职人员也成了战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他们是最不愿与非基督教社会妥协的激进者，结果都被立即处死。萨拉丁亲自追捕雷纳德，并砍下了他的头颅。虽然雷纳德是不是这次十字军会战的主谋仍存在争议，但他毫无疑问地成了拉丁人败给穆斯林的替罪羊。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耶路撒冷便向穆斯林投诚了——在穆斯林承诺会饶恕城中的百姓后，城门立刻打开。

圣城的沦陷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耻辱，也给欧洲与东方世界的联系造成了重创。罗马教皇简直无法接受战败的消息，乌尔班三世在听到这个噩耗后当场气死。他的继任者格雷戈里八世（GregoryⅧ）不得不认真反省，他虔诚地宣告，圣城陷落了，不仅应归咎于“该城居民的原罪，还包括我们自身和整个基督教徒群体的原罪”。他警告说，穆斯林的实力在增长，若不引起警惕，他们还会继续强大。他呼吁国王、公爵、男爵和所有相互争斗的城邦摒弃前嫌，共同面对眼前的危机。这等于是坦白地承认了所谓为了信仰和虔诚的骑士精神，如今都和个人利益、地方对手和相互争执相关。教皇说，耶路撒冷的陷落是由于基督徒没能坚持自己的信仰，让原罪和邪恶占据了上风造成的。

这些煽动性的措辞很快便取得成效，西方世界三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都开始备战报复性的远征行动。英格兰的理查一世、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都发誓夺回圣城，而且必须在中东重新确立基督教的地位。不过，1189年至1192年的远征行动仍是一场惨败。腓特烈在跨越小亚细亚时落入河中溺水身亡，那儿离原定的主战场只有几英里之遥。军队指挥层还在战略目标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导致整个军队几乎停滞不前。这主要是由于“狮心王”理查力主将攻击目标从耶路撒冷转移至财富更为丰厚的埃及。最终这一行动既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也没给耶路撒冷带来更多的压力。事实上，在将领们返回家园的路上，他们又出人意料地将注意力放在了黎凡特的贸易中心阿卡——一个从圣经或宗教上讲都不具任何价值的地方。

不到十年，欧洲再次试图进攻圣地。这次威尼斯人将成为主力，负责将大批士兵船运到东方。起初威尼斯总督并不愿意协助，直至参战方承诺运输大批士兵的绝大部分造船费用将由各方分摊后才同意。威尼斯还要求参与制订战役主攻方向的决策，确保有权将战船驶向埃及港口，而不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任何地方。据某个参与决策的高层军官记载，这一决定“是高级机密；对外界，我们只说是海外航行”。

这样的远征计划还与天堂的景象相吻合，即参与者将不仅得到精神上的拯救，还能获取物质上的奖励。埃及拥有着神话一般的财富。埃及人“沉浸在奢侈的生活之中”，该时期的一位作家感叹道，他们因“海岸城市和内陆城市的关税”而富得流油，这种关税为埃及赢得了“每年大量的收入”。

威尼斯人非常明白东方通道上的危机和动乱对他们的意义。看到萨拉丁获胜后赢得的财富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动**后，威尼斯人急不可待地想前往亚历山大港等尼罗河港口做生意。这些港口原先一直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13世纪之前，威尼斯和埃及的贸易仅占其总贸易额的10%。威尼斯曾一度落后于它的意大利对手比萨和热那亚，当时后两者靠的就是在与红海地区（而非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等陆路地区）的贸易关系和贸易总量上所占具的优势。摆在威尼斯人面前的是长远利益，远胜于组建一支渡海舰队所冒的风险。

不过，组建一支舰队将意味着在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里，威尼斯人必须停下手头上的其他一切工作。结果，热情参与行动的人数远不如预期，这让威尼斯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突发危机，十字军只能草草做出应对决策。1202年，舰队抵达大马士革海岸的扎拉港——威尼斯和匈牙利一直在激烈争夺的中心城市。进攻方的优势已十分明显，不明真相的市民在城墙上升起了画有十字架的旗帜，他们猜想这场战斗一定是出于误会，不相信一支基督教军队会对一座基督教城市不宣而战，而且还违反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的紧急命令。但最终城市还是被攻破了，威尼斯人从骑士们身上索取着不该讨回的旧账。[25]

就当十字军在纠结这样做是否正确，并争论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时，一个黄金般的机遇自动送上了门。拜占庭的一个皇位觊觎者说，如果十字军帮助他在君士坦丁堡夺取皇帝的宝座，他将拿出重金作为回报。原本朝着埃及进发但始终以为自己是在向耶路撒冷进军的东征部队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拜占庭的都城下，而且还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城内各势力之间的谈判迟迟没有结果，十字军内部也在讨论究竟该如何夺取城市，特别是讨论如何瓜分这座城市和帝国的其他地区。

威尼斯早已学会如何保护它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的利益，如今又因直接控制扎拉而变得更加强势。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一遇的机会，只要成功，他们不仅能获取大量财富，还能确保今后前往东方的路上畅通无阻。1204年3月末，十字军开始包围“新罗马城”，并于4月的第二个星期发动全面进攻。本该用来进攻穆斯林城市的长梯、重锤和石弩，现在却被用作攻击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城市；原本计划用以封锁埃及和黎凡特港口的舰船，如今却被用作封锁拥有圣索非亚大教堂的金角湾（Golden Horn）。大战前夕，主教们让士兵放心，说“战争是正义的，他们攻打（拜占庭）并没有错”。说到有关教义的争论以及其他实质性问题的时候，教士们更认为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也该打，因为这些人叫嚣“罗马的法律一钱不值，狗才相信”。他们告诉十字军将士，拜占庭人比犹太人更坏，“他们是上帝的敌人”。

城墙很快被攻破，西方人搜刮了一切，城内一片狼藉。在愤怒的反抗和恶毒的叫骂声中，十字军无情地掠夺、亵渎这座城市的所有教堂：他们洗劫了圣索非亚大教堂，偷走了装有圣者遗物的宝石容器，挥舞着曾刺伤耶稣的长枪恣意取笑；圣餐上所用的银器和贵金属物品都被劫走；马匹和骡子被牵入教堂驮运赃物，一些战利品滑落到大理石地板上，与“血泊和污水”融在一起。更为过分的是，一个**的妓女坐在主教的座位上，哼唱着****的曲调。据一位拜占庭目击者说，十字军简直成了反基督教的先驱。

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上面的描述绝非夸张。某个西方修道士甚至闯入12世纪皇家修建的潘托克拉托教堂（Pantokrator，意为“全能基督”）。“把你们这儿最珍贵的遗物拿出来，”他命令一个教士，“否则马上杀了你！”他发现一个装满教堂珍宝的箱子，恨不得“双手去抓”。后来别人问他战事期间人在哪里、是否也抢过东西，他笑着点点头，只说：“我们的收获还不错。”

所以当看到一个拜占庭人离开城市时曾泪流满面地趴在地上责骂城墙的时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城墙竟然无动于衷，没有眼泪，也没有被夷为平地；它们依旧巍然挺立”。然而或许应该是城墙在嘲笑他：你们怎么没能保护这城市？这城市的灵魂就这样在1204年惨遭**。

君士坦丁堡的物质财富被西欧各教堂、修道院和私人收藏者瓜分。曾经矗立在赛马场（Hippodrome）上的骏马雕像被装载上船，运回了威尼斯，改放在圣马可大教堂的门口。无数的宗教遗物和珍贵物品同样被运回威尼斯，至今仍保存完好，供游客观赏——作为基督教的精美艺术品，而不是战争中掠夺的赃物。

这还没完。年老失明的总督恩里科·丹多罗（Enrico Dandolo）之前亲自从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参与攻城行动，结果在第二年去世。人们认为他应该被葬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于是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葬在大教堂的人。这是欧洲崛起最强有力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向往东方并渴望在那里成名立业、实现野心——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基督教王国的陷落表明，没有什么能阻止欧洲人追求自己的欲望，没什么能阻止他们直取世界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尽管他们看上去像人，但行为却像野兽——某著名希腊传教士悲伤地写道。他还说，拜占庭人遭受着残酷虐待，处女被强奸，百姓被杀害。城市本身也被洗劫一空，某当代学者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的几年称为“迷失的一代”，因为当时的拜占庭皇家机构不得不前往小亚细亚的尼西亚重组。

与此同时，西方人却正在考虑着如何瓜分帝国。在仔细翻阅了君士坦丁堡的税收账簿后，大家签订了一份名为《罗马帝国土地分割条例》（Partitio terrarum imperii Romaniae）的文件，规定了谁应该得到什么。这并非一个临时制订的方案，而是一种蓄谋已久的瓜分计划。从一开始，像博希蒙德这样的人就已经说过，号称保卫基督教王国、以主的名义拯救十字架下所有信众的十字军，可能会被目的不纯的人所利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充分显示了欧洲人真正的欲望所在：与东方建立联系并逐步占据那里。

随着拜占庭帝国的陷落，以意大利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城邦为首的欧洲人迅速夺取了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或经济价值的地区、城镇和岛屿。克里特岛和科孚岛海域的舰队频频发生冲突，双方都意在控制最佳的贸易据点和贸易路线。陆地上的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在争夺土地肥沃、有着“君士坦丁堡的面包篮子”之誉的色雷斯时，同样也打得不可开交。

十字军又迅速将注意力转向了埃及。1218年，埃及再次成为另一场大规模远征的主要目标，行动计划穿越尼罗河三角洲，最后进入耶路撒冷。随军出征的阿西昔的弗朗西斯（Francis of Assisi）希望能劝说埃及苏丹卡米尔（al-Kāmil）放弃伊斯兰教而成为基督徒。尽管弗朗西斯获得了当面与苏丹交谈的机会，但伶牙俐齿的他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十字军在1219年夺取达米埃塔（Damietta）之后继续向开罗进发，结果他们的退路被未改教的苏丹卡米尔截断，远征行动只好以一场羞辱的惨败告终。

当大败之后的十字军首领们正在为如何接受停战条款以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争论不休时，他们收到了一个宛如奇迹的消息：一支大部队正从亚洲内陆向这里进发，帮助西方骑士攻打埃及。他们势如破竹，前来为十字军解围。

援军的身份很快就非常清楚了：他们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部队。传说祭司王约翰是一个疆域辽阔、繁华富庶的王国的统治者，他的臣民包括亚马逊人[26]、婆罗门人、以色列遗失的支派以及其他一些神话和半神话中提到的族群。祭司王约翰所统治的不仅是一个基督教王国，而且是一个世界上最接近天堂的王国。滥觞于12世纪的一些文字作品对约翰王国的辉煌和荣耀都毫不怀疑：“我，祭司王约翰，是王者之王。我的财富、品德和权力超越世上所有的国王……在我们这儿，牛奶和蜂蜜满地流淌，毒物不会造成伤害，青蛙不会乱声聒噪，草地上没有蝎子和毒蛇爬行。”王国满是翡翠、钻石、紫晶等各种宝石，还有包治百病的胡椒和仙丹。因此，有关祭司王约翰抵达的传言足以影响十字军在埃及的决策：他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稳操胜券。

这将是欧洲人在亚洲学到的第一堂课。十字军完全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即12世纪40年代塞尔柱苏丹桑贾尔（A·mad Sanjar）在中亚被打败的相关传说。这一事件使人们产生了过于乐观的幻想。当大军挺近的消息传遍高加索地区之时，所有谣传都迅速变成了事实：据说“巫师”（magi）们带着十字架以及可瞬间变成教堂的行军帐篷向西挺进。基督教王国的解放似乎已指日可待。一位著名教士将这个消息进一步演绎，他在达米埃塔布道时宣称：“两印度的国王大卫正在火速赶来解救众基督徒。他带着勇猛的将士，像野兽一样吞噬那些该遭天谴的阿拉伯人。”

没过多久人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胡说。从东方传来的铁蹄声既不是祭司王约翰的部队，也不是他的儿子“大卫王”或前来解救同教兄弟的基督教大军，而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隆隆雷声。十字军所面临的，也是欧洲所面临的，并不是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反而似乎是一条地狱之路。驰骋在这条路上的，是蒙古人。